朱方是春秋后期江淮流域的重要城邑。公元前545年，齐国的庆封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而奔吴，吴王“予之朱方”（《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把朱方这块地方作为庆封的采邑。过了7年，到公元前538年，楚率诸侯联军伐吴，“使屈申围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左传。昭公四年》）。可见那里又是楚吴相争的重要战场，一度为楚所攻克而占领。朱方还是吴国较早推行县制的地区。《史记。吴世家》云庆封奔吴后，“吴予庆封朱方之县，以为奉邑”。显然，在庆封奔吴以前，吴国早就在那里设县。朱方这样一个吴国的县城、齐庆封奔吴后所得的采邑和吴楚激烈争战的场所，其地望究竟在何处呢？
西晋杜预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由于不明该地之所在，仅注曰：“朱方，吴邑。”至南朝刘宋裴骃作《史记。吴世家。集解》时，始引《吴地记》曰：“朱方，秦改曰丹徒。”唐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会稽郡丹徒”又曰：“即《春秋》云‘朱方’也。”此后，直到清江永的《春秋地理考实》、沈钦韩的《春秋左氏传地名补注》，历来沿用其说。即认为朱方就是秦汉以后的丹徒，其地在今江苏镇江市丹徒镇南。然而，只要稍加辨别就会发现，此说是悖于常理的。
首先，春秋时期各国对于别国来奔的亡臣，一般都安置在边境地区，以作为抵御邻国的屏障。如楚申公巫臣奔晋，“晋人使为邢大夫”（《左传。成公二年》）。“邢”即邢丘，在今河南温县东，为晋国南部边境。又如吴二公子掩余、烛庸奔楚后，楚人“使居养”（今安徽省界首县附近），在楚东北边境，其目的“将以害吴也”（《左传。昭公三十年》）。而丹徒附近是吴国的心腹之地，这里曾出土过许多西周和春秋早期的吴国青铜器。考古发
掘证明，吴国的发祥地和早期都城就在这一带。春秋后期吴都虽然向东南迁至今苏州市，但这里仍是吴国的重要政治、文化中心。近年发现吴王余眜（夷末）之墓葬于此地，就证明了这一点。吴国怎么会把这样一座故都和重要城邑，封给一个在齐国失败逃奔而来的“亡臣”呢？
其次，据《左传。昭公四年》载，楚国这次军事行动的顺序是，先“合诸侯于申”（今河南南陽市北），再率诸侯联军“围朱方”，克朱方后“遂以诸侯灭赖”（今湖北随县东北）。按照这条军事路线，朱方离申和赖的距离当不会很远，且道路便捷。若朱方在今江苏镇江市丹徒镇南，则楚率诸侯联军需东西往返数千里，且要渡江作战，未免过于劳累，楚人怎么会如此蛮干？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已察觉到此行军路线不合情理，乃曲为之说：“克朱方与灭赖盖以两支军同时进行。”但这样的解释，只会使人更加疑惑：众多的诸侯联军如何把它们分为“两支”？且《左传》明记，克朱方和灭赖两役，楚灵王都在现场指挥，哪里有分为“两支”之事？显然，这次征伐路线之所以会周折过大，令人难以置信，其原因只有一个：朱方的地望有误。
再次，楚率诸侯联军“伐吴”，从“秋七月”开始“围朱方”，到“八月甲申克之”，在这期间吴军竟没有抗击的行动。如果朱方在江南丹徒，是吴国的故都和重镇，离吴都已经甚近，吴国岂能安之若素！只是在过了3个月之后，吴国才作出反应。《左传》此年又记曰：“冬，吴伐楚，入棘、栎、麻，以报朱方之役。”棘、栎、麻，都在今淮河以北，河南与安徽的交界处。
十分明显，此时吴楚交战大致在今安徽省的淮河流域进行拉锯，楚军“围朱方”并没有到达吴国的心脏地区。
由上述3条分析来看，历来注家把春秋时的朱方释为即秦汉以后的丹徒，疑点很多，难于成立。
关于朱方的地望，还有另一种说法。《榖梁传。昭公四年》云：“庆封封乎吴钟离。其不言伐钟离，何也？不与吴封也。”这里明言，庆封在吴国所得的采邑和楚率诸侯联军所伐之地都在钟离。钟离在今安徽凤陽县东北，处于吴国的西北边境。如果钟离就是朱方，则上述三大疑点固然可以涣然冰释，但钟离是春秋后期诸侯国相会的要地。《春秋。成公十五年》记晋、齐、鲁、宋、卫、郑等诸侯大夫“会吴于钟离”。《左传。襄公十年》又载，晋、宋、卫、曹等诸侯国君“会吴”之前，“齐高厚相大子光，以先会诸侯于钟离”。且钟离为一小柄，据《世本》载：“钟离，与秦同祖，赢姓也。”《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记：吴人乘楚不备，“灭巢及钟离”。然则钟离到公元前518年，方被吴所灭。吴国把这样一个诸侯国相会的要地和赢姓的小柄，封给庆封作采邑，也难以使人确信。那么，朱方究竟是在今江苏镇江市丹徒镇南，还是在今安徽凤陽县东北，或者还在其他什么地方？朱方与丹徒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春秋时的朱方是否至秦时改名为丹徒？朱方与钟离又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一说朱方，一又说钟离，二名是否指一地？弄清上述问题，对于了解春秋后期诸大国的斗争形势以及许多有关的历史事实、战争路线，都是十分重要的。
（杨善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