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热喝凉，如特里马尔奇奥[1]所说，因为我们的大地母亲在中间，弄得像个鸡蛋似的，圆圆的，她身上有所有的好东西，像一个蜜蜂窝。
我在其中度过我一生中最重要岁月的那所房子只有三个房间。一间是我祖父在其中去世的房间。在葬礼上，我母亲悲伤得如此惊天动地，以致她都差不多要把我祖父从棺材里猛拽出来。我祖父的样子十分可笑，淌着他儿媳的眼泪，就好像他在为自己的去世而哭泣。
在另一间房间里，我姑妈生下一对双胞胎。当我听说双胞胎的时候，看到她如此瘦弱无力，我就对自己说——为什么是双胞胎?为什么不是三胞胎呢?为什么不是四胞胎呢?为什么停下?她这样瘦小，这样蓬头垢面，房间这样小——绿色的墙壁，角落里有一个肮脏的铁洗涤槽，然而这是房子里唯一能够生下双胞胎——或三胞胎，或公驴的房间。
第三个房间是一个壁龛，在那里我得了麻疹、水痘、猩红热、白喉等等使时间在幸福和痛苦中无限伸展的儿童时代的可爱疾病，尤其是天意为我在床头上方安了一个带格栅的窗户，还有吃人妖魔的爪子抓住格栅，大汗淋漓，像红宝石一般滚下，有如河水般迅速奔腾，雨后春笋般飞快生长，吃着厚厚的嫩牛排，手脚却比铅还要重，或者像雪一样轻。手脚被时间的海洋或无数光的区域所隔开，脑袋像一粒沙子一样藏起来，脚指甲在雅典废墟下的极乐中腐烂。在这个房间里我听到的只有蠢话。我每一次得了一场这种新的可爱疾病，我父母就变得更加糊里糊涂。（“你就想一想，你小时候我把你领到洗涤槽跟前，我说，宝贝，你不要再从瓶子里喝水了，好吧?你说不，我就在洗涤槽里打碎了瓶子。”）轻手轻脚地（“轻手轻脚地”，斯麦尔加科夫将军说），说不清有多大年纪的老处女索诺夫斯卡小姐穿着一件墨绿色的连衣裙来到这个房间里。她带来了陈奶酪的味道——她的性欲在连衣裙底下变成了陈腐奶酪的味道，但是索诺夫斯卡小姐也随身带来了耶路撒冷之劫以及深深刺穿了耶稣的手以致留下永久窟窿的钉子。在十字军东征以后是黑死病，哥伦布以后是梅毒，索诺夫斯卡以后是精神分裂。
精神分裂！没有人再认为全世界都得了疾病有多么奇妙。没有参照点，没有健康状况。上帝也同样会得伤寒热。没有绝对的东西。只有迟缓进展的光年。当我想起全欧洲都在与黑死病搏斗的那些世纪时，我就明白了，只要我们被咬对了地方，生活就会多么辉煌！在那种腐朽当中的舞蹈与寒热！欧洲也许永远不会再跳舞跳得如此销魂。还有梅毒！梅毒的到来！它在那里，就像一颗晨星悬挂在世界的边缘。
1927年，我在布朗克斯坐着听一个人读一个毒瘾癖的日记。那人几乎读不出来，他笑得那么厉害。两个完全没有联系的现象：一个人吃了镇静剂躺着，神经如此紧张，把脚伸出了窗外，让他的上半身留在狂喜之中；而另一个人，他是同一个人，坐在布朗克斯，把肠子都快要笑出来了，就因为他不理解。
哎，梅毒的伟大太阳正在落下。低能见度：给布朗克斯，给美国，给整个现代世界的预报。由阵阵笑的狂风伴随的低能见度。地平线上没有新的星辰。大灾大难……只有大灾大难！
我在思考着那个上帝再生，人们将为上帝而战、而杀戮的时代，因为现在，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在为食物而战。我在思考着那个工作将被忘却、书本在生活中拥有其真正地位的时代。也许那时候不再有别的书本，只有一本大书——一本《圣经》。对我来说，书即人，我的书就是我所是的这个人，我所是的这个困惑不解的人，这个粗心大意的人，这个草率鲁莽的人，这个精力旺盛、淫秽不堪、吵吵嚷嚷、富有思想、顾虑重重、满嘴谎言、极其真实的人。我在想，在那个未来时代，我将不会被忽视。那时候，我的历史将变得举足轻重，我留在世界面孔上的疤痕将有重要意义。我不会忘记，我正在制造历史，一种像下疳一样蚕食掉其他无意义历史的秘史。我不是将自己视为一本书、一篇记录、一份文件，而是视为我们时代的一部历史——一部所有时代的历史。
