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页的目的是叙述一件杰作的起源。这件杰作正挂在我面前的墙上；它现在已经干了。我把这写下来，是要记录这个过程，因为我也许绝不会再有第二件这样的杰作了。
我们必须回过头去一点点……整整两天我都在拼搏着。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的话，我应该说我就像一颗卡了壳的子弹。这几乎是绝对精确的，因为当我今天早晨从梦中醒来时，留下来的唯一形象，是我那只像旧礼帽一样被压皱了的大衣箱。
关于第一天的拼搏是难下定义的，但是拼搏之激烈，足以使人瘫痪。我戴上帽子，前往雷诺阿[1]展览会，从雷诺阿展览会到卢浮宫，从卢浮宫到里沃利街——这里已不再像是里沃利街了。我坐在那里，为过往的怪物所吸引，喝了三小时啤酒。
第二天早晨，我带着要做点儿事情的信念爬起来。我处于一种敏锐的轻度紧张状态，这是一个好兆头。我的笔记本就放在我旁边。我把它拿起来，心不在焉地用拇指很快翻着它的页边。我又翻一遍页边——这一次更为专心了。笔记是用隐晦的词句写成的：一个简单的词组也许记录了一年的拼搏。有些句子我自己也破译不出来了——留待我的传记作者去破译吧。我还是一心想着今天要写下来的念头。我想我只是在翻着笔记本做准备工作，但是在我匆忙地扫视这些笔记本的时候，不幸的事情正在发生。
发生的事情是我接触了梅莉亚姨妈。现在我的整个生命都一下子涌上来，就像一股从地里冒出来的喷泉。我正同梅莉亚姨妈一起步行回家，我突然明白她疯了。她正问我要月亮。“就在那上面！”她尖叫，“就在那上面！”
这句话冲着我尖叫的时候，大约是上午十点。从这一时刻起——一直到今天早晨四点——我一直受着无形力量的控制。我把打字机放到一边，开始记录口述于我的东西。成篇成篇的笔记，关于每一个事件，我都被提醒到哪里去找到来龙去脉。放有我分类手稿的所有文件夹都被腾空，手稿摊了一地。我拿着一支铅笔躺在地板上，狂热地注释我的作品。这进行了一遍又一遍。我兴高采烈，同时又很担忧。如果以这样的速度进行下去，我会得脑溢血的。大约三点钟的时候，我决定不再服从。我要出去吃东西。也许午饭后，一切就烟消云散了。我骑上自行车，为的是让血液从脑袋里流走。我没有带上笔记本——故意这样。如果听写重新开始，那就倒霉了。我是出来吃午饭的！
在三点钟的时候，你只能吃冷餐了。我要了份加色拉调味汁的冷盘鸡。这比我平时多花一点儿钱，但这正是我之所以要这菜的原因。在争辩了几句之后，我要了一瓶烈性勃艮第红葡萄酒，而不是通常的普通葡萄酒。我希望所有这一切能分散我的注意力。这葡萄酒应该让我有点儿困意才行。
我接着喝第二瓶，桌布上写满了笔记。我的脑袋十分轻飘飘。我要了奶酪、葡萄和糕点。我很吃惊，我的胃口怎么这么好！然而，不知怎么的，食物好像没有下到我的胃里；好像别人正在为我吃掉这一切。嗨，至少我得为此付账！那是实实在在的……我付了账，重新骑上车，在一家咖啡馆停下，喝一杯清咖啡。两脚无法站稳。有一个人正不断对我口述——毫不考虑我的健康。
我告诉你，一整天就这样过去。我早就投降了。行，我对自己说。如果今天有这些念头，那么就有这些念头。公主殿下，悉听吩咐。我拼命干，就好像这正是我自己要做的事情。
吃了饭我感到很疲倦。那些念头仍然在淹没我，但是，我已经如此精疲力竭，以致现在我只能往后躺着，让这些念头像电按摩一样在我身上跳来蹦去。最后我变得十分虚弱，只能拾起一本书来，休息一下。这是一期旧杂志。我将在这里找到安宁。使我吃惊的是，书页打开时，出现了这样几个字：“歌德及其魔鬼”。铅笔又来到我手中，边页上记满了笔记。这已是深夜。我很高兴。听写停止了。又是一个自由人了。我他妈的如此快活，以至于很想知道，我是否该在坐下来写作以前骑车出去兜一圈。自行车就在我房间里。它很脏。我是说那自行车。我拿起一块破布，开始擦车。我擦干净每一根辐条，给车彻底上了油，把挡泥板擦得锃亮。它变得新崭崭的。我将穿过布洛涅森林……
