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开始的病痛？对于热爱着路遥和关心路遥的人来说，这始终是个谜。
著名作家张贤亮在回忆路遥的文章中有一段话，也许能解出这个谜底一二。
1984年1月，张贤亮参加由陕西省作协在西安举办的笔会，活动中认识了路遥。在张贤亮印象中，当时路遥出席的场合不多，出席时也是一脸愁云，很少说话。西安笔会安排张贤亮在西安人民剧院做一次文学讲座。讲座当天，许多文学爱好者和喜爱张贤亮作品的读者纷纷慕名而来，剧院的楼上楼下座无虚席，连通道都挤满了听众。
今天，我看任何一个作家来讲“创作谈”也不会再有那么多人来浪费时间了。那天，我一人在台上舞之蹈之高谈阔论后，陕西作协请我吃饭，路遥也在座，仍然很少说话。但吃完了饭他非常诚恳地要我到他家坐一坐，说是他家离饭店不远。我记得他家就在陕西作协院内的宿舍楼里，连建筑面积也就70多平方米的样子。当年人人家里的陈设都很简单，而路遥的家更是简单得近乎简陋。
在他家里，和他坐在一起就和在农村炕头上盘腿而坐没有区别，西安这座城市立即消失了。坐下后他给我冲了杯茶，用一个乌蒙蒙的玻璃杯。我突然发现好像整个房间都和茶杯一样乌蒙蒙的，连他整个人都笼罩在一片蒙蒙的雾中。
当时在座的还有王愚（评论家），我记得从路遥家出来走到街上，我对王愚说，你们陕西作家大概是中国作家中最不会生活的一群了。
王愚跟我笑着说：对了！贾平凹刚买了个电冰箱，冰箱里放的只是辣面子和醋。那时陈忠实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经常被人谈起，后来才知道忠实那时常住在乡下。
我们西北作家和农村有着割不断的情感与生活方式的联系，因而农村永远是我们的疼痛点。（张贤亮《未死已知万事空》）
“农村永远是我们的疼痛点。”尤其也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批陕西作家的疼痛点，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邹志安、京夫、王宝成等等这批陕西作家，他们有着同样的经历，都是在贫困艰苦的农村成长，都经历过食不果腹的童年，都有一个贫穷的拖累很重的家庭。
有次陕西文学界创作会议，夜晚，我们聚在一起，话题扯到生活给予人的磨难，大家讲着各自的经历，讲着以往许多不堪回首的事情，说到动情处，我们眼里泪光闪闪。（白描《写给远去的路遥》）
苦难不仅提供了他们文学创作的基础，他们深知普通人的命运、感情，珍惜生活的馈赠，同时，也磨砺出了他们顽强的性格、拼搏的精神和成就事业的毅力。
在这批陕西作家一路奋斗进入城市，还没有精力改善自己的生活时，城市里需要面对的一切就铺天盖地向他们袭来，他们无法轻松潇洒地面对。同时，他们过去一向吃得很差，进入城里之后，饮食习惯又很难改变，舌尖上只接受过去的那些粗茶淡饭。而且，陕西作家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勤劳、勤奋，都堪称为文学创作的劳动模范。
所以，在张贤亮感觉中，“陕西作家是中国作家中最不会生活的一群”，就不难理解了。这批作家——他们身体的营养不良，是早早埋下伏笔的；后期倘若补充不足，又毫无节制地透支，即使是钢铁战士也是要发生故障的。
多少年来，看似身壮如牛的路遥，始终保持了连续作战的姿态，创作《人生》时，将自己的身体置于精神之外，不给身体一天的休整，21天，就像一部隆隆作响夜以继日不停息工作的写作机器。想起时，犒劳身体的，不过是几小时的睡眠和抽屉里一包放硬了的点心——桃酥。
创作《平凡的世界》的六年时间里，路遥又是摆出一场大决战的姿态，激情燃烧中，毫无疼惜之心，掠夺性地超额使用自己的身体，去完成百万字的《平凡的世界》三部曲创作。
《平凡的世界》写作过程中，见过路遥的人，都能看得出他身体的付出与疲态，他自己却能让作品的质量基本保持了前后均衡，这不能不说路遥是在与自己较劲儿中，战胜了自己，赢得了挑战自己的胜利。然而，疾病其实就在这个过程中，已经侵入了他的肌体。他自己在处于创造的兴奋时，也预感到身体发出的不安信号。但是，他却为了他伟大的事业，再次将身体的爱护搁置一边。
烟不离手的路遥
在写作《平凡的世界》第二部时，路遥是知道自己的身体已难以支撑他继续忘我工作的，他去看病了。但是，却没有人知道，他看的是什么科，究竟得的是什么病？
