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国借故扩大侵略战争
签订《中法简明条约》，完全屈从了法国侵略者的讹诈，正因为这样，茹费理致电福禄诺，通过他向李鸿章表示敬意。李鸿章博得了侵略者的喝采，却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谴责。连统治阶级内部也有人指责李鸿章通敌，“致比诸秦桧、贾似道”①。在举国舆论的压力下，清廷只得命令驻北圻的军队仍扎原处，不得撤回。
侵略者欲壑难填，清政府的妥协政策，并没有换来它所希望的“和局”。《中法简明条约》签订后的第六天（5月17日），福禄诺就向李鸿章提出：法军将于6月5日进据高平、谅山，7月1日进据保胜。李鸿章不敢答应，福禄诺当即勾销这条无理要求，并画押为据。可是，法国远征军总司令米乐竟令其陆军中校杜森尼率军北上，企图以武力强占谅山。6月22日，法军九百人（一说七百）行抵北黎（观音桥，即今北丽），接近清军阵地。清军前敌将领通知杜森尼说，没有接到上级撤退的命令，请暂缓进兵，“并非常合理地请求他通知法国当局转递必要的命令”①。23日，杜森尼扬言“和与不和，三日内定要谅山”②，随即指挥法军炮击清军阵地，守军被迫还击，将法军击退。此次战斗，清军伤亡三百人，法军死伤近百人，并丢弃大量军用物资。这就是法国侵略者蓄意挑起的“北黎冲突”，或称“观音桥事变”。接着，法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反诬中国破坏《中法简明条约》，乘机扩大事端。茹费理命令新任驻华公使巴德诺暂缓讨论《中法简明条约》细节，要求中国立即从北圻撤军，并索取二亿五千万法郎的巨额赔款。
7月9日，茹费理通知中国驻法公使李凤苞：中国政府必须立即满足法国的要求，否则，法国“将有必要直接地获取担保与应得的赔偿”③。7月13日，法国海军殖民部长海军中将裴龙电令孤拔遣派所有可调用的船只前往福州和基拢孤拔随即率领法国远东舰队驶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准备直接进攻中国领土，扩大侵略战争。但由于茹费理考虑到法国占领越南后，“与中国将成为直接邻邦”，彼此造成太深的仇恨，于法国不利④，因而法军这时的作战意图，主要在于“踞地为质”，迫使清廷就范。
清政府在敌人的威逼下，一面立即下令撤回北圻清军，一面以新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荃为全权代表，与法使巴德诺在上海举行谈判，并呼吁美、英等国进行“调解”。与政治上向敌屈服相适应，清廷在军事上并不做认真的准备。虽曾电谕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密饬各军，严阵以待”，但同时又束缚军队手脚，告以“倘有法军前来按兵不动，我亦静以待之”①，继续实行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二、基隆清军反击获胜
