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〇年十月葛罗米柯来到华盛顿，尼克松作为总统，第一次与一个苏联领导人会见。这时正处于一个短暂的平静时期。西恩富戈斯危机和约旦危机刚刚过去，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定于十一月二日恢复，柏林谈判重新开始。尽管苏联人在古巴问题和中东问题上玩弄了欺诈手段，尼克松要举行最高级会谈的近乎着迷的狂热却并未减退。我们会谈的对手葛罗米柯是一位老资格的外交家、外交部长，他必须为缺乏外事经验的政治局设计外交政策，并且要在官僚机构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中掌管一个超级大国的国际事务；在这种斗争中，他全凭个人的才干来维持自己的权力基础。葛罗米柯是个幸存者。从斯大林时期，莫洛托夫掌管外交部的时期，到赫鲁晓夫的莽撞外交时期，他都活过来了。一九四三年，他出任驻美国的大使时只有三十四岁。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他任苏联驻联合国的大使。一九五七年，他接替迪米特里·谢皮洛夫任外交部长至今。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他曾经会见过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此后的每一任美国总统。
作为幸存者，他付出的代价包括充当任何一个苏联最高领导人粗暴嘲弄的对象。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曾嘲笑他。有一次，赫鲁晓夫当着外国来访者的面夸口说，如果让葛罗米柯脱了裤子坐在冰块上，他会毫不犹豫地照办，直到命令他站起来为止。勃列日涅夫的幽默虽然没有那么粗野，却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毫无疑问，在他们看来葛罗米柯最可贵的地方莫过于作为独裁政权的驯服工具刻板地服从命令。
当葛罗米柯受到这种不留情面的嘲弄时，他的脸上会堆起一副笑容。只是眼睛里含有诚惶诚恐和带点伤感的神情；如同一只小猎狗眼巴巴地忍受着主人莫名其妙的怪脾气，却乖乖地听从他的使唤。在整个过程中，葛罗米柯始终保持着一种超然的尊严；他是忠实而顺从的，但决不谄媚。凡是他主持的讨论会，必然会作出某种决定。他是一位干练的苏联外交家，熟悉情况，有自信心，而且很顽强，已经成为苏联外交政策不可或缺的掌舵人了。在未把握住主题之前，他从来不进行谈判。起初他对战略武器几乎一无所知，但他学习得很出色，到后来哪怕在最细微的问题上也能打一场顽强的后卫战了。事实上，对葛罗米柯来说，没有什么问题是无关紧要的；每一个细节他都抓住不放，斤斤计较，逐渐侵越划分的界线，拿本来决不应提出的问题来换取某些最重要的东西。有一次在怎样计算苏联导弹的数量的问题上，他硬要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和他讨论；这个问题与任何已知的苏联导弹或计划毫无关系，而且事实上，虽然在逻辑上无懈可击，但在技术上则是荒唐的。那是一个极其玄妙的理论性问题，基本上与本题无关，但是对方一旦提出来，你就不得不仔细研究，以防设下圈套。（事实证明，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圈套，在下次会议的谈判中就不再提了。）另一次他要求把美国新设计的每一架战略轰炸机，即B-1，在需要限制的武器的总数中算三件。当问他为什么时，他停了一下然后争辩说，B-1的速度更快，会在B-52之前飞达苏联。引入速度作为战略武器的标准，这倒是一种很别致的思想，当指出B-1比起导弹的速度慢得多而每枚导弹只算一件武器时，葛罗米柯瞠目不知所对。最后他以一种堂皇的姿态放弃了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但仍然力图声称，这是一个重大的让步，为此他应该得到某种补偿。
在正常情况下，葛罗米柯知晓问题的每一个侧面；同他谈判如果不掌握过去的记录和问题的症结，那就无异于自杀。他不知疲倦而且冷静沉着。当他发脾气时，人们知道那是精心计划好的。奇怪得很，这一来倒显得不那么凶狠了；显然这绝不是个人的感情。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可以记住他认为我们作出的——或者甚至是暗示过的——每一个极微小的让步。于是这就成为下一轮谈判的出发点了。葛罗米柯不相信一鸣惊人或戏剧性的策略，内禀的谨慎和莫斯科的国内政治不容许他这样做。一九七三年，他被提升到政治局。在此之前，他不过是政策的执行者而不是政策的制定者。在此之后，他明显地变得更有影响而且更加自信。到我任职的后期，如果他觉得勃列日涅夫偏离了既定的路线，就会毫不犹豫地去纠正他的上司。
葛罗米柯的谈判方法近乎刻板，这大概是民族的特性和俄国历史的一种反映。正像俄国在整整几个世纪内，通过逐渐侵吞原莫斯科大公国周围的平原土地以扩张领土一样，葛罗米柯宁愿稳步逼进而不鲁莽行动。他耐心地积累点滴的成果以酿成重大的突变，他依靠对手的急躁来榨取用其他方法难以获得的利益。他总是尽可能地不让步，直到最后时刻，几乎总是到谈判的最后一次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他似乎抱定一种看法，只要存在对方首先让步的最微小的可能性，要他让步就是毫无道理的。对缺乏经验的谈判者来说——同葛罗米柯相比多数的谈判者都是缺乏经验的——这种技巧极其有效。然而，一旦人们懂得了这一套，这种战术就往往是自作自受了。最后真相大白，如果人们能够在足够长的时间里保持冷静，葛罗米柯就要露底，原来装在他口袋里的东西比他已经准备应允的东西要多。
只要可能，葛罗米柯对开始一项谈判也要讲价钱；那就是说，他要求对方作出让步，作为他坐到谈判桌前的代价。尔后他用无休止的有关“一般原则”的争论来折磨谈判对手；一般原则一经商定，他就会节外生枝，就如何贯彻这些原则展开争论，暂时达成的协议往往由于对其意义作出的解释而告吹。无论葛罗米柯口头上对相互联系的做法怎样表示不赞成，可是他对这种做法却笃信不疑，把一项谈判的每个细节与其他谈判的细节联系起来。他作的每一让步都是有条件的，这要看在某一其他问题上取得某些进展才让步的。仅当这种费劲的过程对他——或许更重要的是对他的上司——显示出柠檬已经被绝对挤干了的时候，他才开始解决问题，往往很快就会解决。
然后，他就被那种天生的怀疑所控制，而这种怀疑又由于那种制度固有的不安全感和他生活于其中的官僚机构而更加严重。只是到了谈判后期，在协议基本达成之后，这位谈判大师的感情才有所暴露。这时葛罗米柯似乎被一种难以解释的恐惧所支配，他怕他的谈判对手在最后一分钟对他玩弄什么诡计。他会谋求急急忙忙地签字——这表明，经过几个月、几年的顽强努力，他终于不再那么沉着镇定了。也许他是害怕他的同事们会因为他们复杂的决策工作到头来毫无结果而谴责他。先前那种盛气凌人的派头这时却颇带讽刺意味地显得极度缺乏自信了，总怕尽管作了最大的努力，最后还是上当。
毫无疑问，是苏联的制度塑造了葛罗米柯的风格。过多的经历使他懂得，他所提出的某些主张即使他顽强地坚持也不能实现。但是十之八九他能使他的上级，此后再使他在政治局的同事们相信这些主张是能实现的，只是要在接连不断地出现僵局以后才能办到。较大的灵活性看来就有意识形态不纯之嫌，或仅仅是软弱。
每个谈判者都必须作出决断，到了什么程度小利就不值得再争下去了，那种不择手段的争执会失掉对方的信任。在外行眼里大外交家是狡诈的；而明智的外交家懂得，他不能愚弄对手；从长远的观点看，可靠和公正这种声誉是一笔重要资产。一次再次地见面的就是那么几个谈判代表，如果一个外交官得到了躲躲闪闪或者口是心非的恶名，就会削弱与对手打交道的能力。但是在苏联的制度中，对于有远见的克制是没有奖励的。因此葛罗米柯往往一上来就先把微小的分歧点分得更细，拿立场的每一点细微更改作交易，尽量索价。他是个零售商而不是批发商。对他来说每次谈判都像是一张白纸，似乎谈判并未举行过，只是刚刚从头开始，既没有对将来提出要求，也没有承担责任。如果说信任感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得建立在利益的均衡上，而每次谈判都得重新确定这种利益的均衡。
一九七三年以后，我之所以想把莫斯科摒弃于中东谈判之外，一部分原因是地缘政治的，一部分原因是苏联人的谈判作风。我相信，中东外交若想取得进展，取决于较为变通的立场，取决于有关各方在彻底搞清对方谈话内容的法律意义以及心理上的意义之前，不坚持固定的立场。我知道，一旦葛罗米柯牵扯进来，他就会提出某种文件，满篇都是法律条文，然后学究式地逐条讨论。即使苏联人怀着好的愿望（我不能肯定是这样），这条道路也会导致僵局，使最激进分子有了否决权，最终导致爆炸性的局面。
有时葛罗米柯的战术令人嫌恶。他——或者那些作政治决定的人们——偶尔因手伸得太长而失策。我已经提到过，绝对不肯冒任何风险，想要从谈判中榨取一切可能的利益，这使得苏联领导人错过了最高级会谈的机会，一次是在一九七〇年，那时我们的谈判地位较弱；另一次是一九七一年，在我们发布北京最高级会谈的公告之前。一九七〇年假使苏联人作答，他们至少可以使我们对中国采取的主动行动复杂化起来，并能限制我们在中东的行动自由。一九七一年春天，假使克里姆林宫在最高级会谈问题上终止他们的“猫捉老鼠”的游戏，并且公布会谈的日期，它的谈判地位本会大大加强。那样的话，我们国内的长年批评家们和某些克里姆林宫问题专家们，就会把我们与莫斯科谈判的每一次僵局都归咎于我们与北京接近的政策。由于继续向我们施加压力，克里姆林宫无意中却为我们对北京和莫斯科的外交都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机会。
同时，我逐渐地对葛罗米柯产生了好感并且尊重他了。在他所代表的制度规定的格局内，他是个可尊敬的人。他言而有信，使他赞同一件事固然不容易，但他遵守自己开出的价码，或者，如果不得不改变做法的话，他会显出尴尬的样子。葛罗米柯富有幽默感，尽管他的面部表情冷峻，在起初也不了解美国式的俏皮话。一九六九年九月，总统为联合国大会的各国代表团的团长举行招待会，我和葛罗米柯第一次见面。葛罗米柯走到我跟前说：“你看起来真像亨利·基辛格。”我回答说：“你看起来真像理查德·尼克松。”这使他过了好几秒钟才说出话来，尤其是直到他作了表示，他的随行人员才作出勉强的笑容。到第二年他已经学会了这种风格。在我们商量他从哪个门进入白宫会见尼克松时，葛罗米柯说，从哪个门进去都一样，卫兵都向他敬礼，他无论到什么地方都畅行无阻，谁能够阻拦总统呢？为了使每个人——尤其是他的同伴——都懂得这是一个轻松的时刻，他发出酣畅的笑声，使人联想起街头的圣诞老人。
一九七二年莫斯科最高级会谈期间，我们的一部复印机坏了，我深知克格勃是以奥韦尔所说的那种无孔不入的本领著称的，在克里姆林宫内雅致的圣凯瑟琳厅举行一次会谈时，我问葛罗米柯，如果我们把一些文件举到枝形吊灯下面，他能否为我们复印几份。葛罗米柯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不幸的是，摄影机是沙皇安装的，只能拍摄人像，不能拍摄文件。
葛罗米柯最喜欢的口头用语具有双重的以至四重的否定结构，对他来说，“不是不可能的”，是一种强烈的肯定的表示。当事情变得糟起来时，他的脸上现出一种伤感沮丧的神情，使人不由得生出同情之心而作出让步。但最重要的是，在任何事情上他都坚持他的既定方针，而且利用他所有的一切论据来坚持。一次我们争论一个文件中的不太重要的两段文字，葛罗米柯大声坚持说，各段——所有的段落——的结构应当用逐渐加强的语气，而最后一句语气最强。让他在这一点上取胜之后，我紧接着就下一段文字向他提出了同样的论据。葛罗米柯冷冷地回答说，某些段落应该安排得逐渐减弱语气。我让他选择，他不能两者都要，他选择在这两段中用逐渐加强的语气。
葛罗米柯无疑是跟我打过交道的最有能力的外交家之一。在一个时期，他同时进行几个谈判：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防止突发战争的谈判，柏林谈判，贸易谈判，还有一些较次要的协议由他主持签订。他表现得很干练，有耐心，有素养，熟练地掌握着所有这些谈判。他没有表现出有伟大的理想，或者提出某种有关世界秩序的令人信服的样板，但他所代表的制度也做不到这一点。他的职务或者他对自己的作用的认识都没有要求他提出最根本性的问题，如果他有这类分外之举，他也不可能幸存到今天。周恩来，具有一种古代文明的文化优越感，以其含蓄的安详自若态度消融了意识形态敌对的冰障，并且具有一种轻松自如地把握事物核心的能力。但是葛罗米柯缺乏这种自信心。身为一个除了借助于强硬力量之外从未获胜过的国家的代言人，他不得不在每一次冲突中考验自己的勇气。人们很容易轻视他。持续不断地威吓是他操纵谈判的一种精心计划好的手段，而不是他本人性格狡诈的一个标志。在动荡混乱的时刻他保护了自己的国家，他遮掩它的弱点并为它的目标服务。总之，葛罗米柯不是伟人，但是他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而且几乎没有出过什么可以避免的差错。能够得到如此评价的外交部长是很少的。
我最初与葛罗米柯打交道是在一九七〇年十月。在当时那个带有希望的短暂时期，他来到华盛顿。西恩富戈斯事件正式了结之后，美苏关系似乎会改善。柏林谈判和军备控制谈判已经排上日程，中东也凉了下来。最高级会谈从时间到议程似乎已在原则上达成了协议。尽管苏联人九月二十五日的复信把最高级会谈的日期推迟到一九七一年，但据心情急迫的尼克松看来，这未必就排除在十一月份选举之前早日宣布这个消息所带来的好处。尼克松还想确保最高级会谈的计划限在白宫这条渠道之内进行。在他与葛罗米柯会晤之前，他要先与多勃雷宁探讨这些可能性，尤其要保证葛罗米柯在罗杰斯面前不要暴露。从四月份以来我们一直在探索最高级会谈的事情，国务卿只是在消息公布之前几周才知道此事。
情况很快就明白了，夏秋之际的猜疑和紧张状态对双方都造成了损害。十月十七日与多勃雷宁的初步会谈，彼此的言词都有些尖刻。除了照例列举美国的过失之外，他说葛罗米柯到这里来是为了弄清楚我们是否已决定采取一条强硬路线。我告诉他，葛罗米柯会发现总统准备探求一个更幸福未来的前景。几天以后总统打算在联合国发表一个意在和解的演说。多勃雷宁表示，葛罗米柯准备跟总统商讨最高级会谈的事情。
在跟葛罗米柯会晤之前，就一些基本问题我为总统写了一份备忘录。我指出，这次会晤是在美苏关系处于一个不同寻常的敏感时刻时进行的。我们必须问问自己，苏联在中东的所作所为、对古巴的军事侵袭、持续加强的战略力量以及旨在分裂我们与欧洲人的关系的有选择的缓和政策，这些都说明了什么。关于苏联领导人的态度，在党代表大会准备期间他们必然要进行的尔虞我诈的斗争，以及苏联领导阶层内部的权力分配，我们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我建议，我们切不可挑拨克里姆林宫内部各派别之间的斗争，我们知道的情况太少，不要促使鸽派和鹰派进行争斗。我们同苏联搞好关系的最好办法是，我们照料好我们自己的利益，并让苏联确定他们自己的利益。总统上任不久，还不可能取得根本性进展，然而我们应当向对方讲清楚，为了单方面的利益而不断施加压力，并以频繁的努力利用多事地区谋取私利，是不可能取得进展的，而这正是近来苏联政策的特征。
参加葛罗米柯和尼克松十月二十二日会谈的有罗杰斯、我和多勃雷宁（还有双方的翻译人员）。葛罗米柯的抱怨与多勃雷宁在十月十七日所概括提出的相同。尼克松——部分是由于他希望最高级会谈仍有可能举行，部分是由于他本人的作风——以更一般的方式给予了反驳，强调了寻求共同点的重要性，尤其是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贸易方面。这次会谈对中东、柏林、欧洲安全和越南诸问题作了一番回顾。葛罗米柯没有提出新的东西，尼克松也只是重申了美国的立场。会谈的气氛相当诚挚，但在实质性问题上并无转机。
在会谈快要结束时，葛罗米柯提出了尼克松热切盼望的问题：有关最高级会谈的想法。葛罗米柯以他惯用的双重否定方式承认，总统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跟苏联领导人的想法没有不一致之处。他建议把会谈安排在一九七一年四月某个时候，地点在莫斯科。尼克松为了国务院作记录起见，假意把它看作一项新的意义重大的提议。尼克松同意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将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这件事的确极易受到误解，因此，举行最高级会谈的决定不应当泄露出去，让不留意的公众和国会感到突然。因此尼克松建议早日公布这个消息。葛罗米柯之所以当了近十五年的外交部长，绝不是因为他无条件地白送别人东西。他想利用最高级会谈的前景，在苏联关心的问题上——例如柏林问题——进一步对我们施加压力。葛罗米柯表示反对。他根本没有暗示过，应在一两天内就宣布最高级会谈的消息。他将于十月二十九日返回莫斯科。此后不久，他们就可以商定发表公告的时间。尼克松不想在很多人面前继续谈这个问题，提出要葛罗米柯到总统办公大楼他的休息室去坐。在那里可以避开椭圆形办公室的那群人，他对葛罗米柯说明，有关最高级会谈的一切准备工作都由多勃雷宁和我去商谈。
第二天，尼克松在联合国发表了以美苏关系为核心的重要演说。正像我已告诉多勃雷宁的，尼克松虽未缩小彼此间的分歧，但演说的基调是和解的，抱有希望的。尼克松强调了我们经常谈论的一些主题思想：在核时代，利用紧张状态以谋取单方面利益的传统做法是极为危险的；美国希望从对抗的时代转向谈判的时代，我们准备在互惠的基础上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莫斯科可以在对抗和谈判之间作出选择；而尼克松的强烈愿望是选择后者。
