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尾声，高宗武想出国留美，继续深造，由杜月笙经手替他办好了护照。当他知道杜月笙因为他们的事高空遇险罹了气喘重症，他非常不安，曾在美国为杜月笙遍访名医，请教病因及治疗方法，而且经常寄回药品，历时多年。民国三十八年大陆撤退，高宗武特往日本觅获一处终年气温与气喘病患较为相宜的地方，劝杜月笙举家东渡，以便休养。结果是杜月笙再度避乱香港，终至一病不起；高宗武在美国惊息噩秏，至为伤悼，曾函请他的好友李毓田代为致祭。民国五十六年夏季他曾专程来台一行，亲赴杜月笙的墓前，默哀致敬，凭吊良久。
陶希圣则由杜月笙派人严密保护，暂住九龙，他曾形容这一段时期的生活─
「我家寄住九龙根德道。根德道是在上九龙塘。从下九龙塘到上九龙塘，只有一条马路。那马路上，时常有各式各样的人行走。就中就有杜公馆指派来照应我们的安全的朋友们。
「上海方面并没有放松我一步。有一次，从上海到香港的秘密工作者之中，有七十六号派来的一人。他带着白色的药粉和手抢。他的任务是如果无法在我家下毒药，即在杜公馆请我吃饭时用枪袭击。但是那位同志到香港后，将他的任务报告杜先生，他也就不回上海去了。
「我家的菜每天都由冰如自己到市场去买，自己拿回来做。他们要下手放药，是得不到那样的机会的。
「尖沙嘴过海的轮渡，是港九之间的咽喉。任何人从那里走过，必然会遇着熟人。有一次，香港的皇后电影放映伊利沙白的英宫六十年。我很爱过海去看，又怕暴露形迹。于是我带上从上海街买来的一撮小胡须，到尖沙嘴搭轮前往。次日，杜先生派人来警告：『你带假胡须，更容易被人发现。』」
为此「高陶事件」，汪精卫对杜月笙恨之入骨，他曾恨声不绝的说：
「我跟他有什么难过？他竟这么样来对付我！」
当时，他下令伪政府特务头脑李士群，专程到广州指挥，派遣凶手，到香港去解决杜月笙。幸亏杜月笙防范严密，刺客没有下手的机会，因而作罢。但是汪精卫仍不甘心，他再派人运动香港差（警署），借口有人密告杜月笙是「流氓」，要把他驱逐出境。
王新衡首先侦得消息，十万火急的去过知杜月笙。但是杜月笙不肯相信，他付之以淡然一笑，反过来安慰王新衡说：
「不会有这种事情的，新卫兄，你放心好了。
然而，过不了几天，柯士甸道杜公馆，和告罗士打的长房间，居然有差馆的人跑来说是奉命搜查。这一下，杜月笙方知事态严重，内情必不简单，于是他便去跟王新衡商量。王新衡觉得，为了正本清源，澈底消除汪精卫的阴谋诡计，应该把事体闹到香港总督那边去，当时，俞鸿钧正任中央信托局局长，住在香港，而俞鸿钧在他担任上海市长时期，招待过香港总督，他和港督私交弥笃。因而建议俞鸿钧，以非正式的国民政府代表身份。向港督送上一份备忘录，说明杜月笙是中国的高级官员，社会领袖，他是国民政府正式委派的振济委员常务委员，又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此外尤且兼任国家行局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以及国家资本占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他指出港警搜查中国官员的住宅，及其办公会客的地点，纯然是非法而无礼的行动。港督奉到了俞鸿钧的备忘录后，当即表示道歉，同时保证此后不会再有类似情事发生。一桩公案，就此了结，汪精卫的报复，迄他本人病逝东京，狡计一直无法得逞。
在国人交相署骂声中，汪精卫等一干汉奸，在南京成立伪政权，他邀约在上海的德、意、日三国驻上海的外交官、侨领、使馆人员，由日、伪军数百人随车保护，自上海开一列专到南京，参加他的「还都典礼」。当这一列车驶近浒墅关，便由忠义救国军潜伏上海的地下工作者，预埋炸弹，轰然一声，列车全毁，死伤汪伪贵宾，和日伪军数百人，酿成重大惨案。杜月笙在香港得到捷报，不禁领首微笑，频频说道：
「我们送的这一串鞭炮，着实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