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开元寺内有两座南宋时建造的石塔，东边的叫镇国塔，西边的叫仁寿塔。在西塔的第四层上有一方猴头人身的浮雕，它头戴金箍，身穿直裰，足登罗汉鞋，项挂大佛珠，手执鬼头刀，腰悬孔雀王咒和药葫芦，在它的右上方还刻着“猴行者”三字，这是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猴行者所作的一种造像，泉州人习惯地把它叫作孙悟空。由于《西游记》的故事在我国家喻户晓，所以长期来也没有人对这方浮雕给予特别的注意。但是，没想到日本北海道大学教授中野美代子却对它十分重视。中野教授对中国文学深有研究，1980年她的研究专著《孙悟空的诞生》在日本出版。其中一章选引了60年前德国人艾克《刺桐双塔》里猴行者的照片和资料。1983年7月，中野教授应厦门大学邀情，举行学术报告，题为《〈西游记〉和福建——孙悟空生在福建》，引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中野教授提出孙悟空生在福建的观点，最重要的依据就是泉州西塔上有猴行者的浮雕。同时她又援引了：一、唐人笔记小说《补江总白猿传》里梁欧陽纥平南至福建长乐，他的妻子被白猿精攫去的故事。二、明人洪梗《陈巡检梅岭失妻记》里广东南雄沙角镇巡检陈辛之妻，在福建附近的梅岭，也被一只猢狲精攫去的故事。三、南宋福建莆田人刘克庄《释老六言十首》中有“取经烦猴行者”诗句。四、南宋鄱陽人张世南《游宦纪闻》记福建永福人张圣者有“苦海波中猴行者”偈句。此外，中野教授还强调，孙悟空那种一个斤斗能翻出十万八千里的广大神通，是受印度史诗《罗摩衍那》里神猴哈奴曼的影响，因为哈奴曼能从印度一跃而至楞伽（今斯里兰卡）岛。中野教授的根据也是泉州遗存的宋元时期印度教寺庙的建筑构件，其中一块就雕刻着长尾巴的猴子——哈奴曼。
关于孙悟空这个形象受哈奴曼影响之说，早在1923年胡适在《西游记考证》里就持这种观点，他从钢和泰博士那里知道在印度最古老的纪事诗《拉摩传》里有一个哈奴曼，就认为“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外国货。但是查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直到近年季羡林教授翻译《罗摩衍那》的长时期内，还没有《罗摩衍那》的汉文译本，那么明人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受哈奴曼的影响又从何说起？中野教授推测，宋元时期印度教从海上丝绸之路传来泉州，自然也会传来神猴哈奴曼的故事。但她又说，关于这个问题她还没有确实的证据。
由此我们想起鲁迅就唐人李汤《古岳渎经》中无支祁与孙悟空之间关系的精辟见解。《古岳渎经》是记载大禹锁淮涡水神无支祁于龟山之下的故事。其中对无支祁作这样的描写：“禹理水，三至桐柏山……乃获淮涡水神，名无支祁，善应对言语，辨江淮之深浅，原隰之远近，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倏忽，闻视不可久……”从这个无支祁可以看到孙悟空的原型。恰恰《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是淮安人，多少受到这个故事的影响。所以鲁迅指出，“吴承恩演《西游记》，又移其神变奋迅之状于孙悟空，于是禹伏无支祁故事遂以堙没”。
可是从无支祁演变到孙悟空，中间还要有一个猴行者的过渡。至今能够见到最早的猴行者的故事，是南宋临安“中瓦子张家印”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话本。据此，孙悟空应该生在浙江，而泉州西塔上猴行者的浮雕和流传在福建的什么猿猴攫人妇女为妻的故事、诗句、偈语等等，就不能成为孙悟空生在福建的佐证了。不过这样说也不妥当。因为当南宋临安出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同时，在北方的金国也有《唐三藏》院本。谁先谁后，很难比较。问题还不到此为止，甚至处于北宋中期至南宋中期的西夏国，那里的安西榆林窟的三个石窟有《唐僧取经图》的壁画，至今保存完好。这三幅壁画都只画了唐僧、猴行者和驮经的白马，没有猪八戒和沙和尚，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的人物完全一样。现在还弄不清它们是从什么地方传过去的。就南方和北方各有猴行者的浮雕、壁画、诗文、话本、戏剧来看，还可以把问题追溯到宋以前。如北宋欧陽修曾在扬州寿宁寺见到过五代时绘制的《玄奘取经》壁画，是否就此能说孙悟空生在扬州呢？中野美代子教授提出孙悟空生在福建的一家之言，当会促进我们对《西游记》作更深入的研究，揭示“孙悟空到底生在哪里”之谜。
（王寒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