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年代，并没有令聪明、调皮的王卫国的个性变得迟钝。
在城关小学时，这个吃不饱的学生，身子骨不仅挺结实，而且是全校出名的调皮学生。他特别爱给同学起绰号，而且这些绰号很能抓住同学特点。同时，还喜欢编顺口溜调侃人，编出的顺口溜事出有因，极尽夸张之能事，讲出来笑得同学们只喊“肚子疼”。
到延川中学后，给同学起绰号的本事，被他继续发扬光大。所在的班上几乎每个人都有绰号，而这些绰号十有八九都是出自王卫国的创作。后来，他将起绰号的范围扩大到其他班，一个年级的男生起了一大半，但是没有人生气，因为同学们没有饶过王卫国，也送了他一个不雅的绰号——王喂狗（王卫国的谐音）。无论谁叫，他都答应。
王卫国调皮，却不是泼皮无赖，从不在课堂上捣乱，影响老师上课。他想听的课，就认真听讲；不想听的课，就旁若无人地阅读小说，绝不影响别人听讲。
年轻的班主任常有润老师，赏识王卫国的个性，赏识他和他对时事政治的敏感，有意识地为王卫国提供发挥他特长的舞台。只要与文字有关的活动，就交给王卫国来完成。
有一次初66乙班举办诗歌朗诵会，常老师别出心裁，要求主持人用诗歌语言将所有节目串联起来。常老师把写串词的任务交给王卫国。王卫国欣然接受了任务。很快，只用了一个上午，就将串词写了出来。
那次，全校师生都出席了诗歌朗诵会，大家交口称赞，主持人的简洁优美的串联词写得十分有文采，为这个诗歌朗诵会增色添彩。老师和同学都纷纷询问，串联词出自谁之手。一时间，王卫国迎来老师、同学的共同注目。
还有一次，王卫国写了一篇类似于骈文的文章，用对仗工整的句式来铺叙一件事。班主任老师看后觉得虽然稚拙，但文从字顺，叙事状物言情都很生动新颖，对一个初中生来说，实属不易。
大量阅读的同时，王卫国开始写日记，并尝试着写作。所写的内容，侧重于时事政治方面，可以看出他比同龄人要成熟许多，文学写作的才能崭露头角。
路遥的作文常常得到语文老师的表扬，有一次，他写了一篇作文，题为《在五星红旗下想到的》，学校领导在全校学生面前朗读了一遍，从此使他文名大震，成了全校的“明星”。还有一次，他根据小说《红岩》创作并编排了一幕话剧，利用活动时间在教室前演出，引来全校学生观看。（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
1966年的夏天到了，这一年，16岁的王卫国初中毕业。按以往惯例，大中专考试将要进行，但是，这一年，一切正常的招考停止了。
王卫国当时正计划着报考西安石油化工学校，但是，中国发生的一起大事件将王卫国的个人计划击个粉碎。
在县城度过的两年高小生活和初中三年极其窘困的寄宿生活，使我们看到他在“吃”的问题上饱尝了“农民之子”的屈辱；同时，由于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差异而造成的一种社会结构的矛盾以及在学校教育中所接受的理想和现实的差异，对这一系列的不合理的事实，使他从较早时候就产生了一种郁闷的思想。（〔日〕安本 实《路遥的初期文艺活动》）
如果一切如常，王卫国顺利考上一所中专学校，国家就给学生发放生活费，农村户口也随之转入学校。不出意外，中专毕业后就能被国家统一分配，走上工作岗位，成为端“铁饭碗”的国家工作人员，彻底甩掉农村户口的沉重帽子，鲤鱼跳龙门地成为城镇居民。
如果一切如常，大伯、大妈就可以松一口气。尽管大伯之前反对王卫国继续读书，可是拗不过这个牛脾气的孩子，一家人吃糠咽菜，节衣缩食，艰难苦熬到儿子毕业。如果王卫国争气，靠读书为自己踏出一条走出农村的路子，无论这高小两年、初中三年有多么的艰辛，结果总是令人高兴的。而且，大伯心里隐隐的内疚——那份因当初反对儿子读书产生的内疚，将因此减轻。
对继续上学读书始终怀有更强烈期待的，当然是王卫国本人。五年县城求学的饥饿与苦读，终究要收获一个结果，苦不能白受。王卫国甚至想到了该认真设计一下中专毕业后自己的未来。
路遥下决心改变自己的处境，愈发埋头读书。为的是日后当个干部吃那些猪肉片烩粉条之类的好东西，为此他也做了详尽的准备，并且以优异的成绩上完了中学。正准备报考西安石油化工学校。（海波《为〈山花〉送行》）
然而，王卫国的梦想，被无情地击碎了。
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作为个体的王卫国的人生冲击无疑是巨大的。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延川经历了多年的各种自然灾害，已然像一个饥饿已久的孩子，发育不全，营养不良。到了1966年，很多农户，有的举家外迁，更多的只有出外讨饭，才不至于饿死。
但是，各种运动却一次都不曾远离陕北这个偏僻的延川县。
