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小仲马《茶花女》这部凄切动人的爱情悲剧于19世纪末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为名在中国译出后，“不胫走万本”，“一时纸贵洛陽，风行海内”。林琴南以古雅的文笔，细腻地刻画了茶花女的心理活动、描绘了亚猛复杂的思想感情。人们赞叹小仲马惊人的构思，知道了西方也有如中国一样优美的文学。多少人赋诗撰文，为茶花女不幸的遭遇流下了同情的眼泪。人们把它比作“外国的《红楼梦》”。
但80多年过去了，《巴黎茶花女遗事》究竟译在何时，至今争论不休。寒光在《林琴南》中说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高梦且说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春觉斋著述记》），张静庐的《出版大事年表》把它排在1895年（《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杨荫深的《中国文学家列传》说此书“译于林纾新丧偶后，其时当在1897年。”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说：“事在光绪丙申（1896年）、丁酉（1897年）间”。张俊才的《林纾年谱简编》认为译于1897年夏。这已有了六种不同的时间。也许我们应以林琴南本人的说法为准，1900年《清议报》第六十九期所载林纾写的《译林叙》称此书译在1898年夏天。但1905年他在《拿破仑本记》序中又讲《茶花女》译书年代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这就给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林琴南是一位不懂外文的大翻译家。显然译本的选择权不全掌握在他手里。黄濬说启发他译《茶花女》的是福建人魏瀚，魏曾留学法国，时正主持马江船政局工程处，与林关系密切。一天他告诉林：“法国小说甚佳，欲使译之。”林讲：“须请我游石鼓山乃可。”石鼓山系闽江滨海的大山，来去极为不便。魏慨然应诺，“买舟导游，载王子仁先生并往，强使口授，而林笔译之。译成，林署冷红生，子仁署王晓斋”。（《花随人圣庵摭忆》）
王子仁毕业于马尾船政学堂，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学习法律。归国后，任天津洋务局翻译、湖北交涉使、汉陽兵工厂总办，他工诗能文。钱基博认为林纾当时“丧其妇，牢愁寡欢”，王子仁就对林说：“吾请与子译一书，事可以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绍一名著于中国，不胜于蹙额对坐耶？”遂与同译法国小仲马《茶花女遗事》行世。（《现代中国文学史》）似乎《茶花女》的译述，出于王子仁的提议。以上两说均以译述出于纯粹偶然的原因，林琴南并无任何思想准备。然根据《译林叙》所述，《茶花女》翻译的动机很明确：“大涧垂枯，而泉眼未涸，吾不敢不导之；燎原垂火，而星火就爝，吾不得不然之。”救国图存的思想跃然纸上。据高梦旦《书〈闽中新乐府〉后》讲，林纾当时“每议论中外事，慨叹不能自己”。在早年的《闽中新乐府》中，他愤念国仇，优悯时俗，倡导新政的思想溢于言表：“国仇国仇在何方？英德法俄偕东洋。”
他的友人陈熙绩在《歇洛克奇案开场》叙中讲，林纾“夙以译述泰西小说，寓其改良社会，激励人心之雅志。自《茶花女》出，人知男女用情之宜正。”可以推知林琴南当时有一种想通过某种方式来拯救祖国的愿望，而魏瀚或王子仁的倡议正与他的愿望相吻合，《茶花女》也许就在“买舟作鼓山方广游”“议论中外事”的“亘数日夜”中提出译述的，但魏、王二人究竟谁为倡议者，尚难以确定。
本来可就此搁笔了，手头有一本最近学林出版社出版的郑逸梅的《书报话旧》，讲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林纾在马江客居丧偶，王子仁从法国归来，与林谈及大仲马父子的作品脍炙人口，“《茶花女马克格巴尔遗事》更为小仲马极笔，劝林纾同译。”但同篇文章的下半部又讲《茶花女遗事》是译在1898年夏秋之间。同一篇文章也会产生争议，看来要结束这场争议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邹振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