在我洗手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肚子里绞痛。我饿了，这就是原因。好，既然听写停止了，我可以随心所欲。我打开一瓶酒，切下一大块面包，吃起了香肠。香肠里满是大蒜。很好。在布洛涅森林，没人注意大蒜味。再来一点儿葡萄酒。又一块面包。这一次是我在吃了，不会搞错的。另外几顿饭全浪费了。葡萄酒和大蒜香喷喷地混合在一起。我打了几下饱嗝。
我坐下来歇一会儿，抽支烟。在伸手可以够着的地方有一本小册子，大约三英寸见方。它的标题是《艺术与疯狂》。骑车结束了。无论如何已经太晚了，不能再写了。我突然感到我真正要做的事是画一幅画。1927年或1928年，我正在逐步成为画家。我时常过一阵就画一幅水彩画。你会突然有这样的感受：你想要一幅水彩画，你就画一幅水彩画。在疯人院里，他们发疯地傻画。他们画椅子、墙壁、桌子、床头……一种惊人的生产力。如果我们卷起袖子，像这些白痴一样去工作，我们一生中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完成啊！
我面前那幅夏朗东的好友画的插图有极好的品位。我看到一个男孩和女孩紧挨着跪在一起，他们手里拿着一把大锁。艺术家没有画男女生殖器，而是赋予他们以钥匙，互相贯穿着的大钥匙。锁上也有一把大钥匙。他们的样子很快活，有一点儿心不在焉……在八十五页上有一幅风景画。它看上去就像希莱尔·希勒[2]的绘画之一。事实上，它比希勒的任何一幅绘画都好。它的唯一独特之处在于，前景上有三个毁了形的小人。也不是毁得很厉害——他们只是看上去太笨重，他们的腿承受不住。画的其余部分无可挑剔，只有吹毛求疵的人才会对此感到恼火。此外，世界会如此完美，以至于任何地方都没有三个人头重脚轻吗?我似乎感到，疯子有权像我们一样发挥他们的想象力。
我十分迫切地想要开始。同样，我想不出什么东西来。听写停止了。我有点儿想抄袭这些插图中的一幅，但是，然后我就有点儿为自己感到羞耻——抄袭一个疯子的作品是最坏形式的一种剽窃。
好，开始！就是这东西。先画一匹马！我心中模模糊糊地有我在卢浮宫看到的伊特鲁里亚马的印象。（注意：在所有伟大的艺术时代，马都是与人非常接近的！）我画了起来。我当然从这动物最容易画的部分开始——马屁股。给尾巴留下一点儿空间，以后可以加上。我刚一开始画躯干，就马上注意到我画得太长了。记住，你是在画一匹马——而不是一根肝泥香肠。我模模糊糊，模模糊糊地感到，我在黑色花瓶上看到的那些爱奥尼亚马似乎有长长的躯干；腿在身体里面开始，由一条在蜡纸上刻出的细线条勾出轮廓，你能不能看到这线条，全看你的解剖学本能了。心里想着这个，我就决定画一匹爱奥尼亚马，但是现在新的困难又来了。是腿的问题。在你只有你的记忆力可以依靠时，一条马腿的形状是很叫人捉摸不定的。我所能想起来的只有丛毛以下的部位，也就是说蹄子。在蹄子上画肉是一项很棘手的工作，极其棘手，而且要让马腿和身子自然地衔接上，不能好像是用糨糊贴上去的一样。我的马已经有了五条腿：最简单的方法是将其中一条变成一个勃起的生殖器。说时迟，画时快。现在它就像公元前6世纪的陶俑一般站立着。还没有尾巴，但是我在屁眼上方留下了一块空间。尾巴可以随时加上。主要问题是要使它显出动态，使它作腾跃状。于是我扭曲了前腿。它有一部分已处于动态中，其余部分还是站着一动不动。只要加上样子合适的尾巴，我就可以把它变成一只漂亮的袋鼠了。
在做腿的实验时，我把肚子画坏了。我尽最大努力把它修补好——直到它看上去像一座圆丘。不管它。如果我画完时，它看上去不像一匹马，我总是能把它变成一座圆丘的。（我不是看见在一只花瓶上有人睡在马肚子里吗?）
