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真实面貌，有时会被偏见的云雾遮锁，即使对同一人物或事件，往往也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与记载。时日一久，孰是孰非，遂成千古之谜。韩侂胄便是一例。
认为韩侂胄是奸臣，把他同南宋时臭名昭著的奸相秦桧、贾似道相提并论，似乎是南宋以来当权者和正史的观点。翻开《宋史。韩侂胄传》，几乎通篇都是说他从一得势，就权欲熏心，独断专行，极其鄙夷他的为人和政声。“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讽刺他恃拥立宁宗赵扩而好大喜功，极欲弄权，“时时乘间窃弄威福”，唾骂他常常背着皇上，私自处理政事，擅作威福。并揭露他欲“立盖世功名以自固”，不自量力，轻率北伐。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势利蛊士大夫之心”，拉拢起用辛弃疾等名流。因此，他常遭到朝廷重臣的弹劾。如“右正言黄度欲劾胄……。朱熹奏其（指韩侂胄）奸，……彭龟年请留熹而逐侂胄。“可见韩侂胄确实是奸佞专权，弄得怨声载道，人神共怒。现在有许多书籍也都用不屑的口吻谈论他，如”当时宰相韩侂胄胄企图以出兵北伐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因而重新起用辛弃疾“（《辛弃疾词文选注》）等。他虽曾褒岳（飞）贬秦（桧），但是岳飞的孙子岳河，却在《桯史》里载有讽刺、奚落他的滑稽剧。可见他真是到了”众恶归焉“的地步。
不过，认为韩侂胄是忠臣，是志在恢复的抗战派的，还是大有人在。近代史学家邓之诚指出，韩侂胄并“不尽如宋史所诋”；说韩侂胄是权奸误国，“不免门户道学之见。”（《中华二千年史》）其实，早在当时，著名的词人周密就在《齐东野语》里提出异议：侂胄“身殒之后，众恶归焉；然其间是非，当未尽然”。对宋史的观点，即韩侂胄是奸佞之说，首举质疑。《齐东野语》还记载着：“寿皇（宋孝宗赵眘）雄心远虑，无日不在中原。胄习闻其说。”也就是说，韩侂胄在孝宗时，即拥立宁宗之前，就对抗战大事耳熟能详，早有收复失地之志。为了抗战，韩侂胄甚至置生死于度外，什么都不顾。“启韩有图之者，韩犹以一死报国为辞。”（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戊集）蔡美彪等所著《中国通史》明白无疑地指出：《宋史》以来，视韩侂胄为奸臣，实在是“被歪曲了的历史”、“应该恢复其本来面目了”。肯定韩侂胄是抗战派，是忠贞不贰之臣。再说，即使在《宋史。韩侂胄传》里，也根本找不到一星半点能说明韩侂胄是奸臣的史实。这里既无他投降或阻止抗战的点滴事例，也无他弄权误国的些微记录；倒是有他积极筹划北伐杭金战争，志在恢复失地的记载。还有，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曾经严厉打击那
些文恬武嬉，不思收复的投降派。
根据有关史料来看，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在韩侂胄当政的14年里，他的所作所为，几乎都为了抗金复国大业。为了抗战，他曾经大权独揽，并把道学斥为伪学，把对抗战前途持怀疑、阻止态度的一伙人定为逆党，予以无情打击。因此，投降派以及被他痛斥者势必对他恨之入骨，以图报复。但是当韩侂胃决定北伐抗金时，便宽容地取消了党禁，目的不外乎是要团结他们一致对敌。可惜内部出了叛徒和内奸，投降派又乘机刁难、掣肘，再加上南宋朝廷本身政治上积弊太深，军事上轻敌冒进，以致北伐失败了。“误国当时岂一秦”，（陆游《追感往事之五》）韩侂胄也被政敌陰谋杀害了。他“以一死报国”的誓言，果然言中了。投降派心狠手辣，甚至还开棺断首，把他的头送给金人泄愤，以此乞和，求得保持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局面。
历史上的韩侂胄是忠是奸，目前还是一个谜。希望当代学人拨云驱雾，还其本来面目。
（胡熊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