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莫斯科的信息
一九七〇年秋，时局紧张，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苏联驻华盛顿的代表是尤里·伏龙索夫。此人聪明和善，小心谨慎，但却毫无权力。多勃雷宁大使奉召回国磋商。我后来才知道，多勃雷宁的离开反映了克里姆林宫的愿望，不想举行什么重要的会谈。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是特别表明，甚至不想谈关于我们正在盼望的最高级会谈问题。伏龙索夫的级别很高，但是这样的外交家却很少有什么决定权；他们一般都是机械呆板地递交照会，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答复记下来，讨论也只限于几个浅显的问题，不敢表达己见。因此，当伏龙索夫显得轻松愉快时，人们可以肯定，那准是奉命行事；当他的表情严肃时，也准是克里姆林宫在皱眉头。
七月底，我在圣克利门蒂接到伏龙索夫打来的一个电话，他说，一旦我回到华盛顿，他有一个照会要立即递交给我。我猜想这可能是关系到苏联同意举行最高级会谈的事。我们于八月四日在白宫内我的办公室里会面，伏龙索夫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他没有带来莫斯科关于最高级会谈的消息，但是他知道苏方正在积极而赞许地加以考虑；他认为我们两国的关系正在“好转”。他这次是来转达他的政府的愿望，重申一九六二年肯尼迪-赫鲁晓夫关于古巴的协议：“我们想要强调，在古巴问题上，我们一如既往，按照以前对这个问题所达成的协议行事，我们希望美国方面也严格地遵守这个协议。”
我对此感到迷惑不解，并且作了这样的表示。关于古巴，我没有觉察到有什么特别紧张的地方，我们并没有做出异乎寻常的举动，苏联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没有什么理由的。伏龙索夫态度和蔼，要我放心。他说，最近又有新的传闻，说美国计划要加强关塔那摩海军基地的防务，还说苏联在古巴有什么军事活动；他读了一段照会给我听，抱怨古巴的流亡分子在佛罗里达州加强颠覆古巴的活动。我问他，莫斯科希望确认一九六二年协议中的哪一方面，以及伏龙索夫认为这个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他说，只要我口头表态就行了；他对这个协议的理解是，我们不应以军事力量入侵古巴。我说，我要和总统商量这件事，并在商量后通知他。
我立即要国务院把一九六二年协议的档案和解释找出来。亚历克西斯·约翰逊把肯尼迪-赫鲁晓夫来往信件的内容摘要，以及约翰·麦克洛伊和瓦西里·库兹涅佐夫随后的关于苏联导弹和轰炸机撤退安排的会谈纪要送了过来。看起来，既没有口头的也没有文字的正式协议。但是，来往信件很长，也很详尽，足以构成一种互相保证。我向总统汇报说：
肯尼迪-赫鲁晓夫的来往信件清楚地表明，存在着一个心照不宣的协议，即如果苏联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从古巴撤出其进攻性的导弹，并承诺在适当的防护措施下，停止把这样的武器系统运进古巴，我们就同意提出不侵犯古巴的保证。然而，这个协议从来没有明确地加以完成，因为苏联不同意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检查制度（因为卡斯特罗反对），而我们也从来没有提出正式的不入侵保证。麦克洛伊和库兹涅佐夫之间的会谈，本来打算要作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正式的肯尼迪-赫鲁晓夫“协议”，但最后却不了了之。
因此，我们和苏联的这个“协议”是一个心照不宣的协议，从来没有正式地讲清楚。事实上，苏联撤走了他们的导弹，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又运进了这些武器；当然，我们也没有侵犯古巴。
美国也把它的看法公开地记录在档案上，而且从来也没有引起争论。关于海军或是潜艇基地的问题只是短暂地出现了一下。约翰·麦克洛伊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五日向库兹涅佐夫提出了这个问题，声言美国反对苏联在古巴建立任何军事基地。库兹涅佐夫说他理解了。
