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励精图治的小康局面，面临情势严重的挑战，日本关东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实现其「武力侵略东三省」的阴谋，当时的东北最高军政长官，─—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适在北平，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向他请示，张学良训令遵照他在九月七日致东北边防公署的鱼电办理：「……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抵抗，致酿事端，卽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于是，日军在东三省境内鲸吞蚕食，纵横无阻，到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学良下令放弃东北最后据点锦州，东北军撤至长城之南。二十一年一月三日日军开入锦州城，在城楼上扬旗欢呼，东北三省全部沦亡。
当时国内的情势，正所谓灾患频仍，千疮百痍，长江中流的大水灾，灾民多达一亿，江西剿赤，耗费了政府大部份的兵力与财力，蒋主席有重整军备，抵御外侮的决心，但是格于现实环境，必须争取时间，以使计划完成。尤其民国十九年汪兆铭勾结西北阎锡山、冯玉祥各军通电叛变中央，兵连祸结的中原大战方告解决；汪兆铭又在二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偕唐绍仪、李宗仁、陈友仁等在广州背叛党国，成立「伪军政府」，八九月间更唆使粤桂军队进窥湖南和江西，七月二十日又有冯玉祥旧部石友三在河北顺德叛变；蒋主席南征北讨，鞍马倥偬，我国由于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重困难，实际上也是无法抵抗日军的侵略狂飚。
但是全国士气民心，却是无比的高昂，尤其是上海的民众，经过民国十四年的五卅惨案，和民国十七年五月三日，日军在济南阻挠我北伐大军，残杀我国军民这两重深仇大恨，对于日本军阀的横暴凶残，无故构衅表示痛心疾首，新仇加上了旧憾，一时反日浪潮又像怒潮澎湃似的展开。
杜月笙在六年以前卽曾挺身而出，公开支持民众反日运动，他在五卅惨案中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六年后的「九一八」，他个人已在政治、金融、工商、社会事业各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从而使他更有力量，更加坚强，于是他登高一呼，努力黾事，将上海人日渐高张的爱国热潮，充份发挥无遗，上海人组织机构，跟日本军阀从事正面的战鬪。
日本军阀侵略东北，在东北军不抵抗主义下顺利进军，兵不血刄的席卷东北三省，他们一直到十一月五日大队日军进至嫩江桥，新任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率部奋起应战，从五日到二十日，在这半个月里他所倡组的东北义勇军，浴血抵抗拥有飞机重炮的日军大队，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为之亲临指挥。东北义勇军英勇抗日的消息传入关内，举国为之兴奋欲狂，义勇军首领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等成了万众崇仰，全国人士引为无上希望的民族英雄。
杜月笙早在九一八事变变作之后，把握上海民心焕发，敌忾同仇的时机，邀同虞洽卿、王晓籁、王延松、陈霆洸，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全力支持之下，组成了规模庞大，以上海三百万市民为后盾的「上海市反日救国会」。
在第一次筹备会议席上，上海市党部委员陶百川慷慨陈词：
「我以为本会的名称，应该改为『上海市抗日救国会』，因为抗日更积极，更能发挥我们的力量。」
他的意见获得一致的支持，上海抗日救国会正式成立，推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王延松、陈霆洸、陶百川等为常务委员，并互推陶百川担任秘书长。
由于「反日」改成了「抗日」，上海市民的抗日情绪益见昂扬，杜月笙鉴于五卅运动的时候，对于英国人采取经济抵制的策略极着功效，他再度建议从「禁止日货」入手，迅速的在各冲要地点成立检查所和保管所，吁请上海市民，全面拒买拒卖洋货，检查所人员并采取直接行动，到处搜查日本货物，一旦有所发现立卽加以没收，交给「保管所」去加以储存。
「检查所」和「保管所」需要大批的执行人员，抗日救国会除了召募爱国人士和学生义务担任，主要的人力来源还得靠杜月笙发动群众，并且，在爱国工人中遴选出大批的干部。─—陆京士在上海从事劳工运动多年，他是杜月笙和上海劳工之间的一座桥梁，他负责杜月笙和劳工大众的联系，也是杜月笙处理劳工问题的最高顾问，私人代表。
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运动在黄浦滩上雷厉风行，各地检查所、保管所纷纷成立。天后宫桥检查所由邮务工会出身，杜月笙的门人于松乔负责，他和一位名叫刘心权的热血青年，以「射人射马、擒贼擒王」之势，一上来便到「合昌祥」绸布庄抄出两大箱日本棉布。于松乔吩咐跟去的检查员，将这两箱东洋货充公，按照抗日救国会的规定，载送到「保管所」去暂行封存。
与此同时，于松乔和刘心权，也回到了天圯宫桥「保管所」，坐候好戏开锣。─—因为这两箱东洋布大有来头，它的物主，便是上海市纱布同业公会理事长，合昌祥的大老板，在上海商场影响力极大的陈松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