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时，汪宝暄醒来，听他太太将方才经过一说，他便告诉他太太：
「以杜先生的为人，稍微有点声望地位的，但需钱用，他决不会不给，而且给得诚心诚意，毫不为难。祇不过，受之者收与不收，却要郑重考虑，不可轻易出之。因为收受与否两者之间的出入，厥在杜先生心目中的评价之高低，那是极关重要的。」
因此，数日后他病愈出院，再到上海。第一件事，便是往访杜月笙，当面奉还两千万元支票一纸，同时，他很诚恳的说：
「杜先生的美意，我不但接受，而且非常感激。不过，我现在身为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生一场病，用两个钱倒还不太为难，我现在不需要钱用，所以，杜先生的厚赐，仅此原璧归赵。」
杜月笙听了，一语不发，向汪宝暄作一个会心的微笑，伸手将支票接过，再谈其它的事。那日，杜月笙精神份外愉快，和汪宝暄谈笑风生，状至亲密，彷佛他并不隐瞒，他在接受汪宝暄退还支票后的欣欣然，颇有引汪宝暄为知己之感。
又隔了相当久的一段时间，汪宝暄仍在江苏省党部主任委员任内，他为建设江苏一省所有的文化事业，特将铜山、南通、淮阴、苏州、常州、镇江六地，隶属于江苏省党部的六家报纸，机器、设备、人员合而为一，出一份规模庞大的日报，并且筹组「江苏文化事业公司」，全力推展文化事业。
「文化」而有「公司」，在当时国内，犹属创举，汪宝暄为此晋京，下榻洪兰友家中。他往见中央党部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果夫，陈果夫认为汪宝暄的计划很好。汪宝暄便说江苏文化事业公司的资本额定为二十亿元，他要求中央予以补助。
陈果夫答应准由中央补助两亿元，其余之数，命汪宝暄自行募股补足，汪宝暄很满意，他便按照预定计划，由南京而上海，去找「江苏文化事业公司」募股的第一个对象──杜笙。
一见面，汪宝暄开门见山的说
「杜先生，我现在又有一件公益之事，要请杜先生帮忙了。」
「好极，」杜月笙欣然答复，又问：「宝暄兄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忙？」
于是，汪宝暄把他筹组江苏文化事业公司的构想、计划和进行步骤，向杜月笙详细的说了一遍。杜月笙拟神倾听，听后毫无难色的说：
「这是江苏省的事体，我当然乐予支持。」
「谢谢。」
「宝暄兄，」杜月笙再问：「你不妨当面告诉我，你要我出多少钱？」
踌躇了一下，汪宝暄说：
「公司的资本总额是二十亿元，我到南京见过了果夫先生，承蒙果夫先生大力支持，他答应由中央补助我们两亿元……」
话未说了，杜月笙便打断了汪宝暄的话，他十分豪爽的说：
「好，那么我也出两亿。」
简直不让汪宝暄有开口的机会，杜月笙拿起桌上的电话，打给杨管北：
「汪宝暄先生兴办江苏文化事业公司，我帮两亿的忙，铜钿末算大达一亿，大通一亿。」
汪宝暄论杜月笙，推许他是「有史以来，厥为民间第一人」，「前所未见，后亦无有」。汪宝暄提起几件为他所知的杜月笙轶事，他说在抗战初起，日军来势汹汹，法国驻沪总领事怯于日军凶焰，曾有放弃租界，撤走侨民，下旗返国之议。事为杜月笙所知，他立刻趋访法国总领事，理直气壮的说：
「你们要放弃法租界，很好。我请你们法国人撤退，但是我要你们把武器留下来，交给我，从此法租界归我杜月笙把守。」
激将法，果然奏效，法国驻沪官员，从此不敢再提撤退的话。
抗战时期，汪宝暄在第三战区担任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将委员，这位出身复旦与巴黎大学，我国著名的市政专家，当年曾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麾下的党政经三大将之一，他在三战区主持党务，与负责政治的李寿雍，主管经济的赵棣华，同为三战区的重要核心人物。
和洪兰友关系密切的汪宝暄，回忆胜利前夕，戴笠、梅乐斯、杜月笙联袂自重庆辗转抵达淳安，当「三人行」一入第三战区辖境，沿途俱由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派人护送，尤其是在安徽广德所谓阴阳地界，交换情报，策动伪军，杜月笙实已发挥其个人的最大作用。
抑且，当胜利来临，国军尚未开抵京沪一带杜月笙凭恃其个人的声望，与乎所掌握的羣众力量，居然能够稳定上海局面，阻遏日军及共党的阴谋破坏，使国军得以顺利接收黄浦滩。汪宝暄又说：在上海被日军侵占期间，从事地下工作制裁敌伪汉奸，一切冒险犯难的事都归杜月笙手下办，而把一笔笔的功劳账记在吴绍澍的头上，这等于说是杜月笙的支票簿交给吴绍澍，任由他开。杜月笙胜利还乡，照说吴绍澍应该给他盛大热烈的欢迎，然而吴绍澍竟恩将仇报，滥施打击，汪宝暄认为吴绍澍太不应该，而杜月笙之受此冷落，徒为亲者所痛而仇者所快，他被吴绍澍压抑的那一段时期，是为杜月笙生平最苦闷的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