对于尼克松来说，古巴是一个伤脑筋的问题。当他在一九六〇年他竞选总统时，在他和肯尼迪进行著名的电视辩论中，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在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一日前几天，肯尼迪主张用美国军队进行干预，推翻卡斯特罗；在那些日子里，一种强硬的姿态并不被认为是与自由派的政治哲学不相一致的。尼克松是知道那个后来失败的猪湾入侵计划的；他感到不便否定肯尼迪的这个主张。他的目的究竟是要掩护这个秘密进行的计划，还是如他所说的，他是要与肯尼迪的“缺乏经验”相对照，表明他自己在政治上的老练，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他后来自己承认是他爱国主义的自我约束导致了他的失败。在他的回忆录里，尼克松带点儿辛酸地写道：“在那次辩论中，肯尼迪给六千万人以这样的形象——他对卡斯特罗和共产主义比我要强硬些。”[1]尼克松下定决心，再也不让人对他作这样的指责。
尼克松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一九六〇年古巴问题。一九六二年，当他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时，古巴导弹危机在竞选运动的最后三周中占了主要地位——尼克松一直把这个阶段看作是对选举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刻。虽然当时他的选票已经落在后面了，但他还是认为，正是这次危机使他失去了挽回败局的机会。他一直认为肯尼迪特地挑选这个摊牌的时机，以便在中期选举中改善民主党人的处境。对于尼克松来说，古巴问题和竞选运动凑巧碰在一起，引起了一阵阵的不祥之兆和怨恨之情。在他看来，在一个国会选举年，没有什么要比避免一次古巴危机更重要的了。
但是在一九七〇年八月中旬，我们的脑子里已不再有这件事了。尼克松和我甚至还在推测，伏龙索夫递交的照会，可能是苏联好心好意要改善今秋最高级会谈气氛的一个迹象。我们的自满情绪反映在我们对待联邦调查局报告的反应上。这个报告碰巧在八月五日送到我们手上；该报告声称，迈阿密的古巴流亡分子雇用了两艘船，企图击沉驶往古巴的一艘苏联油轮。尼克松向来是同情那些古巴流亡分子的，这次却立即同意派遣两艘海岸警卫艇尾随这艘油轮，并在必要时对它加以保护。从迈阿密驶出两艘船对一艘苏联油轮进行袭击，这在莫斯科送交照会之后是无法解释得清楚的。结果，袭击的情况一直没有出现。我们没有其他理由要特别担心。定期执行飞行摄影任务的U-2侦察机已经注意到在古巴境内和古巴周围，苏联的军事活动在增加。但是它们没有侦察到足以说明苏联违反“协议”的行为。
八月七日，我把美国的复照交给了伏龙索夫。复照对于苏联政府保证一九六二年的协议仍然全部有效表示满意。我们认为，这等于规定，在古巴领土上，禁止装置任何类型的进攻性武器，或任何进攻性的运载系统。我们重申，我方将不会用军事力量来改变古巴政权。我还加上一句“个人的”意见，说苏联曾用改装过的轰炸机在我国东海岸外的海面上空作侦察飞行，而且是以古巴作为最后目的地的。在我们看来，这已经到达协议规定的极限。把这种飞行减少到绝对最低限度，对于我们之间的关系肯定大有裨益；如果苏联对它在加勒比海的海军行动加以约束，我们同样也会注意到。
伏龙索夫对我所谈到的这些意见的良好用心表示赞赏。他相信克里姆林宫接到我们对一九六二年协议的确认将会很高兴。他重述他先前说过的印象，即认为我们双方之间的关系有明显好转。
就事论事来看，伏龙索夫或者是他的主子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实在难以预料。在外交政策上耍拙劣的花招往往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即使以马基雅维里式的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国际关系，也要清楚要是失去了信誉，那就需要做一些很明显的好事才能弥补过来。而明显的转变是很难争取到的。可以肯定，一九七〇年夏季晚些时候，苏联在古巴的所作所为以及所冒的风险与它所可能得到的好处是不相称的。
一支小舰队驶往西恩富戈斯