不仔细审视马的脑袋，就很难想象画马脑袋有多难。要把它画成一个脑袋而不是一个饲料袋。把眼睛画上去而不能让马发笑。要使表情保持马的样子，而不能变成人的样子。在这时候，我坦率地承认，我完全厌恶了我的本领。我想把马擦去重画，但我讨厌橡皮。我宁愿把马变成一架发电机或大钢琴，也不愿意把我的作品全部擦掉。
我闭上眼睛，试着十分宁静地在心中画一匹马。我得意扬扬地对着鬃毛、肩膀和胁腹部搓手。我似乎清晰地记得一匹马有什么感觉，尤其是苍蝇叮它时它抖动身子的样子，还有静脉血管那种热烘烘的蠕动。（在丘拉维斯塔[3]我常常在去田野之前用马梳梳刷公驴。我想——要是我能把它画成一头公驴，这会多少是一种安慰哩！）
于是我从头开始——这次先画马鬃。马鬃完全不同于猪尾巴，也不同于美人鱼的头发。基里科[4]在他的马上画的鬃毛棒极了。瓦伦丁·普拉克斯的也一样。马鬃很重要，我告诉你——它不仅是鬃毛的波浪。其中必须得有海洋，有许多神话。构成头发、牙齿、指甲的东西构不成马鬃。这是两回事……但是，在我陷入这种困境时，我知道，在着色的时候，我可以使自己摆脱困境。素描只是为着色寻找理由。颜色是托卡塔曲：素描属于观念领域。（米开朗基罗看不起达·芬奇是有道理的。有什么东西比《最后的晚餐》更可怕、更概念化到令人作呕的地步呢?有什么东西比《蒙娜丽莎》更矫揉造作呢?）
我说，加一点儿颜色就可以使马鬃富有生气。肚子确实有点儿不对劲，我明白。很好。在该凸出的地方我画成凹进去的，要不就相反。现在我的马突然奔驰起来，鼻子里喷着火，但是它的两只眼睛仍然看上去有点儿傻，有点儿太像人类了。因此，擦掉一只眼睛。妙。它变得越来越像马了。它的样子还变得有点儿逗人喜爱——像电影里的查理·蔡斯一样。
为了使它保持在它所代表的种类范围内，我最后决定给它画上条纹。我的想法是，如果它不失其顽皮，我可以把它变成一匹斑马。于是我就添上了条纹。现在，妈的，它似乎成了用纸板做成的。条纹把它展平了，把它贴到了纸上。嘿，如果我再次闭上眼睛，我应该能回想起沁扎诺[5]商标上的马——它也有条纹，漂亮的条纹。也许我应该下楼去要一瓶开胃酒，看一眼沁扎诺的商标。现在要开胃酒有点儿晚了。也许我终究要搞点儿剽窃。如果一个疯子可以画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他也能画一匹马。
很奇怪——我发现有男女众神，有魔鬼、蝙蝠、缝纫机、花盆、河流、桥梁、锁和钥匙、癫痫病患者、棺材、骷髅——但是却没有他妈的马！如果编辑这本小册子的那个疯子想要引起真正深刻的观察，他就会说些什么来评论一下这种奇怪的疏忽。没有马的时候，就是从根本上出了毛病！人类艺术和马携手同行。暗示象征主义者和意象派有点儿出了毛病，或曾经出了毛病，都是不够的。在对疯狂的研究中，我们想要知道，马的情况怎么样了！
我再次转向八十五页上的风景画。这是一幅出色的构图，尽管有几何图形的僵化倾向（疯子像法国人一样，对逻辑和秩序有一种可怕的迷恋）。我从现在起有事做了：山、桥、台地、树木……疯子艺术的伟大功绩之一是：一座桥永远是一座桥，一所房子永远是一所房子。前景上倚靠着手杖的三个小人对构图来说并非绝对必要，尤其是因为我已有了那匹占据了相当大空间的爱奥尼亚马。我正寻找马的背景，景色上要有某种十分引起怀念、十分引起兴趣的东西，要有雉堞状的护墙，有圆锥形高丘上的陡坡，有开很多窗户的房子，就好像里面的住户十分害怕窒息似的。它很会令人联想到风景画的起源——然而它又完全在所有特定的时期之外。我应该粗略地说，它的范围介于乔托[6]和桑托斯·杜蒙特[7]之间——只有一点点未来后机械化街道的模糊暗示。现在，有这个作为我前进的向导，我便鼓起了勇气。干吧！
