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杜月笙毕竟是兜得转，吃得开的人物，这一件事过后不久，他居然密锣紧鼓，有声有色，自己也在重庆开起银行来了，而且他开的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银行──中国通行重庆分行。杜月笙一直是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他命中国通商上海总行拨了一笔钱过来，自己再凑上一笔数目，便在重庆道门口，买了一幢房子，积极筹备，择吉开张
中国通商银行重庆分行的筹备工作，他交给爱徒陆京士，负责执行，而以他的「绍兴师爷」骆清华为辅。刘航琛对于杜月笙在重庆开办头一桩事业非常关怀，他从旁观察，自动的为杜月笙事事留意。起先以为陆京士是书生辈，做官的人，办事业未必在行，但是他暗中注意，发现陆京士肯用心，事情办得有条有理，彷佛当行出色，于是他不禁赞叹，强将手下无弱兵。
通商渝行宣告揭幕，以杜月笙广泛的交游，和卓著的声誉，不仅揭幕之日车水马龙，颇有一番盛况，尤且各方人士，纷纷自动捧场，客户纷至沓来，存款直线上升，杜月笙先使通商渝行开张，这一着棋下得正确之至，搞工商必须先开银行，开银行则以情面、人缘、各方关系为资本，这已经成为杜月笙求生存、打天下的唯一途径，不二法门。通商一开存户钞票捆捆而来，塞满了保险库，就得为这些钞票谋出路，此所以往后通商成都分行、西安分行，兰州分行次第设立，杜月笙更响应中央「开发西北」的号召，组团考察，一连串开了好丬厂，凡此都由于通商渝行这股活水，继续不断的在汩汩奔流。
于是刘航琛慨乎言之：「如杜月笙先生，委实当得上『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两句话，尝闻人曰：『杜月笙何许人也，不过赌场里抱枱脚，充保镳的出身罢了！』又有人说：『无租界卽无黄金荣，没有黄金荣又那来杜月笙。』这些话听来彷佛颇中肯棨，然而细心观察杜月笙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必将发觉斯言大谬而不然，个人认为应该改做：『由杜月笙可以产生任何性质不同的赌场，而普天下的任何赌场都产生不出杜月笙其人！』」
陆京士自浦东撤退，奉命随国民政府西迁入川，起先在军委会第六部任设计委员，后来到中央党部先后担任组织部、社会部专门委员、民众组训处处长，民国二十九年中央党部社会部改隶行政院，他也转任社会部组训司长，因此他在通商渝行揭幕前后，不但紧张忙碌，而且具有公务员的身份，他利用公余之暇为杜月笙效力，却是渝行成立陆京士反而无法担任任何职务，当时杨管北又在昆明忙他自己怡泰公司的事，迫于无奈，杜月笙只好一反常例，以董事长自兼总经理，而命骆清华以副总经理名义代为主持，后来分行开得多了，骆清华要统筹全盘大计，渝行经理一职，乃由顾嘉棠推荐上海中汇银行副理陈国华出任，自此陈国华成了重庆杜公馆的账房兼总务。
三十一年三月十八日，噩耗自上海传来，杜月笙最为牵心挂肚肠的一个人果然出了事奉中央之命，在上海领导地下工作的三员大将之一，中央党部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突以被敌为诱捕入狱闻。
当时，重庆中央派驻上海的三员大将，中央常务委员蒋伯诚，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三青团代表吴绍澍，都在上海领导地下工作，祇不过，吴开先是三人之中最重要的一个而蒋伯诚和二吴，其实所共享的「交通联络」，居然还是演过七十六号捉放的万墨林，万墨林一度系狱，但是「爷叔」有命，他不敢不从，为了摆脱敌伪特务的纠缠与钉梢，还我自由之身，他花了一大笔钱，向日本陆军总部，买到一张特别通行卡，他以为自此可以顺利无阻，到处通行，于是他坦然若无其事的照旧接受三方面的指挥，活动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