在古巴的南海岸，有一个名叫西恩富戈斯的海港。只有一条航道能通到这个港口，而这条航道通往一个小岛林立、并有陡峭山丘环抱的海湾。在这些小岛中的一个名叫卡约·阿尔卡特拉斯的岛屿上，一架U-2飞机于八月二十六日拍摄到了新的施工活动照片，而在十一天前的一次飞行中还看不出这些活动。看来这一活动已进行了好几天了；能够确切地识别出的全部情况只是在一个码头上和若干个新营房中进行的施工活动。这件事本身并没有什么异常。使得这件事变得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另外一份情报：一支苏联小舰队正在驶往古巴；其中包括一艘潜艇供应船，一艘导弹巡洋舰，一艘导弹驱逐舰，一艘远洋救护拖船，一艘重型打捞舰，一艘商用油船，以及一艘载有两只八十英尺长的海军专用汽艇的两栖登陆艇。这种类型的供应船和汽艇通常是为了维修潜艇用的。这支特遣队的组成是前所未有的，其规模似乎已超过一次礼仪性的访问。突然，大半年来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开始具有新的意义。
卡斯特罗认为，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行为是卑鄙的投降。莫斯科和哈瓦那的关系急剧恶化。一九六七年，卡斯特罗甚至到了公开攻击苏联的地步，说苏联人在六日战争[2]中，没有给他们的阿拉伯朋友以有效的援助。他反对苏联想要把中国开除出共产主义运动的努力，并在没有苏联的帮助下继续在拉丁美洲执行其“输出革命”的激进政策。柯西金于一九六七年会见了卡斯特罗，但是就在那年十一月苏联革命五十周年的时候，古巴只派了一个低级官员代表团前去莫斯科，实际上，这是对那次庆祝活动的抵制；这个代表团没有受到任何苏联高级官员的接见，几乎立即离开了莫斯科。然而，一九六七年十月切·格瓦拉逝世以后，两国关系有了改善。一九六八年春，两国签订了一项新的贸易协定，包括三亿多美元的苏联贷款。一九六八年八月，古巴赞同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尽管时间迟了些并附有条件。在一九六九年早些时候，苏联首次恢复了按年度定期向古巴运送军事援助物资，他们也重新补助古巴对苏联的贸易赤字。到了一九六九年六月的各国共产党会议时，古巴代表竟大言不惭地说，如果出现“对苏联人民的挑衅或侵略，不管它来自哪里，哈瓦那将支持莫斯科。”这是在中苏争执中古巴首次站在苏联一边。
下一个月，即一九六九年七月，苏联海军对古巴进行了首次访问。七艘舰只，其中包括两艘柴油动力和一艘核动力的攻击型潜艇，访问了海港，接着在墨西哥湾进行了若干次演习；苏联海军在访问了马提尼克和巴巴多斯之后，离开了这个地区。与此同时，一艘苏联新型的Y级弹道导弹潜艇开始在北大西洋进行首次巡逻。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苏古军事关系又前进了一步。苏联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对古巴进行了一次大肆宣扬的访问，同行者是苏联海军副参谋长。事后看来很可能就是这次访问导致了我下面所要谈到的事件。至少在格列奇科访问后的几个月里，苏联在古巴境内和古巴周围的军事活动增加了——几乎使我们感到，苏联海军出现在加勒比海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一九七〇年四月，古巴国防部长劳尔·卡斯特罗对格列奇科的访问进行了回访，并在苏联逗留了五个星期，还会见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四月二十二日，在一次纪念列宁诞辰的讲话中，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他准备和苏联建立更加密切的军事联系。其后不久，远程侦察机开始从苏联北部飞往古巴；很明显这些都是装有电子设备的Tu-95喷气轰炸机。在它们进行了三次飞行之后，苏联海军特遣队又对古巴进行了第二次访问。这是在四月份，一次在北大西洋举行的大规模苏联海军演习（Okean）之后紧接着发生的事。这一次，七艘舰只抵达西恩富戈斯，作了为期两周的访问。这七艘舰只中包括一艘潜艇供应船和一艘核动力E-II级潜艇，上面装有用于攻击海运的短程巡航导弹。
