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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老师

徐老师是我太太,名叫徐帆,汉族,湖北武汉人,属贤妻良母型,因为还没有孩子,所谓“良母”是我的预见。天生是舞台上的角儿,在各种影视剧中司职大青衣。模样与偶像派尚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但在实力派里也算是有光彩的。四川人称漂亮的女人为“粉子”,妖艳一级的为“巨粉”,次之为“中粉”,我太太徐帆属于“去污粉”。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徐老师洁身自好,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不光是作人,生活上爱干净也是出了名的。这一点很像我母亲,不仅把自己归置地利利落落,居住的环境多差也是一尘不染,对伴侣、子女的要求也十分地苛刻。两代妇女对我进行轮翻清洗整治,令我苦不堪言。徐老师经常一边掐着我的脖子给我洗头,一边打探我的内心世界。

她说:你特恨我吧?

我说:怎么会呢?外人都说,我自打跟了你才算找回了点作人的尊严。

这时,徐老师总会得意地说:这还算是一句公道话。刚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像每天都在参加野外生存训练,看着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我忙讨好说:幸亏遇到了你。要不怎么人家都说,娶了你是我的造化,没人说嫁给我是你的福气呢。

每逢话到此刻,徐老师都会陷入思考,对我说又像问自己:是呵,当初怎么就看上了你呢?

我赔着笑脸说:一时糊涂呗。

徐老师说:不对,是你给我下了迷魂药。

那是在1993年9 月里的一天,一个秋高气爽的傍晚。我不知道是哪根筋动了,想起了徐帆。往北京人艺的四层打了一个电话,四层是人艺的集体宿舍,外地籍未婚的青年演员群居于此。电话设在楼道里,一般来说,那部电话永远都是占线,但那天刚好一打就通了,而且巧就巧在接电话的正是徐帆。

我在电话里说:麻烦请给我找一下徐帆。

电话里说:不麻烦我就是。

我喜出望外,说:你绝对想不到我是谁。

徐帆说:你是冯小刚吧。

在此之前,我们只见过两次。一次是在北影厂的放映室里,当时正在放《大撒把》的样片,夏刚导演问我怎么样?我说:都挺好的,就是女主角演得差点。夏刚说:女主角就坐在你的后面。我回过头去,在黑暗中借着银幕反射的光线看见了徐帆。还有一次,是在《大撒把》剧组的停机饭上。我和葛优共同认识的一个画画的朋友想让我们给他介绍一个女友,葛优拉我过去,借机向徐帆吹嘘一番朋友的诸多优越之处。我对她说:此人是我的战友,人品端正,家有小楼一座,虽是高干子弟,却为人随和通情达理,画画的收入也很丰厚。徐帆笑答:谈恋爱的事得自己认识,别人不能代包,谢谢你们的好意,往后就别再操这份心了。

至此之后再也没见过徐帆。那天也是兴致所至,绝无事先预谋。事后我问过她多次,她说:一听声音也脑子里就跳出了我的名字。她的回答不能令我信服。茫茫人海,我又不是“唐老鸭”,她怎么能一听声音就不打地说出我的名字呢?直到今天也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兹当是上帝的召唤吧。

她在电话里问我:找她有什么事?

我说:没什么事,就是想约她出来坐坐。就在你们剧院隔壁的华侨大厦。

她想了想说:好吧,你在大堂等我。

晚上8 点,我准时抵达华侨大夏。正在大堂徘徊,恰逢张健、刘蓓一伙人穿堂而过。

刘蓓笑莹莹对我说:等徐帆哪吧?

我又是一惊,问她:你怎么知道?

刘蓓一脸坏笑,说:我一猜就是。

嘿,这事真他妈神了。我怀疑我的电话上安装了图像传真,连着电视台,一言一行都能被全北京的人了如指掌。我后来疑虑重重问王朔,让他帮我分析。他说:一点都不奇怪。人艺就在旁边,你一个人大晚上戳在大堂里,脸上保不其还洋溢着幸福的表情,刘蓓是何等聪明的人精,察言观色是她的强项。都写在脸上了,还不猜个正着。

事后我也问过刘蓓,果不其然和王朔的分析如出一辙。但仍不能令我信服。我可以约无数人在此碰面,怎么就非得是徐帆呢?这件事很长时间都在困扰着我,得出的结论是,这辈子只能在“看得见的战线”上为人民服务,不能在“看不见的战线”上为国献身了。我一直以来都很羡慕安全战线的同志们,有国家掏钱开着大买卖,有的甚至还能开夜总会,也没有人敢捣乱,遇到警察冲进来,其他的人都吓得筛了糠,他们却能泰然自若地亮出真实身份:哥哥是安全部的,自己人。警察即刻恍然大悟,二话不说,立马收队。黑白两道都给面子。时间一长自己都不知道是黑道还是白道的了。