如果我在美国不幸福，如果我渴望更多的空间、更多的冒险、更多的表现上的自由，那么，这是因为我需要这些东西。我很感激美国让我明白了我的需要。我在那里服徒刑。现在我没有需要。我是一个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的人。我是——这就够了。我不关心你的好恶；你相信我说的话是真是假，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如果你现在就在这里同我断绝关系，我也不在乎。我不是一个喷雾器，你可以挤一下，让它喷出一股细细的希望之雾。我看见美国在传播灾难。我把美国看作世界的邪恶祸根。我看见长夜来临，那个毒害了世界的蘑菇在根部枯萎。
所以，我是带着一种末日——无论是明天，还是三百年以后——的预兆，狂热地写这部书的，所以，由于我的思想不时突然停下，我也只得不仅勇敢地，而且绝望地一再重新点燃火焰——因为没有一个我可以信任的人来为我说这些事情。我的支支吾吾，我的探索，我对任何一种表达方法的探求，都是一种神圣的结巴。我被世界的辉煌崩溃搞得眼花缭乱！
每天晚上吃过饭后，我把垃圾拿到下面的院子里。上来的时候，我拿着空桶站在楼梯口的窗户那里看蒙马特尔高地上的圣心教堂。每天晚上，当我把垃圾拿下去的时候，我就想到自己以辉煌的白色高高耸立在高地上的样子。给我灵感的不是圣心，不是我正想到的基督，而是一种胜于一位基督、大于一颗心的东西，是一种超越了我想到的万能上帝的东西——我自己。我是一个人。这对我来说似乎已经足够了。
我是一个上帝的人，一个魔鬼的人。说哪一个都合适。没有永恒的东西，没有绝对的东西。我面前始终是肉体的形象，我们一个阴茎两颗睾丸的三位一体之神。右面是圣父，左面垂得较低一点的是圣子，在他们中间的上方是圣灵。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神圣的三位一体是人为的，它将经历无限的变化——但是只要我们长着胳膊、腿从子宫里钻出来，只要我们头顶上有星辰驱使我们发疯，脚下有草坪缓和我们身上奇迹的冲击，这个肉体就将一直适合我们吹奏出的所有曲调。
今天是春天的第三或第四天，我在克利希广场坐着，沐浴在充足的阳光中。今天，在这儿坐在阳光里，我告诉你，我才不管他妈的世界毁不毁灭，不管世界是对是错、是好是坏呢！它是——这就足够了。世界就是它所是的样子，我就是我所是的样子。我不是像一个盘腿坐着的菩萨说这话的，而是出于快乐的、不容怀疑的智慧，出于一种内在的安全感。在那里的这个，在我这里的这个，所有这一切，一切，不可解释的力量的合力。一种其秩序超越了理解的混乱。超越了人的理解。
作为人类，在黄昏时，在黎明时，在陌生的时刻，在神鬼出现的时刻，那种独自一人和独一无二的感觉使我强大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当我同芸芸众生走在一起，似乎不再是一个人，而只是一个斑点、一口痰的时候，我就想起自己一个人在空间中，在最辉煌的空荡荡大街包围中的一个单一存在，一个走在摩天大楼之间的人类二足动物，这时候其他居民已经逃走，我一个人走着，唱着，支配着大地。我不必到我背心口袋里去寻找我的灵魂；它一直都在那里，撞击着我的肋骨，随着歌声而膨胀、充气。如果我只是离开一个集会，在集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一切都已死亡，那么，现在当我一个人以上帝身份在街上走过的时候，我知道这是一个谎言。