那时，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都没有发出警告，而苏联海空军日益加紧其军事行动的步伐却令我非常担心，一九七〇年六月一日，我为此给总统写了一份综合报告：
尽管苏联海军的访问可能是近年来苏联海军日益远离苏联国内的海港进行活动的整个趋势的一部分，但是，这些访问也可能是通过逐渐建立苏联的舰队和空军部队进行访问和添加燃料的先导，企图使华盛顿“习惯于”苏联更多地利用古巴。可以想象，苏联人希望在加勒比海和南太平洋比较永久地保持一支海军。它以古巴作为增加燃料和获得供应的地方……关注这个形势将是非常重要的。
六月下旬，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我的一位拉丁美洲问题工作人员维龙·P·瓦基提醒我注意中央情报局的一份调查报告，该报告认为，不管苏联如何小心翼翼，它被发现可能打算在古巴建立新的军事设施，例如，为舰只或侦察机提供维修服务的设施。
以这个报告为背景，我们注意到，一支苏联舰队于九月九日抵达西恩富戈斯。第二天，一艘商用油船又加入到这支舰队之中。U-2飞机奉命从下一个晴朗的日子就开始每天作侦察飞行，这一天是九月十四日。
当时，美国政府对于这支舰队比对这些新的岸上军事设施更为担心。梅尔·莱尔德以一种不寻常的姿态，于九月二日把常驻五角大楼的记者邀请到他的小餐厅喝咖啡，举行了一次即席记者招待会。莱尔德历数包括中东在内的一系列争端问题。但是，成为头条新闻的却是他关于古巴的谈话。他提醒大家注意，苏联的舰只正驶向加勒比海，有关消息应该公开，因为有迹象表明，苏联海军特遣队装有能够发射到美国的武器。但是，他又说“我并不认为这是一次危机”，因为美国有足够的核力量来遏制进攻。[3]但是，这个报道没有受到新闻界的长期重视。苏伊士运河沿岸的违反停火协议事件以及笼罩着约旦的危机大大地超过了古巴问题。这可能就是苏联人为什么不急于帮助平息中东问题的原因。当约旦局势十分紧张而苏联又在古巴建立潜艇基地时，美国参议院却从美国的防御性战略部署是具有挑衅性的前提出发，正在辩论反弹道导弹问题；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点。
古巴对我们U-2飞机的每天飞行作出了反应，这表明不寻常的事正在酝酿中。九月十四日，我们的第一次飞行由于米格飞机紧急起飞尾随，而不得不放弃。另外一次在该岛周围的飞行也受到拦截，被迫停止执行任务。九月十五日，美国海军反潜艇飞机遭遇到米格飞机的拦截并被跟踪了六十英里，米格飞机还作过几次俯冲。九月十六日，我对此十分关切，就警告苏联，携带导弹的潜艇或核武器在古巴进行活动或维修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我是利用在芝加哥召开的一次背景情况介绍会来发出这个警告的。由于我们还没有掌握任何具体的证据，或者是一项既定的政策，我就没有作直截了当的指控，说苏联人确实是在干这些事，看来最好还是给他们留下一条后退的路。
碰巧，就在那一天，U-2飞机搜集到了确凿无疑的证据。照片表明，在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里，苏联已经把相当重要的岸上军事设施赶建完成。两座新营房和行政大楼突然矗立在一个月前还是荒无人烟的卡约·阿尔卡特拉斯岛上。娱乐设施也在这个岛上很快地建立起来了，包括一个篮球场和一个足球场。在我看来，这就无可否认地说明它是一个苏联的基地，因为作为一个老足球迷，我深知古巴人是很少踢足球的。更为重要的是，潜艇供应船永久性地系在海湾的四个浮筒上。供应船旁是两艘汽艇，这是从两栖登陆艇上卸下来的。这样，供应船就能维修潜艇了。反潜艇的网已布在港口，作为防卫之用。在古巴本土，在离西恩富戈斯市几英里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新的船坞、燃料贮存库以及大型通信设备的初期工程。毫无疑问，这是用于和莫斯科进行无线电联系的设备，由地对空导弹和监视雷达加以保护。总之，我们看到了一个永久性的苏联海军基地所具备的全部特征。
九月十八日，我整理了一份情报材料，并把和伏龙索夫交换意见的概要说明一并写成一份备忘录送交给尼克松。我在结尾中说：
今天的照片分析证明，尽管伏龙索夫和我交换了意见，苏联还是匆忙地采取行动，在西恩富戈斯湾建立了一个军事设施，它可能用来当作加勒比海的一个潜艇补给基地。因为局势严重，我让中央情报局在今天十二点半给我安排一个新闻发布会。到那时，我们将仔细地评估现在所掌握的全部照片证据，以便更加确切地断定苏联在古巴活动的全部规模。我也将紧急召集工作人员对这种发展的战略含义进行详细分析。
