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年七月，中央军正和共军在江西作殊死战，日本在吉林长春酿成万宝山惨案，广东广西反抗中央，进犯湘赣，石友三又在顺德发动叛乱，全国各处，狼烟四起。七月二十四日，江苏、安徽长江沿岸，发生了来势凶猛的大水灾，京沪、津浦、平汉各铁路的交通，宣告中断，廿八日长江中游汉口江堤溃决，水灾区域蔓延到十六省，灾民多达五千万人。八月二日，长江、汉水齐涨，汉口市全市被淹。十六日，长江水标高达五十三英尺，汉阳兵工厂水深两丈，武汉地区的民业已无处可避，就在这一天，上海成立了水灾灾救济委员会，杜月笙当然是其中最主要的人物之一
这一次长江大水灾，为患最烈时期，灾区逾十七省，灾民达一亿人，而且持续达一个多月之久。长江中下游两岸，一片汪洋，遍地灾黎，中央发行了八千万元的「赈灾公债」，上海方面筹募了大笔款项和实物，然而，这些只能提供临时救济之用，对于濒临破产的农村经济，其实并无裨益。
紧接着长江大水灾而来的，是九一八事变，日本人鲸吞蚕食，席卷我整个东北三省，旋不久又有一二八淞沪之战大作，日本在人烟稠密，举国工商中心的上海，挑起了战火。于是，从长江大水灾导致的十余省农村经济破产，购买力丧失无遗，再加上两次战争间接直接的严重破坏，大上海迅速发展、欣欣向荣的工商业，因而遭受空前重大的打击，论者谓为「六十年来所未有」。据统计，光祇是一二八之役，上海蒙受巨大损失的工厂，即达九百六十三家，死伤失踪等工人一万零二百八十六人，受损金额五千九百八十一万四千余元，于是，上海的工商业呈现极不景气，工厂商店，货物堆如山积，因为绝大部份的顾客都失去了购买力。
在这种情形下，厂东和店主迫不得已，只好关门歇业，宣告倒闭。对于工人，由于「毛之不存，皮将焉附」，当然是唯有加以遣散，当时上海的倒风之盛，几乎日有所闻，简直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
资方关歇工厂店铺，劳方祇有卷铺盖走路，上海的工人，本来就是，天堂里的生活挣扎者，他们待遇不丰，家累又重，绝大多数都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一天不做工，一家大小就有有喝西北风。如今店铺关了门，工厂停了摆，他们的生活，立将陷于绝境，事关身家性命，他们当然不得不跟厂主店东发生交涉，从这散费的有无，争到数额的多少。
为争取遣散费而引起的纠纷，跟平时要求改善待遇的工潮，在心理上和行动上，可就大大的不同了。资方要保本，拿一文钱出去就等于蚀掉一文工人要活命，多得两钱便可以多苟延残喘几天，双方的斗争，当然尖锐得很，闹到相持不下，党政军机关一致表示无法调停，僵局如何打开呢？到时候，总归会有人提出建议：
「何不去找找杜先生看。」
于是，在民国二十年秋，到二十一年夏的这一段时期，杜月笙几乎经常调解劳资纠纷而上海一地所发生的劳资纠纷，居然十中有九，都是通过杜门而后获得圆满的解决。
通常的方式是，由劳方或资方，或者劳资双方共同向杜月笙提出申诉，或则径直为请予调停的要求，杜月笙答应了，便定期邀请双方代表到华格臬路杜公馆去谈话。
杜月笙很有耐心的听完劳方的陈情，再听罢资方的苦衷，然后他每每采取单刀直入的方式问：
「你们希望老板付多少钱的遣散费呢？」
假定劳方代表的答复是：
「最低限度，老板要付我们两个月的薪水。」
接着，杜月笙再去问资方的代表：
「工人的苦处，不说你们也明白，大家相交一场，最后的阶段，彼此都该尽点心力。依你看，尽你的力量，能够付得出多少遣散费？」
姑且假定资方的答复是：
「充其量，我们只能付得起一个月。」
「好的。」杜月笙点点头，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代为同意了资方的条件，接下去，他还有一番入情入理的分析：「凭良心说，资方的苦衷是实情，倘使他们还能够兜得转，他们的厂或店，就决不至于关门。另外一方面呢，工友的说法更加不假，关厂关店就要停生意，失业以后，再找工作要先维持一段时期的生活，回家乡去也得一大票旅费，区区两个月的薪水实在说来还嫌不够，他们只提出两个月的遣散费的要求，这完全是在体谅资方的苦衷。」
那么，问题怎样解决呢？杜月笙再开口，便是石破天惊的一记
「依我看，资方要尽心尽力，解决工友的问题，一个月的遣散费太少，两个月还是不够，我请资方把这笔遣散费提高到三个月。」
斯语一出，劳方代表喜出望外，欢呼雀跃；资方代表则骇汗淋漓，心惊肉跳，暗底下埋怨杜先生怎么这样自做主张？一下子增加了两个月，甚至超过了工友的要求，但是，正当他们想要高声抗议，再度诉苦的时候，杜月笙又在笑吟吟的说了：
「不过，我相信老板确实没有力量付得出三个月的遣散费，否则他决不会跟各位这么样牵丝扳藤，委决不下。所以我说，老板还是尽他最大的力量，筹发遣散一个月，相差的两个月薪水，由我杜某人负担，现在就请你们把数目算出来，我好叫赈房开支票。」
漂亮、落槛到这个地步，劳资双方除了衷心佩服，万分感谢，简直再无其它的话好说。杜月笙尽着在催，劳资双方谦辞不获，数目开出来了，最多五分钟，赈房里便将一纸钜额的支票送到，杜月笙当场交付，这时候，仅及支票面额三分之一，厂老板或店老板，所答应的一个月遣散费还不知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