那天尼克松派我去见多勃雷宁——他正在纽约陪同葛罗米柯出席联合国会议——就最高级会谈的公告再作一次试探。我告诉多勃雷宁，我们想在十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从圣克利门蒂发布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消息。人们不必十分精通美国政治就能懂得，这个相当明显的策略跟我们的国会选举关系密切。多勃雷宁立刻预先讲明，通信联系工作很差（对一个超级大国来说，这种说法是令人惊讶的），而且作出决定也是缓慢的。但是最后他的态度缓和了，他答应向葛罗米柯和莫斯科报告，以便尽快作出答复。
与此同时，尼克松在联合国要求和解的演说很受欢迎。十月二十四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把担子加到苏联人身上：“总统对当前美国外交的基本思想作了阐述，我们为他可信赖的、高水平的呼吁喝彩叫好。我们敦促莫斯科的领导人作出同样的反应。”十月二十五日的《纽约时报》指出，我们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说莫斯科对尼克松提出的新问题的反应，“不仅对于缓和而且对于未来的世界和平都是关系重大的”。
然而关系并不是注定会如此戏剧性地得到改善的。小的争端好像会自发地出现，而把事情弄得不愉快起来。先是在十月二十一日，两个美国将军驾驶的一架小型山毛榉号飞机在土耳其苏联边境上空迷失方向，在苏联领土上降落。这两个倒霉的美国军官是无意中犯了一个过错，这一点没有争议，然而苏联领导人不仅对送上门的礼物横加挑剔，而且还在考虑只有立即付出代价才能释放他们。多勃雷宁奉命提出释放犯罪的苏联间谍伊葛尔·伊万诺夫的问题。用两名与间谍活动毫无关系的美国将军来换一名犯罪的间谍，这个主意是令人愤慨的，特别是多勃雷宁知道美国正在考虑释放伊万诺夫。然后在十一月份，一个立陶宛海员西玛斯·库德尔卡企图从苏联拖网渔船上逃到美国的海岸巡逻艇上，其时美苏渔业谈判正在距马萨诸塞州海岸不远的某处进行。那个呆头呆脑的海岸巡逻指挥官允许库德尔卡上了巡逻艇并把他带了回来。这件事使我和尼克松怒不可遏。但是在任何高级官员知晓此事或者能够干预之前，事情就早已结束了。（后来证明库德尔卡有资格申请加入美国籍。在福特总统私下为他向勃列日涅夫说项之后，他被允许移居到美国。）
然而苏联回避问题的真正原因不在于此。尼克松寻求早点发布公告的动机太露骨了，也太富于政治色彩了；苏联人没有看错，从外交的观点来说，尼克松的做法是不合时宜的。在柏林问题解决之前，政治局是不想举行最高级会谈的。而且它还担心，一旦商定进行最高级会谈，我们就会由于没有足够的刺激力而不再前进了。苏联人踌躇不前的另一个原因，而且可能是决定性的原因，是苏联领导集团内部关系尚未定局。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下台以后，苏联是由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三驾马车掌权，直到一九七一年，相当长时间内所有我们同苏联的最高级的信件往还都还是同柯西金进行。在党的代表大会临近之时，勃列日涅夫 明显地占了优势，但我们仍推测总理柯西金将以主人身份接待尼克松。当尼克松在最高级会谈问题上提到柯西金的名字时，葛罗米柯并未表示异议。在莫斯科就它内部的人事排出一个先后次序之前，政治局将会小心行事，不会在最高级会谈问题上拿内部的团结来冒险的。
最后对于在欧洲的有选择的缓和，苏联人还继续充分利用一切可乘之机。通过缓和与西欧盟国的紧张状态，同时对我们继续执行强硬路线，莫斯科希望促成西方联盟的分裂。由于指责我们造成紧张局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可能被弄得像是在欧洲谋求和平的一个障碍，从而把对美国的友谊变成一种危险的根源，而不是安全的保障。有选择的缓和政策是促使欧洲中立的一招。
葛罗米柯-尼克松会谈后五天，多勃雷宁就早日发表公告的提议给了我一个答复。它重申苏联对最高级会谈的愿望，赞同总统关于最高级会谈必须认真准备的主张。多勃雷宁和我应该立即就这个问题着手工作。作为这些准备工作的一部分，访问的日期和一个适当的公告当然可以讨论。但是十月三十日发表公告显然太早了。苏联领导人对尼克松害怕消息泄露出去的担心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有关最高级会谈的讨论，不可能出现这种危险。苏联人用这种略带轻蔑的方式回避了尼克松的提议。
然而，如果苏联领导人认为时间对他们有利的话，那他们就估计错了。没有我们的合作，他们不可能完全实施他们对德国的政策。因为柏林问题不解决，德国议会就会拖延东方条约的批准，而我们使柏林问题的解决取决于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关系的改善。几个星期以后，克里姆林宫开始认识到它的有选择的缓和的战略也不起作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中旬，苏联突然面临它自己后院的一场骚乱的危险。
波兰暴乱
一般人总认为产生革命的条件是由于绝望而不惜冒险。而实际情况是，大多数的激变是在境况似乎要改善时发生的。关于这一点，自托克维尔[1]以来就为人们所理解了。被彻底践踏的人们往往过于懊丧而不能起来反抗。当政府变得过分自信，当民众感到有某种活动的余地以及某些发展证实了这种期望的时候，发生剧烈变革的可能更大。
在波兰，情况正是这样。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七日，勃兰特承认了波兰的新边界，并且放弃了收复奥得-尼斯线以东领土的要求。为了签署条约他到华沙去，跪在华沙犹太人居住区的纪念碑的前面，并对奥斯维辛进行了令人感动的和历史性的访问。波兰党魁W·哥穆尔卡正确地估计到，与波恩签订的这个条约将会缓和波兰人民长期以来对德国收复土地的恐惧。但他错误地认为，他能够利用这种新树立的声望医治波兰长期的经济弊病。波兰极无效能的工业增加了产量，但是大量积压了不需要的产品。到一九七〇年，他们库存产品总数竟达到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十这样的惊人数字。连续两年歉收后，除了出现食品危机外，还加重了消费品的短缺。失业加剧了紧张状态：一九七〇年初，二十万“过剩的”工人被解雇。这些因素合起来，使波兰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〇年在东欧各国中实际工资的增长率最慢。
十二月十三日，波德条约签订之后才一个星期，波兰政府就把肉食品的价格提高了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三。骚乱的最初信号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城市格但斯克。工人们的抗议活动引起了暴动，蔓延到邻近的两个城市：索波特和格丁尼亚。到了十二月十五日，格但斯克的船坞工人向共产党的总部进军。两天之后，政府不得不使用坦克来镇压什切青港口的暴动。十二月十八日，示威活动蔓延到卡托维兹这个矿业城。十二月二十日，爱德华·盖莱克接替哥穆尔卡任党的总书记，他告诉人民说，骚乱起因于“经济政策方面的轻率观念”，“我们将清除这种观念”。十二月二十三日，波兰议会任命彼得·雅罗谢维奇为总理，接替约瑟夫·西伦凯维兹。新总理立即下令食品价格冻结两年。
这些戏剧性的事件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难题。最紧迫同时也是成为美国政府讨论焦点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苏联对波兰骚乱实行军事镇压，我们能作何种反应。不幸的是，战后近三十年的历史使人确信无疑，我们进行军事干涉的能力有限；应变研究确认了这一点。如果我们不能预先阻止苏联的镇压，那么我们就没有多少办法解除镇压。
跟我对一九六八年捷克危机的看法相反，我深信苏联会很不愿意对波兰这样一个幅员广大和重要的国家实行军事占领。波兰暴动的最为重要的一个侧面是，苏联将从中吸取一些教训。苏联的政策一直是寻求促使西欧脱离美国。然而当其鼓励一种更为民族化的德国政策时，苏联也在东欧引起了类似的民族化倾向。波兰跟波恩在双边基础上的协议，解决了波兰民族外交政策的一个问题，这样就促使波兰政府在民族的基础上缓和其国内矛盾，从而使苏联面临着它的东欧帝国的离心倾向。我认为波兰暴动将驱使莫斯科接近美国。十二月二十日，我给总统写了这么两段话：
苏联领导人还可能倾向于相信，勃兰特的东方政策在东欧产生了不安定的效果。例如，他们可能认为是波德条约使哥穆尔卡得出结论，认为可以把不得人心的价格强加在民众身上。因此，莫斯科有可能使它跟波恩的关系暂时停顿下来……
同时，由于与波恩至少是暂时放慢缓和的进程，苏联领导人要想保持缓和的某种前景的话，就可能倾向于在某种程度上同我们改善关系。
因此，到了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中旬，在我看来，我们与莫斯科之间的谈判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事实上我们处于尼克松就任总统以来最强有力的地位。西恩富戈斯和约旦危机已经过去，我们表现了顶住压力的决心；莫斯科已经体验到它的东欧领地的脆弱性。而且我们还握有克里姆林宫尚不知道的一张王牌：大约十天之前，我们第一次直接收到中国领导人的来信，提议举行高级会谈。
在提出我的备忘录以后，我跟总统就形势问题作了几次广泛的交谈。我对他说，检验多勃雷宁和我这条渠道的时刻已经到来。我推测苏联人可能愿意在一些谈判上打开僵局，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柏林谈判，因为前者影响我们的国防预算，而后者将考验西方联盟的内部团结。
我说，我们又将照例面临着国会对国防预算的一年一度的攻击，攻击的主要对象是反弹道导弹，而反弹道导弹正是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主要筹码。因为在以前的历次战斗中那些同样的势力正在动员起来；正在安排同样的人物据守营垒，进行对抗，而对抗本身就成了他们的目的。每年委派的科学与学术界的代表团在国会听证会上出现，他们全都反对反弹道导弹，理由是它没有用，并且危及战略上的稳定。一再的重复仍未能澄清，这两种批评意见怎能同时有效。为首的参议员们将会接受这种号召，提出决议案来支配我们的部署或谈判姿态——这是越南问题的综合征扩及一切政策领域的表现。《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每两周一次的社论随声附和。我们的防御计划将首先被政府削减，以防止国会的攻击；然后又被国会削减，以维护它的特权，并实行各种和平团体一再卖力鼓吹的神话，即只有国会把我们的军事机构弄得软弱无力，我国的政府才会负起责任来结束越南战争。同意苏联人的意见或者接受国会施加的压力，无论是哪一条，我们都将趋向于单方面放弃反弹道导弹。
但是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就不可能再促使苏联停止增加进攻性武器。这就是总统和我坚持试图以我们限制反弹道导弹来冻结苏联进攻性的军事部署的原因。[2]国防部不仅支持这个提议而且敦促实现这个提议。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我极力请求总统就这一问题开始谈判；如果我们不谈判，国会的压力就可能使我们对苏联不断加强战略力量无能为力。
关于柏林问题，我对总统说，我认为，德国议会将要求达成一项协议以作为批准勃兰特总理同莫斯科的条约的代价。而达成协议需要我们认可，因为我们是四个占领国之一（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而且很可能需要我们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才能成功。我们的举足轻重的作用遏止了德国东方政策的民族主义暗流，并且迫使苏联人寻求我们的支持。在给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我描述了苏联面对的问题：
苏联人可能相当担心，当其西方政策毫无眉目之际——柏林问题没有进展，东方条约的批准尚无动静，从西德得到经济援助的前景暗淡——他们不能如期在三月份召开党代表大会，而对这些日趋复杂的问题，我们却掌握着解开死结的钥匙。
同时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改善柏林的生活：使柏林居民振作精神，尤其是要消除苏联人在这个问题上长期进行讹诈的借口。不幸的是，柏林谈判陷入官僚政治和死抠法律条文的错综复杂的迷宫。每个提议都得通过那个麻烦的四国机构——顺便说一下，这个机构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排除在外，而谈判的结果却对它影响最大；西德的官员只参加盟国协商小组的会议。每一项建议都要经过每个国家的政府内部磋商，已经很困难了，然后还要经过西方几个国家之间的商讨，最后再同苏联人谈判，进展就像冰河运动似的缓慢。每一点改动要经过几个星期的争论，能够理解的只有几个律师，他们奇异的专业竟是研究一个神秘的主题，即一九四五年的《波茨坦协定》及其后的法律上的演变史。
这个谈判对于我们来说尤其复杂。一方面，我们只有准备长期僵持下去，才能做到改善抵达柏林的通路，并且把勃兰特的东方政策纳入多边关系的结构之中；这就会使苏联人明白，他们比我们更需要一项柏林协议。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除非能够巧妙地处理这个问题，长期僵持下去，看不到解决的希望，又会严重地危害美国与西德的关系。我们会变成代人受罪的孩子，勃兰特会责难我们阻碍了他的政策；而他的反对派又会指责我们使他离开前线走得太远了。如果发生另一次柏林危机，责任就会落在我们头上。苏联外交官经常对我们说，法国和联邦共和国因柏林问题进展缓慢而责备我们。尽管苏联人的意图很明显，是要在我们之间散播不和的种子，然而这个说法却的确含有合理的内核；我们的盟国不是不可能把对苏联人的愤怒转到我们头上，特别是法国，似乎很愿意接受苏联人的追求。
勃兰特的心理状态在十二月十二日写给尼克松的一封信中表露了出来。他催促加速柏林谈判，同时也含有批评的意思。勃兰特建议，会谈应“不断地举行会议”。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只有发挥积极的作用，才能防止柏林谈判失去控制；任何其他的立场或者可能造成危险的让步，或许就可能造成柏林危机。我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这一点比巧妙地掌握具体的谈判更为重要，那就是想要检验互相克制的政策是否行得通。在所有动乱和危机的过程中，尽管我坚决地防止苏联人得到地缘政治上的好处，但我仍感到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有责任探索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无论前景是多么不妙。每个政治领导人都应对他的人民负责，表里如一地尽最大的努力使人类避免一场大规模的核屠杀。怀疑论者担心，这样一种政策是蒙蔽自由的人民，使他们看不到危险，从而削弱他们防卫自己的决心。反对越南战争的人促使我走向相反的方向。某些极端分子利用“和平问题”来破坏政府的信誉，甚或破坏我们这个社会内部的团结。不能任凭他们胡作非为。假使我们要抵抗苏联的扩张主义，我们反而必须表明，我们是在尽了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之后才这样做的。而我过去坚持、今天仍然坚持这种信念，自由的人民能够做到两点：依靠强大的防务以求得安全，与此同时又要探索模糊的和平前景。的确，如果他们不能追求这两个目标，那就一个目标也达不到。
长期以来我就感到，国际上一个平静的时期定会使苏联面临的问题比我们要多，因为苏联内部的团结部分是靠经常宣传外来的危险来维持的。我深信，长期的和平在极权主义国家里比在工业化民主国家里会引起更多的离心倾向。经济的停滞、民族的纠纷和持不同政见的人将会越来越多地消耗苏联的力量。当中国变得更为强大以及日本完全愈合了战败的创伤时，苏联的地缘政治的前景将会变得更加成问题。时间不一定是对苏联有利的。
十二月二十二日，给尼克松写了关于波兰起义的备忘录之后两天，我与多勃雷宁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开始试探苏联领导人是否可能准备进行严肃的谈判。我重申了我们的看法，莫斯科近来的政策是跟改善关系不相容的：西恩富戈斯的骗局以及随后试图考验我们对这一事件忍耐的限度；苏联人在中东问题上的步步进逼；对柏林走廊的骚扰和推迟释放两个迷航的美国将军，需要作 出一个根本性的决定。如果这种讨小便宜的政策继续下去，小伤痕就要变成大创伤；怀疑将使联系中断而发展成一场危机。但有可能建立一种更富有建设性的关系。我建议，利用我们这条渠道在严格的互利基础上解决某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的会谈应该能够产生不是互相对骂的某种效果。
由于多勃雷宁没有接到指示，他只能以和解的姿态把苏联的既定立场概述一下。但他同意，有必要打破坚冰。他要我确信，他的政府是赞同与美国达成一项谅解的。他同意我们双方应审查谈判的纪录，以便找出可以灵活处理的一些方面。