就在马屁股底下，它的臀部在那里开始，也在那里结束，萨尔瓦多·达利[8]很可能会在那里画一把路易十五式的椅子或一根手表发条，我则开始用自由自在的手笔画一顶草帽，一只甜瓜。草帽底下我画了一张脸——心不在焉地，因为我的念头是大量的，包罗万象的。随着线条的暗示性偏差，我的手落在了勃起的阴茎上，它曾经是第五条腿，现在我把它弯成了一个人的胳膊——就这样！现在我画成了一个戴着大草帽的人正在呵马屁股的痒。妙！妙极了！如果这看上去有点儿古怪，有点儿不符合原始构图的仿中世纪特点，那我总是能将之归因于给予我灵感的那个疯子的心理失常。（在这里，第一次有一种怀疑进入我的头脑：也许我自己也不太正常了呢！但是在三百六十六页上说：“最后，对马蒂斯[9]来说，对事物的感受力能充分表现出来，不受理智的支配，也没有视觉的精确性：这就是表现的开始。”）接下去……画那个人的脚，我又遇到了一些小小的困难，可我把他的下半身放在护墙后面，于是就解决了问题。他俯身在护墙上，很可能在做梦，同时他又在呵马肋骨的痒。（沿着法国的各条河流，你经常会碰见俯身在护墙上做梦的人——尤其在他们撒了一泡尿之后。）
为了缩减我的劳动量，也为了看一看将留下多少空间，我加上了一些粗斜纹或板子，作为桥面。就构图而言，这至少毁掉了这幅画的三分之一。现在是台地、陡坡、三棵树、雪山、房子以及房子上的所有窗户。这就像拼板玩具。无论什么地方的一座悬崖画得不太好，我就在什么地方把它变成一所房子的侧面，或隐藏着的另一所房屋的屋顶。我画着画着，渐渐靠近了那幅画的顶端，很幸运，画框在那里把事物都截去了。剩下要做的事就是画上树——和山。
现在树又是非常棘手的事情。要画一棵树，而不是一束花！尽管我把叉状的闪电画在簇叶里面，提供一个结构上的暗示，但还是不行。然后，用几片空中的云彩来去掉一些多余的簇叶（总有一条妙计使你的问题简单化，这就是把东西去掉）。但是云彩看上去像结婚用的花束上吹落下来的几片薄纸。云彩如此之轻，什么也算不上，可它却不是薄纸。每一件有形式的东西都有看不见的实质。米开朗基罗终生寻找着这实质——在大理石中，在韵文中，在爱情中，在建筑中，在罪恶中，在上帝中……（第三百九十页：“如果艺术家寻求真正的创作，那么，他关心的就不是这样的对象：这种东西可以根据创作的需要而被牺牲掉。”）
我开始画山——像穆罕默德。到现在，我开始明白解放的意义。一座山！一座山是什么?是一堆永远不受磨损的烂泥，至少，在历史时间中是这样。画一座山太容易了。我要画一座火山。我要为我的马寻找一个理由来喷鼻息和腾跃。逻辑！逻辑！“疯子流露出对逻辑的始终不渝的关心！”（法国人亦然。）嗨，我不是疯子，尤其不是一个法国疯子：我可以有一些自由，尤其是自由处置一个低能儿的作品。于是我先画火山口，一直画到山脚，同桥体结构和下面房子的屋顶衔接起来。画错的地方，我就画成了山腰里的裂缝——代表火山造成的破坏。这是一座活火山，它的侧面正在爆裂。
在我全部画完的时候，我手上拿了一件衬衣。一件衬衣，真的！我可以认出领口和袖子。它需要的一切就是一个罗杰斯·皮特的标签和十六号，或者你需要的尺寸……但是，有一样东西十分清晰地屹立着，这就是那座桥。它很古怪，要是你画成一个拱形，桥的其余部分就会自然而然地与之相适应。只有一个工程师才会毁掉一座桥。
就素描而言，画几乎已经完成了。底部一些松散的线条末梢，我连起来画成了公墓的大门。在左上角有一个火山留下的窟窿，我在那里画了一个天使。一个有着原始本性的人，一个纯粹无缘无故的发明，具有高度的象征性。这是一个悲哀的天使，肚子凹陷，翅膀用伞骨撑着。他似乎是从超越我观念核心的地方降临的，神秘地盘旋在人类现在已经失去的爱奥尼亚烈马的上空。
你曾坐在火车站里看人们消磨时间吗?他们坐着不是有点儿像垂头丧气的天使吗——足背折断，肚子凹陷?在这永恒的几分钟里，他们被宣判独自待着——不是得有伞骨撑着他们的翅膀吗?
