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清晨，父亲说：“我到镇上赶集，罢了就回来，你哪儿也别去。”说罢，父亲就背个褡裢起身了。王卫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在自己眼皮底下偷偷离去，将自己撇在了陌生的郭家沟。
小小的年纪，但已初步有了分析判断能力的王卫国明白了，伯父家无子嗣，而他家兄弟姐妹一长串，到了伯父家，他就是伯父伯母的儿子，将他过继给伯父，为的是撑起王家另一爿门户。尽管卫国很不愿意，但他还是噙着眼泪躲在大树后面告别了父亲。
从这个清晨起，在郭家沟的窑洞里，少年王卫国将由侄子转变为人子。
贫苦人家的生活，就像出门即见的久旱无雨的黄土山包，贫瘠而沉重。王家老大王玉德，这个年少起开始主持家政，担起一家生活重负的大哥，十几年来，送走父亲，操办了二弟、三弟的婚事，多年苦心积攒的家当耗费殆尽，自己也累出一身病，不再有力气与妻子一同走出家门闯荡，帮人种地扛活。
好在老父亲在世时，他们有一孔窑洞，这个家里面，许多个冷风凄凄的夜晚，夫妻俩蜷缩在灶角柴窝里过夜——热热的炕头让给那些从榆林一带下来揽工的石匠、皮匠和窑工，为的是能够多挣几个钱。
辛勤劳苦，省吃俭用，夫妻俩又掏了两孔窑，添了些农具，养了鸡羊，一份家业算是置起来了。但是，随着年龄渐长，光景也渐趋衰落。只是，比起二弟王玉宽，毕竟没有那么多口人吃饭的负担。
现在，他们有了儿子，王家老大两口子心里踏实下来。
儿子就是他们的指靠，是他们在世上过日子的盼头。他们喜爱这个儿子。家里光景过不到人前，不像人样儿，但破衣烂衫，总想让儿子穿得暖一点；粗糠野菜，总想儿子吃得饱一点。在遭饥荒的年月，儿子饿得面黄肌瘦，母亲硬是撑起腰板走出门去，讨饭都要为儿子讨回一口食来。（白描《路遥身后的故事》）
当时，大伯家中有四口人：奶奶、大伯、大妈和少年王卫国，在农村算是个小家庭。王卫国进门的那年，奶奶60岁上下，大伯和大妈不到40岁，除卫国之外，都是劳力。三个大人忙农活，只有一个孩子，这样的家庭应该是当地稍好一点的家庭。
不和别的家庭比，和老家比就好出许多。在那边，王卫国是最大的男孩子，必须“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而在这里，他是唯一的孩子，吃穿自然会优先。
大伯和大妈都是非常善良厚道的农民，性格都非常温和。他们因“缺儿少女”过继了路遥，自然对他疼爱有加。奶奶打小抚育过他这个宝贝长孙，现在他又远离了生身父母，怎么能不格外呵护和疼爱他呢？（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
虽然养父母难当，因为孩子潜意识里的亲生父母亲的位置是不容替代的。当孩子失去父母，失去父母之爱以后，性格往往变得孤僻，对周围的人都有一种防范、敌视的心理。为人亲生父母的，想做个被孩子理解的爸爸妈妈，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更别说做个好的养父母了。
从小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屈辱，导致了少年王卫国的孤独、内向、压抑的性格，现在，他又远离了亲生父母，将面临另一重人生考验。
心理的自卑也会使他对外部世界采取防御性的策略，然而，消极的防御性有时候也会转化为积极的进攻性，路遥所表现出的农村孩子特有的野性，他的“总不服输”的姿态，实际上映射出了他抗争命运、积极进取的人格心理的萌芽。（王西平、李星、李国平《路遥评传》）
在郭家沟，一切都是陌生的，熟悉的生活环境已经远去，卫国想家是必然的。毕竟已经是7岁的孩子了，一切的记忆和温情比较牢固地扎根于王家堡那个更加穷困的家里。
初到延川的王卫国，遇到最大的困难，其实并不只是对老家的思念，以及与一双新父母的磨合相处，而是来自生活环境和语言的不适。
虽然延川和清涧是邻县，但在口音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那时的农村人，除了下地种田，很少出远门，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和附近的集市，来往的人除了亲戚就是偶然来村里的石匠和木匠。一有不同口音的人出现，立即就会引起人们的好奇和关注。尤其是小孩子们，一听到外地口音，就大惊小怪的。
王卫国出现在郭家沟的第一天就受到小伙伴们的嘲笑，嘲笑的方式奇特而又尖酸：先是一个孩子问他话，当他回答后，所有的孩子都大笑起来，边笑边夸张地学他的“清涧口音”，有的孩子甚至极野蛮地叫他“外路脑子”。当他提出抗议时，这伙人吃了一惊，不是为自己的不礼貌吃惊，而是为这个“外路脑子”居然敢反抗吃惊。他们先是沉默，然后变着法子孤立王卫国。在村里时，孩子们不和他一块儿玩耍，见他过来众人就大笑着散开了，把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扔在那里；上山砍柴时，那些先到的孩子“指山占地”，手臂一挥就将有柴的地方全“占”去了，然后再一个个地“准入”。别人都能砍，唯独不让王卫国砍。