那天晚些时候，我收到的情报分析报告断定，苏联人是“（在西恩富戈斯）为其海军在加勒比海和大西洋的活动建立一个补给站”。情报分析报告又不祥地指出，“苏联的海军，包括核动力潜艇在内，可能很快会在古巴的西恩富戈斯港外进行定期活动。”我们的海军专家指出，苏联在古巴有了永久性的军事设施，这样，其潜艇前往大西洋活动区域的时间就可以大大缩短。结果是，苏联弹道导弹潜艇停留在能够射达美国范围的时间可以增加大约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同时驻在该地的潜艇的数目也可以增加大约三分之一左右。这将是苏联对美国作战的战略能力的一次大飞跃。
摊牌
正当我们在谈判释放被扣在安曼的人质之时，正当侯赛因的军队慢慢地向巴勒斯坦游击队挺进之时，正当美国军队有的快速地开往地中海，有的也在进行动员之时，正当苏伊士运河沿岸不断发生违反停火协议事件之时，正当我们设法计划要对阿连德在智利掌握多数选票作出反应之时，苏联在古巴建立海军基地的确实消息传到了我们的耳边。我们面临的状况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是一场可怕的噩梦：在全世界广泛的各不相连的地区同时发生危机。
高级官员的反应说明了这种情况。九月十八日——这一天华盛顿证实了关于西恩富戈斯的情报——国务卿罗杰斯告诉我说，我们必须防止“高度紧张”。他希望公文数量要限制到最低限度内，以便不要“在公众的意识里造成一次危机”。当然，主要的问题还不在于公众的意识里有无危机，而是客观上是否存在着危机；我们是否能够接受，苏联除了在埃及派遣军事人员之外，又在古巴建立永久性的海军基地——不管其眼前的军事重要性如何。我告诉罗杰斯，我将要在明天安排一次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秘密会议，以便有机会来汇总一下大家的想法和一些新的情报。
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于九月十九日按预定时间开会。碰巧正是叙利亚入侵之前、约旦的战火暂时平息的日子。因为有关西恩富戈斯的情报还只限于一定的范围内，所以工作人员还没有做实际的准备工作，因此意见也只是在随便交谈的方式中打转转。对于事实本身并没有什么争论；大家一致认为，苏联人正在建立一个能维修核潜艇的基地，并企图绕过肯尼迪-赫鲁晓夫协议，把他们的大多数设施建立在沿海岛屿上。关于苏联的行动是否违反了“协议”，却产生了一些争论；我提醒小组说，一九六二年肯尼迪总统作出反应，并不是因为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导弹是“不合法的”——事实上，它当时从技术上讲是“合法的”——而是因为他认为这种做法是对美国安全的一个威胁。于是，该小组就设法精确地测算，一个彻头彻尾的作战基地，将会影响战略平衡到什么程度（这个问题在一九六二年导弹危机时也曾进行过争论）。
这些反应反映了美国在应付苏联模棱两可的战略中遇到的困难。我们面临的显然是一个新的海军设施。它是在不到三周的时间里用欺骗的手法建成的。即使是不再进一步增加设施，它也将增强苏联把弹道导弹潜艇保持在战斗状态的能力。如果加以扩充，它就可能使苏联针对我们而设的海上发射导弹力量有效地增加一倍。如果苏联最初的部署未受到抵制，按照其惯常的做法行事，那么接着而来的便是苏联进一步迅速增加其部署。苏伊士运河沿岸的导弹集结的经验将会重演，而这次却是针对我们的。如果我们对最初的设施默不作声，他们再加以扩展，我们就难以抵制了。但是，由于到当时为止，我国政府对于苏联到底要干什么还不十分清楚，因此我们的反应也是犹豫不定的。由于总统和国务卿都希望在我们没有定下行动方针之前避免造成紧张气氛，我便要求出席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每个部门在九月二十一日之前非常秘密地提出他们的估计和建议。国务院还特别征求了卢埃林·汤普森大使——当时是我们的首席苏联问题专家——的意见。