一月六日，多勃雷宁在我的白宫办公室里留下一份关于柏林问题的照会，当时我和总统一起在圣克利门蒂。照会以其特有的方式在表示不满中包含着作出让步；跟私下交谈时一样，葛罗米柯也擅长于把双重否定结构用于外交信件中。这一回他抱怨说，美国没有履行据说是尼克松跟葛罗米柯会谈时所许下的诺言。尼克松曾说过，在柏林问题上，美国不能够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了，除非苏联人承认柏林与联邦共和国之间的脐带关系。与此同时，莫斯科的照会中有一个模棱两可的说法，你可以解释为承认脐带联系，但又不说明这种联系的性质，或者苏联人负有什么责任保证这种联系受到尊重。葛罗米柯的照会暗示那种说法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让步，开辟了同时谈判“作为一揽子解决的……一切问题”的可能性。苏联人心里明白，尼克松的那句话是一种打比喻的漂亮话，政府首脑往往用这种办法来避免在执行问题上纠缠。但无论尼克松的意图是什么——尼克松的基本动机是，在谈话中掠过柏林问题而不作任何许诺——多勃雷宁的照会却转弯抹角地表明，他们正准备改变他们的立场。迄今为止，他们一直坚持，柏林谈判的焦点是减少西德在那个城市里的活动，以此来换取几乎只是确认现有的地位。现在他们暗示，愿意改变立场，谈苏联对柏林通路的保证和改进柏林生活状况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就有可能进行认真的谈判了。
我向尼克松建议，我们要作出积极的答复，坚持要苏联人作出关于柏林通路的保证并明确规定西柏林的法律地位。我还建议，把柏林谈判跟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展联系起来，相应地，我们还要使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取决于苏联人愿意冻结它的进攻性武器。尼克松赞成我的意见。多勃雷宁被召回莫斯科进行紧急磋商。这可能意味着由于一场危机迫在眉睫，苏联领导人想要脱离接触，或者是他们希望对某种询问避免作出答复，也或者是他们的确是在对政策作认真的回顾。这一次，最后这个假设更加合理。多勃雷宁推迟二十四小时离开华盛顿，以便能够得到我们对其关于柏林问题的试探所作的反应。
我从圣克利门蒂回到华盛顿。一九七一年一月九日上午，多勃雷宁和我在苏联大使馆里会面。两个小时的会谈是关键性的。我就那两个尼克松已经原则上同意了的主题提出了新建议。首先是我们关于柏林问题的回答。我告诉多勃雷宁，为葛罗米柯同尼克松之间的谈话作抽象的注释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想要苏联做两件事：第一，改进往西柏林的通行情况；第二，苏联对新的通行办法作出保证。我们不想使柏林的自由全靠东德政权发善心，而对东德我们很难施加影响。如果苏联人明确了这两点，我们将更直接地参加柏林谈判。我们将通过总统这条渠道进行探索性的会谈，如果会谈顺利，就将会谈的结果提供给已经建立的四国机构。这样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与西德官员磋商；没有波恩的预先认可，我们将不同苏联人达成任何谅解。我在以后的谈话中说明，我的提议是为了提供一个机会，使谈判加快速度，而不是为了争取更大的让步。
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我提议打破把反弹道导弹和限制进攻性武器联系起来这个问题上形成的僵局。［注解：不像某些报道说的那样，一月九日总统不曾给勃列日涅夫写信，也没有跟多勃雷宁会面，[3]而是由我提议在总统的批准下，通过总统渠道和多勃雷宁联系的。（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的首次通信是在一九七一年八月。）］我告诉多勃雷宁，我们将接受苏联方面关于谈判一项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建议，条件是苏联人要同意立即开始限制进攻性武器的谈判；这两个谈判将同时结束。限制进攻性武器将包括承担一项义务，即任何一方不得在谈判进行期间构筑以地面为基地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新设施。以后我们还将提出关于潜艇发射导弹的新建议。这些建议的结果可以在总统与柯西金交换的信件中表达（我们还以为柯西金是尼克松的对话者）。
我所提出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柏林谈判的建议，是摆脱那个臃肿的四国机构的一个简便的办法，因为这个机构很可能造成僵持局面，并且肯定会引起公众的尖锐批评。任何成功的谈判都必须建立在一种相互均衡让步的基础之上，但如何达到这种均衡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作出让步的先后顺序是关系重大的；如果在对方相应的让步明朗化之前，自己一方坚持一步不让，而不是把每一让步作为全局的一部分来看，那么谈判就可能失败。因此，当谈判还处于酝酿阶段的时候，保密是很重要的。卡特政府已经懂得了这一点，他曾努力搞公开的外交，结果却使几个大有成功希望的倡议都告吹了。速度往往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每个谈判都会达到一个关键时刻，这时谈判或者急转直下而成定局，或者就停滞不前陷入僵局。正是在这种时刻最高当局必须亲自过问，以克服官僚机构的麻木不仁。我向多勃雷宁提出了办法，也提出一定要保守秘密和加快速度。
多勃雷宁问了几个深入的问题。在他提问的同时，他还试图使中东问题来一个突破，但是我阻止了他；我认为条件还不成熟。这时多勃雷宁不再有错觉了，他已充分理解了我的意图，柏林谈判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要一先一后进行。我也对苏联的制度有了足够的了解，可以确信，当苏联的领导人想要去做的时候，他们能够迅速地采取行动。多勃雷宁答应尽早答复，我确信他会信守这个诺言。
不到两个星期，多勃雷宁就回到华盛顿。一月二十三日，他来到白宫的筹划室，兴致勃勃地畅谈起来。他说政治局以极大的兴趣研究了我们的提议。他见到了所有的最高领导人，而且他可以告诉我，现在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条件好极了。（事实上，我在一月九日并未提到最高级会谈。多勃雷宁无疑是想利用尼克松想要一鸣惊人猎取声誉的渴望来捞到某些好处。）苏联人愿意在七月份或八月份举行最高级会谈，而九月份也是适宜的。当然必须首先取得某些进展。但现在每个人都很乐观。多勃雷宁表达了苏联人关于相互联系的想法以后，把话题转到我们一方的想法。苏联领导人对我愿意参加柏林谈判感到高兴，勃兰特和巴尔曾经对他们讲过，在所有的美国领导人中，我对德国的情况了解得最清楚（这倒可能是真的；同时莫斯科一定作出了决定，认为利用我的虚荣心不会有什么坏处）。虽然正式的看法要到会谈实际开始时才能提出，但多勃雷宁现在就告诉我，关于苏联对柏林通路提供某种保证的建议正在莫斯科认真地研究。如他所述，事情已很清楚，要求迅速达成一项柏林协议的压力是在苏联一边。莫斯科已开始认识到，如果没有柏林协议，它将决不会得到它所珍视的东方条约；它将要为此付出代价。
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多勃雷宁还不能作出肯定的答复。然而，莫斯科很有可能接受那个想法，即把一项防御性条约和冻结进攻性武器结合起来进行谈判。他提出了一些实际问题。一个既困难又麻烦的问题是：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提出或向国会提出的关于反弹道导弹计划的许多方案，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哪一个。我只能含混其词地说，我们还没有作出决定；这是属于这样一种情况，即真相如何，不一定多讲。苏联人想从以下三者之间弄清我们的立场是不容易的：我们国会的立场（建立三个发射场以保护洲际弹道导弹），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正式提议（对全国指挥机关即在华盛顿和莫斯科部署这种导弹），我们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者的私人信念（要求全部禁止这种导弹）。我对他讲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将与柏林谈判步调一致。
苏联外交官总是没完没了地提出一大串建议。那种理论似乎是，让你弄不清什么时候那位对话者才会由于心不在焉或者疏忽大意而作出一个让步；莫斯科领导人似乎最低限度也要获得具体证据，证明它的代表并不缺乏坚持到底的精神。我把多勃雷宁所有老一套的提议——其中欧洲安全会议和中东问题在他的目录单上居于首位——都反驳掉以后，我们商定，一旦我把适当的谈判程序安排就绪，就举行定期的和系统化的会晤。
这样，我就参与了这两个像神学一般复杂的谈判。柏林谈判涉及其他三个盟国的重大利益，也涉及苏联和两个早已建立的论坛。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正式开始，轮流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举行，下设许多复杂玄奥的技术性和实质性的委员会，其中有些委员会由我任主席。若不兢兢业业、谨慎从事，其结果可能是闯一场大祸。
渠道已经沟通
到一九七〇年底，我与尼克松共事差不多两年了；我们几乎每天都长时间交谈，并以最密切的合作度过了所有的危机。他越来越倾向于把对外政策的策略问题委托给我。在我们共事的第一年中，在每次会谈之前，比如说与多勃雷宁或北越人的会谈，我总是事先拟好谈话要点，呈交尼克松批准，然后再去会谈。我提出的谈话要点他很少改动，但也很少不加几句强硬的话作为告诫。到一九七〇年底，尼克松不再需要这样的备忘录了。他总是同意我的策略，经常是口头表示同意；他几乎从不去干涉这些策略的日常执行工作。每次谈判会开过之后，我都提出一份很长的备忘录和分析，这样尼克松就有机会判断他的意图是否得到贯彻。但据我回忆，在一九七一年以后，谈判方针一经拟定，尼克松从未作过改动。我知道尼克松想要做什么，因为策略是我们共同制定的。他认为，一个乐队指挥没有必要去演奏每一样乐器。
但是，如果说我能肯定尼克松在支持我，那么对于政府中其他成员我就如履薄冰了。在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中，进行任何谈判都是冒险，那些局外人总是断言他们能做得更好；而参加谈判的人越少，讲这类风凉话的人也就越多。他们没有参加谈判中彼此迁就的过程，尽可以大唱其高调；他们不了解谈判中出现的障碍，把每一个让步都指责为不够强硬，或者说是谈判手腕不高明。我制定的谈判程序加强了果断性，但因此也更难于取得大家的一致同意来支持谈判的结果了。
然后就是熟悉谈判主题的问题。我的工作人员太少，无法帮助我同时进行两方面复杂的谈判。我采取的代替的办法是抓部际机构。这样我就可以利用这个官僚机构而不泄露我们的意图。我对它们说，那是计划中要谈的问题，而实际上却是正在秘密进行谈判的问题。我用这种方式可以了解到这些机构的看法（同时也了解必要的背景），而无须向它们正式“说明”我的立场。我对多勃雷宁的提议通常反映官僚机构的一致意见，很可能比正式谈判要采取的立场更强硬一些。这是因为，在各机构参加的讨论计划的会议上，通常总是提出更为强硬的路线，这样做可能得到警惕性高的声誉而不冒风险；为谈判作准备工作，调子就不可能那样高，因为总有某些机构为了既得利益而希望谈判成功。
采取这些异乎寻常的做法之所以必要，主要是因为总统既不相信他的内阁也不愿对他们直接下达命令。尼克松怕泄露机密，也不敢强制实行纪律。但他决心要实现他的目的；因此他鼓励那种政治教科书上不会赞成的做法：像螃蟹似的不声不响地绕着现存的机构走。这使官僚机构感到懊丧，它们由于被抛在一边而大闹独立性并自作主张，而正是由于官僚机构的这种作风才使尼克松绕过它们。但这个办法成功了；它居然难以想象地把大量艰苦的准备工作与干脆明确地阐明观点结合起来了，而这正是一项成功的政策所必须做到的。在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二年，我们用这种办法实现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突破，打开了对华关系，达成了一项柏林协议，举行了北京和莫斯科的最高级会谈，都没有遇到任何挫折。结果应以其功绩来衡量，虽然我也承认取得这些成绩的方式是付出了代价的，而且我也不认为这些办法应该重复使用。
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进行正式的谈判需要有定期的正式的总统指示。因此，我能了解到各机构在务虚阶段以及关于实际谈判的看法。很明显，在政府内部要求单独达成反弹道导弹协议的压力越来越大了。出席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代表团中的几个成员明确表示赞成这样做。国防部的代表似乎赞成把单独达成反弹道导弹协议与冻结重型导弹联系起来，任由其他一切类型的导弹自由发展。杰勒德·史密斯赞成禁止反弹道导弹或者只对两国首都部署反弹道导弹，而以对方限制某种类型的进攻性武器为交换条件；但这种把它当作谈判筹码的做法很难说服国会接受任何反弹道导弹计划，因为这样我们就可能必须拆除某些设施，而国会不急于在这方面花钱。国务院倾向于单独达成反弹道导弹协议，但又不愿积极要求达成协议。简而言之，如果我把反弹道导弹条约与冻结一切战略导弹联系起来搞成了的话，我就保证不会遭到官僚机构的反对，因为我所争取到的东西比任何机构要求做到的东西要多。
柏林谈判是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经过几十年的柏林危机，其法律地位已经固定下来了，再加上受到传统和来之不易的协商一致意见的限制，单凭总统的决定是无法加以改变的。我们的政策必须与三个盟国共同制定，任何一方都不会由于先前指责我们采取拖延立场而不责难我们现在过于灵活。
没有勃兰特的充分支持柏林谈判是无法进行的，因此我必须会见勃兰特的私人顾问埃贡·巴尔。但到了某个时候，与苏联人的会谈结果最终还得由四国开会来讨论。因此我也需要我们驻波恩的大使肯尼思·拉什的合作，按照职权他应代表我方参加正式的柏林谈判。
拉什是凭个人的勤奋擢升为大使的；他最后一个重要职务是任碳化物联合公司的总经理和董事。尼克松对他有所了解是因为他曾在杜克法学院任教，虽然他那时不曾见到尼克松。他是约翰·米切尔的密友，其时米切尔任司法部长。事实证明，他是尼克松任命的最得力的人之一。拉什头脑冷静、有分析能力、思想深刻，他机智巧妙地完成了他在波恩的复杂任务。
巴尔的问题跟我完全相同。他也要在不让外交部知道的情况下掌握谈判。德国有长期的官僚主义传统，他要在波恩完成这项任务比在华盛顿更为困难。看来没有任何正常的联系渠道是十分可靠的。巴尔也找不到借口来华盛顿，任何借口都会重新引起前些年那种权限上的争论。国务院会坚持要求参加每一场谈话，德国外交部也会要求他提出报告。为了避开这些问题，一月二十七日我派了一个信使去波恩，带去我个人给巴尔和拉什的信件。我告诉巴尔，我们已准备接受总理的建议，加速柏林谈判的进程，因此迫切需要他和我会见。我期望他能作为总理的全权代表到华盛顿来。至于他此行的公开目的，我已指示信使转达副总统（作为航天委员会的负责人）的邀请，请他来参加一九七一年一月三十一日阿波罗14号登月飞行的发射典礼。如果巴尔接受邀请，我也出席典礼，然后我将安排他飞往纽约，我们就可以在飞机上商谈了。巴尔立刻接受了这个建议，在二十四小时内就启程来华盛顿。我在华盛顿避免和他见面，而是在一月三十日飞往肯尼迪角的途中和他会面。
给肯尼思·拉什的信也是由那位信使递交的。为了给拉什来华盛顿找到一个理由，我安排他的朋友约翰·米切尔给他打了个电话。米切尔找了个借口说要与这位大使讨论行政任命问题。于是国务院批准他前来“商谈”。我就于二月三日晚在华盛顿水门米切尔的公寓见到了拉什，那时这所综合公寓还很少为人所知。
我通知多勃雷宁，我已在进行工作（他的政府通过巴尔肯定也会知道的）；我还说，莫斯科也许想要讲些什么，使所有参加的人都有一种信任感。出乎我意料，多勃雷宁在二十四小时内就露面了，提出了一个苏联以前不肯提的建议。苏联曾经坚持，有关柏林通道的程序问题仅仅与两个德国有关；而每当出现麻烦的时候，我们总是依靠国际法的正常手续与东德打交道，由于我们甚至还没有承认东德，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实现我们的要求。在这之前，苏联人一直企图利用柏林的不稳定的局面来提高东德的国际地位，同时否认自己对柏林通道的骚扰负任何责任。现在他们提议，对任何有关柏林的新安排，四国中的每一国对于违反规定的事件都有权提请其他三国注意——这是一个很微妙的暗示，虽不能令人满意，但意思是说要由四国共同负责。这只是一个试探性的步骤，是朝着对苏联来说至关重要的保证前进的。但任何熟悉葛罗米柯的策略的人都会知道，他是绝不会一开始就采取一种十分慷慨的立场的。
我和巴尔玩的这个花招很有效，一月三十日我们按时到达肯尼迪角参观登月火箭发射。以前我总以为观看宇宙火箭发射主要是孩子们的事情，但这次在月光下我们一小群人参观“土星五号”火箭，使我很有感触。火箭起飞过程中，我们从数英里外望去，那火箭孤悬空中，周围全无支持，却也并非巍然壮观。但那时已近深夜，它的庞大却使我们感到极为渺小，它本身的意义也使我们感到羞愧。
我知道曾经有过一场关于空间计划是否有用的辩论。早先那种探险的想法逐渐淹没在为国家争名次、比先后的吵闹中。但我考虑，我们是需要一个空间计划的；抛开科学上的理由不说，这是因为，一个社会如不能开阔视野，那就很快会变得心地狭隘。那种认为先解决地球上的一切问题然后再去其他星球探险的论点会限制我们永无止境的追求。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没有问题；除非人类不断地扩大眼界，这些问题就会变成烦恼而不是挑战。如果十五世纪的欧洲奉行那种首先必须解决本身问题的肤浅口号，哥伦布就不会发现美洲。那些问题就会反而变得无法解决，而欧洲将会窒息在其本身的混乱之中。信仰使人们有勇气去经历人间的千辛万苦。在这个技术专家治国的时代，人们应该怀有怎样的梦想呢？信仰曾经使小农社会建造尖顶直指云天的大教堂，建造经历几世纪才能完成的雄伟大厦，体现了人类坚韧不拔、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怎样使一个民族重新获得这种信仰呢？谁也不知道我们在宇宙空间能发现什么，月球只是我们迈出的微小的第一步。我记得一个宇航员曾告诉我，当他最后进入太空舱等待起飞的时候，是他最感到神秘恐怖的时刻。没有工作人员伴随这还是头一次。万籁俱寂，他知道他就要被发射到空间去进行一次宇宙航行了，能否回来不能凭自己的意志。这时他几乎恐慌了。
