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延川县县级机关第一个红卫兵造反组织——“反修战斗队”建立不久，各单位相继建立名目繁多的造反组织20多个，有“毛泽东思想指挥部”、“红旗战斗队”、“兴无灭资总部”等等。为表现各自组织的正确性，“造反派”之间互贴大字报，相互攻击对方是“保皇派”，标榜自己的造反组织是“革命派”。延川县大街小巷，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造成纸张短缺。
当王卫国从北京串联回到延川县时，延川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然开展得如火如荼。疯狂的年代，只是一名延川县初中三年级学生的王卫国，也疯狂地在延川中学的校园里，借着风势，联络了初中部的同学，真就成立了一个“延川县红色造反派第四野战军”（简称“红四野”或“红四野总部”），扛起了“红色造反派第四野战军”的大旗。
历史上的“第四野战军”，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实力最强的主力部队。它是由抗日战争转入大反攻后进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各一部及东北抗日联军逐步发展起来的，简称“四野”。缔造者是林彪、罗荣桓。这支队伍，能打硬仗，而且战无不胜。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延川中学的这一派学生造反组织起了这么个震天动地、响遏行云的名字，也是希望能像当年的“四野”一样，勇往直前，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吧。
延川县还有另一派也自称是“红色造反派”的组织——“延川县红色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简称“延总司”或“司令部”）。
到1967年3月，革命大辩论逐渐使观点相同、意见相投的“造反派”相互联合，而观点相对立的则水火不相容。
“延总司”与“红四野”均是延川中学的师生组织成立的，但后来发展成为当时延川县“文化大革命”中两个势不两立的造反派别。
回到延川县的王卫国，由于平时总是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再加上出色的文才，自然成为班内“文革小组”成员。班主任常有润老师是班上的当然领导，小组中的三个成员都是班上不安分人物，调皮活泼，能言善辩。后来，这三个人成了一派的主要头头。而王卫国的组织才能和领导才能显得更为突出，被“红四野”的群众推选为领导成员之一，又后来，延川县几个群众组织联合为一大派群众组织——“红四野总部”，王卫国被推选为“红四野总部”军长，主管宣传工作。
他带头写充满革命豪情的大字报，揭发当权派。他写的大字报，文笔洒脱犀利，看问题敏锐深刻，就连成为路遥这一派的敌对方的语文老师也招架不住，他的文学才情得到了最早的施展和发挥。对于这场运动，路遥是狂热的，他上大会，念批判稿，博得阵阵掌声；登高墙，贴大字报，引来簇簇观众；挥拳头，高呼口号，“九种人”闻风丧胆，最终熬成本班红卫兵组织“井冈山”的山大王。延川中学师生分化为两大派，他又以出众的组织能力，一跃而成为本派的首领。全县革命群众分裂为两大阵营，他又扶摇直上，被推举为本阵营的领袖，晋升为“军长”。他给自己刻了一个印章，上面刻着“王卫国”三个大字。（贺智利《黄土地的儿子》）
当时，“红四野”的战友尊称王卫国为“王军长”；而对立派都把他叫成“王喂狗”。在延川县城的一面墙壁上，有这样的大字报，上面醒目地写着：打垮“黑四野”，勒死“王喂狗”！
有着极强政治抱负的“红四野”军长王卫国，从小做惯了“孩子王”的权力欲望大大得到了满足。在一片“造反有理”的口号声里，这个只有十七八岁的中学生，以他的学识，以他的博闻强记，以他在延川县无与伦比的口才，再加上文学造诣做基础，用极具煽动性和鼓动性的文章、演讲，王卫国一呼百应，八面威风，成为延川县城极有权力的大人物，可谓少年得志。
1967年1月8日这一天，延川中学等20多个县级机关红卫兵组织联合召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师大会，会上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虽然陕北的冬天寒风凛冽，然而，红卫兵们却是热血沸腾，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语录歌》和“谁要不革命，就滚，滚，滚，滚他妈的蛋”的《造反歌》，高呼着口号，一次次发誓，要把延川变成一所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变成一片不掺任何杂质的红彤彤的汪洋大海。
待过了一个人心浮动的1967年春节，3月初，斗志昂扬的红卫兵，进入延川县委，赶走了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机关干部，一举夺取了权力。延川县委、县人民政府陷入瘫痪状态。