卢埃林·汤普森回答说，苏联的行动主要是象征性的。这是他们自卑心理的一种征兆。尽管苏联对我们在意识形态上进行谩骂，我们还是一个苏联想要竭力仿效的大国模范，他们在发展上落后于我们十五年。换句话说，汤普森认为，苏联现在是在模仿我们十五年以前在海外发展海军基地的做法。国务院建议的办法是，让罗杰斯利用他们一个月后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常见面的机会，和葛罗米柯在纽约进行一次私下谈话，届时罗杰斯可以提出我们的担心。汤普森并没有说，如果葛罗米柯打守球的话——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我们该怎么办。
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估计却与此完全相反。他们把西恩富戈斯的潜艇基地看成是对美国的一种战略性威胁；在他们看来，它将使苏联潜艇能够延长他们在海上的作战时间，并提高苏联海下舰队在墨西哥湾的作战能力，从而使美国有更多的地区暴露在弹道导弹的射程之内。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从技术上进行解释，这样的基地将如何用于作战。当然，他们建议撤除这个基地，但是正如许多军事计划文件所建议的那样，留给政治领导人去想办法，来完成这样一个彻底清除的目的。有人提出一种措施，推迟我们的一些海军舰只的退役时间；但这样的建议如何能显示我们的决心，或者使苏联撤出古巴，只好留待人们去想象了。一九七〇年秋有人提出了另一种有眼光的建议——在我们在柬埔寨采取行动后的六个星期提出的——征召预备役军人。
我认为苏联行动的含义已超出军事范围；我把这种行动看成是他们正在世界各个不同地区对我们进行试探过程的一部分。当我们对苏联派军队进入中东作出的反应是促使以色列接受停火建议时，克里姆林宫也许觉得壮了胆。我强烈主张立即应付这次挑战，以免苏联人误认为我们会持宽容态度，并把他们的活动升级到只有通过一次大的危机才能撤除基地的地步。我反对那些浪费时间的活动，如等待葛罗米柯和罗杰斯在一个月后进行会谈。苏联人知道，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西恩富戈斯拍照；如果我们不采取任何行动，他们一定会认为我们是默许了。如果后来我们突然进行对抗，他们可能就没有回旋的余地；随之而来的危机可能会加剧，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故意羞辱他们。而且我们还在期待他们对我们关于最高级会谈的建议立即作出答复。如果苏联的答复是肯定的，我们将更难以和他们进行对抗。如果我们和他们进行对抗，我们必定会做得很粗暴，而且其粗暴的程度将会损害双方最高领导人的威信，甚至使得制止危机变得更为困难。
苏联这么多的装备都用轮船海运，在我看来，这个事实就表明他们已为自己安排了退路；如果受到挑战，他们会准备格斗；也可能讨价还价；不过如果让他们下得了台，他们就会撤退。要把他们这种策略说得让总统信服，那并非易事。的确，我一直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一次偶然事件就触发了最后的摊牌。
在大选期间碰上古巴危机，这最使尼克松感到头痛。任何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苏联在古巴建立海军基地，不管为时多久，他都绝对不能容忍。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在这件事上他是采取强硬立场的。查尔斯·里博佐出于一股拉丁民族的狂热，痛恨卡斯特罗，尼克松和里博佐的友谊使他必然会受到主张强硬路线论点的影响；他在他的老朋友面前从不示弱。他迟早会回击，而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但是我们现在正处在约旦危机之中，叙利亚的坦克刚刚开进约旦；尼克松完全不知道，危机可能导致和苏联摊牌。总统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眼前这次挑战上。而且，尼克松认为，正如越南战争使新闻界和国会诋毁总统的信誉那样，在大选之年，一次新的古巴导弹危机将会引起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不满。最后，尼克松定于九月二十七日前往地中海旅行，他对此寄予希望，特别是寄希望于第六舰队的火力演习。如果我们陷入古巴危机之中，他将不知道如何能够离开国家出访。基于这些理由，尼克松倾向于等到大选结束后再和苏联人进行对抗的策略。他接受了我的分析，但是眼下还是采取了罗杰斯的安抚拖延政策。