那时我与我十岁的女儿伊丽莎白和八岁的儿子戴维站在肯尼迪角，周围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沉寂，我觉得我们的心境是不会一样的。从主观上说，他们将要生活的世界与我所生活过的世界不同。他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也不同。我在儿童时期只知道有国界，宇宙空间超出了我的想象能力，电视也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更无拘无束，但也更讲求实际。我小时候地平线就是最远的地方，他们则不然。看来似乎很矛盾，他们了解实际的东西多了，想象力却贫乏了。我们这一代人是书本教育出来的，书本强使读者进入自己想象的世界。孩子们的世界天天展现在电视屏幕上，他们认识事物是一个被动的过程。然而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亿万英里的航程决定于一瞬间的推动力，此后航程基本不变——这种概念超出了我在他们这个年龄时的想象能力。
不管怎样，我认为我现在是那种有权提供原动力的人，把未来几代人送上并非由他们选择的旅程。如果我们的目标是错误的，哪怕再熟练的驾驶员也无法纠正。我们的责任是找出一条轨道通向谁也没有到过的世界，但也有飞向太虚幻境的危险。我们最重要的决定是航程是否开始，我们最需要的品质是确信通过负责的行动能够局部地创造未来。
正当发人深思的宇航员飞向月球的时候，巴尔和我掉头飞回纽约，在星式喷气机的密室里一路上畅谈柏林问题。巴尔赞成加速谈判，并对我愿参与其事表示很高兴。但作为各自政府首脑的代表，我们怎能在自己的外交部长不觉察的情况下进行重大的谈判呢？我们又怎能防止苏联人在西方四国之间挑拨离间呢？我知道巴尔与苏联外交官有密切的接触，因而坚持双方在有关柏林问题上与苏联人或东德的每一次接触都要互通消息。关于其他问题，我们商定了一个复杂的协商过程。巴尔和拉什就三方面的问题拟出建议——柏林通道的程序、提出保证以及联邦共和国在柏林的活动——并试探盟国的反应，然后我拿这些建议与多勃雷宁仔细研究，再后来是由拉什或巴尔纳入正常的渠道。在种种不利条件下，这盘三人棋居然下成了。我们在七个月内完成一项协议，而且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同肯尼思·拉什的工作安排是在二月三日晚我们在约翰·米切尔的公寓会见时决定的。拉什同意，由于具体时间限制，也许没有别的办法行得通。如果僵持局面拖得太久，勃兰特也许要想办法自行其是，而把德国未能实现民族愿望归罪于我们，也许还会制定一条新的更加独立的民族方针。拉什怀疑，当越南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我们能否应付一场柏林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德国内部的骚乱。
剩下来的问题就是建立一条联系渠道。当然中央情报局是可以利用的。可是拉什认为，情报站的站长不可避免地要把他某些部下吸收进来；除此之外，他还与使馆的人员来往密切。最重要的是，情报站的站长不可能经常访问巴尔以接收或传递消息而不引起怀疑。我的副手艾尔·黑格想出一个解决办法。他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联络官、海军上校伦布兰特·鲁宾逊一起制定了一套复杂的特殊联络方法，这是通过海军渠道与法兰克福的一位海军军官联系。这条渠道是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上将埃尔莫·朱姆沃尔特建立的——他后来强烈反对秘密外交。黑格的备忘录中描述那位军官“完全可靠”，不对“我们的使馆负任何责任，也与其他情报部门或行政部门无任何瓜葛”。我想象不出他在法兰克福究竟干什么，也不想去问，这样也许反而更好些。总之，那位海军军官知道巴尔和拉什的专用电话号码，他自己也有一个专用电话号码，这样就成了关键性的联络点。国务院关于柏林问题的电报经常泄密，电报分发的范围太广了。通过海军渠道传递消息从不泄密。我们很感激省掉了那些麻烦，因为到二月初，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柏林问题的秘密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五月二十日协议
当我与多勃雷宁开始探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能否取得突破时，正式会谈已于十一月初在赫尔辛基恢复，那时会谈正像国内的辩论一样，陷入了僵局。我国政府正式的一致意见是，美国应该坚持它上次于一九七〇年八月四日提出的建议，即双方把导弹和轰炸机都限制在一个“商定的数目”上，并把苏方的重型导弹限制为二百五十枚（到一九七〇年底苏联人已经超过了这个数目）。正如我已指出的，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代表团的许多成员正私下里不再坚持这些建议。
关于反弹道导弹，我们的谈判立场也陷入混乱。苏联人已经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即反弹道导弹只限于全国指挥部门，对此，我们既没有要求也没有得到国会的拨款。我们曾要求国会对三个发射场拨款，但不包括国家的首都。我们的谈判立场同实际计划距离越来越大。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在十月份对杰勒德·史密斯说，反弹道导弹这个问题“搅坏”了整个一场国防拨款的辩论。
为了弄清官僚们的正式看法，我通过秘密渠道问史密斯，他是否仍然同意把限制防御性武器和限制进攻性武器联系起来。史密斯的回答含糊其辞，实际上是说完全可能赞成在谈判中禁止反弹道导弹，因而也就是由国会砍掉关于反弹道导弹的拨款。他个人仍然坚持反对单独搞一项反弹道导弹协议，而苏联人在十二月再次提出了单独搞这项协议的建议。然而，他认为“立即”拒绝这一建议也未免失于粗暴。总统也许想要“重新审查”他本人关于反对单独搞反弹道导弹协议的政策。结果是，整个反弹道导弹问题在政府内部重新展开了争论。
实际上，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应采取什么立场的辩论已经同一年一度反对反弹道导弹变成一码事了，这种反对几乎达到了宗教狂热的程度。舆论界再次加大压力。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七日《纽约时报》接受了苏联向我们提出的关于反弹道导弹的建议，谴责总统坚持把进攻性武器与防御性武器联系起来。一月二十六日，在民主党总统提名竞选中领先的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宣布他赞成鼓励苏联的灵活性。这位参议员在最近访问莫斯科时对柯西金总理说，他断定，“在美国有很多人主张削减武器费用”。这位参议员并不认为一个总统候选人告诉苏联总理美国国会内有影响的议员企图削减国防费用是有害于我们的外交政策的，他说：“既然我可以在参议院这里讲这些话，我看不出有哪一点理由不可以对柯西金这样讲。”[4]
这场反对反弹道导弹的运动由于国防部长莱尔德无意中透露了一个消息而得到了推动，莱尔德说苏联人似乎已放慢了建造新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进程。许多人把这个消息看作是苏联人的一个普遍性的“信号”，是克里姆林宫那些胆怯的家伙们在暗示他们的意图。这种想法是难以理解的，因为同是那些苏联领导人却在所有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上对我们一再发动猛烈的攻击。这个所谓的苏联人的“信号”促使杰勒德·史密斯给总统写了一封信，建议我们宣布停止进一步部署反弹道导弹，以表示我们的诚意。假使苏联人重新建造导弹，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全力进行我们的导弹防御计划。这种论调在国会和新闻评论中一再加以重复，虽然形式有所不同。二月一日，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在参议院力陈冻结美国的反弹道导弹和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计划。“既然我们不付任何代价，”汉弗莱宣称，“我们的安全又有绝对保证，我们这方面就可以停止核军备竞赛，以响应苏联已采取的行动。”[5]到三月份，苏联的“信号”无影无踪了。情况已经弄清楚，原来苏联人只是停止建造SS-9型导弹，为的是开始建造新一代的洲际弹道导弹，即SS-18型导弹，与此同时建造SS-11型导弹发射井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实际上苏联人在一九七一年开始搞的导弹比过去十年中除一年外哪一年都要多。这一事实并没有丝毫减轻要求削减国防费用的压力。那些要求我们对苏联人克制的“信号”作出反应的人，没有一个建议我们对苏联人增加导弹作出反应。
要求停止反弹道导弹和放慢其他计划的呼声甚嚣尘上，闹了整整一个春天。二月三日，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秘密听证会上，参议员弗兰克·丘奇要求总统接受“一项单独的反弹道导弹协议，作为第一步”。二月二十六日，约翰逊总统任内的军备控制和裁军机构的负责人威廉·福斯特要求“完全禁止反弹道导弹的部署、生产和试验”。[6]到三月底，参议员汉弗莱、哈罗德·休斯和乔治·麦戈文联名要求单独搞一项反弹道导弹协议。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则建议相互冻结反弹道导弹，并声称，这样就使多弹头分导导弹没有必要再搞了。参议员马斯基答应在四月份再进行秘密听证会。
四月五日，《纽约时报》赞同参议员马斯基先前提出的建议，即美国放弃海神式导弹和民兵Ⅲ式导弹，并同意双方停止反弹道导弹的部署——这是一下子搞掉我们全部的战略计划。四月六日，马斯基纠合其同僚鼓吹搞一项限制或禁止反弹道导弹的协议作为开端。到五月初，采自这些方面的批评更为激烈了，竟指责政府存心拖延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便继续搞军备竞赛。参议员赛明顿甚至指控政府“有意策划根本不去搞什么军备控制协议”。[7]
政府把反弹道导弹作为一个有用的“谈判筹码”的论点遭到了严厉的抨击。参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富布赖特声称，“谈判筹码的论点”是荒谬的，只能有助于军备竞赛的升级。五月十二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指责政府双倍地增加核打击力量，而苏联人却没有部署什么——这真是一个奇特的结论，因为明摆着的事实是，将近十年来苏联人每年以增加二百枚导弹的速度在增加导弹。《华盛顿明星报》四月十三日报道，一个反对军事支出的新联盟正在形成，目标是削减国防预算六十亿到八十亿美元。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是这场运动的发起者，他的做法是反对B-1战略轰炸机、航空母舰和潜艇，也反对F-14和F-15战斗机以及“夏延”直升机。
简言之，没有一样美国的新式武器系统不遭到新闻界和国会的猛烈攻击。与此同时，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还提出了他的年度决议案，要求撤退一半美国驻欧洲的部队。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之后，这项决议案才以微弱的多数票被否决（参看第二十二章）。
国会最后还是把政府要求的数字砍掉了三十亿美元。从纸面上看，我们所要求的军备拨款略高于去年，去年是六百八十七亿美元，今年是七百三十五亿美元。但花在武器上的钱实际上比去年大为减少，因为四十六亿多美元是专门用于改志愿兵制而必须增加的支出，其余增加的钱都被通货膨胀抵消了。一九七一年也像往年一样，幸运的是政府保住了逐渐增加B-1轰炸机、载导弹的三叉戟潜艇和新式战术飞机的计划，可以作为以后要求增加经费的基础。这样一来我们总算可以勉强维持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地位。但危险是确实存在的，这些计划中的某一项迟早会遭到国会的无情的攻击。
正是在这种气氛中，去年那种国内的辩论又重演了一遍。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以国务院和军备控制和裁军机构为代表的一派人争辩说，延缓我们的反弹道导弹计划将会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起推动作用。其他人（包括我）则持截然相反的看法，认为要想使苏联人接受进攻性武器的限制，美国的反弹道导弹计划是绝对必要的。梅尔·莱尔德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搞一项“保证安全”的有四个发射场的反弹道导弹计划，但实际上只有两个发射场在构筑中，第三个发射场即在密苏里州的惠特曼空军基地的那个虽已批准但尚未开始建造。讨论又继续进行了一个月，关于我们是否应该使我们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的立场符合我们反弹道导弹计划的实际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结论。
最后还是尼克松在三月份制止了这场讨论。尼克松是对的，他深信，国会会否决在两国首都部署反弹道导弹的主张，作为全部禁止反弹道导弹的一种手段。结果是总统于三月十一日作出决定，继续进行关于四个发射场的“保证安全”系统，并使我们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立场与这种计划相一致。那些赞成禁止反弹道导弹或者只在首都部署反弹道导弹的人对这一决定进行了极为强烈的反抗，致使我们参加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代表团未能向苏联人提出这一主张，后来经过我的办公室的不断督促，又于四月二十二日发出了正式的指示，代表团才提出了我们的主张。
我跟多勃雷宁的谈判必须从这种背景去看。苏联人必定是很想等待我们辩论结束，以便从我们国内辩论的结果中捞到好处，这样也许他们就完全没有必要讲什么互利了。二月四日多勃雷宁肯定说，政治局原则上同意反弹道导弹协议与冻结进攻性导弹的部署同时讨论。但这个表面上的让步却原来不过是诱使我们进入谈判的一张入场券，以便莫斯科玩弄其典型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戏弄人的策略，把极为吝啬的一点让步一遍又一遍地标价出售。谈判又由于葛罗米柯的策略与我的策略刚好相反而更趋复杂化。我的策略是在柏林问题上坚持下去以加速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进展，而葛罗米柯的策略是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这个问题上慢慢来，以加速柏林问题的讨论。
二月十日，多勃雷宁肯定了把限制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联系起来的谅解。如果这两项协议不能同时进行谈判，苏联人将考虑在完成这些谈判之前就冻结进攻性武器的部署。至于反弹道导弹，多勃雷宁表示愿采取对两国首都部署反弹道导弹的方案。
在正常谈判情况下，事情就算到此结束了。原则上既已达成协议，就会开始较为简单的文件起草工作，表明限制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的谈判同时进行。这以后，技术人员将开始工作，除非出现某种僵局要求从政治角度加以解决。可是与克里姆林宫打交道却没有那么简单。现在我们不得不应付苏联人的那种策略，即先推销原则，然后再以具体的方式推销原来的货色。也许是要显示力量——也很可能是要执行几个月前官僚机构定下的某种计划，苏联人明知道我们会作出反应，却又派了一只潜艇供应船到西恩富戈斯。二月二十二日，我会见多勃雷宁，要求把这只船立即撤走。如果这只供应船继续待在古巴，我们决不进行任何谈判（此后不久这只船就撤走了）。同时，我还把尼克松与柯西金交换信件的一个副本交给多勃雷宁，这封信的内容是关于限制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同时进行谈判的谅解的。这些信件都是我的工作人员吸收各部际机构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讨论会准备的意见而拟定的。可是事情又搁浅了。在二月二十六日和三月五日两次会晤时，多勃雷宁很客气地声称，他的所有领导人都离开莫斯科去筹备苏联党的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了，因此他们很难集中研究像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这样复杂的问题。我忍不住要讲几句，我说：柏林问题比这个问题还要复杂、艰巨，他们倒似乎没有什么困难来集中研究，那时不出一个星期莫斯科就会发来详细的信件。