宗教艺术中的所有天使都是虚假的。如果你想看天使，必须去中心车站或圣拉扎尔车站。尤其是圣拉扎尔车站——车站大厅。
我的绘画理论是尽快搞完素描，任意涂上色彩。我毕竟是一个善于运用色彩的画家，而不是一匹役马。那么，把颜料管拿出来吧！
我开始用深棕色天然颜料画一所房子的侧面。不太有效。在它旁边的墙上我掺和了大量深红色茜素。有点儿太糟糕，太意大利化了。总之，我的颜色一开始就着得不那么好。有一种阴雨天的气氛，多少令人想起于特里约[10]。我不喜欢于特里约的安谧的愚蠢，不喜欢他的阴雨天，也不喜欢他的郊区街道。我不喜欢他的女人们冲你撅着屁股……我取出切面包的刀子。还是试一下厚涂吧。正在大量挤出各种颜色的时候，我一冲动，决定在构图上添一只平底船，就在桥底下。我就把它插进去，于是它自动就下了水。
现在我知道画平底船的理由了。前几天看雷诺阿的画展，见到有一幅画的是威尼斯的景色，当然不可避免就有平底船。现在我的兴趣，尽管是微弱的兴趣，在于那个坐在平底船里的人，他明明白白是一个人，尽管他只是一个黑点儿，几乎同构成阳光、波浪滔滔的大海、正在倒塌的宫殿、帆船等等的所有其他黑点儿没有区别。他只是那种火一般色彩结合中的一个小点儿——然而他明明白白是个人。你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法国人，他属于19世纪70年代左右……
这不是平底船的终结。在我回美国的前两天——1927年或1928年——我们在家中举行了一次大聚会。这是我水彩画生涯的顶点。
这种水彩画狂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开始的。我可以说，是由于饥饿。饥饿和极度寒冷。好几个星期我都和朋友乔在台球厅、公共厕所闲逛，只要是有人的体温而不用付钱的任何地方都去。一天晚上在回停尸房的路上，我们在一家百货公司的橱窗里注意到一幅透纳[11]作品的复制品。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我无聊生活中最活跃、最有趣的时期之一。如果我说我们把画摊了一地，我一点儿也不是在夸张。画一干，我们就把它们挂起来——第二天我们把它们取下来，再挂上另一批。我们在旧画的背面画，我们把旧画洗掉，用刀子刮掉，在这些实验过程中，我们偶然发现了某些惊人的东西。我们发现如何用咖啡渣、面包屑，用煤和山金车花，来达到有趣的效果；我们把画放在浴缸里，让它们泡好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再拿着装满弹药的毛笔走向这些滴着水的煎蛋卷，向它们来一通万炮齐轰。透纳引起了这一切——这是1927年至1928年的寒冬。
在我出发的前两天，如我刚才所说，一些画家到家里来参观我们的工作。他们都是好人，没有不屑于显示对业余画家作品的兴趣。像往常一样，水彩画摊在地板上晾着。作为一个最后的实验，我们走过去，边走边倒一点儿葡萄酒在上面。大家很想知道，一只脏的鞋后跟或者最好意地从三英尺高度滴下的一滴酒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热情高涨。我的两个朋友正用煤块在墙上画。另一位朋友在煮咖啡，为的是要弄一点儿新鲜可爱的咖啡渣。我们其余的人都在喝酒。
大家闹得正欢——大约凌晨三点钟——我老婆走进来。她似乎有点儿沮丧。她把我拉到一边，给我看一张轮船票。我看着票。“那是干什么?”我问。“你得走了。”她回答。“可我不想走，”我说，“我在这里很快活。”“我看也是。”她很有点儿挖苦地说。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走了。当我们停在泰晤士河上时，我的唯一想法就是去看一眼泰特美术馆中收藏的透纳作品。我终于到了那里，看到了著名的透纳作品。我有幸让那里的笨蛋之一喜欢上了我。我发现他自己就是一个很棒的水彩画家。完全靠灯光的作用。我真的讨厌离开伦敦，他使它变得同我如此融洽。总之，在我离开南安普敦的时候，我暗想——“圆现在完成了：从百货公司的橱窗到这里。”