法国侵略者一面与清政府举行谈判，一面加紧推行炮舰政策，企图“踞地为质”，索取赔款。孤拔等人狂妄主张派舰队前赴江宁（今江苏南京）、福州，或北上直隶湾，袭取旅顺、威海卫，威胁京师。茹费理认为法舰过于北上会引起其它资本主义列强的疑忌和干涉，不得不将法国远东舰队的攻击目标暂定为福州、基隆两处。在侵略者眼中，孤悬海外的台湾是可以轻而易举地侵占的。夺取了台湾，不但“担保政策”得以实现，而且有了新的前进基地；同时认为，一旦占据基隆煤矿，军舰燃料供应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台湾防务，初由兵备道刘璈主持。他将全台四十个营的兵力分驻各地，台南多至三十一营，台北仅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所部三营、总兵曹志忠所部六营。1884年7月16日，奉命督办台湾军务的淮系将领前直隶提督刘铭传（新授巡抚衔）率亲兵百余人抵达基隆，加紧设防练兵，增筑炮台。当时，法舰一艘已在基隆佰附近进行侦察活动。刘铭传根据基隆地形和敌情，重新组织海岸防御：以新从台南调来的总兵章高元部两营兵力扼守八尺门高地和东岸炮台，以曹志忠部六个营的主力扼守田寮港附近高地，一部扼守八斗子附近海岸，由杨洪彪率一个营扼守西岸仙洞山高地。淡水方面，则由孙开华部防守。
8月4日，法国远东舰队副司令、海军少将利士比率军舰两艘（“拉加利桑尼亚”号和“鲁捅号）及法军四百余人闯进基隆佰，与原在该处活动的另一法舰（“费勒斯”号）会合。当日，利士比发出“劝降书”，要守军支出基隆地区所有防御工事。守军置之不理，一面加紧备战，一面飞报尚在淡水的刘铭传。
8月5日晨，法舰逼近基隆佰东海岸，上午8时开始炮击。守军奋起抵抗，炮弹连续命中敌舰，但由于弹丸威力较小，未能给敌舰以致命打击。炮战约一小时，守军炮台、工事大部被毁，弹药库也中弹起火，被迫后撤。法军陆战队约二百人先后换乘小艇登陆，占领大沙湾附近高地，进行整顿巩固，准备次日继续进攻。
刘铭传赶回基隆后，鉴于法舰火力较强，决定让登陆法军脱离舰炮火力支援后，再行反击。8月6日下午2时，法军一部沿滨海道路向基隆城前进，另一部在大沙湾附近进行掩护。扼守田寮港西侧高地的曹志忠部给前进之敌以迎头痛击，迫使其后撤。曹志忠率二百余人乘势追击。为了围歼敌人，刘铭传立即命令章高元率百余人向敌人左侧反击，并以六十人迂回敌之右侧，形成三面合围之势。法军节节败退，最后在舰炮火力的掩护下，狼狈逃回军舰。利士比无奈，率舰队退走，法军第一次进犯基隆宣告失败。
8月10日，清政府就法国在谈判期间突袭台湾提出强烈抗议，并呼吁各国“秉公评论”。可是，法国驻北京代办谢满禄反而借口“基隆事件”，向清廷发出最后通牒，继续要求对“北黎事件”进行赔款（此时已由二亿五千万法郎减为八千万法郎），勒索未遂，便于8月21日下旗离京。与此同时，中国驻法公使李凤苞也离开巴黎去柏林，中法外交关系完全破裂。
三、马江海战
马江又称马尾，位于福州东南，是闽江下游的天然良港。清朝除南北洋海军以外的第三支海军——福建海军和创建近二十年的福建造船厂，均在此港。马江港是一个河港，四周群山环抱，港阔水深，可泊巨舰。从闽江口至马江，距离三十余公里，沿岸形势险峻，炮台林立，仅马江附近就有七座炮台，并有部分克虏伯大炮，防御能力较强。
从1884年7月中旬起，法国军舰就陆续闯入闽江口，进泊马江，伺机挑衅，勒索赔款。当时，负责福建军事指挥的要员有钦差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福州将军穆图善等。他们根据清廷“不可衅自我开”的指令，对法舰的侵入非但不敢阻止，反而给孤拔以友好款待；同时，命令各舰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于是，法舰在马江者日或四五艘，或五六艘，出入无阻。“它们与中国军舰首尾相接，日夜监视港内福建海军，不许其移动，前后为时月余。其间，马江一带人民纷纷要求先发制敌，呈递“万民书”，建议潜水破坏敌舰。他们怒不可遏，坚决表示：“要是官家害怕，不敢抵抗；那抗法的事，我们愿承担下来。”①但是，人民请缨杀敌的正义要求，却遭到了张佩纶等人的阻挠，直至尔后局势非常紧张时，部分民众武装才被允许参战。
