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完全由于要么是轻视要么是忽视农民而提出了他的反动口号“发财吧！”从此以后，他就认为他用一句话纠正了他过去的全部错误。更有甚者，他认为在农民问题上也同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以及其他有部分分歧的问题上一样，他可以用同一个调子唱列宁同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的老调。布哈林学派在这个问题上散布的蠢话和无聊话是数不清的。要一一驳斥它们就得写一本专著。我现在只提出最重要的几点来谈谈：
（一）在这里我不去说革命前确实存在的那些老分歧。我只想说，这些分歧已经被斯大林的代理人和小小的布哈林学派夸大、歪曲和丑化得面目全非了。
（二）在一九一七年的时侯，我和列宁在农民问题上没有任何分歧。
（三）《社会革命的土地纲领》的“诞生”过程是列宁与我充分一致之下完成的。
（四）我最初阅读的列宁所制定的有关土地问题的法令是用铅笔写的。当时没有任何分歧的迹象。我们是一个思想。
（五）农民问题在粮食政策中显然占有不小的地位。像马尔丁诺夫这种无聊的人，正在说粮食政策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政策[41]。不，这是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我是同列宁密切合作参加制定这个政策的。当时没有一点分歧的影子。
（六）以中农为基础的路线是在我最积极地参加之下确定的。政治局的委员们都知道，在斯维尔德洛夫死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首先想到的就是任命加米涅夫同志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选择一个“工农”人物的建议是我提出的。加里宁同志的名单是我提出的。他的“全俄之长”的头衔也是我给起的。所有这一切当然是些琐事，不值得总是停留在这上面。但是在目前，这些琐事，这些情况对于历史伪造者来说，却是致命的证据。
（七）我们全部的军事政策和军事组织归结起来，十分之九是工人对农民的关系问题。反对小资产阶级游击习气和手工业方式的军事政策是我在列宁的密切合作之下完成的。
（八）一九二〇年初[42]，我根据自己对农民经济情况的分析，向政治局提出了一系列类似新经济政策的措施的建议。如果“不关心”农民是不可能有这个建议的。
（九）我已经说过，职工会问题的讨论是为了寻找一条走出经济上的死胡同的道路。新经济政策这条出路是全体一致制定的。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在无可怀疑的文件基础上加以证实。将来某一个时候是会得到证实的。这里我只作两点引证。
在回答我们对富农、中农和贫农的态度以及列宁同托洛茨基之间在农民问题上的所谓分歧的问题时，我在一九一九年写道：
“在苏维埃政权的中心里，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或现在都不存在分歧。反革命分子的事业是越来越没有希望了，他们只有欺编工人群众，硬说将有一场所谓冲突从内部分裂人民委员会。”[43]
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在回答农民古洛夫的问题时，写了下面这些话：
“在二月七日的《消息报》上，登载了农民古洛夫的一封信，他提出了我国工农政府对待中农的态度问题，并谈到一些谣言，如列宁同托洛茨基不和，恰恰在中农这个问题上他们之间有巨大分歧。
“托洛茨基同志在二月七日的《消息报》上已经作了答复。托洛茨基同志说，关于他同我有意见分歧的谣言，是地主和资本家或者是有意或无意帮助他们的人所散布的无耻谣言。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完全证明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是合乎事实的。他同我之间没有任何分歧，在中农问题上不仅托洛茨基同我没有分歧，而且我们两人所加入的共产党全党都没有分歧。
“托洛茨基同志在自己的信中，详细而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共产党和由苏维埃和共产党员选出的现在的工农政府不把中农当作自己的敌人。我万分同意托洛茨基所说的一切。”[44]
在这里我俩看到了同样的事实。这个谣言最初是白卫分子散布的。现在斯大林——布哈林学派抓住了这个谣言，把它发展了，并且处心积虑地加以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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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见马尔丁诺夫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红色处女地》上的文章。
[42] 在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并得到通过前一年。——英译者注。
[43] 《消息报》，一九一九年二月七日。
[44] 参看《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中文版第523页。——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