陕西省作协院子里的人，只是看到路遥有一度将一种黑乎乎的药膏糊在脖子和前胸，弄得十分讲究仪表的他，显得脏兮兮的。有人关心地问及，路遥也只是笑笑说，是内火外治。人们信之不疑。从外观上看，路遥的身体是看不出会有病的，按身体条件，他是那种泰山压顶不弯腰，吃得了苦，受得起累，能饱、耐饥、能熬的陕北壮汉。他说内火，火伤肝，用外敷药将内火往出赶。“赶”了一个夏天，这个意志坚强的人似乎感觉比以前好了，实际上这时可能已经为后来的大病埋下了隐患。当时的路遥就该住进医院，全面检查，而不该把肝病当肝火。路遥对自身的疾病如此轻慢，与他自身的性格不无关系。
即使在不写作的夜晚，路遥也是常常整宿整宿不睡。并不是有什么诱人的夜生活，而是聊闲的、懒散的陕西省作协大院里总有几个夜猫子，遇上对路的人，平时沉默寡言的路遥，此时，变换为谈话高手。1985年从陕西三原县调到陕西省作协的王观胜，住在了《延河》编辑部四合院东边北头那个小房子里。路遥和不时从白鹿原来省作协的陈忠实、《延河》前主编董得理是王观胜那间小房子里的常客。他们白天谈，晚上也常常夜谈，而且一谝就是半夜。有时，大家谈各自家乡的风土人情及好吃的东西；有时，王观胜会兴致盎然地改用普通话，为大家朗诵他刚刚想到的小说中一段话；有时，则是路遥侃侃而谈，他视野宽阔，兴趣广泛，思维十分活跃。特别在他投入时，时时会有精彩的议论和智慧的火花迸发出来。从来不会让你感到乏味。他的谈话往往大至国际风云的变幻，小到田间地头的趣闻，至于飞碟的神秘出现、外星人的似有若无，更是他津津乐道的话题。
有烟有茶有咖啡，就足以支撑一夜。常常是东方即将放亮之时，才各自散去。路遥拖着疲惫的步子小心翼翼回家，不敢惊动妻子女儿，悄悄溜上床躺下，这一睡一直可以到中午。别人的中午变成了路遥的清晨。有时同事和路遥开玩笑，下午见到他，问一句：“早上好！”
除了与谈得来的朋友聊天，路遥几乎没有业余生活，也不会丰富自己的生活，只有电视上转播足球赛能激起他的兴趣。他也再无其他嗜好：不下棋、不打牌、不会搓麻将、不爱看演出、不喜欢字画、不爱与更多的人交往，对许多人痴迷成癖的事物，路遥不屑一顾，这就注定了路遥的生活格外滞闷沉重。而路遥的抑郁仿佛又是与生俱来的，人们很少见他开颜尽欢的时候。
大约是1989年夏天，上海的女作家王安忆来西安，有一次在西影厂莫伸同志处吃饭，在座的都是熟人，酒也喝得多一点。大家都知道，路遥的酒量是比较大的，而我虽然也好酒贪杯，其实并没有多大酒量，所以常常醉倒。但这一次我并没有大醉，路遥却醉得一塌糊涂，当时有人戏言，该醉的没有醉，不该醉的却醉了。这也许是我见到路遥唯一的一次轻松了一下，然而他却醉了，不知是紧张的心态来不得半点轻松呢？还是他又在考虑什么、忧愁什么，结果酒不醉人人自醉？反正一时也说不清楚，不过此后路遥便滴酒不入，无论你怎样苦劝、强劝，总之是酒不沾唇。（王愚《文章憎命达》）
起床之后的路遥，总是一顿暴食。这是他一天里唯一的一顿正餐，而这所谓的正餐又太没质量了。陕西省作协大院里的人，看惯了从街上小摊回来的路遥一手攥着几只馒头或大块锅盔，一手攥着生黄瓜或大葱，边走边啃的情景。晚饭经常是错过的，路遥能赶上吃晚饭的时候，是夜市上的一碗酸汤羊肉水饺，加一把烤羊肉串。但咖啡似乎是离不开的，烟也抽得猛，而且抽的都是好烟。朋友们常说，路遥是陕西作协会享受现代文明生活的第一人，这话也不谬。路遥常说：男人不抽烟，还活个啥人？他除了把烟当作刺激疲劳、保持兴奋的清醒剂，也很陶醉在那吞云吐雾的放松状态。
有人简单地算了一笔账，路遥写《平凡的世界》，洋洋百万言，花费了6年时间，每天平均两包烟，20元钱上下，6年就抽掉4万余元，按当时的稿酬，完全不抵烟钱。
朋友们并不担心路遥的身体，而是羡慕他的身体，没有谁劝过他让他戒烟。壮实的路遥，拼命工作，饥一顿饱一顿，熬一夜睡半天，心气高，急性子，自然会上火，当时社会又流行内病外治，也就对路遥脖子上和胸前糊上的黑乎乎的药膏没有在意。
有一次，作家京夫发现路遥手掌发红，是那种典型的肝掌表征。京夫询问路遥，是否肝上不适？路遥却反问一句：“是吗？”似乎压根就不相信他会有肝病。
路遥一向对自己的身体很有自信。的确，不高个头的路遥，确实可以用虎背熊腰，或是身壮如牛来形容。路遥曾不止一次地向人夸耀，他还在延川做农民工时，有一回，清涧的母亲在家里大出血，好几天没人管。路遥得到消息，立即从延川赶回老家清涧王家堡。他把家里人美美骂了一顿，然后站在公路上硬挡住了一辆大卡车，给人家说了一阵好话，才把母亲送到清涧县城里，住进医院。母亲失血过多，需要大量地输血，恰逢医院没有血，那时候，父亲年老体弱，弟妹年龄小，就只有输路遥一个人的血。母亲输入了路遥的血，病很快好了，而且以后还很少生病，比原来的身体还好了。“医生说我的血质量高，活性强，有一种什么特殊的成分。为母亲输血后，我就开始为自己补充，就把肚子吃大了”。