时间成了一个关键性因素，尤因我们内部的程序而复杂化了。限制战略武器的正式会谈即将于三月十五日在维也纳恢复。我们必须制订新的指示，这些指示最低限度也不能与特殊渠道进行的情况相互矛盾。与此同时，尼克松倒怕起来了，因为把限制进攻性武器与防御性武器联系起来这个问题看来即将取得突破，尼克松担心是杰勒德·史密斯而不是他会得到这个荣誉。他在越南和柬埔寨问题上受到的打击太大了，想在这类实际上等于谋求和平的倡议上落一个好名声，却也是人之常情。我请尼克松放心，除非莫斯科有意避开总统这条渠道，维也纳的会谈是不会出现那种突破的，不仅在这个问题上如此，在其他所有问题上都是如此。如果莫斯科那样做，那将是一个孤注一掷的决定，是对苏联不利的，至少在勃兰特的东方条约还挂在那里的时候它不会这样干。果然，莫斯科在继续打一场游击战，多勃雷宁于三月十二日交给我的方案背弃了限制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同时进行的原则。这个方案要求在“今年”达成一项反弹道导弹协议，只限于在两国首都部署这种导弹；只有在这样一项协议达成之后而且只是“在原则上”达成之后，限制进攻性武器才可能进行讨论。苏联人正式改变他们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立场，这不可能是当真的；多勃雷宁手上一定还保留着什么东西。苏联领导人提出这项建议本身就最后证明他们根本不想取得任何进展；如果通过这条特殊渠道只不过是重演较低一级的谈判所遇到的僵局，那么这条渠道也就没有意思了。我当即驳斥了多勃雷宁的建议，多勃雷宁也就马上亮底了。他不再要求给他时间与莫斯科商量了——假如他的第一方案是当真的话，照理他是会这样做的——而是建议把苏联和美国的方案合并起来，试图消除分歧。很明显，多勃雷宁已有处理这个问题的某些自由，否则他是不会自己做主建议修改他的方案的。
三月十五日我们开会交换新方案。多勃雷宁提出的方案只不过是三月十二日方案压缩后的翻版。该方案依然坚持应先搞反弹道导弹协议，再谈限制进攻性武器，但没有提反弹道导弹仅限于首都的原则。我们的方案仍然是把限制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联系起来，这是我的主要目的。
多勃雷宁和我次日会晤企图搞一个混合方案。结果这个方案很接近我们的主要要求。双方将对各自的谈判代表团发出指示，“立即”就反弹道导弹问题达成协议。在达成协议的同时冻结“战略进攻性武器”，包括洲际弹道导弹和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允许加以改进和调换，但只能是同类型的武器。换言之，我们认为对我们的陆地发射的民兵式导弹力量威胁很大的苏联重型导弹（SS-9型）将被冻结在现有水平上。
三月二十五日，我向多勃雷宁发出一个照会，用外交术语来说叫作“口头照会”——这是一种书面的但未经签署的文件，其作用等于口头讲话，因而可以更容易不承担责任。这个照会提出了我们认为应当采取的程序。关于反弹道导弹协议和冻结进攻性武器的条款必须同时谈判，同时完成。（我把如何限制反弹道导弹的问题交给谈判代表去谈。）所允许的武器数量是冻结开始生效之日那些现役的和正在建造中的武器的数量。
第二天，三月二十六日，多勃雷宁带来了苏联方面的答复，对我们的三月十六日方案不置可否。他们接受对战略进攻性武器实行冻结的原则，但对其细节要等到对防御性武器的协议达成之后才能讨论。在苏联外交的神秘世界里，任何一点让步都是极为勉强的，这个答复的含义其实是一种妥协：两个协议要连续进行讨论，但同时签订。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一旦人们得知反弹道导弹条约搞成了，我们就会遭到难以抗拒的压力要我们签署，而在我们签字的同时，对进攻性武器的冻结也就告吹了。（即使我们不签署这个协议，国会也绝不会投票赞成为反弹道导弹计划拨款，因此，照苏联人看来，理想的结果是反弹道导弹协议无法执行，美国单方面放弃它的计划。）
我们在取得进展，但进展速度之慢却令人难以忍受。我毫不怀疑，我们会坚持前一天照会中的那些原则。多勃雷宁认为，他的领导人不会有机会研究这个照会。幸好，他很快就要回莫斯科亲自向他们汇报了，因为他刚刚接到命令，再次召他回国述职。我对莫斯科的谈判作风早就司空见惯了，它是想用这种简单的调走谈判人员的办法来进一步拖延谈判。
当进行所有这些活动的时候，限制战略武器的正式谈判也在维也纳继续进行，这就又增加了一个复杂因素，因为我们的谈判人员还不知道有这样一条特殊渠道。三月底，杰勒德·史密斯通过秘密渠道同我联系，据他判断，他已尽了最大的努力，除非他被授权把前进基地系统也包括在谈判中。代表国防部的保罗·尼采建议，我们接受禁止反弹道导弹，以换取苏联冻结以至最后减少其重型洲际导弹（SS-9型导弹）。在美国国内，压力继续加大，要我们接受苏联的单独达成反弹道导弹协议的建议。《时代》杂志、《华盛顿邮报》和参议员马斯基就是其中的鼓吹者。参议员赛明顿把“保证安全”的反弹道导弹比作一家制造降落伞的公司，该公司的广告说：“如降落伞失灵，可退还，包换新的。”[8]说实在的，我们的秘密谈判方式使我们很容易受到这些压力；我们的批评家们不知道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另一方面，假使他们知道谈判的底细，他们就会迫使我们接受当前的苏联提案，而这些提案是我们仍在设法改进的。
部署多弹头导弹是我们发展新型进攻性武器的唯一计划，而关于进攻性武器的公开辩论的焦点却是要我们停止这个计划，因此美国的确几乎经常要被迫放弃——在达成任何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之前——我们正在建立的两种战略武器系统。
幸好，多勃雷宁于四月二十三日从莫斯科回来了，使我们摆脱了困境。他交给我一份照会，照会以苏联谈判人员那种特有的刻板、审慎的语调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同意限制进攻性武器可以在反弹道导弹协议完成之前进行讨论。这是对两种协议同时谈判下的一个很好的定义，虽然是以葛罗米柯那种双重否定的措辞来表达的。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但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苏联人抓住了我们以前作出的一个让步：达成协议要取决于我们接受只限于在两国首都部署反弹道导弹。然而这一次政治局又是白费心机，毫无所得。多勃雷宁必定知道——即使葛罗米柯不愿意承认——那个只在首都部署反弹道导弹的方案是他们去年的一个意外的收获。另一方面，假如苏联人不愿意继续谈下去，他们也不会走这么远了。四月二十六日，我在另一个口头照会中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我建议，关于在反弹道导弹协议中规定容许建立的发射场的性质的问题，推迟到以后的谈判中再作决定。但照会提请苏联人注意，美国的立场将根据我们实际正在建立的体系（也就是说，保卫我们的导弹发射场），而不是根据以首都为中心的某种假设的体系来定。多勃雷宁当然不会放弃在辩论中取胜的机会，他说苏联人所接受的毕竟只是去年我们所提的反弹道导弹的建议。我感到有些难为情，也承认这是事实，但对他明确表示，我们现在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
当我们将要达成协议的时候，出现了一件怪事打断了我们的工作。五月二日，苏联参加维也纳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代表弗拉季米尔·西门诺夫，在一次私人宴会上突然向史密斯提出了那同一个建议，即反弹道导弹协议只限于首都，在反弹道导弹协议签订之后再讨论冻结洲际弹道导弹的问题，而这个建议正是我在六个星期以前予以拒绝的。换句话说，在多勃雷宁已经同意两个协议同时谈判以后，西门诺夫又提出了苏联原来的立场。由于这个建议比苏联人在维也纳以前所作的任何让步都要大，而且史密斯不可能知道向他提出的建议正是我们已经拒绝并且取得进展的建议，他还以为自己就要取得突破哩。他催促接受这个建议——这说明假如谈判继续通过正式渠道进行，我们会遇到多大的压力。直到今天我也搞不清楚葛罗米柯玩这一手是想达到什么目的。也许他是看到我们的双重渠道有机可乘，忍不住想加以利用，因而授权他的谈判人员摸清我们的正式谈判人员手上的底牌。也许他是想试一试总统能不能坚持我提出的方案。可以想象，他想授予西门诺夫某种行动权力，而西门诺夫又想证明自己能比多勃雷宁干得更出色。（不要以为在苏联那种制度下比我们要好一些，官僚之间不会钩心斗角，那种斗争很可能是更恶毒的。）
不管是什么原因，西门诺夫的提议除引起对苏联诚意的怀疑之外，实际上对总统渠道的对话造成了困难。这个提议还在我们政府机构内部引起了正式的考虑，不久新闻界和国会就形成了一种压力，要求接受这个“妥协”方案。当时我正在棕榈泉，表面上是休假，实际上在准备中国之行。因此我要艾尔·黑格向多勃雷宁提出质问。多勃雷宁实际上没有作出解释。他指出西门诺夫提出了“过去”的立场，好像这样就可以多少为这种花招辩解。多勃雷宁答应控制事态的发展。
几天之后，五月九日，西门诺夫重新发动了攻势，这一次是选中了奥地利政府主办的一次乘船旅游的机会，说明他对于绕开总统这条渠道多么热衷。西门诺夫把史密斯拉到一边，提议他们在“今年”集中力量达成一项反弹道导弹协议，此后再积极谈判一项关于进攻性武器的协议。在这些谈判进行期间，将在“某段时间”内停止部署洲际弹道导弹。（现在他从六个星期之前的立场变成了上上个星期的立场。他仍然坚持两种谈判先后举行，并继续把潜艇发射的导弹排除在外。）史密斯对于这个表面看来的新“突破”大为高兴。我感到很为难。我很难告诉史密斯，说人家向他兜售的是陈货，西门诺夫的建议已通过一条他所不知道的渠道被另一个更好的建议代替了。我只好建议史密斯在一周内回国复命。
与此同时，我决定与多勃雷宁摊牌。与苏联人打交道，必定会达到一个时刻，那时必须严厉地向对方讲清楚，灵活的极限已经达到，谈判成败的时刻已经到来。这是一个比单纯地表示“强硬”更为复杂的问题。如果时机过早，苏联人就会真的使谈判破裂了；如果时机过迟，他们就不再相信对他们提出的挑战是当真的。谈判要取得成功是一个掌握时机的问题，跟莫斯科谈判尤其是如此。
一九七一年五月我们所采用的策略是由于必要——或者说是由于苏联的笨拙——而被迫采用的，它后来发展成为一种深思熟虑的策略，我们还要不止一次地使用它。当时所以必要，是因为一旦史密斯回到华盛顿，西门诺夫的建议就将成为各机构间正式讨论的题目，那么总统这条渠道就将无法加以控制。五月十一日，我与多勃雷宁进行了一次相当率直的谈话。我说，苏联人也许认为他们能在我们两条渠道之间制造不和，而且我们确实也有某些困难，无法使各机构相信事实上我们已经争取到多勃雷宁所让步的东西。但他无须怀疑，以总统的坚定和我对官僚机器的控制能力，迟早总会使事情照我们的意思去办。我告诉他，他付出的代价将是丧失对一条秘密直接渠道的严肃性的信任。他们的做法，总统只能理解为有意使他声誉扫地，总统对此是极为愤慨的。我要求他在四十八小时内对我们四月二十六日的建议作出答复。否则我们就把全部问题移交给公开渠道去处理。对于柏林谈判我们也要这样做。五月十二日多勃雷宁作了答复。苏联不再坚持在首都部署反弹道导弹的主张了。它同意限制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同时进行谈判。到五月十五日，我们已就要在五月二十日发表的公告和尼克松与柯西金私人交换信件的文本取得了一致意见。
这个成功却使尼克松大为苦恼，因为他现在不能不告诉他的国务卿，谈判已经背着他进行了好几个月，而且就要正式发表公告宣告谈判成功了。他的第一个本能的反应是说由于忽然接到苏联的一封信就出乎意料地造成了这次突破。（七个星期之后他对于我的北京之行就是这样说的。）我劝他不要这样说，因为事实俱在，不允许这样编造，而且爱捣乱的苏联谈判人员也会利用这种说法。尼克松的第二个想法是，说他在一月份曾经给勃列日涅夫写过一封信，现在刚接到回信。这种说法我也说使不得，理由基本上如上所述。尼克松最后把这个难题交给了霍尔德曼，让他去告诉他的老朋友这个消息。后来强烈的责骂都倾注在霍尔德曼头上，但这绝抹杀不了他那种任劳任怨的精神，他干了许多工作都是费力不讨好的，忍辱负重的。罗杰斯以值得称道的沉着冷静接受了向他提出的解释——伪称接到勃列日涅夫一封信的那个说法。
向格里·史密斯说明情况的工作交给我来做。这是一个不愉快的任务。尽管我不同意史密斯的政策观点，但我对他的工作作风和忠诚是尊重的。几年的工作即将告成，而他却被排除在外，这对他来说肯定是很痛苦的。若希望我们的首席谈判代表同意，正式渠道的谈判本来还会再拖下去，那就太过分了；面对着公众要我们屈服的压力，我怀疑我们能否坚持我们最后的立场。我给史密斯看了我们与苏联之间所有的交换信件及我的谈话摘要。他表现得礼貌而克制。尽管后来他私下里颇有怨言，这是可以理解的；当这样的行为有损于尼克松政府在东西方关系上的第一个重大成就时，他以举国一致这一大局为重，克制了自己的感情。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日中午，尼克松缓步走向白宫新闻记者团，向他们宣布了当年第一个引起轰动的新闻。他宣读了公告。公告寥寥数语（而且有点绕圈子），根本没有正确表达过去六个月的艰苦努力及其内在的含义。
美国和苏联政府在回顾了它们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会谈经过之后，一致同意在今年集中精力制定出限制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协议。两国政府还一致同意，与缔结一项反弹道导弹协议一起，两国政府将对有关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取得一致意见。
但是与苏联人的这场谈判，没有一样事情是注定能顺利进行的。这个一致同意的声明刚刚发表，就有人告诉我苏联塔斯社发表了一个不同的文本，其含义是限制进攻性武器的讨论将在反弹道导弹协议“之后”而不是“一起”进行。换句话说，这是企图越过我们把苏联原来的立场塞进一份新闻公报。我把这一点提请多勃雷宁注意，他不能自圆其说，争辩道，塔斯社必定是根据俄文本自己转译的（这倒是一个离奇的解释，因为声明的原文是按英文议定的）。多勃雷宁说，很遗憾，由于时差的关系，现在通知莫斯科已经来不及了。我对他说，我要在两小时内向新闻界介绍有关这一公告的情况。我或者是谈苏联背信弃义，或者是把议定的文本说成是两国改善关系的第一个重要步骤，这要由他来选择。这位大使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把正确的英文本打印在苏联大使馆的信笺上。这样就可以向那些持怀疑态度、早已作好准备发射重型炮弹的专栏作家们及时地提供。白宫新闻厅用苏联的信笺发布新闻，这也许是唯一的一次。
五月二十日的突破从表面上看是程序性的。它肯定了关于限制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的协议将同时签订。[9]但协议所包含的内容比字面上讲的要多。例如，我们已把我们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立场的实质向苏联政治局提出来了。一九七二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确认了上年五月达成的默契：苏联实际上已同意冻结新型的战略导弹，同意也对重型导弹加以某种限制；他们实际上不再要求把我们国外基地的飞机计算在内；我们已提请他们注意潜艇发射的导弹必须加以限制或提出说明。此外，我们还设法避开了前一年那个不明智的只在首都部署反弹道导弹的提议。总之，一年后所达成的最后协议的基本方面反映了五月二十日公告之前双方交换意见的内容。
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是一九七二年五月签订的，这以后很久，批评这些协议却变成时髦的事情了，他们硬说这些协议是“不平等”的协议。诚然，协议规定的冻结使过去十年中形成的美苏导弹数量的差距保持了五年。但由于我们的前任所作的决定，美国并不存在什么制造新式导弹的计划，至少在五年内不可能生产新导弹。梅尔·莱尔德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指出，美国计划建造的新潜艇最早要到一九七七年才能下水；他的估计也还太乐观了，至少提前了两年。在这五年期间，美国政府面对国会的激烈反对，积极进行新的计划——制造三叉戟潜艇，B-1战略轰炸机，民兵Ⅲ式导弹，反弹道导弹和多弹头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因此，数量上的冻结并没有阻止美国的计划，而是阻止苏联每年继续部署二百多枚洲际导弹和潜艇发射的导弹的计划。作为交换条件，我们接受了对反弹道导弹的限制，而我们这个谈判本钱却差一点被国会全部搞掉了。
尽管很明显我们的谈判地位较弱——因为我们总不能巧辩说，如果达不成协议，我们能很快制造导弹——我们还是取得了上述成就，这是由于几种因素造成的。苏联领导集团不想利用我们国内由于越南战争造成的压力；它之所以这样决定倒不是由于发了善心，而是由于认识到这条特殊渠道可能是尼克松第一任总统期间达成一项基本协议的唯一的机会。苏联领导人还认为尼克松这个人是“捉摸不定的”——他在执意要干某件事情时确是如此，因而不敢拿我们国内表面上的混乱来下赌注；在美国，这种混乱的根基是薄弱的，拿多勃雷宁来说，他就比我们的许多批评家要懂得多。
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苏联人若想缔结柏林协议或是批准德国条约，就不能冒险跟我们闹翻。我们没有明确地把这两者联系起来，但谈判的步调明确地反映了这种联系。（例如，当西门诺夫举动轻率的那个星期，我要拉什借故推迟与苏联驻波恩大使的会谈两个星期。）而且在冷战的条件下德国议会根本不可能批准勃兰特的东方条约。我们不愿加剧东西方的紧张状态自有本身的理由，但为了坚持达成一项适合我们的安全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我们是准备冒这种风险的。