我把九月十六日U-2飞机执行任务的结果，写了备忘录送给了尼克松，他的初步反应的确是很强硬的。他的亲笔批示如下：
我希望看到一个应急报告，说明：（1）中央情报局有什么办法去支持任何使卡斯特罗感到烦恼的行动；（2）我们能采取迄今没有采取过的什么样的行动，来抵制与卡斯特罗有来往的那些国家；（3）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秘密的或公开的，来把导弹设置在土耳其——或者在黑海设置潜艇基地——或者做任何其他的事情来为我们搞到一些做交易的本钱。
但是，经过详细研究，就会发现这些都是花费时间的办法。让卡斯特罗为难，六十年代已试过，并失败了，这件事要花费好几个月才能准备就绪；“激怒”卡斯特罗对于苏联的基地不会有什么影响。加紧抵制古巴甚至见效更慢，这与我们盟国的现有政策趋势背道而驰，而且短期内也不会见效。上次由于古巴导弹危机而拆除了在土耳其的导弹，现在重新装置，就难以很快实现。而且即使成功，如果土耳其人认识到我们只是利用他们当作“做交易的本钱”，那么就会动摇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九月十九日，当我把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讨论结果汇报给尼克松时，他叫我不要把这件事声张出去。他说，他不希望有些“小丑似的参议员”在大选期间要求封锁古巴（就像一九六二年一些共和党参议员做过的那样）。我们正处于一种非比寻常的状态。总统打算进行对抗，但是他那想拖延两个月再摊牌的想法所承担的风险却大大地增加了。
每逢我的个人劝说不顶用的时候，我就去求助于霍尔德曼，他总是会不掺入个人意见地把我的想法忠实地和不加夸张地加以转达。去找霍尔德曼还是有风险的，因为他很可能把严重的关切解释成为一种感情脆弱的表现。他有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心，认为没有什么困难是不能用搞好公共关系的办法加以解决的。但是他肯定会把我的不安情绪转告尼克松，即使他认为我把事情看得过分严重了。我告诉霍尔德曼说，总统没有把全副精力放在真正的问题上。如果十一月或者十二月出现了危机，我们就很难说清楚为什么没有在九月份采取任何措施。由于我们同时仍在进行最高级会谈的准备工作，苏联人可能产生错觉，以致采取会把局势弄得不可收拾的做法。
九月二十三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有助于统一高级官员的想法。有些情报表明我们还有点时间来应付，有些则强调了危机的紧迫性。站在乐天派这一边的有赫尔姆斯，他认为，如果苏联打算在古巴建立永久性的弹道导弹潜艇基地，他们还需要更多的重型设备，特别是大型的起重机。到现在为止，西恩富戈斯还没有这种装备。此外，我们没有听说这个地区有携带导弹的潜艇。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情报显示，核武器可能就装在其中的一艘舰只上。结果，总统决定按照他私下向我暗示过的方针办事。他要求为下列行动制订应急计划：在西恩富戈斯布雷；封锁古巴；跟踪苏联舰只；取消对古巴流亡分子的一切限制。这些计划在将来的某个时期将加以贯彻执行。在此之前，他下令采取一种低调的公开姿态，只限于表明我们了解到了所发生的事情，并正予以密切关注。梅尔·莱尔德指出，这绝不会管用；很多人都知道内情，消息总会走漏出去的。
必须指出，在九月二十三日国家安全委员开会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叙利亚坦克已经撤退，约旦的危机已经结束了。因此，总统的拖延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我还是感到非常不安。我认为，我们拟订的政策可能会诱使苏联人在加勒比海的行动升级。我不能理解，如果苏联在古巴的军事设施仍旧没有拆除，我们怎么能从九月份的低调姿态转而在十一月份展开对抗；或者是，如果苏联采取逐渐扩张的办法，我们又怎么去为摊牌作出解释呢？如果在这期间苏联人接受了我们关于最高级会谈的建议，问题将会变得几乎无法处理了。总之，我们拖的时间越长，当我们向苏联人提出挑战时，我们和苏联双方将会更难作出抉择，控制这场迫在眉睫的危机也就更加困难了。