此时，运动的焦点集中在对当时延川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的看法上，逐步形成两种对立的观点，最后焦点集中在时任延川县委书记的张史杰同志身上。
以“延川县红色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为主的一派群众组织，认为张史杰是延川县最大的走资派，应打倒；以“延川县红色造反派第四野战军”为主的一派群众组织认为，张史杰是当权派，但不是走资派，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不能打倒，而应保护支持。以这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为基础，形成了两大派。即当时人们所称的“司令部”和“红四野”。
当时，“红四野”的大多宣传材料，出自路遥和贺仲民之手。有一篇由路遥起草的文章，题目是《十字街摆下控诉台，土皇帝大骂造反派》。文章主要内容是“红四野”派撤出延川县城后，“司令部”进城，利用本县籍的一位县领导，在延川县城当时最繁华的地段十字街，作表态演说，其演说的内容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可想而知的。路遥的这篇文章被印成传单，散发到社会上，为“红四野”赢得了多数城乡民众的支持。（樊俊成《追思与路遥相处的日子》）
两派“造反派”都宣称自己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而且都认定对方是被“走资派操纵控制的”，为“刘（少奇）邓（小平）路线”卖命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是“国民党反动派”。
按照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所形成的社会气氛、思维习惯、行事方式，“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民主不给反动派，一点不给，半点也不给”，“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酷”，“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于是，两派都向对方进行压制、打击，不准对方发表意见，撕毁对方贴出的标语和大字报，这就势必引起冲突，发生斗殴。从动拳头、扔石块，发展到用棍棒、钢钎进行厮杀，最后发展到使用现代化武器进行武斗。
1967年11月3日，这个日子对于走过那段岁月的延川人来说，记忆犹新。这一天，延川中学“延总司”在延川县大礼堂举行文艺演出，庆祝该组织前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一周年。各个公社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派代表参加晚会，同时，还邀请了延安、甘泉、清涧同观点的群众组织代表参加。晚会开始进场时，“红四野”一派的部分学生进场被阻拦，发生争执。随即，“红四野”的一些学生用砖头、弹弓袭击会场。随后，两派学生在延川中学校园内用砖头、弹弓相互袭击。第二天，“红四野”动员了南河公社五六百个农民进城，殴打了“延总司”的学生、干部，并将“延总司”赶出了延川县城。
这一天，延川县的“文化大革命”由“文斗”转向了“武斗”，后来这场事件被延川人称为“11·3”事件。
事后，两派各显“神通”。1967年11月下旬，“延总司”抢劫了永坪公社的步枪13支，子弹160发。
“红四野”也不示弱，1967年12月4日，“红四野”配合延安地区“联合造反指挥部”抢劫了延川县人民武装部的轻机枪4挺。
1967年12月下旬，“延总司”两次策划抢劫永坪油矿武器，抢劫子长县热寺湾公社枪支未遂。同月，“红四野”在文安驿、城关、永坪等公社粮站抢劫粮食3万余公斤，又先后抢劫贾家坪、张家河、关庄等八个公社以及县公安局、银行等单位步枪59支、手枪19支、子弹300余发。
从1967年11月到1968年7月下旬，抢劫事件连连发生。“延总司”抢劫志丹县人武部3支步枪、1支手枪和2门八二炮；抢劫定边县人武部18挺机枪、36支步枪，还先后抢劫了城关、永坪粮站粮食、粮票，以及永坪商店、永坪供销社、延川县百货公司、县委办、税务局、民政局等单位各种物资，总价值达10万余元，现金7.4万余元。
“红四野”在抢劫风潮中，同样疯狂。1968年2月4日，“红四野”强行提取延川县人民银行10万元巨款；5月27日，“红四野”抢劫稍道河粮站小麦1万余公斤，还有粮票500余公斤，并在县百货公司轻易得手棉布、糖酒、纸张、成衣、布票等物资。