大约等了一个小时,徐帆来了。

那时她是短发,穿着一条墨绿色灯心绒的背带裤,裤腿肥大且短,吊在脚脖子上面像个打鱼的南海姑娘。mpanel(1);

徐帆一脸的歉意,对我说: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刚把衣服泡水里,洗完才过来。我这人有一毛病,活不干完了心里疙硬(难受)。

我说:你就那么自信,不怕我走了?

她说:你不是说没有什么正事吗,反正也是闲聊走了就走了呗,又不是我要找你。

都说湖北姥不好对付,我是有亲身体验的。

之后,我带她到饭店地下的歌厅去和刘蓓一伙人汇齐。见到刘蓓、江姗、陈小艺,徐帆立刻变了一个人,就是那种原形毕露的感觉。先是互相拥抱彼此抚摸对方的小脸蛋,然后发出一声声不怀好意的尖叫,气氛出现一种汗地拔葱式的热烈。然后她们开始唱歌,有粤语歌也有英文歌,这两种歌徐帆都不行,徐帆拿手的是民歌。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徐帆能唱得很高,并且声情并茂。很多年后我偶然发现,她不仅可以唱“一条大河”,还能按李娜的高度唱“青藏高原”,最撕心裂肺处仍显得游刃有余。让我喜出望外,如同存折里的一笔钱突然利息暴长。

当时,我为了不让徐帆觉得我过于心怀鬼胎,所以一进去就和李强、张健左一杯右一杯地干酒,基本上就没怎么和她说话,只在一扫而过的视野中盯过她几眼。

时间不长,徐帆起身告辞,我陪她走回剧院。

路上她对我说:不喜欢熬夜。

因为剧院的大门已经锁了,我又陪她绕到后院的一个小门处,告别后,她身手敏捷翻过墙消失在黑暗中。

我是怀着那样的心情离去的,觉得她还行,同时也知道这块骨头不好啃。

第二次见到徐帆是在一个多星期以后。

我这个人有一个弱点,一大堆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是挑气氛的,话也密,人也风趣,生熟不忌。一对一就傻了,不知道说什么。说出来得话也都是言不由衷,特别容易把自己弄得道貌岸然,忘了自己其实是一个大灰狼。明眼人都知道有几个姑娘喜欢正人君子?多数还是期待着度过一个不平静的夜晚。为了避免一对一的情况发生,我叫上了王朔陪我去“人艺”。我准备步子迈得再大点,关系搞得再近点。

我知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迅速把关系庸俗化。

下午五点来钟,我们走进了徐帆的宿舍。

徐帆见到我们也不感到惊讶,态度不卑不亢。

我说:晚上一起吃饭吧。

她说:今天不行,我得去青艺看话剧去。

我问:什么戏?

她说:《火神与秋女》。

我说:看那玩艺有什么劲呵?

她说:跟你吃饭有什么劲呵?再过半小时我就得走了。

这时我有点打退堂鼓了,趁徐帆出宿舍去水房。

我对王朔说:咱俩自己吃吧。

王朔说:你要听她,下回她也不见得去。叫她一起上车,路上不停车直接给拉饭馆去就完了。去向阳屯。

向阳屯是一个朋友开的,在颐和园那边,那一阵子特火。吃得全是忆苦饭,进屋就脱鞋上炕,弄得跟进了村里似的。那种饭抽不冷子吃一顿还行,连着吃个两三顿就真觉得是回到旧社会了。后来很多人效仿,深受那些想请客又不肯吐血的假大款欢迎,口口声声说,尝个新鲜,冒充山珍海味吃腻了。我是从小吃贴饼子长大的,难吃的感觉至今仍牢记在心,想忘还忘不了呢,决不想再受二茬罪再吃二遍苦。我同意去向阳屯吃饭的惟一理由是,那儿离市里远,一旦把徐帆拉到那里,天也黑了,戏也开演了,估计她也就不非得回城里看戏了。

就这么定了。还得说人王老师高,哪能她说不去就不去了。

徐帆从水房回来,看我们还在屋里坐着,就说:你们还没走哪,我可得走了。

我们一起下楼。

我对徐帆说:上车吧,我们先顺路把你送到青艺去。

徐帆说:不用了,谢谢你们。我自己骑车去。

我说:这你就有点没劲了,吃饭不去,车也不肯坐,你把我们当什么人了?

