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有近十年的时光匆匆流逝了，一次我和走得较近的朋友 们一起，很随意地吃着便饭，记不得是谁向我开了一个小玩笑，他说道：
“李国手下围棋的时候真的是很认生哦。”
这句话是在饭桌上嘻嘻哈哈开的玩笑话，但是我觉得这句话 真的是有专业写作水准的人才能够讲出来的，因为它实在生动 绝妙地形容了我围棋的一个特点：遇到陌生的对手，或者在遭遇 陌生的棋局变化时，我总是会表现得很慌张。我对“认生”这一 观察和判断，表示很赞同。而更准确一点讲的话，我在下围棋时 “认生”的这个特点，正是由于我自身比较“认生”的性格特征 决定的。
最初的时候我并不是一个特别认生的孩子。在接触围棋移居 首尔之前，或者说是移居首尔成为职业棋手之前，我虽然算不 上是一个言语无忌话很多的孩子，但是也非常地无忧无虑活泼自 在。但是不知从何时开始，那个大方自如、天真烂漫的李昌镐便成为记忆中遥远的影像了。
成为职业棋手之后倾注在围棋上的时间渐渐增多，随之而来 的是说话越来越少。因为围棋本来就是不需要言语而进行胜负角 逐的运动，并且在对弈过程中的交谈是被严格禁止的。
正襟危坐、凝神思考下围棋占据了我每天的所有时间，渐渐 地身上那些孩子活泼好动的天性丧失了，活泼地跑来跑去的时间 更是没有了。而在不知不觉中，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平衡也开始在 沉默中被打破，这种平衡的丧失或许是给我的一个警告。
然而没有人往这方面想过，当时年纪还尚小的我没能够考虑 很多，也并不关心。如果当时我能够坚持一直和同龄孩子们玩兵乓球的话，或许身体状态和心理状态会比现在好得多。但是比较 亲近的同龄人不是有排得满满的正式比赛日程，就是正在为成为 职业棋手做着辛勤的准备，我们几乎没有这种可以一起锻炼玩耍 的时间。
研修生的时候有崔明勋、尹成贤等同龄的好友，也有比我大 两岁的朋友一样的前辈，我们在一起打打乒乓球，东拉西扯，日 子并不是很无聊。但是成为了职业棋手后，我必须按照对弈日程 来行动，与同伴们相处的时间再也没有了。
其实就算不能够跟伙伴们一起玩，只要有同龄的朋友在身 边，心里也会踏实许多。但当时我的身边全是成年人，他们像一 堵一堵墙围在我的四周，让我喘不过气来。并且在当时的围棋比 赛中，吸烟是被允许的，成年棋手吞云吐雾，我在那些烟气中更 是痛苦异常。
在跟我有类似经历的其他研修生中，最早入段的有尹成贤 九段和李尚勋九段，他们在我入段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89年 成功入段。另外有崔明勋九段0991年）、杨建九段〈1992年）、 金泳三九段（1993年〉，他们分别以3 ~ 6年的时间差进入了职 业棋手的行列。虽然说起来变成“哑巴”这件事并不光荣，但是 以前那个和同伴们相处融洽，经常叽叽喳喳讲话的李昌镐在入段 后已然成为了 “吃了蜂蜜的哑巴”，或许“闭嘴”是在成人世界 游走的我能够坚持下来的秘诀。
这并非我的本意，但是我无可奈何地持续了这种沉默寡言的 生活，直至同伴们突破层层障碍成为职业棋手。1989年，随着熟悉的研修生同伴们纷纷人段，我的心渐渐开始恢复平静和坦然。 这一点或许他们并不知道，但是他们的存在给了我巨大的安慰和 力量。
刚刚进入二十多岁时，在围棋界有一位被称为“网球传教 士”的崔馨基教授，他介绍我学习了解网球。通过这项运动我和 朋友们在一起的时间增多了。但是那种发自内心讨厌在人前讲话 的意识巳经成为了我的一部分，而一场网球比赛下来，胸闷气短 的我更是意识到自己的体力有多么差劲。
如果细究起来，从入段时开始，那支配我的心理，让我不知 不觉开始“认生”，开始寡言的根源，就是“强迫观念”。在由成 年人围成的藩篱中，我需要不停地辗转在心里给自己定下种种规 矩，我就这样不知不觉变成一个“老人般的孩子”。
强迫观念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这里说的强迫观念并不同于 医学上的那种精神疾病“强迫症”，因为强迫观念并不是单纯地 类似于疾病的坏东西。它包含着两个层面：一方面是不能控制强 迫的症状而转变为精神疾病的危险；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正确的方 向和坚强的意志塑造出道德观念和责任感。
虽然在人前讲话这件事情是我极度厌恶和抗拒的，但是我一 直努力着把强迫观念向着好的方向引导。比如我十分积极地投入 到能用自己的专业才能贡献社会的“PROBONO”①（①PROBONO源于拉丁文，意为"为了公益”，为“pro bono publico”的缩写。 运用专业的知识或技能，旨在为公益而进行的免费服务。区别于一般的志愿活动。）活动中；即使 在个人战中一败涂地，在代表国家的国际对抗赛中我也一定要打起百分之百的精神取得胜利，并且创造了胜率90%。的记录。这些 都是用强迫观念做到的。
单纯的观念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要用强迫观念创造出好的 结果则需要非常大的忍耐。在激烈的胜负角逐后，每次都会陷人 一种失魂落魄的状态，而此时我只能坦言：那种尽力控制自己的 精神世界，使其不至于崩塌的努力是无比痛苦的，但你必须战 胜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