陕北黄土地上生活的人，或者说，大多生活在温饱状态的中国老百姓，他们对待疾病的态度就是，有了病之后硬抗硬拖，把命交给老天。过去少医没药的条件差，现在有条件了，却因病看不起，有了病不肯去医院检查治疗，随便到小医务室取药，致使可治好的病也拖成了重病。
路遥虽然走出了黄土地，但对待疾病和很多的生活观念，依然没能脱离黄土地。但是，路遥不存在有病看不起的问题，何况那个时期，医药费是全部由所在单位报销的。他去世后，人们才得知，在1988年之前，路遥就检查出乙型肝炎，但是，他却对朋友和同事们保守秘密。
《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完稿时，路遥忽然吐了一口血，血流在省作协临时的那间工作室的桌子上。路遥看到桌面上的血，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电话打给天乐，叫他赶紧从延安回西安。
第二天，我们去医院查出了他吐血的病因，结果十分可怕。路遥必须停止工作，才能延续生命。但路遥是不惜生命也要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我能理解他的这一选择。路遥让我永远也不能给任何人说他的病因，我痛苦地在他面前放声大哭……（王天乐《苦难是他永恒的伴侣》）
在林达出差的时候，路遥常常让李秀娥到家里帮忙给女儿做饭。当李秀娥盛饭时，路遥总是另放一副碗筷，单独给女儿盛饭。当时，李秀娥只是感觉，这一家人还如此讲究卫生，一个人一套餐具，却从没有意识到，路遥是知道自己患上了肝病了。
记得1988年前后，你曾跑过几趟医院，吃过一段中药，对此你解释说是想用药物调理一下，很快你便如同常人，不跑医院，也不服药了。不同的是自此戒了酒，过去的你是很能饮酒的。现在回想起来，怕是从那时你便查出了肝上的毛病。但是你为什么要隐瞒呢？有病并不耻辱。你不愿向外人宣示，不光是外人，连你自己好像也不愿承认，大概是你要强的心性不容许自己给人以病恹恹虚弱的印象，这就导致你走入一个可怕的误区。强大与虚弱的分野并不在于体魄。要强的心性成全了你，也毁了你。（白描《写给远去的路遥》）
路遥为什么要隐瞒自己的病呢？很多有病的人不是照样继续写作、继续工作吗？路遥也许以为自己身体壮、年轻，可以顶得住？也许是怕别人嫌这种病会传染躲开他吗？或是害怕自己说出来，让自己丧失拼搏的勇气？还是怕外界传播出去，给自己带来负面影响？
这许多的追问，都没有答案，一切都不得而知。只知道，这可怕的病魔竟在短短的几年里置他于死地，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路遥似乎永远对自己不满意，即使是两次获得全国中篇小说奖、一次获得茅盾文学奖，后来又晋身“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行列，这样的殊荣也只为他带来短暂的欣慰喜悦。他的心性太高、太强，一个目标被征服，马上又有了新的目标，在精神上不给自己留一点喘息的机会，想干一件什么事情，即使前面横着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也会不屈不挠地消除障碍，实现目标。
路遥病重时，贺抒玉曾责怪做妻子的林达：“路遥身体都那样子了，为什么还让他装修房子？为什么不早点劝他住院治疗？”
林达表现得很委屈的样子，说：“我压根就反对他装修房子，他趁我和远远去北京过暑假，自己决定干的。我曾多次劝他住院治病，他哪里肯听！路遥那固执劲儿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对他能有什么办法！”
其实，贺抒玉以及许多熟悉情况的同事和朋友，也知道林达的苦衷，只是猛然听说路遥肝硬化腹水卧床不起，由不得第一个埋怨的就是做妻子的。
隐瞒病情的一种可能是存在的，那就是路遥在事业上有更大的设想、更高的追求，需要他身体和精神全方位的调动合力支撑，毕其功于一役。身体状况不达，精神不济，更需要顽强的精神支撑，抑或，他要给自己造成一种身体健康的假象，建立一种巨大的不可动摇的自信。
路遥对疾病的回避，既表现了他的坚韧，又表现了他的脆弱。但这就是血肉之躯的路遥，这就是作家的路遥。路遥是坦荡的，也是神秘的。一个坦荡的路遥，加一个神秘而城府很深的路遥，才构成了文学的路遥的主调与复调相融的多姿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