就国内来说，五月二十日的协议使我们得到了一个喘息机会。它暂时平息了那种硬说政府不愿努力争取和平的批评，它平息了尼克松任期内关于国防预算的辩论。当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已经很明显有可能成功的时候，各种要求暂停发展计划的压力就减轻了。反弹道导弹仍处于胚胎阶段，但在一年内这本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反弹道导弹使我们赢得了一个好价钱，假使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一九七一年五月投票赞成只限于在两个发射场部署反弹道导弹，即使没有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价码也不会这样高的。
另外，就政府内部来说，五月二十日的协议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它确定了白宫对于外交事务的支配权。在前两年，白宫管外交只限于制定政策，现在扩大到执行政策了。有三件大事在正常官僚机构不知情的情况下同时进行谈判：五月二十日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柏林谈判和打开对华关系。我已说明，我不认为这种做法可以成为一种制度。但也必须同样强调，政府各部的作为很难取得总统的信任。尼克松不愿与它们正面对抗，而它们则想利用这一点，这使尼克松不得不经常打游击战，想办法对付他的下属，他是从来不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下属的。是尼克松一辈子好怀疑，还是十年来由反对派充斥的政府对他不信任，谁先谁后，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尼克松——在我的帮助下——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他自己的一套办法。这种办法当然对各部门起了瓦解士气的作用。对于像史密斯这样的个人来说，这种做法是不公平的，有辱人格的。对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来说，这种做法也太粗暴，使人受不了，因为他们的唯一责任是在老挝的作战行动进行期间同时筹划三个重要的谈判。而且由于渠道重叠也浪费了大量人力。但尼克松断定，由于他的信念、他的个性和他的部下的状况，要想取得成就只能采取这种办法。
至于五月二十日达成的谅解，尼克松有各种理由担心，如果通过正规渠道，那会拖延数月也没有结果，因为那时各部门正在对反弹道导弹的三种选择和关于冻结的各种方案进行辩论，它们会把自己喜欢的方案在他作出决定之前就透露出去。苏联人就会始终坚持只达成反弹道导弹协议，并成功地动员新闻界、学术界和国会施加强大的压力要我们接受。而柏林谈判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之间那种重要的相互关系，由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官僚体系不可能仔细调整它们的意图，几乎肯定就会丧失，每一方都深信自己的责任特别艰巨，理由特别充分，而主张谈判单独进行。
五月二十日的协议对于我们的对华行动也不无作用。它向北京表明我们对莫斯科也有选择的余地，同时我们也有机会表明我们了解中国的主要忧虑。我们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告诉中国领导人我们的决定及其理由，并明确表示我们绝无共管世界的野心。最后，五月二十日协议也是美苏间第一个被认可的总统级的谈判——未来几年其他谈判的先驱。两个核巨人已开始探索共处的某些基本规则，尽管这是一条崎岖坎坷的道路。
柏林谈判
我们和苏联就柏林问题的谈判也是通过秘密和官方两条渠道进行的，但柏林谈判比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更为复杂，所使用的行话也更加深奥费解。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我们对自己这一方面负全责，但在柏林问题上我们却不仅要与苏联打交道，而且还要与占领国英国和法国、与这个问题关系最密切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西柏林政府保持合作关系，因为代表西柏林人民的毕竟是西柏林政府，事关重大的是西柏林人民的自由生存的机会。此外，柏林谈判多年来一直限于在法律问题上争论不休。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从通行证印鉴的确切样式到整个城市的法律地位，几乎没有一个问题没有跟苏联人争吵过。任何一项倡议都必须对过去长期积累下来的司法程序进行一场争论；而且还得绕过苏联驻东德大使、首席谈判代表派奥特尔·A·阿布拉希莫夫这块绊脚石，他不是一个外交官，而是一个党务工作者，他的全部经历是与东欧人打交道。因此，即使按苏联人的标准来衡量，他也是过分专横独断、盛气凌人的。只要他不能对西方谈判人员发号施令，他就觉得难以忍受。
从根本上说，西方的谈判地位是不利的。通往西柏林的公路、铁路和空中联系很容易受到苏联人和东德人的侵扰而中断，这些从表面上来看微不足道，很难提出异议，但积累起来就对柏林的自由造成很大的威胁。西柏林人被禁止到东柏林去。东西柏林之间不通电话。为平民服务的铁路和公路都在东德的控制之下，而那时我们甚至还没有承认东德。在技术上，军事运输要通过一个由苏联控制的检查站，但即使这一点也不过是表面文章，因为实际上由东德的卫兵把守大门，一位苏联军官懒洋洋地待在附近的一个哨所里，在发生争执时才出面。
“西方占领区”——盟国一直使用这个名词来强调柏林仍然是四国占领之下的一个单一的城市——在经济上是由西德支持的。的确，联邦共和国无论是在基督教民主党执政时期还是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期都曾作过一番努力，不仅想在经济上而且也在政治上在柏林待下去。西方三国对于这种努力是支持和鼓励的。然而，为了保持占领的地位——这是使苏联人在柏林问题上承担责任的唯一法律基础，西方三国从未承认，联邦共和国也从未声言西柏林是联邦共和国的一部分。因此美国所最关心的是确定苏联的法律义务，使其容许更正常地进入西柏林，容许被柏林墙相隔十年之久的东西柏林之间能更正常地来往。
十年来，柏林的脆弱性一直被苏联人看作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而不是促进问题解决的因素。在一九七一年，对我们变得有利的一点是，莫斯科很关心使勃兰特的东方条约获得批准。由于东方政策固有的特点是，似乎仅对一方有明显的好处——波恩接受国家的分裂除了改善政治气氛之外，毕竟一无所得——一项有利的柏林协议就要求提供对等的补偿。因此，莫斯科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境地，它要作出不符合当地力量对比的让步才能取得其他重要问题上它所希望取得的成果。这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典型事例。然而这种联系的实际后果是，在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变成我们要对勃兰特政策的最后成功负有责任。
两个主要问题必须解决：
⊙西方国家想要得到苏联的（不是东德的）保证，它们进入柏林要得到优待和不受阻挠；
⊙联邦共和国想要苏联承认联邦共和国与柏林之间的重大的政治联系，以消除共产党对西柏林施加压力的传统借口。
苏联在四国谈判一开始就以一贯的狡诈手段攻击这两点要求，它以一种猛烈进攻的姿态提出了自己的最高方案。关于通道问题，苏联人否认有任何权力；他们坚持说，通过东德的交通，他们无法控制或者施加影响；这是两个德国之间要讨论的问题。如果作为占领国之一的苏联没有责任，那么按照苏联的这个说法西方盟国也就没有责任了。这样，老百姓进入柏林的问题就成了一个纯德国的问题。任何危机都得作为德国内部的事务来解决。
至于“联邦的存在”这个问题，苏联的立场是直截了当的。苏联人仍然是要求彻底消除波恩在这个城市进行“非法”活动的痕迹，关于这方面的活动，他们开列了一张包罗万象的清单。阿布拉希莫夫以其特有的方式要求把联邦存在问题首先解决；只有这样才能讨论通道问题。苏联人似乎想利用谈判把西柏林变成一个“自由城市”，在这个问题上施加压力曾经造成一九五八至一九五九年的严重危机和一九六一年的另一次危机。这是他们在战略武器会谈中的策略的重演；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他们也是想先解决莫斯科最关心的问题——反弹道导弹，然后再讨论我们想解决的问题。苏联人提出一个如果勃兰特接受了就非垮台不可的方案是想达到什么目的，这也许永远是个谜。
正当我在一九七一年二月亲自过问时，苏联人想要采取的另一个方针是企图把四个占领国统统抛开。一个名叫迈克尔·科尔的东德官员出现在波恩，谈判东德和联邦共和国之间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前面已经提到，我已经建立了秘密的海军方面的渠道，以保持联邦共和国的巴尔、我们的大使肯·拉什和我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且我第一次使用这条渠道来警告巴尔，不要受到苏联人的诱惑，利用他参加全德谈判来为苏联圆场。
我的下一步是在二月十日与多勃雷宁讨论二月五日四国会谈中西方国家提出的建议草案。这一草案坚持由苏联提出保证，无阻碍地进入柏林。至于联邦共和国在柏林的存在问题，草案提出，宪法规定的机构，诸如选举总统的议会，将不再在柏林集会，而且所有西德各部将由联邦共和国在柏林的一个代表来执行任务。这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让步，因为这些机构将保留下去，但这个建议给苏联人一个他们可以接受的顾全面子的体制。凡是未加禁止的事情都许可办。
肯·拉什是联系的枢纽。他为我和多勃雷宁的谈判不断地提供情报；他与其他西方盟国保持密切的接触，以确保各盟国的立场协调一致；他还要制止巴尔那种喜欢单干、想把苏联人的一切让步都归功于己的倾向。而且拉什必须在自己的国务院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这一切。这真是一种古怪的管理政府的办法。可是它居然能行得通，这一奇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拉什从容镇定的办事才干。
开始时，多勃雷宁坚持，进入柏林的程序问题应由两个德国来处理，然后他又突然提出一个妥协方案：苏联人将基于他们对东德的看法的理解，以单方面发表声明的形式来表明他们对柏林通道问题应承担的义务。然后这一声明将并入整个协议的总的保证之中。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方案只是听起来像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案，因为实际上它恰恰是在正式渠道中早已讨论过的西方的那个让步的立场。（事实上，二月十日会谈所发生的事甚至使我想到，不是我接受苏联的一个妥协方案，而是苏联接受了我们的让步立场，是莫斯科从某一消息来源了解我们的这一立场后提出来的。）
当我把我和多勃雷宁的谈话内容通知巴尔和拉什时，他们两人都断言，这样一个保证是能为西方盟国所接受的，条件是予以保证的这个进入柏林的程序要详细拟定，足以改善柏林的生存能力。多勃雷宁在二月二十二日作出了反应，建议由我提出有关这一程序的详细文件。这样，巴尔和拉什就投入了紧张的起草工作，而由于经过秘密渠道传递那些冗长的文本经常发生脱漏和歪曲，起草工作也就更加复杂化了。他们起草的文件是各盟国不同立场的混合物，因而在盟国的讨论中可能被接受。二月二十六日我把这个文件交给了多勃雷宁。
三月十五日，多勃雷宁重新提出要求，要西方在联邦共和国在西柏林存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进一步的让步。我说我们不能超过二月份提出的盟国的立场。多勃雷宁立即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作为苏联对柏林通道问题提出保证的交换条件，苏联在西柏林也要有某种程度的存在，例如，建立一个领事馆。反应这样快，这表明苏联人想取得进展的心情何等迫切。这个方案看来是承认了二月五日盟国提出的联邦在西柏林存在的提法。
当然，在苏联的制度下，什么事情都没有那么简单。到三月十八日，或是由于莫斯科有了新的考虑，或是由于苏联官僚机构的某位要人要求证明能否争取到更多的东西，多勃雷宁交给了我一份完整、详细的柏林协议的草案，这个草案实际上收回了上个月所做的大部分让步。他请我在莫斯科将此件提交给三月二十六日的四国会谈之前加以评论。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来处理这样一个长篇文件中的所有玄奥难懂的法律问题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正式提交给四国审议也无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它的主要意义就在于使四国会谈能够继续进行。
与巴尔和拉什磋商之后，我在三月二十二日回答多勃雷宁。我无法提出一个反提案；我也不想被拖进一场讨论苏联文件的详细谈判，这样一个文件肯定会使谈判成为讨论我们的让步的谈判。为了迫使苏联人转向我们的观点——我相信他们是会这样做的，我在与拉什磋商之后，提出几个总的原则：第一，任何协议都必须肯定柏林与联邦共和国的联系，以及苏联承认西方国家在西柏林的权威。第二，在进入柏林通道问题上的许诺，必须由苏联作出切实的保证，即保证平民和军人进入柏林不受阻碍。第三，苏联必须对柏林城两部分之间的相互来往承担予以改进的义务。第四，协议必须表明西柏林的外事代表体制由三国负责——这是允许西德代表柏林的一种委婉的说法，因为西方国家会授权给波恩。第五，任何关于苏联在西柏林的官方机构的谅解都必须在四国柏林协议之外加以处理。这是为了防止苏联以它在西柏林的领事权的行使受到干扰为借口而取消关于柏林通行的规定。我交给多勃雷宁一份备忘录，它相当详细地说明了这些观点的实际含义。
我和多勃雷宁想出了一个主意，让阿布拉希莫夫和拉什秘密会谈。其实这个主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则比较困难。阿布拉希莫夫在东柏林，拉什在波恩。他们两个只在四国开会时碰面。由于要通过柏林墙的检查站，他俩谁和谁接触都会引起新闻界的注意。即使在四国开会期间私自会晤，也会引起其他大使们的怀疑，当然也会通过正式渠道报告给国务院，这样华盛顿就会要求全面汇报。
我们以为已经克服了这些困难，于是安排他们在三月二十五日会见。阿布拉希莫夫或者是由于不了解双方对两条渠道的约定及其意义，或者是由于像西门诺夫所干过的那样想要堵死多勃雷宁这条渠道（或两条渠道都堵死），把要他与拉什秘密会晤的事捅到公开渠道里去了，这一来就引起了华盛顿的纷纷揣测。然后他又莫明其妙地取消了这次会晤。他与拉什的会晤重新安排在四月十六日下次四国会议时进行。阿布拉希莫夫这次又把未能会晤归罪于拉什提早离开了会场。这显然是一个借口，因为拉什已预先告诉每一个人，那天晚上他要为访问波恩的波士顿民间乐团举行招待宴会。显然发生了更重要的事情，也许是苏联外交部（由多勃雷宁代表）与党的系统（由阿布拉希莫夫代表）在扯皮。要不然就是葛罗米柯断定他三月的方案是一个失着，不能再作为谈判的基础了，因而决定用这个办法收回成命。也很可能是苏联人不信任由阿布拉希莫夫和拉什单独会谈，而想找一个方式让巴尔也参加进来，他们对巴尔很明显是信任的。不管是什么原因，当四月二十三日我向多勃雷宁建议由苏联驻波恩大使瓦伦丁，费林代替阿布拉希莫夫时，他很痛快地接受了。费林、拉什和巴尔在波恩会晤不会引起注意。在葛罗米柯看来，这样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好处，那就是一切事情都由外交部这条渠道控制起来。
显然我有必要再次与埃贡·巴尔会晤。我们再次需要找一个有正当理由会晤的地点。我们选中了比尔德堡会议这个机会，这是欧洲和美国的政界与商界的领导人每年举行的非正式集会，定于四月二十四至二十五日的周末在佛蒙特州举行。会议是在森林中举行的，左翼和右翼团体都布置了纠察线，左翼认为这个会议是资本主义的阴谋，右翼怀疑像戴维·洛克菲勒和贾克·海因茨这样的激进的主办人会把美国出卖给隐蔽的国际主义。巴尔和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回顾了谈判进行的情况。他提出了一个巧妙的建议：双方都不要再坚持那些法律上的理由，而要具体地说明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我同意这个建议，但表示要与拉什讨论，而且关于柏林通道的程序要相当详细地加以说明，以免将来发生误解。
我于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一向多勃雷宁说明了巴尔的建议，征求他的意见。多勃雷宁欣然表示同意，这说明他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建议。据我所知，没有哪一个苏联外交官——包括葛罗米柯在内——会不请示莫斯科就接受一项新的重要建议。究竟有多少渠道在起作用，谁是主要的谈判者，并不都是绝对清楚的。我坚持要由拉什就程序和实质问题征求勃兰特本人的同意，以此来确定巴尔的权力。拉什于四月三十日得到了勃兰特的同意。
