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是晋代著名的书法家。字逸少，琅琊临沂人。早年从卫夫人学书，后博览前代名家法书，遂改变初学，采择众长，备精诸体。他的草书浓纤折衷，正楷势巧形密，行书遒媚劲健，千变万化，纯出自然，对我国书法史上有继往开来之功，因有“书圣”之称，其书为世所重，著有《兰亭序》、《乐毅论》、《十七帖》、《丧乱》、《奉桔》、《孔侍中》、《行穰》、《快雪时晴》等脍炙人口的书帖。
王羲之是为书圣，世人无疑。但有关王羲之是否有过北游许洛却引起了后人的争议。
唐代张彦远曾在《法书要录》中收录了如下这段文字：羲之少学卫夫人，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二体书；
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遂成书尔。（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这段以第一人称口吻写下的文字，历来为后人所珍视，被看作是王羲之学书经历的自叙。此后大凡论到王羲之，多引用这段自叙，近些年来的书法论著亦然。例如《中国书法简论》在“二王”一节中全文引用，以说明王羲之拓展艺术视野、转益多师的学书经历；《中国书法简史》“魏晋书法”一节中，作者将这段自叙作为无可置疑的史料予以引据；新近出版的《中国书法大辞典》“王羲之”条将这段自叙所记诸事化作王羲之的生平写人辞条。
此外，时常见到许多有关论文引用这段自叙。众口铄金，似乎王羲之一生中的确有过“渡江北游名山”、“之许下”、“之洛下”的经历。沈尹默先生于1963年9月写的《二王书法管窥》一文中引用这段自叙时曾写道：“这一段文字，不能肯定是右军亲笔写出来的，但流传已久，亦不能说它无所根据。”虽有上述说法，但持反对意见者也为之不少。1963年9月启功先生在《古代字体论稿》一书中指出：“所谓卫夫人《笔阵图》及王羲之《题笔阵图后》……俱出伪托，亦不足据。“
刘涛先生在《中国书法》杂志1987年第4期中发表了《王羲之北游许洛质疑》一文，认为王羲之这段自叙，结合有关史籍来考察，疑点甚多。此说仅见于这段自叙，北游的具体年代，自叙中不知何故未予具明，只能从行文中了解到，王羲之北游许洛是其从卫夫人学书以后的事情，而其何时开始从卫夫人学书已无由稽考。但是既自称“渡江北游”，那王羲之何时渡江南来，诸史皆无明文记载，而从其伯王导至江东的时间却有确凿的证据。《晋书。元帝纪》载：“永嘉初，用王导计，始镇建邺，以顾荣为军司马，贺循为参佐，王敦、王导、周顗、刁协并为腹心股肱，宾礼名贤，存问风俗，江东归心焉。”
结合《晋书。王羲之传》所记“父旷，淮南太守。元帝之过江也，旷首创其议。”其播迁江左，当在“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的永嘉五年或稍前，约公元311年左右。北游的地点，自叙道及“名山”、“许下”、“洛下”，所谓“名山”，似难稽考，而“许下”、“洛下”两地，乃许昌和洛陽。许昌是当时江南进入洛陽的要津，洛陽是东汉、曹魏、西晋诸王朝的都城，著名书法家如曹喜、杜操、蔡邕、张芝、梁鹄、师宜官、钟繇、胡昭等皆荟萃于斯，留下的碑渴、官观榜题、尺牍之多，自不待言，许洛两地可谓“文士云蒸、书家鳞萃，”按自叙书称，王羲之此游的目的，意在探访前贤留下的书法胜迹，而且对于其书法生涯有着关键性的意义，悟得卫夫人不足学，“遂改本师”。然而众所周知，西晋末年正值“八王之乱”和继起的匈奴贵族刘渊父子在中原攻城略地，使中原萧条，河洛丘墟，人口锐减。西京都城洛陽，破坏尤为严重，许昌则为石勒所据。而王羲之能否于这段动乱的岁月中北游许洛呢？却似不可能。
王羲之北游许洛的目的既在探访前贤书法胜迹，而当时洛陽常常出现数军对垒，毁于一旦且为前赵军队驻屯之所又征战不已的洛陽，前贤书迹何处觅得？而且南北交通阻隔，正常的农业生产或商业活动无法进行，王羲之北游又何处就食，住宿？就客观历史背景而论，当时根本不具备渡江北游的基本条件。再从王羲之方面来考察，值此渡江北游许洛也有悖常理。东晋时，过江南来的世家大族弟子仍未改西晋时“先白望而后实事”的积习，以“养望者为弘雅，政事者为俗人。”王羲之受“行事遵周孔之名教，言论演老庄之自然”家风的影响非浅，而举家渡江南来，正是为了避祸趋安，又何为旋而劳形伤神，甘冒杀身之险去作颠沛的许洛之游，负有鞠育之责的母兄岂会轻许羲之值此丧乱之际去作蹈险之游。
综上所述，典籍史书中曾提及王羲之北游许洛探访前贤书法胜迹之事，而后者却认为王羲之一生中并不存在游历许洛的经历，为后世好事者伪托，以至今仍成为颇有争议的历史之谜，而揭谜之日还有待时日。
（傅丰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