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六年以前，全国的金融重心，虽分南北二地—上海与天津，但是由于北政府设在北平，天津的金融实力，远超过东南一隅的上海市。民十七年国民政府定鼎南京，虽然内忧外患，荆棘丛丛，可是触觉敏锐的金融家，已可觇知全国统一之局期不在远，因此他们派出一支尖兵，由钱新之担任代表，到南方来试探一下跟国民政府携手合作的可能性，于是，钱新之便以华北系四行，中南、金城、盐业、大陆等银行四行储蓄会经理和准备库主任的名义，重回上海。自兹他便成了仆仆风尘于京沪之间的忙人，红人与要人。
国民政府借重他的长才，先后请他出任过浙江省财政厅长，和财政部次长，甚至有一度鉴于他和法国上层份子，交谊密切，发表他为驻法公使。
像这样一位熠熠生光，宛如巨星的人物，既为国民政府所倚重，又复是上海的金融重镇，叫杜月笙怎不心向望之，急于攀交。但是，苦于杜月笙有跟钱新之结合的愿望，钱新之却认为并无「折节下交」，搞得「臭味相投」的必要。于是，一次两次的碰壁，使杜月笙感到万分的失望与惆怅。
但当钱新之碰到像国华银行那样棘手的事，国华生死存亡，千钧一发，钱新之受了唐寿民的恳托，复以自己本身，利害相观，他环顾沪上，「得通者昌」之士，虽然所在多有，但是能够不惜牺牲自己，成全尚未「攀交」得上的友人者，除了杜月笙，似乎不作第二人想。钱新之是冰雪聪明的一个人，他把握得住杜月笙的心理，晓得他决不会「旧憾新怨、睚毗必报」，毅然决然的去找他帮忙，果然，他这一宝押准了，杜月笙甘冒「撤销擅自民众大会议案」的大不韪，救下了险象环生的国华银行，因此，当钱新之提及他和杜月笙的交往，便不得不承认，—他从内心中掬出其由衷感佩之忱，他很坦白的向吕光透露，他对杜月笙观感改变的经过，他说：
「我们起初对『势力圈』内的人，观感如此，但是，殊不知眞正的血性朋友，和有伟大气度的杜月笙先生，就从这个圈子里卓然特出，不由得我们不加敬佩﹗」
他又赞颂不置的说：
「杜月笙的名气，渐渐洋溢，我从多方面知道他︰能重然诺，能敬重好人，能仗义疏财，能说公道话，能担代人家所不能担代的事。总之，是我们值得敬他，爱他，而且愿兴他结交的朋友。」
钱新之兴致勃勃的讲起他和杜月笙之间的一段往事，他说：
「记不得那一年的秋冬之间，上海工潮蓬勃，经济和治安，陷于极度不安。法商水电工潮，因为待遇的关系，开了一场很大的风潮那时侯杜先生在劳工方面，已经有了力量，而他又天生有一种善为排难解纷的精神，经过多次的折冲，方始知道局方与工会方面所争执不决的距离，相差十万元。杜先生有毅力，也有力量，他自己筹了十万元，将这一次风潮，轻经的平了过去。赔了饯，不愿让人知道。同时，又有上海的纺织业，劳资双方也闹了不小的纠纷，自然又找杜先生来调停其事，其复维和困难的情形，也不亚于法商水电工潮。结果呢，杜先生又不声不响掏了腰包，把这件事也敉平过去。于是，大家就对他更进一步的敬爱，却是只知道他解决了纠纷，还不晓得他贴了这许多钱呢。」
接着，钱新之又向吕光谈起就在那一年，杜月笙顾了别人，顾不了自己，年关一到，双脚直跳，迫不得已请他代为借钱应急的趣事。钱新之说：
「就在这一年，阴历年关到了，杜月笙先生竟然穷得过不了年，拿了他仅有的房地产道契，托我转向银行借了三十万元，方始渡过了难关。这三十万元是他罄其所有押借来的，但是他家里的账房间，依然照他年年的惯例，预备着一束一束的本票支票或现款，救济他的穷朋友，或经济情况不好的亲戚，甚至无论识与不识，凡有求他的，无不满意而去。故所以他年年到了大年夜，还是闹着穷，像这样子的慷慨和热心，从当时到现在，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人呢！」
由于以上的几段谈片，可以想见，不论是王晓籁，抑或钱新之，杜月笙力争上游，攀结社会上层份子，他都是用他的虚心诚恳，舍己为人的精神。自然而然的改变了那一帮人对于他的观感，于是感激敬佩，相交如鱼得水。杜月笙和王晓籁、钱新之成为了好朋友，眞是踌躇满志，心花怒放。事业有别，潮流不同，旧侣自然淘汰，新知扶摇直上，从民国二十三四年到抗战以前，「黄杜张」遂而一变而成「杜钱王」，「杜钱王」三位一体，杜月笙乃成为上海路路皆通，最有力量的社会领袖，君不见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史量才一死上海地方协会改组，便由杜月笙升任会长，而以钱新之、王晓籁两位上流社会众望所归的大好佬屈为副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