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路遥的人生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一是北京知青的到来，二是一份文学小报《山花》的创办。
20世纪70年代初，在接受“农村通讯员”培训的路遥，既可以拿着“县革委会通讯组”的介绍信，四处采访，还可以报销差费。这期间，在全县出名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的新胜古、槐树坪、四新树等公社，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采访的过程，也是扩大他的创作视野的过程。
那首诗作《我老汉走着就想跑》由曹谷溪推荐，在1971年8月13日《延安通讯》上发表，接着诗作《塞上柳》也在9月28日的《延安通讯》刊发。
那是个全民热爱文学的时代。延川县群众性的诗歌创作的热情同样高涨，作为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宣传组副组长的曹谷溪，职业与热情，都使他义不容辞地接受了历史所赋予的使命，聚拢起延川县境内的各方文学爱好者，包括北京知青、分配到延川工作的知识分子、本地知青等各路“诸侯”。其中骨干分子有延川县文化馆的负责人白军民；插队延川的北京知青陶正；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延川永坪中学当教师，后成为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文艺宣传队编剧的闻频，以及返乡青年路遥等人，共同编辑诗集《工农兵定弦我唱歌》。
“文革”时，曾担任群众组织头头的路遥拜身受监禁的谷溪为师，两人结成好友。此后，谷溪、白军民、陶正、闻频、路遥等几个血气方刚的青年，经常聚到县委2排18号谷溪办公的窑洞一块谈论文学，写诗作文。2排18号成了他们的文学沙龙。一个偶然的机会，时任县革委会宣传组副组长的谷溪得到了一本《延安儿女歌唱毛主席》的诗集。谷溪从头至尾读一遍后对大家说：“这些诗中标语口号多，咱编一本肯定要比这个好。”于是他们几个人就一起编辑了一本《工农兵定弦我唱歌》的诗集。1971年在县内油印，1972年5月将其更名为《延安山花》，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一版再版，国内外发行28万册。（丁爱迪《从〈延安山花〉到〈山花〉朵朵》）
曹谷溪主编的诗集《工农兵定弦我唱歌》修订本，共收录52首诗歌。1972年5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以延川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名义，将《工农兵定弦我唱歌》更名为《延安山花》，交付延川印刷厂铅字印刷。同时，他们精选41首诗歌——路遥及与谷溪合作的就选了7首，分别是：《灯》（合作）、《进了刘家峡》、《电焊工》、《我老汉走着就想跑》、《山村女教师》（用了笔名鲁元）、《当年“八路”到延安》（合作）以及《塞上柳》，以《延安山花》同名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有一位日本学者——安本 实先生，在路遥去世后来到中国，来到延安搜集有关路遥的研究资料时，对谷溪说，他最早知道谷溪和路遥的名字，是在1974年，那时的日本，除了能看到几个样板戏剧本外，还能看到的就是这本《延安山花》诗集，样板戏是当时中国最高权力中心最高权力人物直接参与的御花园中的富贵之花，而这本诗集却是一群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侍弄出来的一朵山间野花。（晓雷《男儿有泪》）
1969年8月2日，《陕西日报》刊登延安地区革命委员会文教局、陕西省工农兵艺术馆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山花〉是怎样开放的？——诗集〈延安山花〉诞生记》。调查报告这样表彰路遥：
城关公社刘家圪大队的创作员路遥同志，一年中创作诗歌五十余首，其中六首在报刊发表。
《延安山花》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当时有几位北京知青出版了诗集《延安儿女歌唱毛主席》，谷溪、路遥他们觉得其中太多标语口号，缺乏真正陕北人的情感，于是决定出版《延安山花》诗集，歌颂当年跟着毛主席的老红军、老八路。想法不一定成熟，但《延安山花》诗集可以说是“百花凋零时期，开在黄河边的一朵向阳花”（谷溪语），这也成了以后《山花》文学报的先声。以后《延安山花》再版时，路遥还是珍惜它的原始状态，没让编辑删去其中一些现在看来已是过时了的诗。
