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了杜月笙的决定完全正确，王晓籁经过杜月笙两度大力支持，登上上海市商会会长的宝座，他对杜月笙感恩图报，铭心镂骨，关于市商会方面的事情，他不但唯杜月笙马首是瞻，甚且，他更主动的为杜月笙事事小心，处处留神，但凡对杜月笙有利的，他莫不自发自动，借筋代筹，因此，杜月笙所谓的「他做等于我做」，照说应该改为「他做胜于我做」才对。声应气求，休戚与共，杜月笙能够得到王晓籁这里方面之才的好帮手，确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由此可知，民国二十年以后的杜月笙，权势大到什么程度？连同代表数百万商民的一项最重要职拉，他都可以不顾物议，不理谏阻，但为笼络羁糜，随手送人。至于得之者是否实至名归，能不能胜任愉快？都一概不在他的考虑之列，像这样的事在他一生之中做得很多王晓籁之当选市商会会长，不过是显着事例之一，凡此因情感或利害关系所作的轻率扶定，当然会使杜月笙遭到或多或少的批评。
就杜月笙本身而言，他将王晓籁从虞洽卿集团拉过来，可谓为民十六年四月十二日上海清党成功以后的另一重大收获，莫以为上海是「只重衣冠不重人」，「笑贫不笑娼」的功利主义社会，其实在骨子里，上海人依然有很严格的阶级界限，而且五花八门，派系林立，花样经特别多的。举一个顶顶脍炙人口的例子，早先在大英地界，「非绅士」不得执手杖，违者立将当家受辱，下不了台。沪上豪富哈同，由于经营地产，拥资亿万，他的住宅位于南京西路铜仁路侧，占地数百亩，布置曲折、建筑闳丽，为沪上私人花园之冠，便是上海着名的胜迹「爱俪园」，又称「哈同公园」。上海最繁华的一条大马路，后改「南京路」，从黄浦滩起到跑马厅上，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四大公司便都在这一条马路上，战前地价最便宜的也得大洋三四十万元一亩，创全亚洲地价新纪录，这条大马路几乎全是哈同一人的产业。哈同是在华洋人最富有的一位但是他偏就没有执手杖的资格，因为他是犹太人，素为英国佬所轻视，尤其他出身微贱，初到上海在道胜银行充当司阍，当时他曾与英国绅士们情商，可否让他跻身「绅士」之列，对方的答复是可以考虑，如果你愿意用制手杖的最名贵木料，把一条大马路铺砌起来。
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名贵木料制成的手杖价在两三元之谱，用这种木料铺马路，委实是骇人听闻，但是哈同为了「力争上游」，居然忍痛照办而因此他铺造了一条全世界空前绝后的最奢侈豪华马路，整个路面俱用一小块一小块的名贵木料铺砌当时的建筑费用巨达美金数百万元，哈同花了这么高的代价，仅只为了高升一级，让自己也能像个绅士般的，拿根手杖，徜徉街头。
明乎此，便可以知道杜见笙争取王晓籁是何等的重要，王晓籁跟杜月笙不同，他得虞洽卿的提携，交游范国都是上海的资本家、银行家、工商界高阶层人士，这般人根柢稳固，雄于财势，投手举足均与国计民生相关，比杜月笙的社会阶级高了许多。他们之间有不少和杜月笙建立友谊，但是绝大少数都对杜月笙「敬而远之」，不屑来往，杜月笙深知自己先天的缺憾急切难以弥补，高阶层人士人数太多，他无法采行各个击破，便唯有利用王晓籁，作为获登彼岸的桥梁。
王晓籁在高级社会是很够份量的，他是所有资本家、银行家、工商巨子的密友，他过去发过大财，如今是一身重担，两袖清风，但是他在前清中过秀才，辛亥革命他尤为响铮铮的一角，民国十五年七月下旬，蒋总司令亲入湘鄂指挥北伐前夕，他曾以沪商代表的身份专程赴广州晋谒，七月二十三日尤蒙蒋总司令款以晚宴他是上海上流社会最活动之一人杜月笙和他成为如影随形，结为一体的搭挡、友好，恰好是权势均沾，相互为用，王晓籁透过杜月笙运用广大的羣众力量，杜月笙则藉王晓籁的居间介绍，奔走联络，跟所有的上层社会人士结而为一，分庭抗礼。这两个人的结合，无异使杜月笙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全上海二百九十八万六千九百五十人中（上海市公安局民国二十一年九月七日公布的人口统计），他开始无往不利，普遍的受到欢迎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