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05年1月22日，唐都洛陽城的玄武门内人奔马突，刀光剑影，传来阵阵喊杀声。大臣张柬之、崔立、桓彦范、袁恕己、敬晖等人，经过密谋策划，率领部分羽林兵发动了宫廷政变。他们杀死武氏宠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拥立中宗李显复位，迫使统治了20余年的武则天退出朝政，在唐朝历史上，一年中出现两位君主，并非绝无仅有，但皇帝更替，而同年的年号只有一个，却是这次事变后带来的一个少见的现象。由此也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这个联系两朝的神龙年号，究竟是谁制定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到当时的文献典籍中去寻找答案。现存的唐史典籍中，资料最丰富、体例最完备、叙事最详尽，当推五代时刘昫等人编撰的《旧唐书》和北宋时宋祁、欧陽修等人编撰的《新唐书》。这两部唐书对神龙年号的建制都有所记载，但令人困惑的是，两书的记载却截然不同。《旧唐书》卷六载：“（武则天）神龙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即更换年号）……癸亥，麟台监张易之与弟司仆卿昌宗谋反，皇太子（李显）率左右羽林军桓彦范、敬晖等，以羽林兵人禁中诛之……甲辰，皇太子监国，总统万机，大赦天下。”由此可见，《旧唐书》认为神龙年号是武则天所制定，唐中宗李显继续沿用了它。《新唐书》卷四却摒弃上说，改记为：“（唐中宗）神龙元年正月，张柬之等以羽林兵讨乱。甲辰，皇太子监国，大赦，改元。丙午，复于位。”按《新唐书》的意见，神龙年号是由唐中宗建立的，它与武则天无缘。新、旧两部唐书，虽然成书年代有先有后，著书目的也互有侧重，但所依的资料，各有根据；撰书之人，都是当时的名家；一旦书成，又是尺短寸长，自有千秋，因此，对于两书的任何一种记载，都不能随意地予以否定。那么，如何来分辨这个历史的是非曲直呢？后来的一些史学研究者（如著作《新唐书纠缪》的北宋人吴缜）对新、旧唐书各自记载上的错误，曾做过一些考订，但对神龙年号问题，则大都忽略了。对这个问题引起足够重视、并且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应当首推为《资治通鉴》作“注”的南宋人胡三省。他看到了新、旧唐书这个记载上的不同，并没有简单地肯定其中的一说，而是运用“它证”的方法，从其它唐史材料中去找根据。他发现《旧唐书》、《唐历》、《统记》、《纪年通谱》等书
的记载都是相同的，而《新唐书》则一帜独树，缺乏旁证，据此，他才判断道：“新纪（《新唐书》本纪卷）误也。”
胡三省是一锤定音。因为他的论断言之有理，也因为唐史的不少原始材料后来都佚落了，很难再作考订，所以以后许多学者，大都袭用了胡三省的这个意见。神龙年号的问题，看来似乎是解决了。
但是，近年来出版的一些历史书籍，特别是一些历史年表，对于神龙年号的“归宿”，又有了若干不同的表述和意见。如方诗铭编的《中国历史纪年表》、荣孟源编的《中国历史纪年》、万国鼎编的《中国历史纪年表》等书，都将神龙年号从武则天朝列起，连续到唐中宗朝；而河南博物馆编的《中国历史年表》、文物出版社的《中国历史年代简表》，翦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等书，则把神龙年号完全标在唐中宗名下。无论这些著作的名称有同有异，内容也有详有略，但它们所表达的意见，大都有一定的根据，在学术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并且令人注目的是，这些名目诸多的著作，又将意见大体归结到新、旧唐书那两种不同的记载上去了。这是一种重复？还是一种失误？或是一种升华的研究？这些都值得思索。但不管怎么说，神龙年号的问题，是又一次被提出来了。中国历史上的年号向题，可以说是百枝千叶，不胜枚举。若把研究历史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这些问题上，那是重蹈清朝乾嘉考据学者的老路，当然不足取；若是对这些问题全然不顾，则又会使历史的研究失却真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花费一定的精力，作出认真的努力，来解答神龙年号以及类似的问题，看来也是有必要的。
（李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