在曹谷溪主编的《延安山花》正在定稿时，1971年9月13日，机毁人亡的林彪事件发生。曹谷溪因县委通讯组组长的身份，有资格参加传达重要文件的会议。那天，会场的门口站着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森严壁垒，气氛凝重。所有参加会议听传达的人，都被要求严守秘密，每个人表情紧张地听了传达之后，神情依然无法松弛。
文学创作上不断有收获的路遥，对政治风云依然有着极为敏感的神经，路遥与陶正，同时感觉到了国家一定出了大事，而且形势极为严峻。两位政治上都十分敏锐的青年想问个事情大概。
路遥询问谷溪，开的什么会？
曹谷溪严肃地回答，传达绝密文件。
路遥再问谷溪，能不能传达？
曹谷溪没有犹豫地回答，不能传达，王法很重。
接着，曹谷溪叮咛他们将诗集《延安山花》收录的白军民的一首诗《磨刀谣》中的“平型关前逞英豪”修改为“青纱帐里逞英豪”。
路遥和陶正几乎同声诘问：“为什么修改？”
曹谷溪不动声色地回答：“平型关是地名，很平直；青纱帐有色彩，有形象，有诗味。”
路遥与陶正，这两个曾经最活跃的红卫兵，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惊呼：林副统帅出事了！
曹谷溪内心不禁感叹，这两个年轻人思想真的够敏锐，厉害！表面上却镇定自若，不置可否。
其实，这样对国家大事与国家前途的敏感与思考，是常常发生在曹谷溪的办公窑洞——2排18号里的。在陕北黄土沟壑中，以诗以文聚集起来的这么一帮年轻人，犹如俄国的十二月党人，聚集起来议事议政，早已对林彪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祸国殃民进行过思考和质疑了。
坐在2排18号窑洞里，他们常常讨论所谓的全国学习解放军到底是怎么回事？把保卫国防的解放军派到全国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各个单位，哪怕是一个十人八人的单位去进驻，这绝不是什么好兆头。2排18号窑洞，是一个覆盖着天苍苍野茫茫的穹庐，拓宽着一群热血青年的视野和胸怀，也是一块磨刀石，砥砺着他们的思想和目光。他们那些超前的议事议政，拿出任何一条，都有坐牢杀头的危险，只要有一个人当了叛徒，其他的人自然永劫不复。在以谷溪为头头的这座熔炉里，路遥的思想在磨砺着，他的诗文也在继续锻造着。“林彪反革命集团”里有一个干将叫王维国，与王卫国几乎同名，也许就考虑到这种关联，也许寓意更深，王卫国从此更名路遥。（晓雷《男儿有泪》）
转眼一年的县革委会通讯组培训时间到了。再也不能继续留用路遥的时候，曹谷溪又通过当时县文教局管理文化部门的干部的关系，让路遥占用“路线教育积极分子”的名额，再抽调到延川县毛泽东文艺宣传队，从事文学创作工作。路遥又重新在县城端上了饭碗。之前，陶正、闻频也被谷溪推荐到文艺宣传队做了编剧。
每月领上了18元补助的民工路遥，工作极为卖力。他与陶正合作创作了歌剧《蟠龙坝》，又与闻频合作创作了一部大型歌剧《第九支队》。前者是写现实生活中治山治水题材，后者是写历史斗争中的陕北“闹红”。
这是1972年夏天，县委突然交给宣传队一个任务，让我们赶国庆节拿出一台大戏。编剧自然是我和路遥。
有人希望我们写孙立哲的事迹，我考虑不好表现，最后定下写革命历史题材。
当时，已是8月，时间很紧，我俩一同去走访老红军、老八路，途中便谈构思，列提纲，兴致十分高，合作很愉快。很快向领导提交了方案。剧名《第九支队》，全剧共分七场。
把一幕七场歌剧，从无到有，在一个多月之内立在舞台上，工程是艰巨的。宣传队没干过，我和路遥更没干过，两个年轻人可谓不知天高地厚。
为了赶时间，我们采用了流水作业法。即：我俩写一场，曹伯植谱一场曲，演员排一场，全剧写完了，也谱完了，演员也排完了。
为了使第一道“工序”不误事，我和路遥又分了工。剧本由我执笔，他做助手，我写对话，他拉唱段。
写前，我俩把这场戏的情况说好，有几段唱，谁唱，什么心情，什么环境，唱什么内容。然后，各行其是。
使我吃惊的是，每当我把对话写到该唱时，他已经把唱段的唱词写好了，而且写的都合乎要求。我稍加修正，一抄而过。接下来，再向下进行，效率很高，进展很快，其配合之默契，简直不可思议。
他的唱词写得深情委婉，联想开阔，很富有陕北特色。
那时，我便深感这小子是个人物。（闻频《雨雪纷飞话路遥》）
《蟠龙坝》和《第九支队》这两部歌剧在延川县的排演，是小县城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但是在路遥的创作生涯中，它们却只是序幕。
在宣传队时，路遥与闻频两人住在宣传队小院西边最北一孔窑，窑里只有一桌一椅一盘炕，俩人合用。