我们一起上了路,小白兔钻进了大灰狼设下的圈套。

我当时开得是一辆“天津夏丽”,汽车拐出“人艺”,经美术馆、五四大街、北海,一路向西扎下去。

徐帆说:“青艺”不是这么走。

我说:我们就没打算去“青艺”。

徐帆有点急了,说:你们怎么这样呵?这不是绑架吗?我命令你停车。

我说:那是不可能的。

徐帆:那我跳车。

我加快车速,说:你跳吧。

徐帆见硬的不行,又变成商量的口气,哀求道:求求你们了,好哥哥们,让我去看戏吧。明天我请你们吃饭还不行吗?

说实话,我当时真的有点心软了。也怕玩笑开得太过火了不好收场。但我从后视镜里看见王朔表情泰然,又坚定了决不放弃的信念。心想,反正也得罪她了,要么一起吃饭,要么再也不见面了。

汽车一路向西,徐帆破口大骂。声称,就是到了地方,她也不会进去吃饭。

到后来,车里安静了,没有人说话。汽车仍一路向西。

我的心都差不多碎了的时候,汽车开进了向阳屯。

我以为,车一停她就会嘭地摔上车门扬长而去。但事实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糟糕。

车停了,王朔说:都到了就一起吃吧。

徐帆想了想,跟我们一起走进饭馆。

事后我对徐帆说:当时我已经不知道是为什么了,就希望车能飞到向阳屯,然后你下车走人,好像这件事的目的就是为了这样一个结局。

徐帆对我说:我确实是觉得天也黑了,又那么远,赶回去戏也看不成了。最重要的是,你们也不是什么坏人。要真是流氓我就跟你们拼了。那天一进饭馆,怎么就那么巧,又撞上了张健、刘蓓一大群人也在那里吃忆苦饭。徐帆见到他们,气消了一半。

那天吃饭的印象在我的脑子里仅有一瞬间的功夫,只记得,坐下就端起了倒了半碗的白酒,连干3 碗向徐帆道歉,然后就晕了,最后说得话还隐约记得,拉着徐帆的手,挨个人地嘱咐:一定要把我妹妹送回宿舍。

据王朔第二天告诉我,坐下没有15分钟我就自己给自己灌趴下了。回去的路上是别人开的车,我一直躺在后座徐帆的腿上。一路上车停了无数次,我重复着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想吐。

当我听到我一直躺在徐帆的腿上时,酒全醒了。

我详细地向王朔打听,徐帆当时是什么表情?我什么姿势躺在她的腿上?她的手放哪儿了?

王朔笑着说:手一直托着你的脑袋。你吐了人一身。没有烦你。

一股暖流袭上心头,我说:我要没喝醉多好呀,这么好的机会浪费了。

第二天晚上,我接到了徐帆的电话。

她问我:好点了吗?

我说:真不好意思,我正式向你道歉。

她说:以后再也别那么喝了。脑子该喝坏了的。

放下电话,我想,这就应该算关系不一般了。

后来徐帆告诉我,我的脑袋把她的胳膊都枕麻了,稍微一动我就喊“晕”,她当时忽然觉得我挺可怜的。

我想,这就叫缘分吧。这事要是搁别人,别说还觉得你可怜,觉得你可恨都算轻的。

这之后,我们差不多有一个月没有再见面。再次见到她是在首都机场。我们两人同时获得“金鸡奖”的提名,被邀前往广州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电影节。

那是11月初的一个上午,大约有四五十个接到电影节邀请的人蜂拥在候机厅里,乱哄哄互相打招呼。我在人群里看见了徐帆、陈小艺,顿时来了精神,显得特别的兴奋,跟很多熟人开玩笑,介绍徐帆是我的女朋友。一副强买强卖的无耻嘴脸,弄得徐帆哭笑不得。

登机后,冯巩和徐帆坐在一排,我和冯巩换了登机牌坐在徐帆的旁边。

徐帆对我说:谁是你女朋友呵?你怎么不问问我愿意不愿意呵?

我说:我正式通知你,从现在起就是了。

飞机起飞后,徐帆开始作睡觉状。我就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忽然回头,发现周围的目光都在直勾勾地看着我。

我问徐帆:你睡得着吗?