但是，继续说……这平底船将成为代表作品！但是首先我得把墙清除干净。我拿起切面包的刀子，把它浸在胭脂红漆里，然后大量抹到房子的窗户上。天哪！房子马上就着起火来！如果我真的疯了，而不是冒充一个疯子的疯狂，我就会在画面上加上消防队员，我会把桥面上的粗斜纹板条变成梯子。可是我的疯狂采取了生起熊熊大火的形式。我让所有的房子都着火——先用胭脂红，然后用朱砂，最后用三原色的一种血污般的混合色。画的这一部分清晰而明确：这是一场大屠杀。
我纵火的结果是烧焦了马背。现在它既不是马，也不是斑马。它成了一条吞火的龙。原来要画尾巴而没有画的地方，现在是一捆鞭炮，而如果有一捆鞭炮在屁股上，就是一匹爱奥尼亚马也不会保持尊严的。我当然能接下去画一条真正的龙；但是这种改变和修补令我深感不安。如果你一开始画的是马，你就应该让它保持为一匹马——要不就完全将它消灭。一旦你开始篡改一种动物的骨骼，你就可以经历种类史的全过程。
用一种单一、不透明的绿色和靛青，我涂掉了马。在我心中，它无疑还在那里。人们看着这晦涩难解的东西，也许会想——多么古怪！多么荒谬！但是我知道，实际上这是一匹马。在一切事物的根底，都有某种动物：这是我们最深的困扰。当我看见人类像枯萎的葵花一样朝着光亮蠕动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蠕动吧，你们这些杂种，你们爱怎么装腔作势就怎么装腔作势，但是实际上你们是海龟或豚鼠。”希腊人对马发了疯，可如果他们明智地继续作为半人半马存在，而不是扮演提坦的话——嘿，我们也许就会省去许多神话的痛苦哩。
当你是一个天生的水彩画家时，一切都是按照上帝的意志发生的。于是，如果你被吩咐把公墓大门画成一种纯净的橙黄色，你就画成这种橙黄色，你毫无怨言。不去管它们是否太鲜艳，不适合这样一些本该黯淡的大门。也许有一种未知的理由。说真的，在我画这种清澈明亮的黄色，这种我觉得是所有黄色中最美的一种黄色（甚至比长江入海口还要黄）时，我在发光，发光。阴郁的、使人发腻的、令人有压迫感的一切都被永远冲洗掉了。如果这是我这么多年都在厌恶和窘迫感中经过的柏树山公墓，我也不会感到吃惊。我总是从高架铁路的拐弯处往下看，总是从车站的站台上朝那里吐唾沫。要不就是圣约翰公墓，有着那些古怪的铅制天使，我在那里当过掘墓人。要不就是蒙帕纳斯公墓，冬天里看上去就好像得了炮弹休克症。公墓，公墓……上帝作证，我拒绝被埋在公墓里！我不会让任何低能儿拿着一个洒水器，低头站在我身边，一副哀悼的样子。我不需要这个！
在我头脑里转着这些念头的时候，我一直在用一支干画笔漫不经心地涂抹树和台地。那些树现在微微发亮，像一件锁子铠甲，树枝上点缀着银色和青绿色的小环。如果我手头有一张耶稣受难图，我就会让那些殉道者浑身布满宝石般的麻点。在我对面的墙上，是埃塞俄比亚荒野的景象。受难耶稣的尸体躺在地上，浑身都是天花；那些残忍的犹太人——邪恶的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正用铁环使劲砸他。他们有一种发狂的欢乐表情。我是因为那些麻点才买的那幅画，到底为什么，当时我也不知道。现在我才发现了理由。现在我才想起包厘街一个地窖上面的某一幅画，标题是《臭虫上的死神》。碰巧我刚从一个疯子那里出来，一次并非十分不愉快的专业访问。这是大白天的下午，包厘街肮脏的喉咙口被痰块卡住了。就在库柏广场下面，有三个叫花子躺在灯柱旁边，这是勃鲁盖尔[12]风格。一个投币机游乐场在热闹运转。从街上升起一支神秘的、非人间的歌，就像一个人在震颤性谵妄中挥舞砍刀，夺路而行。那里，在倾斜的地窖门上方，是这幅叫作《臭虫上的死神》的画。一个披着亚麻色长发的裸体女人躺在床上搔痒。床飘浮在空中，旁边有一个拿着水枪的男人在跳舞。跟那些拿着铁环的犹太人一样，他身上有着同样的愚蠢样子。画上点画着许多麻点——代表广泛分布的、吸血的、没有翅膀的、扁平的、红褐色的、有恶臭味的、寄生于房子和床等地方的臭虫，它有个令人生畏的名字：温带臭虫。