死亡的迹象不断出现在我眼前；但是，这种世界的死亡，一种不断进行着的死亡，它不是从外向内吞噬我，这种死亡就在我的脚下，从我身上往外移动，我自己的死亡总是领先于我一步。世界是我自己死亡的镜子，世界不比我死得更彻底，我在一千年以后比现在这个时刻更有活力，我现在正在其中死去的这个世界那时候虽然已死了一千年，还是比现在更有活力。当每一件事情都被经历到最后的时候，就没有死亡，没有遗憾，也没有虚假的春天；经历的每一个时刻都打开了更广大、更宽阔的地平线，这地平线只有去经历，它是无法逃避的。
梦想者只是在脖子以上梦想，他们的身体被扎扎实实地捆在电椅上。想象一个新世界就是每天去经历它，每一个思想，每一道眼光，每迈出一步，每做一个杀戮与娱乐的姿势，死亡始终领先一步。唾弃过去是不够的。称颂未来是不够的。人们必须表现得好像过去已经死亡，而未来则不可理解。人们必须表现得好像下一步就是最后一步，实际上它也是最后一步。向前迈出的每一步都是最后一步，一个世界也随之死亡，包括人们的自我。我们在这里属于一个从来没有终结的世界，过去从来不停止，未来从来不开始，现在从来不终结。这个我们抓在手里看见的从来不、从来不的世界，然而它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是从来没有结束、从来没有形状可以被人认出的东西，都在那里，然而却不是全部，而是如此大大超出于全部的部分，这种全部只有上帝、数学家才能计算得出来。
笑！拉伯雷提出忠告。为你所有的罪恶而笑！在我们将所有那些假药倒进喉咙之后，就是耶稣也难以施展他那清醒、快乐的智慧。当衬里磨破掉下肚子时，一个人怎么还能笑呢?在他们，那些脸色苍白、下巴突出、悲伤、痛苦、庄严、严肃、天使般的鬼怪，给我们带来所有的痛苦之后，一个人怎么还能笑呢?我理解唆使着他们的那种背信弃义。我原谅他们的天分，但是一个人很难从他们制造的悲哀中解脱出来。
当我想起所有那些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盲信者，想起那些不是盲信者而是纯粹的白痴，因为观念而被屠杀的人时，我开始强作笑脸。我说，封锁住每一条可能逃跑的道路，把盖子使劲盖在新耶路撒冷的上面！让我们一起跳舞，没有希望！洗过的和没洗过的，凶手和福音传教士，脸色苍白的家伙和四分之三的月亮，风向标和子弹头——让他们只是更紧密地聚合在一起，让他们在这种死胡同里焦急烦恼上好几个世纪吧！
要不就是世界太松弛，要不就是我绷得不够紧。如果我变得难以理解，我就会立即被理解。理解与不理解之间的差别只有头发丝那样细，甚至更细，一毫之差，中国与海王星之间的一线之差。无论我变得多么不正常，相差的比例却始终是一样的；这和清晰、精确等等无关。（等等很重要！）大脑会犯错误，因为它是一部过于精确的仪器；丝线碰在桃花心木的节子上，碰到雪松、乌木等硬东西，就会折断。我们谈论现实，就好像它是能用同一标准来衡量的东西，一首钢琴练习曲或一节物理课。黑死病随十字军的归来而至。梅毒随哥伦布的归来而至。现实也将来临！基本的现实，我的朋友克朗斯塔特说。引自一首写于海底的诗……
预言这个现实，要么只有一毫之差，要么就有一百万光年之差。这差别是街道的交叉所形成的量。一个量就是人们试图将自己挤进参照系所造成的功能紊乱。一个参照就是从旧雇主那里被解雇，也就是说，是一场旧的疾病分泌出的一种黏液。
这些是诞生于那条街上的思想，有癫痫症状的那一类。你弹着吉他走出去，琴弦绷断——因为观念在形态上没有被嵌入。要回忆梦境，人们必须闭上眼睛，一动不动。只要稍一动弹，整个结构分崩离析。在街上，我将自己暴露给我周围的毁灭性瓦解因素。我让一切都带我陷入它自己的大混乱中去。我弯下腰暗中监视这些秘密过程，服从而不是支配。