五月三日，显然是在苏联的压力下，东德的党魁、顽固的斯大林分子瓦尔特·乌布利希由于所谓健康的原因被撤换了，而由埃里希·昂纳克充任。昂纳克据说比较灵活——要知道这在共产党东德完全是相对而言的。
费林、巴尔和拉什于五月十日第一次会晤。此后，秘密谈判的中心问题就交给他们去讨论，而由多勃雷宁和我打开僵局。这三位主要谈判代表都把单独谈话的内容互相通报（至少是在理论上如此），作为避免混乱的唯一手段。大量的电报往来充斥于这条特别联系渠道。海军承担的任务比原先答应负责联系时所承担的任务要多，而且完成得很好。
五月十日，费林、拉什和巴尔再次会晤。拉什根据我的指示和他本人的信念，顶住了巴尔的压力，后者要不经其他盟国批准就提出有关进入柏林的程序和联邦在西柏林存在问题的详细建议。拉什坚持要预先召开西方占领国工作组会议。我们预计盟国会原则上同意这些新的解决办法。我们预见到，关于进入柏林的程序，得到它们的同意是不会有困难的，特别是由波恩提出的话。巴尔当着费林的面反对这样做，坚持要立即提出临时性的建议。拉什又机智地挡了回去。最后，工作组还是赞同这些新解决办法，但作为计划文件而不是谈判文件提出。
由于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期间，西门诺夫的行为是要绕过总统这条渠道，我指示拉什推迟了原定于五月十九日举行的一次会议，这样柏林谈判就又延搁了一个星期。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于五月二十日取得突破之后，我让柏林谈判继续进行下去。费林沿用苏联人谈判的故技，于六月四日收回了他在五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所作的让步，到六月六日又大部分恢复。六月份其余的时间拉什、巴尔和费林都用来起草那些错综复杂的文件，后来形成最后的柏林协议。他们的每次会议都产生一些协议，我代表总统审查这些协议；也产生一些争论点，由我和多勃雷宁分别加以处理。在这一阶段，苏联人的基本做法是力图缩小他们对柏林通路问题所提保证的意义，所用的手法是插进一些限制性的词句，如“在他们的权限范围之内”，或者含糊地提到“国际法的准则”等等；这样，他们以后就可以争辩说，哪些才是他们的职权范围，或者那些通过一个主权国家领土的程序应该适用哪些国际法的规定。
僵局突然打开了，这是因为柏林谈判进入了这样一个时刻：葛罗米柯似乎达到了惊慌失措的程度，他怕功亏一篑谈判宣告流产。他决定对我们进行讹诈，以最后同意最高级会谈为条件要我们迅速签订柏林协议。也许他是真的担心谈判破裂，也许他是想表现一下自己解决难题的才干，好得到克里姆林宫的额外嘉奖，总之其结果却与他的企图恰好相反。一旦我弄清九月不可能举行最高级会谈之后，我就设法推迟缔结柏林协议，直到我访问北京的消息公布之后再来缔结协议。这样就使苏联人不致急于利用我们打开对华关系为借口来挑起一场新的危机。我的做法成功了，但也不是没有一定的困难。即便是拉什，也由于签订协议大有希望而飘飘然了，要他拖一下，他十分勉强（当然，其中原因他是不知道的）。西方盟国注意到苏联在正式的四国会议上立场软下来时，它们也催促赶快签订协议。
七月七日，费林大使在莫斯科经过磋商后返回波恩，他板着面孔告诉巴尔和拉什，他想不到，葛罗米柯对于六月份所作的让步竟然全部同意了。这样，他（费林）也就没有必要越过葛罗米柯向柯西金和勃列日涅夫请示了。葛罗米柯竟然知道他的下属将首次向他报告一个月来所作的重大让步，而且打算必要时越过他，我对葛罗米柯的这种眼光感到吃惊。然而，即使像我这样持怀疑态度的人，这时也不再怀疑苏联人是想急于要缔结柏林协议了。
拉什接到我另一个必定使他难以理解的指示：避开最后一轮谈判，到七月十五日以后再谈。我访问北京的消息公布之后，巴尔通知我，在波恩的俄国人反应强烈，但他们仍将继续进行柏林谈判。这倒不是他们愿意这样干，因为他们比我们更需要柏林协议。但这是一个有用的情报，这表明我们的克里姆林宫问题专家们的担心是错误的，他们曾认为打开同北京的关系会损害我们同莫斯科的关系。事态的发展证实了那些初步反应是可靠的，在我指示拉什继续进行谈判之后九天，他和巴尔就解决了最后有争议的问题。
苏联人默认了联邦共和国对西柏林公民的领事保护权以及西柏林人持西德护照旅行的权利。作为交换条件，我们同意那个主要是顾全面子的方案，即允许苏联在西柏林设领事馆。这对于苏联把西柏林与联邦共和国分开的理论没有什么用处，因为苏联在西德一些城市也有领事馆。（柏林协议生效已将近十年了，苏联的那个领事馆没有起什么重要作用。）
在谈判结束的那一天，拉什通过秘密渠道以无可非议的骄傲心情电告：“临时协议草案作为附件奉上，可是我仍然很难相信协议竟然这样有利。它还需要由你、葛罗米柯和勃兰特分别批准……昨天我们从费林那里得到了我们所要求的一切东西。”他说得对。在以前，关于平民进入柏林的问题根本就没有法律根据，而现在这方面的程序都有细致的条文加以说明，甚至对制造品的密封运输这样的细节也作了规定。以前苏联对于进入柏林这个问题推得一干二净，声称这是东德人主权范围的事情，而现在它却作出了保证。联邦在西柏林的存在略有削弱——特别是盟国从未承认的那些活动，如四年一次的联邦总统的选举。但苏联已经接受了这样一条原则，即联邦共和国和柏林的联系可以“保持和发展”，这样就为波恩与柏林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提供了一个法律根据。协议授权西德在国际协定和团体中代表柏林，并使柏林人能用西德护照旅行。总之，这个协议意味着可使柏林居民的生活和安全得到很大的改善。协议文本基本上实现了二月五日提出的四国草案中所规定的目标，实际上在主要方面都与那个草案相似。
可是这个协议是由我们、联邦共和国和苏联人三方秘密缔结的，由于存在着两条渠道，官僚机构问题也就成为突出的问题了。我们总得想办法不要使我们自己的国务院把事情弄得复杂化了。另外，协议还得拿到四国会议上去批准，而参加会议的外交官们很懂得他们作为占领国的代表所拥有的特权。除此之外，谈判突然进行得这么快，也使那些十年来习惯于那种僵持局面的人感到迷惑不解。这个问题倒不难解决，因为协议草案中有很多要点是根据工作组的计划文件拟定的，但这也不是小问题。拉什和阿布拉希莫夫想办法介绍那些不存在争议的项目，而由巴尔在我们的支持下提出那些较困难的条款。这时事情还算顺利。但到了八月十日，四国会谈正式开始，当然就得在正规官僚机构的指导下进行了，而官僚机构又决心要表现一下自己的气派。拉什突然从国务院这条渠道接到指示，要他重新修改秘密谈判中早已定下来的一些段落的词句。那些改动倒不太重要，可是巴尔却怕起来了，他怕这样一改会使我们受到指责，说我们没有诚意。我再次对多勃雷宁表示不满，指责阿布拉希莫夫态度粗暴，特别是对待英国大使，这位大使也是容易激动的。到八月十八日至十九日，问题似乎最后解决了。四国全部赞同协议。拉什兴高采烈地拍了一个密电给我，他说官僚们“已遭到挫败”。[10]
事情的真相是他们刚刚醒悟过来。三个月来，一项谈判即将完成而正常的官僚机构没有参加，甚至根本不知道，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任何一项协议，没有参加谈判的专业人员都能够横加挑剔，把它批评得体无完肤。国务院的德国科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协议的文本毕竟是英国和法国的大使接受了的。罗杰斯只是把拉什召回国内两周，进行商讨，以便国务院能够进行“深入研究”。
我们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我们必须使那些近乎妄想狂的苏联人相信，拖延是没有意义的，然而又很难告诉国务院，它没有权力重新审查这样重要的协议。我们不能保证哪一位爱挑剔的官僚不会迫使我们重新讨论早已两次决定了的问题，首先是在拉什、巴尔和费林三人的会议上，其次又在四国大使级会谈中与阿布拉希莫夫决定的。以后的情况是，总统、罗杰斯、霍尔德曼和米切尔（因是拉什的老朋友）他们四个人之间电话来往不断，紧密磋商。像往常一样，还是由霍尔德曼去处理这件事。勃兰特在我的建议下也插进来了，他给尼克松写了一封信，极力赞扬协议是一个“重大成就”；这对罗杰斯是有用的。尼克松有一种想办法解释既成事实的才能。他呼吁他的国务卿给以支持，理由是尼克松八月二十五日的经济措施要求增加百分之十的进口附加税，使欧洲人十分恼火，因而我们需要作为交换条件让他们自己去干（意思是说缔结这个协议跟他毫无关系）。八月二十五日罗杰斯与拉什会晤后，态度也开始转变了。这出戏的最后一幕是总统于八月二十七日邀请拉什到圣克利门蒂。其结果是由拉什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他已与总统最后审查了这个协议，并说协议是“尼克松总统对外政策的一个重大胜利”。这样也就了结了我们内部的不和。
还有一个更稀奇古怪的变故，共产党在翻译上又玩了一个小花招。东德人拿出了一个大不相同的文本，非但与英文本和俄文本不同，而且也与西德的文本不同。然而法国人却拒绝联合起来对俄国人施加压力，迫使东德人就范——法国大使琼·萨瓦那格斯一怒之下离开了会场。法国的立场是基于他们根本不承认德文是正式用语。虽然这对于法国人来说感到很痛快，但对于一个主要是解决德国问题的协议来说，这种态度却是怪有趣的。但外交界也常有这样的事发生，这次就是用一个根本荒谬的方案结束了这场争论。只有法文、俄文和英文本被认为是“正式”文本。这场谈判的结局竟出现了这么一种怪现象：用来确定德国前首都的地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德国人去执行的协议，却没有一个权威性的德文文本。
《四国柏林协议》于一九七一年九月三日正式签订。肯尼思·拉什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但是艰苦的工作使他付出了代价，他的身体垮了，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才康复。如果说柏林谈判有一位英雄的话，那就是拉什。他对我们的盟国言而有信；他制止了巴尔的急躁情绪；他以卓越的才能和准确的判断力与两位苏联大使（驻柏林和驻波恩的）进行谈判。没有他，我们的努力决不会取得这样激动人心的成功。
对苏关系采取冷静持重的态度显然已开始取得成果。我们已开始证明，考虑民族的利益比采取感化的办法能更有效地打开东西方的僵局。相互联系的做法尽管为理论家所摈斥，但依然行之有效；我们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与柏林谈判两者联系起来，终于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当然，苏联人有理由为勃兰特的让步而感到满意，但只有外行才相信交易只能对一方有利。
最高级会谈终于确定
不论是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还是柏林谈判，都有其附带的目的，那就是企图安排一次最高级会谈。我们在一九七〇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所取得的进展却不过是一个一般性的建议：将在一九七一年夏末某个适当的日期举行。这个建议是多勃雷宁于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五日首次提出的，此后葛罗米柯又对尼克松确认了这一点。但是葛罗米柯又停了下来，迟迟不发出正式邀请，多勃雷宁也继续回避，不确定日期。很明显，苏联人是把会见他们的领导人看作是对我们的一种了不起的恩赐，大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索取高价。
直到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我通过多勃雷宁这条渠道同意讨论柏林问题的时候，最高级会谈的安排才加快了步调。多勃雷宁更多地谈到时间了，但也总是避而不谈最后的确定日期。很明显，如果说我把柏林谈判与战略武器会谈联系起来，那么苏联人则是把柏林谈判与最高级会谈联系起来。莫斯科的战略成问题的是，这期间，我们也在悄悄地安排与北京的另一个最高级会谈，这使我们的谈判地位比表面看起来要强多了。
一九七一年二月，关于最高级会谈的问题，多勃雷宁又谈过几次，重新确定秋天某个日期，但他不想讨论任何具体安排。后来，最高级会谈的问题就从我们的日程上消失了，据说是因为苏联的领导机关正忙于召开第二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到三月底，多勃雷宁又一次回莫斯科述职（他回国述职的次数很多）；这样一来，秋天那个日期又变得渺茫了；一定有一位把关的天使在监视着我们，因为我们对最高级会谈还远没有准备好。
这次党代表大会确立了勃列日涅夫显赫的地位。四月中旬我在给总统的备忘录中写道，据我看，勃列日涅夫已成为支配一切的人物。我是根据多方面的情况得出这个看法的：
……在我们之间的重大实质问题上，几乎可以肯定，勃列日涅夫认为他拥有很大的力量。因此，他倾向于让步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他希望能以等待的办法取胜，当大选临近之际，让“和平问题”本身在我们这里起作用。
虽然如此，合理的基本判断是：（一）勃列日涅夫要进行真正的谈判还有某些回旋余地；（二）他想跟我们保持某种程度的稳定，帮助他完成国内的目标，并控制他的帝国中那些离心离德的趋向。
尼克松在文件旁边批注了一句：“我们将在三十天内见分晓。”
然而所揭晓的是，新领导班子也和旧领导班子一样，并不打算作出明确的决定。他们希望举行最高级会谈，但同时也想抓住机会在柏林谈判期间确能利用这个问题对我们施加压力。他们需要建立新关系，但对我们又不够信任，不相信我们能完成这样一个对双方都有利而且双方都已投入大量精力、时间和威望的谈判。因此，多勃雷宁在四月二十三日建议最高级会谈在九月举行，但明确地把最高级会谈与柏林协议联系起来。我作了针锋相对的反应，坚持说我们决不接受任何条件（这话出自联系论的一位主要倡导人之口，是很不老实的）。多勃雷宁利用我自己的相互联系的论据来反对我，坚持说，莫斯科讲的是实际情况，不是提条件。多勃雷宁这样乖巧地向我学习，我却并不感到高兴。四月二十六日，也就是北京的邀请最后确定的前一天，我警告多勃雷宁，不要在最高级会谈问题上耍花招；下次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应该准备发表一项公告。
下次的讨论是六月八日在戴维营进行的，由我邀请多勃雷宁对美苏关系作一次全面的考察。多勃雷宁有意讨好，断言据他估计尼克松会重新当选，因而根据这一理由建议，最高级会谈不必急于举行。柏林谈判完成之后，最高级会谈自然就会来临。这是玩弄一个不必要的小花招，因为葛罗米柯必定知道——尽管费林大谈其史诗般的神话，说他不知道——我们正准备早日缔结协议。
那时，我去北京的计划差不多已订好。六月八日在戴维营，我更加担心的是苏联人过早地把最高级会谈的日期定下来，倒还不是想找到一个彼此满意的日期。我最不希望的一件事就是在我赴北京的途中公开宣布美苏关于最高级会谈的协议。因此，我要求多勃雷宁在六月底给我以肯定的答复（我在七月一日将作十二天的亚洲旅行）；否则的话，九月举行最高级会谈就办不到了。多勃雷宁无疑认为我确定这个最后日期表明我已等得着急了，若不加以利用实在可惜。其实，这是一种慎重的反应，我们是想确保在这场赌赛中赢得胜利，而苏联人对这场把戏的性质却还莫明其妙呢。
七月五日，当时我在曼谷，也就是离到达北京还有四天，莫斯科又拒绝了它原先提议的九月那个日期。多勃雷宁的助手伏龙索夫向黑格递交了一封复照，黑格于凌晨三时用双关语（那是无知的孩子也会懂得的）打电话通知洛德。苏联的照会不仅推迟了最高级会谈，而且还提出了更多的条件。照会承认最近某些问题的讨论已有进展（指柏林问题）。“同时，还不能完全确定能否如所期望的那样尽快达成协议。”苏联人提出的双方可以接受的时间是将近一九七一年年底。宣布日期还要另行谈判“确定”——换句话说，即再次拖延。文件的最后一段暗示，苏联人不仅以柏林谈判作为最高级会谈的条件，而且还要求美国在各方面都要克制（也许指的是越南问题）：“双方决不可让自己的行动使局势不利于会谈的准备和举行，并减少会谈取得积极成果的机会。”
我电告黑格，伏龙索夫的照会对我们有利。我们现在可以按照我们希望的先后次序来完成两次最高级会谈了。苏联想要因为我们打开了对华关系而责备我们没有诚意就更加困难了（这不是决定性因素，而是一个有利因素）。如果苏联人还想继续进行最高级会谈——我想很可能是这样，那么会谈将在对谁有利的情况下举行，就更加显而易见了。前面我已讲到，我还指示驻波恩的肯·拉什，在两周之内暂缓进行柏林会谈。
我们不能完全忽视政府中所有那些一流的苏联问题专家们的意见，他们认为打开对华关系可能促使苏联的政策转趋强硬。我虽然不同意这种判断，但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做到万无一失。七月十五日，在发表我去北京的公告之前约四十五分钟，我们通过伏龙索夫向苏联领导人递交一封信，委婉地提醒苏联政府注意“在这一公告之前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我们重申，我们愿意继续改善关系。我们着重指出，七月十五日的公告不是针对任何国家的；但对于一切后果，我们也作好了准备。
正如前面我们对苏联动机的分析讲到的，没有必要担心。苏联领导人决不会向客观因素挑战，而是去适应客观因素。他们不打算无可挽回地把我们赶到中国一边去，而是在考虑他们必须拿出更多的东西来。总而言之，克里姆林宫在三角关系中很不高兴扮演它的角色，它无疑是在等待一个机会，以便扳成平局，但事件的逻辑不给它选择的机会。