1966年5月，姚文元《评“三家村”》一文刚一发出，延川县随即便开展批判所谓“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运动。
“三家村”，本义是乡间人居寥落的地方。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为“丰富刊物内容”、“活跃气氛”、“提高质量”，开辟了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专栏邀请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三人合写。他们约定，文章以1000字左右为限，每期刊登一篇，三人轮流写稿。作者由三人取一个共同的笔名：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邓笔名“马南村”），廖沫沙出“星”字（廖笔名“繁星”），合称“吴南星”。
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三家村札记》共发表了6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大部分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形式，谈论思想修养、艺术欣赏等问题，个别篇章亦会应读者点题而作。其中一些篇章也批评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不良现象，对时弊有所讽喻。但这种批评与讽喻后来被认为是“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的反党行为，遭到批判。
延川中学率先开展“揪邓、吴之流，横扫牛鬼蛇神”的活动。5月中旬，延中高66级一名学生撰写并贴出一份《质问彭真》的大字报，要求教导员刘伟华盖校章遭到拒绝，随即该学生写出《质问刘伟华》的大字报。刘伟华因为长期订阅《北京晚报》，并剪辑《燕山夜话》向学生们推荐过“三家村”文章，从此，延川中学批判“三家村”的矛头直指刘伟华，刘伟华也就成为延川县第一个挨批斗的“邓拓之徒”。不久，斗争的矛头转向所谓出身不好的教师。学生半天上课，半天开声讨大会。随即，延川的县级单位卷入运动。
1966年5月14日，中共延川县委决定成立“文化大革命办公室”。
1966年5月17日，县级单位召开了声讨邓拓、吴晗大会。
1966年5月25日，中共延川县委发出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1966年6月15日，中共延川县委决定，派出两个工作组，分别进驻延川中学和永坪中学发动、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历时两个月，其间错整部分教师和学生。
1966年7月18日，延川中学初中部放假，高中部和全体教师留校继续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
1966年7月21日至10月9日，本应该放暑假的延川县全县教师，以及县级文化单位干部及学生代表813人，被集中在延川县城，参加了规模宏大的“教师集训会”。“集训会”的中心任务，是贯彻落实党中央下发的《五一六通知》精神，利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武器，大揭所谓的延川县文教界阶级斗争的盖子。
在这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延川县的70名教师和文化工作者受到批判、攻击——被拉上街头游街的教师2人，游行队伍多达1000多人。对被认定的“走资派”实行体罚——挂黑牌游斗、站板凳、罚跪等等，其中有5名学校领导被撤职，9名教师被开除公职，18名被打成“黑帮分子”进行集训劳改。
集训大会结束后，各学校放假回家的学生们被召回学校，向全体学生传达了《五一六通知》精神。
1966年8月，延川中学高66级的七八个学生，自发成立了延川县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全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因红袖章上是用墨水写的“红卫兵”字样，所以，当时被人称作“黑字红卫兵”。红卫兵组织成立后，配合延川县委工作组，在延川中学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