两派不仅物质丰富，而且均拥有置人于死命的杀伤性武器，使得延川县的大规模武斗迅速升级，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内战”。不过，这场“内战”的双方都是为保卫和拥护同一个领袖，为达到同一个“革命目标”——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面对死亡时，两派也都在念着同样的“毛主席语录”：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武斗期间，“延总司”武斗队编成四连，大约140余人，与“延安联总”（“8·28武斗队”）联合，共同与“红四野”为敌；“红四野”武斗队编成12支队，不足100人，与“延安联指”（“12·8武斗队”）挂钩，形成同盟，与“延总司”为敌。
两派武斗中几次枪林弹雨的交锋，在《延川县志》里有如下记载：
1968年2月13日，“红四野”武斗队12支队，乘车行至冯家坪公社段家圪垯一带，埋伏在黄家圪垯沟口，派小股队员向永坪油矿电厂逼近，并开枪射击，引出油矿“红工总”一车武斗人员，双方交战，“红工总”被打死1人，“红四野”1名队员被俘，后带至永坪致死。
同月24日，“延联总”武斗队在延安城南杨山袭击“红四野”武斗队，打死“红四野”5人，打伤2人。
1968年3月14日，凌晨5时半，“延总司”联合延长油矿、清涧武斗队攻打延川县城，“红四野”死亡3人、伤1人。
1968年4月5日，“红四野”武斗队配合延长同一派武斗队，在交口镇攻打“延总司”一派驻守武装，“红四野”七支队被打散，“延总司”一派死亡1人。
1968年4月17日，“红四野”配合“延安联指”武斗队，与“延总司”武斗队在白家原交战，双方共死伤8人。
1968年5月17日，“红四野”武斗队袭击永坪，被永坪油矿“红工总”武斗队打死4人。
1968年5月20日，早饭后，“延总司”武斗队乘10余辆汽车，向延川城关粮站开进，行至拐峁，“红四野”武斗队在城内的哨兵鸣枪报警，双方随即交战，“红四野”武斗队死亡1人，被俘数人。
1968年5月29日，“延总司”武斗队随同“延安联总”攻打在姚店驻守的“延安联指”，“红四野”死亡5人、负伤4人。
如果将这些冰凉凉的记录还原为当时的真实情景，究竟哪一件与作为“红四野”领袖之一的风云人物王卫国有关呢？恐怕，即使是当时的参与者也很难说清楚。
这些忠心耿耿的“毛主席的战士”，在造反过程中，无论哪一派中的人，都以为自己是真正扛着“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帜，是真正心怀“永远做毛主席的忠实的战士”的信念，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所以，每个人都斗志昂扬，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和战斗激情投入这场看不到结果的政治运动中，谁不参与、谁不投入，在当时的形势下，反倒是非正常的，谁都无法真正做一个事不关己的逍遥派，而且每个人的行为都不由自己：
在政治层面上，像大多数知识青年一样，路遥参加“文化大革命”是满怀着一腔赤诚。
在心理层面上，“文化大革命”给路遥提供了人生的舞台，提供了压抑的、抗争的心理的一个巨大、宏阔的宣泄场，提供了发挥潜能、显示才干的自由空间。（王西平、李星、李国平《路遥评传》）
这是根本无法追究个人责任的全民运动。
但是，事态随着武斗的开始，流血事件不断增加，性质发生了变化。
这一派打死了那一派的交通局长，那一派打死了这一派的民政局长，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各派城乡大联合后王卫国为军长的“红四野”暂居上风占领了延川县城。使得城里的另一派没有逃掉的人成了人质，过起了提心吊胆的日子。（晓雷《男儿有泪》）
1万多“红四野”造反战士，在赶跑了对立面——“延总司”人员之后，牢牢地控制了延川县城，被赶出城的另一派——“延总司”的营地则安在了永坪镇。
“红四野”一方面防备着对立面的突然反攻，一方面也准备着“荡平”延川全县。这个阶段，王卫国和他的“红四野”军的战士，风雨同舟，同吃、同住、同革命。
将王卫国一手提携起来的班主任——常有润老师，后来竟与王卫国成了对立面，而且是对立面中观点坚定的死硬分子。与对立面誓不两立的王卫国与他的班主任的感情却没有破裂，他们只是互相回避，逃开接触。王卫国一派想整垮这个班主任，但王卫国暗中保护，使得班主任幸免于难。
在战云笼罩的县城内，提心吊胆的还有一个人，他是王卫国的语文教师。语文老师很早发现这个学生有怪才，爱演戏，随便弄几个人就能上演《红岩》、《千万不要忘记》，而且爱演反派角色，《红岩》中扮演徐鹏飞，活灵活现。要写起作文来，那快得厉害，不用多大功夫就交卷。有戏剧性的是，语文老师也成了他这位学生的对立面，而且他俩分别是两派中的笔杆子。但打起笔仗来，老师的严谨扛不住学生的犀利，老师的正儿八经抵不住学生的自由挥洒……后来，笔杆子换成了枪杆子，老师只好抱头鼠窜，借口去上海学习一月风暴之经而躲避了四五十天，回来之后，却发现县城成了王卫国一派的一统天下。为了以攻为守，保护自己，他壮着胆子去了“红四野”总部，对着当年的得意门生而如今是对立面首领的王卫国说：
“我不怕你，我知道你不敢把我怎样！”
王卫国说：“老师你不用怕，观点不一样，人身安全不会有威胁，你放心，在延川县城你会畅通无阻！”（晓雷《男儿有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