现在我在这里拿着一支干画笔，把斑点弄到三棵树上。云彩上满是臭虫，火山正喷射出臭虫；臭虫正爬下陡峭的石灰岩悬崖，溺死在河里。有某个伊万诺维奇或别的什么人，在床垫弹簧上辗转反侧，被他饥饿的、一无成就的生活痛苦纠缠着，对所有他无法到手的美感到绝望，我就像他写的一首诗中二楼上的那个年轻移民。我的整个一生似乎都裹在那条肮脏的手绢里，那条包厘街，我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从街上走过——一场天花，其疤痕永远不会消失。如果我有一个名字，那就是“温带臭虫”。如果我有一个家，那就是拉管长号。如果我有一种激情，那就是把我自己洗干净。
现在我在狂怒中拿起画笔，把它连续浸在各种颜色里，开始涂抹掉公墓大门。我抹啊抹，直至画的下半部像巧克力那样厚厚的一层，直至画真正散发着颜料的味道。当这幅画完全毁掉的时候，我坐在那里，带着一种木呆呆的欢乐，捻弄着大拇指。
然后，我突然有了真正的灵感。我把画拿到水池那里，在把它好好泡了之后，我就用指甲刷擦它。我擦啊擦，然后再把画倒过来拿，让颜色合成一体。然后我小心翼翼地，十分小心翼翼地，把画放平在我的书桌上。这是一件杰作，我告诉你吧！我刚才整整研究了三个小时……
你会说，这只是一种偶然，这件杰作，那么它就是一种偶然！不过，《圣经》中诗篇第二十三篇不也是这样吗?一切诞生都是奇迹式的——而且有灵感。现在出现在我眼前的是无数错误、退缩、涂删、犹豫的结果。这也是确信的结果。你愿意相信指甲刷，相信水，那就相信吧——尽一切办法，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吧！相信但丁，相信斯宾诺莎，相信希罗尼穆斯·博斯吧！贷方[13]现金，借方股份有限公司。请记入日记账：梅莉亚姨妈。就这样。结算一下。差一分钱，呃?如果你能从口袋里拿出一分钱，把账平了，那你会这样做的，但是你不再是同那实际上的一分钱打交道了。没有一部机器能聪明到足以发明、仿造那不存在的一分钱。真实和假冒的世界被我们甩到身后去了。从有形的东西中，我们发明了无形的东西。
在你能够结清账目的时候，你就不再拥有一幅图画。现在你有一个无形的东西，一个偶然，而你却整夜不睡，面对摊开的账本绞尽脑汁。你手头有一个负号。一切活生生的有趣资料都标明是负的。在你发现正的对应物时，你就——一无所有了。你有那种想象的、瞬间的东西，称之为“收支平衡”。平衡从来不存在。它是一种骗局，就像让钟停止，或者宣布休战。你结账，为的是要加上一个假设的重量，为的是要为你的存在制造一个理由。
我从来没有能够达到平衡。我总是负的东西，因此我有一个理由继续下去。我正在把我的整个一生都放到平衡中去，为的是可以达到一无所有。为了达到一无所有，你必须展示无限的数字。就是这样：在这个活的等式中，我的符号是无限。要达到“无”处，你必须横越一切已知的天地：你必须到每一处，才能到“无”处。为了拥有无序，你必须摧毁一切形式的秩序。为了要发疯，你必须极大地积累健全的神志。其作品给予我灵感的所有那些疯子都是被冷漠的清醒神志所触发。他们什么也没有教我——因为他们传给我们的决算表被证明是虚假的。他们的计算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因为数字都被改过。他们传下来的奇异的金边账本有着夜间被催长的植物那种荒诞可笑的美。