8月17日，清政府见和谈无望，不得不撤回上海谈判代表，令沿海沿江各省极力筹防，严行戒备。但对马江方面，仅指示“法舰在内者应设法阻其出口，其未进口者不准再入”②，并未解除不得主动出击的禁令。
当时，马江一带水陆防军的兵力已有所加强：海军舰只十一艘，江防陆军逐次增加到二十余营，还有大量自动参加战备的民众武装。清军的部署是：以十一营兵力扼守马江和船厂一带江岸；十一营守长门、琯头等炮台，又以民壮近二千人协守闽安至琯头沿江两岸；十一艘舰只与法舰相持于马江江面，另以旧式战船及渔船各二十余艘分泊于罗星塔两侧。张佩纶、何如璋负责指挥马江一带水陆各军，穆图善驻长门，何璟、张兆栋驻福州。由于清廷和战不定，前敌将领昏聩无能，水陆各军缺乏统一指挥和协同作战的周密计划，加之装备不良，弹药不足，因此，总的兵力虽然较法方优势，而战斗力却很弱。
8月22日，即法国驻北京代办谢满禄下旗离京的次日，法国政府电令孤拔消灭中国福建海军。孤拔立即进行战斗部署，决定于次日下午趁退潮船身转移方向的时候开战。当时，泊于马江的法国舰队有军舰八艘，共计一万四千五百余吨，另有鱼雷艇两艘，还有两艘军舰在金牌、琯头一带江面，阻止清军塞江封口，保障后路安全。参战法舰共有重炮七十七门，还有不少射速为每分钟六十发的哈齐开斯机关炮，兵员约一千八百人。福建海军的十一艘军舰（其中九艘为木质）共计只有六千五百吨，炮四十五门（大口径炮很少），兵员约一千一百人。从吨位、防护能力、重炮数量、兵员素质等方面比较，法国舰队显然占有优势。另一方面，孤拔“只在退潮时方攻击”①的决定，对法舰非常有利。这是因为，当时用船首系泊，船身随潮水涨落而改变方向（涨潮时，船头指向下游，落潮时船头指向上游），孤拔选择落潮时开战，可使大部分中国军舰位于法舰之前方，从而暴露于敌人主要炮火之下，无法进行有力的回击。
8月23日上午8时，法国驻福州副领事向何璟投递最后通牒，限福建海军于当日下午撤出马尾，否则开战。何如璋得知后，竟然对福建海军将士封锁消息，并企图要求法方把开战日期改在8月24日；遭到拒绝后，才匆忙下令进行临战准备。
当日13时56分，孤拔趁落潮的有利时机，指挥法舰突然发起攻击。福建海军舰只未及起锚，就被敌舰第一排炮弹击沉两艘（“琛航”号和“永保”号），重创多艘。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福建海军下层官兵英勇还击。旗舰“扬武”号（福建海军唯一的一艘轻巡洋舰）用尾炮准确地还击在它下游的法国侵略军旗舰“窝尔达”号，首发命中舰桥，击毙其引水和五名水手，孤拔仅以身免。正在这时，敌46号鱼雷艇向前猛扑，发射鱼雷，击沉了“扬武”号旗舰，但该艇也被清军岸炮击中，锅炉爆炸。“扬武”号沉没时，管带（舰长）兼舰队指挥张成擅离职守，泅水（一说乘小舟）逃跑。炮艇“福星”号离敌舰最近，在开战时就受了重伤，但它立即断锚转向，冲入敌阵，瞄准敌旗舰猛烈射击，连续命中。后遭敌舰三面围攻，火药库中弹爆炸，全艇官兵壮烈牺牲。受伤的“福胜”、“建胜”两炮艇也奋力抵抗，直至沉没。在罗星塔下游，炮艇“振威”号被刚从闽江口外赶来的一艘法国装甲巡洋舰“凯旋”号击穿，首尾均已着火，船身失去控制，随波漂向下游。但艇上官兵仍英勇奋战，直到最后被敌鱼雷击中沉没前的一刹那，还发射了最后一颗炮弹，重伤一敌舰舰长和两名士兵。
江面战斗仅进行了约半小时，福建海军十一艘舰艇全部被法舰击沉，海军将士伤亡七百余人，还损失了数十艘商船。法军仅死伤三十余人，有两艘鱼雷艇受重伤，其余为轻伤。