我的生活有很大很大的部分已经永远消失了。很大很大的部分消失、散布、浪费在谈话、行动、回忆、梦想中。从来没有任何时候我是在过一种生活，一个丈夫、一个恋人、一个朋友的生活。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做什么事情，我都在过着多种生活。因此，我选择来视为我的故事的东西，无论它是什么，它都湮灭，淹没了，不可分解地同其他人的生活、戏剧、故事融合在一起了。
我是一个旧世界的人，一颗被风移植的种子，一颗没有在美国这块蘑菇般迅速发展的绿洲中开花的种子。我属于过去的那棵大树。我在肉体上、精神上的忠贞，是在欧洲人这一边，那些曾经是法兰克人、高卢人、北欧海盗、匈奴人、鞑靼人等等的欧洲人。适合我身心的气候在这里，这里有活泼与腐朽。我不属于这个世纪，我为此感到骄傲。
对于那些不能胜任启示行为的占星家，我要在我的死亡宇宙的边缘附加上一些占星术用的笔画出的道道……
我是下疳，前后左右横行霸道的螃蟹。我在陌生的热带地区活动，经营烈性炸药、尸体防腐剂、碧玉、没药、祖母绿、清澈的鼻涕、豪猪的脚趾。因为天王星越过我的黄道，所以我过于喜欢窟窿眼儿、热猪肠及水瓶。海王星控制了我的星位。这意味着我是由清水般的液体构成的，我容易挥发，充满幻想，靠不住，有独立性，转瞬即逝，而且好争吵。屁股底下放一个热垫子，我可以扮演吹牛家或小丑，扮得像任何人一样好，无论他是在哪一宫下诞生的。这是一幅只画缺失部分的自画像——一只锚，一只开饭铃，一把胡子的残余，一头奶牛的臀部。一句话，我是一个消磨时间的游手好闲者。除了天赋以外，我绝对没有任何东西需要花大力气去显示，但是，即使在一个懒散天才的一生中，也会有这样的时候：不得不跑到窗口去，把多余的行李扔掉。如果你是一个天才，你就必须这样做——即使没有别的理由，而只是要建立一个你自己的可以理解的小小世界，它不会像一只走八天的钟，发条走完后就停下！你扔出去的东西越多，你就越受到邻居的敬仰。直到你发现自己一个人在最高层次。那时候，你就在脖子上绑一块石头，脚朝下跳下去。这会引起神秘解释的释梦同涂油膏所致的汞毒性口炎一起完全毁灭。你有晚间的梦，白天的狂笑。
所以，当我站在小拇指酒吧旁，看见这些人四分之三的脸从地狱的活板门里冒出来，用滑轮和支架拖拉火车头、钢琴、痰盂时，我就对自己说：“妙！妙！所有这些小玩意儿，所有这些放在银盘子上送到我跟前的机械！很妙！妙极了！这是我睡着时创作的一首诗。”
我关于写作学到的一点点东西就是这个：它不是人们认为它是的那个样子。它绝对因人因时而异。例如瓦尔帕莱索[2]。当我说瓦尔帕莱索的时候，它指的是某种同它以前所指的任何事物完全不同的东西。它可以指一个一颗门牙也没有的英国娘儿们和站在街中间招徕顾客的酒吧女招待；它可以指一个穿丝绸衬衫的天使，他那缠绕丝带的手指在一架黑色竖琴上飞舞；它可以指一个土耳其苏丹的宫女，有蚊帐围绕着她的屁股；它可以指这些事物中的任何一件，或者什么也不指；但是无论它指什么，你都可以肯定，它将是某种不同的东西，某种新的东西。瓦尔帕莱索始终是终结前的五分钟，在秘鲁的这边一点儿，或许还要近三英寸。它是你发着烧偶然走完的平方英寸，因为你屁股底下有一个热垫子，还有圣灵在你肠子里——包括矫形术的错误。它意味着“撒热喝凉”，如特里马尔奇奥所说，“因为我们的大地母亲在中间，弄得像个鸡蛋似的，圆圆的，她身上有所有的好东西，像一个蜜蜂窝”。