路遥知道自己夜里睡觉打呼噜，恐怕吵了闻频，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张单人床，支在了靠窗的墙角，而且带床头。后来，他们俩合作写七场歌剧《第九支队》时，这床，就成了路遥的写字台。
其实，他最常用的“写字台”，是一块一尺见方的五合板，板子上方钉有一个铁夹子。他写东西，不择场所，草垛旁、墙根下、猪圈边……或坐或靠，五合板膝盖上一支，便可进入状态。身边练琴的、练唱的、背词的，嘈嘈杂杂乱成一团，他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有一天，他突然问我歌词怎么写？我把歌词的要求和特点，用最简要的语言说了一下，他好像立即全明白了。他说：“咱一人写五首歌词咋样？”我说“好”。
很快，他拿出了五首歌词让我看，果然都不错，完全合乎歌词的要求。后来收入人民音乐出版社《革命歌曲》集中的《清格朗朗流水幸福渠里来》，便是这五首中的一首。（闻频《雨雪纷飞话路遥》）
宣传队下乡演出非常愉快，演员大部分是北京知青，演出的节目，以样板戏的片段为主，一群年轻人背着行囊，翻山越岭，一路说笑唱闹，十分开心。遇上下乡演出，路遥总是跟着宣传队一同前往。但没有具体事情做，是个打杂的，有演出时，他就帮助拉幕，敲打击乐，有时也混在伴唱群中吼两嗓子，他那从小唱过信天游的嗓子音质不错。
没有演出的白天，演员排练时，路遥便躺在山坡上或树底下看书。
路遥爱丢东西，小东小西不算，1971年一个冬天，他就丢了两件棉袄。
陕北的冬天很冷，家家窑里烧炕，进屋棉袄一脱，走时便忘了。悲哀的是怎么也记不起丢到哪儿了，只得再买一件。买了又丢。待到数月后，又到人家家时，棉袄又发现了，夏天也来了。
但是，他的书不丢。
他自到宣传队，就背一个“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小挎包。不论去哪儿，包不离身，包里的牙膏牙刷常不翼而飞，但书却常在。尤其是那本蓝皮的《创业史》，总和他形影不离。
第二年，我见他的《创业史》变成了橙黄色，他说那本已翻烂了。到作协后，我俩偶尔谈及此事，他说，他翻烂过三本《创业史》，究竟看过多少遍，就可想而知了。
在我的记忆中，1973年我借调在延安文工团时，他从延安大学来团里找我，书包里还有《创业史》。（闻频《雨雪纷飞话路遥》）
每当雨天，路遥便呈现出莫名其妙的狂喜，平时不太言语的路遥，总要向闻频畅快地抒发一些心中情绪。若是小雨或大雪，他就独自在雨雪中漫步，若是大雨，他就在窑里静静地听着窗外哗哗的雨声。那种享受和满足，便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了。
1972年，由曹谷溪牵头，组织白军民、路遥、闻频、陶正等人成立了业余文艺小团体——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由于当时的县委书记雷增寿、政工组长刘保存等对文艺创作很重视，创作组成立后，还拨了专款，让创作组办个铅印小报。
1972年9月1日，由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创办的一份小型文艺报纸——《山花》诞生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期西北地区第一份文学报。在那个时期，文艺界百花凋零的季节，《山花》一经面世就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
《山花》创刊号的“创刊词”这样写道：
《山花》是不定期的文艺小报。它的使命是使之成为工农兵业余作者交流的场所，丰富革命群众的文艺生活，进一步发挥使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欢迎诗歌、散文、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歌曲、木刻、剪纸等短小精悍的文艺（文学、艺术）作品。广大的红卫兵和各战线上的同志们，是这个文艺花园中的园丁，大家积极地进行投稿，经常展开批评和指导，对它的成长寄予关心。我们期望着这枝革命的野花盛开不败。
延川县工农兵文艺创作组没有编制，《山花》由谷溪、白军民、陶正、闻频、路遥等人共同编辑。而当时，白军民在文教局工作，杂事多；陶正在关庄公社插队，进城一次不容易；闻频在乐队，要随时排练，到处演出。《山花》主要由谷溪和路遥来编辑。