路遥个性强，在老家时王家又是大户，他从小就是“娃娃头”，哪里受过这种气，自然要反抗。在得不到家人保护的情况，只好独自捍卫尊严。这就是他奋斗一生的起点。
路遥大获成功。过了不久，他又成了这个村里的“娃娃头”，年龄比他大的孩子都成了他朋友，和他差不多大的孩子都成了他的“部下”，比他小的孩子都成了他的崇拜者或者追随者。（海波《我所认识的路遥》）
王卫国留了下来。不是他的选择，仍然是一种命定。大伯也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家里虽然也是赤贫如洗，但是还稍稍有些余力供养他上学，这对于卫国来说，是任何事情都比不过的说服他留下来的理由。
大妈李桂英非常疼爱这个侄儿——以后的儿子，想方设法地哄着儿子开心，当然，能让突然到来的这个儿子开心，也只有让他吃上一顿饱饭。奶奶在那个阶段，也住在郭家沟的大伯家里，奶奶是让卫国尽快安心住在郭家沟的一颗定心丸。每天晚上，疼爱大孙子的奶奶，总要搂着孙子睡觉，而卫国也非常依恋奶奶温暖的怀抱，睡觉时不时地用两只小手抚摸着奶奶的乳房。
所以，即使遭遇父母的“遗弃”，却不能断言，少年王卫国就缺少爱的抚慰，缺少家的温馨。
贫困山区的农民对子女的爱，是用一种简单质朴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况且，在那个处处饥荒的年代，孩子对于爱的渴求，要远远低于生存的需求，贫困和饥饿是生命所面对的直接威胁。
看到大人忙碌时，卫国就主动地帮助家里人干活。年幼的儿子似乎从一开始就明白了他在这个家庭里处于什么角色和要承担什么责任，拦羊、扒草、背粪、掏地，嫩弱的肩膀和双手早早就在劳动中打磨，而且身上有种倔强、不示弱、不服输的劲头。
在那些起初冷落王卫国的小伙伴记忆里，王卫国聪颖而淘气，与一些比自己大好几岁的男孩子打架，总不认输。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极强的自尊心。
大伯大妈两口子，虽然不敢对落脚在这个穷家贱户的儿子的将来抱什么希望，但他们已经看出，他日后不论做啥准能成事。
在大妈李桂英眼中，儿子又懂事、又听话。
穿着件不太合体的大袄子和打满补丁的裤子，活蹦乱跳地与村里同龄的小伙伴们玩耍——“藏猫猫”、“打瓦片”、“黄鼬逮鸡”。饿了，回家寻上一块冷糠团子；累了，连露脚指头的鞋也不脱，就上炕歇息。反正除了半截苇子席也没有什么怕弄脏的铺陈。（高歌《困难的日子纪事》）
大妈不擅长针线活，奶奶经常会埋怨这个大儿媳笨手笨脚，不会家务。懂事的卫国就劝慰奶奶，别怪我大妈呀，她能在地里劳动呢，挣了工分，打下粮食，咱们就有吃的了。
12岁那年，因为一件小事，儿子与大妈闹起别扭，大妈忍不住发火骂了儿子几句，儿子一赌气就跑了，并扬言自己要回清涧老家去。天黑了，仍然不见他回家，大妈着急了，赶忙去追赶，出了村子不远，大妈发现他独自坐在村口的一个圆形的石盘上，手里拿着一把小石头往河里扔，扔一块，数一块。大妈问他：“你不是要回清涧去吗？怎么坐在这里？”路遥噘起小嘴，半嗔半恼地说：“我从来就没有那种毛病！”（贺智利《黄土地的儿子》）
在大妈李桂英的记忆里，儿子很少流泪，只有在亲生父亲王玉宽将他丢在郭家沟，然后背着他，偷偷离开时的那一刻，他咬紧牙，默默地哭过。但在大伯大妈面前，儿子仍然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敏感、要强、自尊的少年王卫国，有着超常的自我控制力。
然而，王卫国毕竟还是孩子。在他艰难地在中学读书时，一向疼爱大孙子的奶奶撒手人寰，过世在夜晚搂着大孙子一同入眠的土炕上。
奶奶的去世，对于卫国来说，无疑是始终陪伴他的、呵护他的、给予他情感最厚重依托的一重天塌下来了。那次，已经是青年的王卫国，哭得撕心裂肺，哭得浑身发麻，哭得下腹部剧烈疼痛。
20世纪80年代末，在王卫国成长为作家路遥，为世人瞩目时，郭家沟这个小村子里，还居住着13户人家，近60口人。但是，进入90年代，郭家沟村人相继在沟外川面上建起新窑、新房，陆续迁出山沟旧窑，入住新居。只有路遥的老母亲——大妈李桂英，留恋旧居，独守孤村，守望着祖先留下的老窑老院老村庄。
2003年春，路遥养母李桂英去世，村子更加败落凄凉，村道院落野草丛生，已成为荒无人烟的废村。
无论后来郭家沟如何变化，郭家沟在少年的王卫国身上，已经打上了深深烙印，在这个小村子17年的生活经历，郭家沟已然成为他温馨的家乡，成为他日夜思念的故乡。因为，这里有他最亲的奶奶，还有艰辛养育他的一双亲他疼他的养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