8月24日上午，法军部分炮艇乘涨潮上驶到福建造船厂附近，用重二十八公斤的榴弹轰击船厂，“对凡力所能及的东西，均予摧毁”①。与此同时，法舰继续对马江附近的帆船、舢板进行毁灭性的破坏。
8月25日，法海军陆战队一部在罗星塔登陆，夺去三门克虏伯大炮。此后几天，法舰驶向下游，逐次轰击闽江两岸炮台。由于炮台门对准下游，不能掉转炮口回击从后方攻击的敌舰，因而全部被毁。这样，法舰得以鱼贯而出，退至马祖澳（今定海湾）。
马江战后，清廷撤销了张佩纶、张兆栋、何璟、何如璋等人在福建的任职，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以福州将军穆图善和漕运总督杨昌浚（改任闽浙总督）为帮办大臣，闽中防务逐渐恢复。
马江海战的惨败，固然有舰艇“我小彼大，我脆彼坚”①等客观原因，但主要是清廷妥协求和政策造成的。很明显，法国利用谈判麻痹清政府，以达到突然袭击的目的；清廷却一味求和，在军事上丧失警惕，致使马江守军仓促应战，措手不及。马尾军港形势险要，闽人张茂才就曾评论说：“天下滨海诸省，独福州海口奇险天生，当事者苟未雨绸缪，虽铁胁亦难飞波，何至令人直捣而入哉！”②清统治者唯恐有碍和谈，竟听任法舰违犯国际惯例，肆意闯入，进出无阻，沿岸炮台形同虚设。这就无异于把主动权拱手让给敌人，自己只有坐待失败的命运了。其次，前敌将领昏聩畏敌，也是招致马江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张佩纶等明知敌人“有密据要害先发制人之意”，却借口“不敢事先张皇”，不做认真的应敌准备，甚至将舰上的炮弹也控制起来。张佩纶与何如璋，都是不懂军事，只知奉承李鸿章的昏庸官僚。8月23日，当战云密布、端倪尽露之际，仍不利用早晨涨潮移转船身的有利时机，先发制敌，而这点正是孤拔所非常恐惧的。侵略者自供：“如果他们（指福建海军）于潮水来时进攻，那地位便完全倒转，提督（指孤拔）所打算可得到好处的所有优势，都将转到他们手中去，反而对我们不利。”③战斗开始以后，张佩纶竟吓得神慌意乱，晕倒在地，由随从扶起逃命。那个“只图一己口腹，不顾民生涂炭”①的张兆栋，以及由于有点口才而被张佩纶赏识提拔的舰队指挥张成，也都先后逃之夭夭。由这样一群战前调度无方、临阵争相逃命的懦夫庸人指挥福建前线故事，失败是必然的。此外，北洋、南洋海军各分畛域，不予支援，对马江战局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如果当时的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海军能联合起来，发挥近海作战的长处，利用法舰远道而来、补给困难的弱点，并力围攻，完全有取胜的可能。可是，淮系、湘系军阀都把自己掌握的舰队当作巩固个人权势的资本，彼此之间经常倾轧摩擦，势如水火。福建海军受优势敌人直接威胁，一再吁请支援，直隶总督李鸿章竟以“北洋轮船皆小，本不足敌法之铁舰大兵船”，“若一抽调，旅顺必不能保”②等等为由，拒绝派舰前往马江。新任两江总督曾国荃控制下的南洋海军也拒不支援，造成福建舰队孤军苦战，全军覆没。
马江海战虽然失败了，但是，广大中国军民在这次作战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忱，他们誓死抵抗侵略者的英雄气概，和上层统治阶级畏葸投降的可耻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