发现一个创作苗子，诚属不易，但培养一个创作尖子，更难。发现，个人角度即可实施；培养，则非通过组织不行。延川的有关部门，为使路遥成才，越轨地创造条件，也不是人人都能理解和没有非议。曹谷溪推荐通讯组，不是派性通讯组，不管这派那派，谁胜任我就举荐谁。介绍路遥进县文艺宣传队搞编创，有些人告状说是耍私情，一位老干部曾质问文教局的文化干事，王卫国那小子能进宣传队，他的孩子怎么不能，文化干事回答：“如果你的孩子发表上路遥十分之一的作品，咱们马上给宣传队增配一名编创，县上正愁人才缺。”老干部无言以对。县宣传队也有人挖苦文化干事，调来个编剧不写戏，文化干事正告：你大概没看过路遥的介绍信，任的是编创员，既是编创，诗歌、小说都算，宣传队在舞台上的诗表演、小快板，虽然不是戏剧，不也挺受欢迎吗？更何况路遥和闻频合写的话剧《第九支队》分明是上演了的。唇枪舌剑，简直像吵架一样，都是为了路遥。（高歌《困难的日子纪事》）
陕北的夏天短暂而清凉，很快，1972年的秋天就开始了。路遥与闻频两人居住的窑洞里，路遥从睡的那张靠窗边的单人床，转移到火炕上。一连两天，闻频总见他趴在炕沿上写东西，一页稿纸，画得密密麻麻，因忙于排练，闻频询问路遥在忙什么？
过了几天，路遥拿着几页抄清的稿子给我：“闻频，你看看，我写的小说。”
我一口气读完了，小说叫《优胜红旗》，还真有味儿，是个正儿八经的短篇。
我们当即在《山花》小报上发表了。《陕西文艺》（即《延河》）创刊号选载了路遥的这篇小说。这是路遥写的第一篇小说，也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路遥当时对我说，他之所以要写这篇小说，是因为有人说他只会写诗，而说他的那个人，是写小说的。他要争这口气。（闻频《雨雪纷飞话路遥》）
路遥的作品频繁出现在《山花》小报上：
第3期，与曹谷溪合作的《赞歌献给毛主席》；
第5期，叙事诗《桦树皮皮包》；
第7期，小说《优胜红旗》；
第9期，《老段工》；
第15期，整版只刊登了路遥一个人的小说《基石》；
第18期，小说《代理队长》。
体裁上，路遥逐渐由诗歌向小说转笔。
路遥以一种与命运决战的姿态，以一种狂热痴迷的心态，投入到了文学创作之中，而文学创作的初步实践，也挖掘出了他生命深处的巨大潜能，他的才华日渐显露，成就日渐突出。
路遥当时的作品，引起了省内外评论界的重视，一些当时有影响的文艺评论工作者，如王恩宇、师长泰、王百龄、刘羽升等，在《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延河》等报刊发表的评论中，都屡次提及路遥，并给予较高的评价。当时插队落户在延川县的作家史铁生后来撰文回忆说：
我当年插队的地方，延川，是路遥的故乡。
我下乡，他回乡，都是知识青年，那时我在村里喂牛，难得到处去走，无缘见到他，我的一些同学见过他，惊讶且叹服地说那可真正是个才子，说他的诗、文都作得好，说他而且年轻，有思想有抱负，说他未来不可限量，后来我在《山花》上见他的作品，暗自赞叹，那时我既未做文学梦，也未及去想未来，浑浑噩噩，但我从小喜欢诗、文，便十分地羡慕他，十分的羡慕很可能就接近着嫉妒。（史铁生《悼路遥》）
《山花》是4页的小报（有时是8页，最多达到24页），《山花》的创刊，标志着延川县这个陕北山区小县文学艺术创作“山花时代”的到来。《山花》是当时“宏大的革命理想”与陕北人先天具有的浪漫主义品格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通过文艺的方式宣泄政治情绪的必然表现。因此，《山花》的旋律是“信天游”的，这些业余文学青年主要是通过“信天游”的方式来咏志抒怀，表现“崇高的革命理想”。这种乡土化的东西，始终是《山花》的特色。
路遥很看重早期他发表在《山花》小报上的作品，在后来为谷溪的诗集《我的陕北》撰写的序文中写道：
尽管那时候的作品，甚至连一篇也不能编入现在的结集里，但他在人生的篇章中永远占有不可磨灭的一页——那是在干枯的精神土地上长出的几棵稀有的绿草，至今仍然在记忆中保持着鲜活。在此期间，谷溪和他的朋友们编辑出版了诗集《延安山花》。当时在国内外行销几十万册，可以说这是文化革命后期中国大陆第一本有泥土气息和文学意识的诗歌集子，不能不引起社会广泛注意。
从满怀虔诚和热忱走进“文化大革命”，到灵魂的震荡和洗礼，到对于文学的全身心投入，路遥的人生选择，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寻找、校正、反思、成熟的过程。后来路遥回首自己的人生之路，对《山花》怀有一种深深的感恩之情：
在一个远离交通干线的荒僻小县城，几个从不同生活道路上走在一起的人，竟然办起了一张文学小报，取名《山花》。就我自己来说，觉得好像又一次开始面对纯朴的生活，进入到一种渴望已久的人情的氛围里，变硬了的心肠开始软化了，僵直了的脑筋开始灵活了，甚至是自己面对过去几年不正常的生活感到了一种真正的羞愧。同时开始意识到人的最美好的追求应该是什么。
艺术用它巨大的魅力改变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我深深感谢亲爱的《山花》的，正是这一点。（路遥《十年——写给〈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