她说:睡不着但特别想睡。

我说:我给你讲故事吧。

她闭着眼睛说:讲吧。

那时天已经凉了,我把我的皮外套脱下来盖在她的身上,她也没有推卸,身体缩在皮外套里面。

我开始讲故事:从前有个渔夫老爷爷,出海打鱼,钓上了一条小金鱼……

徐帆说:你把我当成3 岁的孩子了吧,这故事我都听过八百遍了。

我说:这不是为哄你睡觉嘛。讲没听过的,你睡得着吗?

徐帆不再说话,仍然闭着眼睛一副听之任之,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的表情。

她头枕着舷窗,云层在窗外铺成波涛,阳光分外强烈落在她的轮廓上。我把窗上的隔板扣下来,使她的脸完全处于昏暗之中。

然后我绘声绘色地讲完了“小金鱼”的故事,见徐帆没反应,又接着一口气讲了“狼外婆”“狼来了”等一系列我小的时候母亲给我讲过的故事。讲得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如愿以偿,她在我的故事中沉沉地入睡。

这时,我回过头来,四下打量。发现周围的熟人都在看着我,冯巩和陈小艺都露出了比当事人还难为情的笑容。

那次“金鸡奖”我和徐帆双双落马,但我们并没有空手而归。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没有领到“金鸡”,却将彼此作为终身奖励颁发给对方。直到今天这座奖怀仍熠熠生辉,行情看涨。

从那以后,我们开始恋爱。很长一段时间里,采访徐帆的记者问到她的最后一个问题,通常都是:你怎么会看上冯小刚了呢?言外之意是:不应该呀。朋友闻讯也对我说:徐帆能看上你真是你上辈子积了德。意思也是,打劫了银行还没有被绳之以法。我却不这么看。我的看法是:成全了我也就陶冶了她。这句话好像前面的文章里说过,放在这件事上仍很贴切。看来此话可以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用以表示制裁只能使双方都受损失。

1999年9 月19日上午9 点我与徐帆女士结为夫妻。婚后我称她为徐老师。

徐老师不仅戏演得好,抓管理也很有一套。通常来说是,抓大放小,疏而不漏。

看上去,人权、民主气氛都有,实际上是内紧外松,发现问题绝不手软。也就是说,徐老师可以不开枪,还可以往炮楼下面扔水果糖,但你得清楚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是在徐老师的机关枪射程之内的。

我喜欢在铁腕人物的统治下俯首贴耳,免得自己煞费苦心追求真理。我对自己很清楚,威逼利诱之下是可以走正路的,放任自流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是北京人的特点,必须得拿枪逼着,谁厉害听谁的,光平等协商什么事也办不成。早年间八国联军来了,为便于治安,逼着每家每户门口晚上天黑了必须挂灯笼,从那以后北京的胡同里就有了路灯。据说最初建立公共厕所也是如此,一声令下,不许当街撒野尿了,谁要敢违反就得挨枪托子。一开始还不服气,觉得当了亡国奴连尿尿的自主权都没了,强迫之下也养成了讲卫生的习惯。

我的许多良好习惯都是在徐老师的严格管理下逐渐养成的。

比如说:每天坚持洗脚换裤衩,袜子穿两天就得换干净的,小便完了不忘冲水,晚上刷牙,不喝自来水管里的凉水,吃完饭擦嘴,烟灰不弹到烟灰缸外面,发沙靠垫坐拧巴了,离去前想着把它摆好扶正,挂毛巾时上下对齐,汽车里放纸巾等等。

在徐老师改造我的下一个5 年计划中有:不吃手指甲,不在汽车里吸烟,每天洗一次头。前两点不说了,它和我的思考有关,我会在退休后加以克服。不爱洗头是从小养成的毛病,

一直以来我对洗头有很大的心理障碍,原因有三条,第一是,洗完头领子湿了特别难受。第二是,肥皂特别容易杀眼睛。第三是,长时间弯着腰非常不舒服。所以现在只要是徐老师问我这两天洗头了吗?我多半不说实话。我甚至可以为了躲过在水池前洗头,宁肯答应去洗一个澡。

徐老师不仅对我严格求要,自己也是身体力行。就像朱子治家格言中所说:黎明既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家里的日常用品都有适量的储备,柴米油盐绝不可能发生用完了才想起来现去采购的事情,每逢下雨,打开汽车的后备箱准会出现一把伞,用完后擦干净又会回到后备箱里。不仅如此,徐老师还非常喜欢把握生活的情调。外出演戏归来,必跑到花卉市场讨价还价买回几捧鲜花,让它们分别盛开于书房客厅的各个角落,然后点燃香,令室内香气迷人。逢此情景,我都会如坠雾里云端。

我常对她说:你这是资产阶级情调。

她问我:又有资产又有情调有什么不好?