七月十九日，也就是全世界都知道尼克松即将访问北京之后四天，我去见多勃雷宁，这一回他是满脸堆笑，一味讨好。现在他完全赞成举行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了。他的问题是：莫斯科最高级会谈能否在北京的最高级会谈之前举行？我作为个人的意见对他说，两次最高级会谈应该按照决定的先后次序举行——完全像我在北京所说定的那样。多勃雷宁无疑为无法向莫斯科交代而十分苦恼，因为他不曾预见到我们的行动；他表示遗憾，说我们事先一点儿也没有向他提过。他回想过去，也承认这样要求太过分了。他不断地追问，是不是苏联拒绝尼克松在九月间访问产生了什么影响（也许他是想把一部分责任推给他的上级）。自从公布了我去北京访问的消息之后，他的腔调和举动都变了样。既然很明显我们有其他的选择，那种胡萝卜和大棒轮番使用的恼人做法也就无影无踪了。他断言，我们完全误解了他们七月五日的那封信。那封信仅仅是因安排有困难才发出的，并不说明对高级会谈不感兴趣。由于苏联领导要在十月份访问法国，才建议十一月或十二月举行最高级会谈，那主要是表示一个程序性的希望。我不愿提醒他十四个月以来的经历和那种猫抓老鼠似的把戏。
苏联人的新策略是明显的。我已讲过，它是想表明，在三角外交中北京只能使我们走一步，但与战略全局无关，莫斯科却能给我们以实际的好处。正如勃列日涅夫后来所说的，尼克松到“北京去赴宴，但到莫斯科来是办事”。莫斯科想用这种办法使北京透彻了解，它并没有真正的选择余地：与莫斯科为敌已招致大军压境；如想打开与华盛顿的关系，那就只能使莫斯科再次表明，它的本钱更雄厚。
没有必要去纠正苏联的想法。让这两个共产党国家竞相与我们搞好关系，这只能对和平事业有利；这正是三角战略的真义所在。在这种扑朔迷离的关系中，我们的方针是对各方都采取正直的态度。从地缘政治的观点来看，让苏联控制中国或者把中国重新赶向苏联一边，是对我们不利的。因此，我们决不可鼓励苏联把中国搞到软弱无能的地步。实际上，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我深信，一旦苏联进攻中国，我们不会袖手旁观——这个看法，在我的同事中是很少有人赞同的。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凭主观愿望去挑起这种事件。中苏关系紧张是按照本身的逻辑发展的，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我们也不能直接操纵这种关系。我们的行动肯定会影响这两个彼此敌对的共产党国家；它们都想把我们推向对其本身有利的方向；它们在确定与对方的关系时都要考虑我们的意图和行动。但要想操纵它们，那就会使我们成为它们的俘虏。我们没有能力去煽动一场我们根本不了解其根源的冲突；要想这样做，那就很可能引起双方都对我们进行讹诈。
我们必须谨慎从事。我们可以与苏联达成我们认为对我们国家有利的协议。但我们决不可鼓励共同统治世界的幻想，而且我们要抵制莫斯科对中国或对其他地方施展霸权的企图。我们要把我们与苏联谈判的情况告诉中国，而且相当详细地告诉它；我们要考虑北京的看法。我们决不可签订针对中国利益的协议。但我们不会让北京对我们的行动有否决权。这种三角关系一开始，我们就对双方严格遵循这些原则，但由于莫斯科是较强大的一方，我们对它介绍情况要简略得多，次数也少得多。
一九七一年八月初，我建议总统开始与勃列日涅夫直接联系。在这以前，两国最高领导人很少交换信件，而且一直是与柯西金联系的。但这次党代表大会已清楚表明，多勃雷宁也曾加以强调，自此以后，勃列日涅夫要多关心外交政策了。因此，八月五日尼克松致函勃列日涅夫——信件是我的工作人员和我拟定的——概述了我国对苏政策的基本要点。信件重申了尼克松就职以来我们一向强调的主张：两国关系的进展要求具体解决问题，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接着又按照既定方针扼要地表明了我们对其他问题的看法。信件强调，我们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工作将继续进行，这项政策不是针对苏联的，而是贯彻我们建立稳定的世界秩序的思想。
这封信发出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加快了步调。苏联信件的语气缓和多了。前三个月苏联所提的那些条件以及对美国总的行动所附加的例外条款都不见了。八月十日苏联人对尼克松总统访问莫斯科发出了正式邀请，日期是一九七二年五月或六月。苏联的照会表示，它“欢迎”北京与华盛顿关系正常化，但预先声明，一切要以这种关系如何发展而定。吹起口哨过坟场，照会故作镇定，它断言，苏联人不会被“暂时的考虑”所左右，“不管这种考虑看起来是多么重要”。我们想利用这种三角关系固然会破坏这种关系，但同样真实的是，苏联人宣称这种三角关系无关紧要，也是不能摆脱它所产生的影响的。
不管口头上怎么讲，以后发生的事情表明，莫斯科是懂得现实的。总统要访问北京的消息公布之后，有关柏林的未决的问题就在一周之内获得使我们感到满意的解决。关于突发战争的协议也于八月底完成，协议规定在发生技术故障的时候双方迅速取得联系，并且完全没有反华的含义。这项协议于九月三十日即葛罗米柯每年来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在华盛顿签字。在我们所有的其他交往中，莫斯科的腔调都明显地发生了变化。共处，至少是暂时的共处，实现了，不是由于刹那间就有了远见卓识，而是由于我们协助形成的这种国际均势使然。
八月十七日，我告诉多勃雷宁，我们接受了最高级会谈的邀请。这个月的其他时间就用来起草一项公告，要像在北京起草的那项公告一样，避免使双方看起来是在向对方恳求。九月七日，多勃雷宁和我最后完成了一个折中的文件，表明美苏关系有了很大进展，两国领导人将于一九七二年五月的下半月在莫斯科会晤。公告将在葛罗米柯访问华盛顿之后于十月十二日发表。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葛罗米柯来到了椭圆形办公室，表露出愉快的神情，他所使用的双重否定的词语全都是肯定的意思。他声明，莫斯科认为美苏关系是世界和平的中心问题；勃列日涅夫将亲自处理这个问题。他表明对中东问题要采取新的做法；一旦获得最后解决，苏联将从埃及撤走它的战斗部队（关于这个问题，第三十章中还要详细谈到）。他甚至还建议向河内转达消息。他表明，他对迅速完成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确实是很关心的。
也像一年前一样，事先安排好尼克松把葛罗米柯带到总统办公大楼他的私人休息室里去见面。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时我们的官僚机构中还没有一个人知道最高级会谈已经达成协议，更不用说那个拟好的公告了。尼克松私人会晤从休息室里出来后，满面春风，告诉国务卿说，他和葛罗米柯刚刚确定了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的计划，给人一个印象，好像葛罗米柯带来了邀请信，尼克松当场接受了邀请，他们两个共同商定了那项公告。（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使尼克松成了主要的谈判人，从而也就减少了罗杰斯和我之间的紧张关系。）葛罗米柯显得有些迷惑不解，但面无表情，沉着镇定，他毕竟是在无比冷酷的克里姆林宫政治中经受过几十年的锻炼的。
第二天我在苏联大使馆会见葛罗米柯。接待的气氛真是热情极了。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在限制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的关系问题上，不再拖拖拉拉了；而是相反，葛罗米柯明确表示，为了举行最高级会谈，莫斯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这两项协议。葛罗米柯还主动地表明，苏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即将访问河内不是由莫斯科倡议的，而是应北越人的紧急请求才去的。他很想知道，我们是否赞成在西贡建立一个既不包括共产党人也不包括阮文绍的“中立”政府。我回答说，我们不会把推翻阮文绍作为解决办法的一部分，但对于在印度支那问题解决之后由各种力量参加的一种政治局面，我们没有什么意见。这本来是重申我们一贯的立场，但葛罗米柯故意把它看作是一个重要消息，说愿意向河内转达。我们同北越有直接联系的渠道，我看不出由苏联来调解有什么必要；我们很难断定，这个调解人是否了解全部细节，是否像我们那样关心如实地转达情况。我想起了两年前万斯出使莫斯科时所抱的想法，因而建议赴莫斯科与北越的一位高级领导人举行谈判，如果河内认为有某些迅速解决的希望的话。
这一建议遇到了官僚主义造成的困难。自从我秘密访华以来，苏联人很希望我去访问莫斯科准备最高级会谈，得到与北京完全相同的待遇。（既然有秘密的北京之行，他们也希望我来一次秘密的莫斯科之行！）葛罗米柯首先提出邀请；十二月一日又提出书面邀请。这种邀请也反映了实际需要。最高级会谈期间很难进行谈判。会谈有时间限制，礼节性活动太多，若想会谈成功，任何重大协议都必须事先拟好。根据我国政府的组织情况，我是能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对话人。
尼克松原则上同意我访问莫斯科，但是他想不出办法如何执行，同时又与罗杰斯搞好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我同意他的看法，因而从来没有催过他，一直到后来在预定的最高级会谈之前七个星期北越人对我们发动了攻势，迫切需要立即与勃列日涅夫联系的时候，我才催他让我去访问莫斯科。尼克松不让罗杰斯去访问莫斯科已经快三年了，部分原因是他想成为访问莫斯科的第一个高层美国人，另外也还因为在这段时间内他和罗杰斯很少彼此去了解对这些问题的想法。但派我去访问——那时事情已很紧迫——又会不必要地伤感情。
在莫斯科举行越南问题高级会谈的建议，也和那次万斯访问的倡议一样没有成功，只不过这一次得到了一个正式答复而已。十月十六日多勃雷宁正式通知我们，河内愿与我们直接谈判，而不愿通过莫斯科。
在一九七一年里，我们的一些经济组织不断催促，要求放宽对苏联的贸易限制，我们都拒绝了。我们的战略是利用贸易上的让步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当苏联人的行为带有冒险性时，我们就拒绝让步；当苏联人表现合作时我们就酌情作一些让步。一般来说，我们赞成搞那些需要较长时间来完成的项目，这样我们可以对苏联的行为不断地施加影响。我们在面对着经济机构和国会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确定了一项计划，由一家美国公司向苏联一家位于卡马河畔的民用卡车工厂出售齿轮切削机器，为期两年。我们接到了许多坚决反共分子的恐吓信，直到他们看到他们会得不到利润时才停下来。苏联同意了我们五月二十日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妥协方案后，这家工厂很快得到批准。有关卡马河工厂的其他一些项目则暂不批准，直到我的北京之行宣布之后柏林谈判取得突破时才予以批准。印度-巴基斯坦危机期间，我们又把一部分项目停下来。当时任总统国际经济事务助理的彼得·G·彼得森作了有效的配合，让所有这类经济上的决定都服从于我们对外政策的战略。一九七二年他出任商务部长后，也灵活机智地发挥了同样的作用。
当时我们就是用这种办法一直施加压力，终于使尼克松总统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二日宣布了一九七二年五月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这一年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停滞不前的局面，但在一年之内我们就打开了对华关系，缓和了与莫斯科的关系，缔结了柏林协议和突发战争协议，并使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取得突破。越南问题在这一年里也可说有进展。这个问题仍然支配着很多人的情绪，但现在已不再是一个举国关注的问题，而只是被看作过去遗留下来而正在解决中的一个痛心的问题了。河内知道了它的两个最大的共产党盟国不管印度支那战争在进行，却都跟华盛顿改善关系，不能不受到影响。这肯定会改善我们的谈判地位。除此以外，我们的种种创举已开始消除那种认为越南问题会侵蚀我们的民族精神和信心的恐惧心理。我们已经表明，美国在剧烈的痛苦中仍能大有作为。我们看到了建立未来国际新秩序的希望，这种新秩序将反映我们时代的现实和渴望，而且要靠美国的远见和献身精神来实现。
所有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尼克松在我的帮助下坚持由白宫掌握外交政策而取得的。一九七一年，对于一些重大的主动行动，不仅是策划，而且包括具体执行，我们统统都抓起来。我在此书中已说过，我不认为这些办法从理论上来说是可取的；它们当然不能经常使用。不过，在这种“制度”下一个总统要改弦易辙，是很困难的。各部门和各种机构宁可取得一致意见后才开始行动。他们制定政策喜欢通过一套批准手续，这样也就搞不清是谁的主张，因而也就没有明确的方向了。他们倾向于迎合风向。他们避免彼此对立，避免与新闻界和国会对立。可是当遭到挫败时，他们在反总统的政治斗争中却决不退缩，他们就会泄露机密，最严重的甚至于鼓励国会施加压力。所有的总统都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有必要摆脱那套履行审批手续的官僚主义积习，摆脱那些没有政治方向单纯追求私利的经济机构，因为它们会使总统寸步难行。毫无疑问，尼克松为取得支配权做得太过分了。那些机构中有很多忠心耿耿的人是愿意帮助他的。但如对中国的主动行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中东问题，前面的叙述已经表明，我们的许多想法是会跟那些固定的见解相矛盾的。
尼克松宁愿绕过那些程序而不愿实行纪律，这反映了他的个性。这种做法没有改变问题的性质，任何一个立志革新的总统还会遇到这个问题。尼克松顶住公众的巨大压力而作出果断的决定，他的战略才能，他的个人奋斗的精神，他敢于冒战争之险也敢于冒谋求和平之险的勇气，这一切都理应使他获得很大的荣誉。他的行政工作作风是怪诞的，给人的印象也是不好的，但历史必定会记下这一基本事实，即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而这些成就的取得已证明用通常的程序是无法做到的。
我们对苏联的动机不抱任何幻想。但过去我不同意、现在仍然不同意那种说法，即在政治斗争中我们一定不是苏联人的对手。的确，只要我们不怕探索共处的前景，我们国内是能够支持这种斗争的。只有那样做了，我国人民才能团结一致去制服对方的挑战；这也是能把我们的盟国团结起来的唯一方针。无论苏联人想要谈判还是想要对抗，我们的任务只有一个：美国必须捍卫和平，但也必须做到，这种和平是一种公正的和平，而不要成为单方面的一味退让。
我们是在利用这个谈判的时代来实现我们争取和平、保卫自由的目的。我在向尼克松汇报九月三十日我与葛罗米柯谈话的内容时这样写道：
即使按照这个新的“积极的”方针去做，我们也只能预期苏联人追求自己的利益，顽强地为他们的朋友讨价还价，一如既往地施展各种手段。但你将举行的两次最高级会谈及其相互作用使我们可以施加有益的影响。如果我们的牌打得对，我们有希望取得某些建设性的成果。
[1]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一八〇五至一八五九年）：法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以研究美国政治制度和法国大革命著称。——译注
[2] 冻结攻击性武器制造的正式提议当然是适用于双方的。但是由于我们没有新的部署，我们能够承诺在五年之内予以冻结，所以实际上我们是在谈苏联冻结的问题。
[3] 例如，理查德·尼克松著《理查德·尼克松回忆录》（纽约：格罗塞特和邓洛普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年版），第五二三页。参见马奎斯·蔡尔兹一九七一年六月一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文章。
[4]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华盛顿明星报》：《美国在国防支出问题上的分裂，马斯基告诉苏联总理》。
[5]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日《华盛顿明星报》：《向参议院小组报告裁军谈判的进展》。
[6] 一九七一年二月四日《华盛顿邮报》：《美国谈判代表对限制反弹道导弹会谈的证词》；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八日《华盛顿邮报》：《福斯特要求全面禁止原子弹试验》。
[7] 一九七一年五月四日合众国际社。
[8]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日《纽约时报》：《参议院再次就反弹道导弹问题进行辩论》。
[9] 有些学究气的军备控制专家仍然认为总统已经接受了苏联的提议；他们称赞尼克松同意单独搞一项反弹道导弹协议，事实上他所做的恰恰相反。
[10] 我意识到我也许是从不适当的个人角度来描述一个复杂的谈判过程。我不知道其他参加的人有些什么双边接触，他们所作的贡献也许跟我这里所说的同样大甚至有过之。例如参加谈判的法国代表琼·萨瓦那格斯，当他后来作为外交部长成为我的同事和朋友的时候，曾经几次提到他所作的一个重要贡献，而萨瓦那格斯是不喜欢自吹的；但他的评论使我无法理解。我没有急于要求解释，因为我不想急于回答他。很可能还有别人与苏联人进行过双边接触。我们将等待其他参加者的回忆录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