现在，女士们先生们，用我拿在手里的这把小小的万能开罐器，我正要打开一罐沙丁鱼。用我拿在手里的这把小小的开罐器，这完全一样——你要开一盒沙丁鱼，还是一家药店。这是春天的第三或第四天，我已经告诉你好几次了，尽管这是一个乏味、邋遢、令人缅怀往事的春天，温度计把我逼得像一只臭虫一样发疯。你以为我一直坐在克利希广场，也许是在喝着开胃酒。事实上，我是坐在克利希广场，但那是两三年以前。我确实站在小拇指酒吧旁，但那是很久以前，从那以后一只螃蟹一直在咬我的命根子。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地铁（头等厢）里以这句话开始的：“我曾经是的那个人，我现在不再是他了。”
走过铁路调车场的时候，有两件可怕的事情把我烦得要命——其一，如果我把眼睛稍稍抬高一点儿，眼睛就会从我的脑袋上迸出去；其二，我的肛门正在掉出来。有一种紧张状态如此强烈，以致全部思维过程立即变成菱形六面体了。我考虑到静止，想象全世界都宣布度假。在那天，有那么多自杀的，以致都没有足够的车来拉尸体。从波特那里的铁路调车场走过，我闻到从牲口列车上传来令人作呕的恶臭。就像这样：今日全天，昨日全天——当然是三四年以前——它们一直身体紧挨，心惊胆战、满身大汗地站在那里。它们的身体满含着厄运。从它们身旁经过时，我的头脑十分清醒，我的思想水晶般清澈。我这样急于要吐出我的思想，以至于竟在黑暗中从它们身边跑了过去。我也十分害怕。我还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嗓子冒烟，满含着厄运。我从它们身边经过，就像一封邮寄的信件。要不然不是我，而只是某些念头，我只是这些念头的通报者。这些念头已经贴上标签，做好记录，已经封好，盖上戳子，印上水印图案。它们——我的念头串联着闪过，像带电的线圈。是超越幻想生活呢，还是带着幻想生活?这是一个问题。在我内心，有一颗令人惊叹的宝石，它不会磨损，一颗我夜间逃走时用来划窗玻璃的宝石。牲口哞哞、咩咩地叫着。它们在那里，站在自己粪便的热烘烘恶臭中。我现在又听到A小调四重奏的音乐，听到琴弦一阵阵痛苦激动的拨弄声。我内心有一个疯子，他乱劈乱砍，直至他最终消除了混乱。完全消灭，同较少的、较模糊的消灭相区别。以后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肃清的了。一个光轮迅疾滚到悬崖跟前——从悬崖滚进无底深渊。我，贝多芬，我创造了它！我，贝多芬，我摧毁了它！
从现在起，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正在进入墨西哥。从现在起，一切都将奇妙而美好，惊人地美，惊人地妙。越来越惊人地美妙。从现在起，不再有晾衣绳，不再有背带，不再有法兰绒衬衣。总是夏天，一切都忠实于形式。如果是一匹马，那它就始终是一匹马。如果是中风，那它就是中风，而不是圣维特斯舞蹈症。没有凌晨时的妓女，没有栀子花。没有街沟里的死猫，没有汗。如果是一片嘴唇，那它就一定是一片永远颤抖的嘴唇。因为在墨西哥，女士们先生们，始终是正午，发光的是倒挂金钟，死去的就是死去的，而不是鸡毛掸子。你躺在水泥床上，像一支乙炔火炬一样睡觉。当你发现一样东西是丰富的，那它就是富源；当你发现它不是丰富的，那它就是痛苦，比痛苦更糟。没有琶音，没有装饰音，没有华彩段乐章。要么你抓住线索；要么你不抓住线索。要么你以纯粹的旋律开始，要么你以防腐溶液开始。但是没有炼狱，没有长生不老药。这是第四田园诗，或者第十三区！
【注释】
[1] 古罗马作家佩特罗尼乌斯的小说《萨蒂利孔》中一位经常大宴宾客的暴发户。
[2] 智利中西部港口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