我说:你营造的这种环境非常适合赵宝刚,写出来的剧本都是风花雪月。你让我还怎么“温故一九四二”?我还想愤怒呢。

她说:你愤怒什么?你有什么可愤怒的?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好好拍你的喜剧吧。

徐老师还好唱口昆曲,常常于率领小保姆打扫完卫生后,托着两条水袖跟着伴奏带反复吟唱。看着她在我的面前舞来舞去如泣如诉,总会让我产生一种恶霸地主将一代名优掠为己有的不好联想。

如果徐老师回来了没有香,上的是一根香烟,那可不是什么好兆头。遇到这种情况,我首先得马上做出一副“我错了”的样子。虽然还不知道错在何处,也知道卑躬屈膝未必就能躲过一劫,但争取一个好态度还是非常明智的。这是我受党教育多年,观察历次运动所作出的正确结论。我父亲曾是右派,一生受尽凌辱,原因就是态度不好。不明白黑和白是可以颠倒的。

徐老师年龄不算大,但对传统的祭祀活动并不陌生。每年的大年初一,我们一起去北京西山的潭柘寺朝拜,从走进寺院的山门到最后踏进大殿,什么时候烧香?

什么时候磕头?什么时候站?什么时候跪?我都是跟在徐老师身后如法炮制。我想,徐老师虔诚的态度也能令佛祖动容。

母亲去世后,我在西山为父母大人购置了一块墓地。安葬的那天,一切都在徐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的井井有条。我还记得一些细节,她先用一个纸杯斟满一杯酒沿着我父母两侧的墓碑边洒边说:爷爷奶奶、大爷大妈、叔叔阿姨,我妈今天刚搬来,往后你们就是邻居了,希望你们和平相处,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也请你们一定原谅。

我们这里先给你们敬酒了。洒完又斟满一杯放在我父母的墓前,然后又取出另一纸杯,将一些米粒填满杯子,点燃3 柱香插进米粒中,让我和姐姐、姐夫,还有两个孙女祀拜,自己退到一边安静地等待。

她对我说:要用纸杯,纸杯可以还土,不会破坏环境。

总之,我徐老师的优点是,说也说不尽,道也道不完。

一句话:娶了她我三生有幸。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从网上订了一套《青衣》的光盘。每天晚上写累了看上两三集。这出戏应该说是徐老师的当家戏,就像葛优演李冬宝一样,非她莫属。

拍完《青衣》,徐老师对我说:人都掏空了,心累了。

演员有几类,一类是形象极其靓,演戏极其傻,演什么都不走心,走心的都是演戏之外的事;另有一类是,私底下看着稀疏平常,就是一普通人,可一到戏里就不平常,不普通了,演戏的时候,心思里装满了角色,眼睛里看不见其他的事,附体了。我认为这后一类就是好演员。

徐老师是好演员。

别让她赶上好戏,兹要她走了心,酿出来的就一定是酒,绝不会给你一杯白开水。

这从她演出的戏里就能看出来:《大撒把》、《一地鸡毛》、《不见不散》、《一声叹息》、《阮玲玉》、《蔡文姬》、《青衣》。

显见得一步一个脚印,每个脚印都是结结实实,承载着徐老师的一番苦心。

刚开始看《青衣》我还挺激动,越往后看,心里越不安。为戏里的“面瓜”愤愤不平,也为戏里的“青衣”竟然如此自恋感到恐惧。尤其是想到,徐老师戏里戏外都是青衣,而我又没有“面瓜”那么好的脾气,或者说没有“面瓜”那么有心计,不由得为日后的岁月忧心忡忡。看到后来,汗都出来了,阵阵惊悸传遍四肢。我在万念俱灰中含泪睡去,一觉醒来,望着打扫庭除的徐老师,忽然意识到我他妈是入戏了。

顷刻间,一种劫后余生的幸运感油然而生。

徐老师用筱燕秋的青衣腔调唤我:夫君——我仍心有余悸,听到召唤应声而起。

啊,娘子——。

为妻的演技如何——?

那还用说吗。

怎——么——讲?

精——啊——湛!

背后说了徐老师很多好话,有溜须拍马之嫌。没办法,谁让她是我的领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