我的杰作！它就像钉子底下的一块碎片。我问你，既然你在看它，那你在其中看到乌拉尔山脉那一边的湖泊了吗?你看到疯狂的卡茨[14]在用一把纸伞保持身体平衡吗?你看到图拉真[15]建筑的拱顶凸现在亚洲的烟雾中吗?你看到企鹅在喜马拉雅山融化吗?你看到克里克人[16]和塞米诺尔人[17]滑行通过公墓大门吗?你看到来自上尼罗省的壁画吗?上面有飞雁，有蝙蝠和大鸟笼。你看到十字军骑士剑柄上的奇异圆头以及吞下它们的唾液吗?你看到喷火的印第安人棚屋吗?你看到碱水槽、骡骨头以及发亮的硼砂吗?你看到伯沙撒[18]的坟墓，或者正在盗墓的鬼魂吗?你看到科罗拉多将张开的新嘴吗?你看到仰面躺着的星鱼和支撑它们的分子吗?你看到亚历山大快要胀裂的眼睛，或者引起这种胀裂的悲伤吗?你看到乌贼所依赖的墨汁吗?
不，恐怕你看不到！你只看见被冰河冻住、脸色凄惨得发青的天使。你甚至没有看见伞骨，因为你不是训练有素而能寻找伞骨的人。但是你看见了一个天使，你看见了一只马屁股。你可以留着它们：它们归你！现在天使身上没有麻点——只是一种清冷的蓝色聚光灯浮雕般地突显了他凹陷的肚子和折断的足背。天使在那里领你上天堂，在那里全是正的，没有负的。天使在那里就像一个水印图案，你的无差错视觉的保证。天使没有甲状腺肿，是艺术家有甲状腺肿。天使在那里将欧芹的小枝掉进你的煎蛋卷，把一枝三叶草插入你的纽孔。我可以将神话从马鬃上擦去；我可以把黄色从长江上擦去；我可以把椰枣从平底船上的人身上擦去；我可以把云彩和包裹带叉状闪电的花束的薄纸擦去……但是天使我擦不掉。天使是我的水印图案。
【注释】
[1] 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1841——1919）：法国印象派画家。
[2] 希莱尔·希勒（1898——1966）：美国画家、音乐家。
[3]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
[4] 乔治·德·基里科（1888——1978）：意大利画家。
[5] 一种意大利苦艾酒的牌子。
[6] 乔托（1266?——1337）：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画家、雕刻家、建筑师。
[7] 桑托斯·杜蒙特（1873——1932）：巴西航空发展的先驱者。
[8] 萨尔瓦多·达利（1904——1989）：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
[9] 亨利·马蒂斯（1869——1954）：法国野兽派画家、雕塑家、版画家。
[10] 于特里约（1883——1955）：法国画家。
[11] 威廉·透纳（1775——1851）：英国风景画家，擅长水彩画。
[12] 此处可能指小彼得·勃鲁盖尔（1564或1565——1636），佛兰德斯最伟大的画家彼得·勃鲁盖尔（约1525——1569）的大儿子，喜画地狱幻象。
[13] 原文是credit，它既有“相信”又有“贷方”的意思，作者先说的是前一种意思，从这儿开始指后一种意思。
[14] 由斯特拉文斯基作曲的芭蕾舞剧《火鸟》中的一位魔王。
[15] 图拉真（53——117）：罗马帝国皇帝。
[16] 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属于操穆斯科格语的北美印第安部落。
[17] 克里克人的旁支。
[18] 新巴比伦王国的最后一位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