九月二十四日——在叙利亚坦克撤退后的第二天——我在战情室召开了一次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贯彻执行总统关于古巴问题的决定，虽然我很不同意这个决定。讨论的内容全都是关于发布新闻的导向，假定西恩富戈斯的军事设施的消息被捅出去了，而总统又还在欧洲的话。会议决定，如果这个问题被公开提出来了，国防部将摆出基本事实，但不加评论；国务院将对于把进攻性武器运进古巴表示“关切”；而白宫则仅仅声明，总统已经接到报告，并正在注意事态的发展。把事实详情向政府各部门的新闻发布官们作了介绍，其目的是想让他们了解背景情况，做到心中有数，而不是供他们发布新闻用的。正当我们在设法执行总统的决定的时候，由于官僚机构的极度混乱，这个决定已经无关紧要了。
首先，多勃雷宁在离开七个星期之后又回到了华盛顿。他于九月二十四日傍晚拜会我，脸上流露出友善之意，带开玩笑地说，我违背了答应他在他离开的时候不制造危机的诺言（指约旦）；还说，他带来了一封关于约旦和关于最高级会谈的信件；他奉命要把这封信亲自交给总统。我把这件事汇报给总统，但尼克松不愿意接见多勃雷宁。他唯恐苏联人会拒绝最高级会谈，他不希望亲自接受这个断然的拒绝。我告诉他说，苏联人可能不会拒绝他而是想要戏弄他，把最高级会谈推迟到一九七一年。可是，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让总统等待六个星期之久，才得到对于一个八月间提出的要在十月间召开最高级会谈的建议的答复，这是一个无礼的行为，不应得到总统的亲自接见。尼克松也不想在接见多勃雷宁时避谈古巴问题，他也看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讨论西恩富戈斯问题而不激起令人讨厌的危机，或者避免给人留下一个我们予以默认的印象。最后决定由我来接受多勃雷宁的信件；这是我们给苏联人以冷遇的最好的示意。当我告诉多勃雷宁时，他推托说他还得请示莫斯科。
最后，在九月二十五日，星期五的上午十点，与往常一样，多勃雷宁和我在白宫筹划室会晤。我以总统即将启程去欧洲，时间紧迫为理由，没有和多勃雷宁作一般性的讨论。多勃雷宁的信件不出我所料，苏联原则上同意举行最高级会谈，我们八月二十四日所提出的议程被接受了。多勃雷宁没有解释，为什么要花费这么长的时间才得出这个意味深长的结论。不过，苏联政府仍然倾向于在一九七一年春天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之后举行这一最高级会谈，这实际上是指不在六月以前举行。接着，多勃雷宁想知道，总统是否想把莫斯科当作举行会谈的地点。但是，当我多次表示，总统的确曾有过这种想法时，多勃雷宁却并没有提出真正的邀请。他说地点和时间可以以后再作进一步讨论。他还告诉我，柯西金总理将不参加一九七〇年十月的联合国二十五周年纪念会，因而也就堵绝了在国会选举之前举行一次高级会谈的机会。多勃雷宁还带来了苏联领导人对于约旦危机的反应，这我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了。我冷淡地回答他说，我以后再和他接触。
当我回到办公室时，出现了一阵混乱。那天早晨，专栏作家C·L·苏兹贝格在《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里，以《南方的乌云》为标题，提出警告说，苏联可能在西恩富戈斯建立潜艇基地。国防部发言人在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违背了我们原先仔细计划好的新闻发布方针，当有人提问时，他把所有的详细情况都透露出去了。这是华盛顿的一次把指示搞错了的典型事例。五角大楼新闻发布官知道应急计划中的指导原则，可是他不懂得，只能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运用这些原则，而且不应提背景情况。因此，他主动地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把过去几个月来苏联的建筑工程和海军活动情况，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
新闻界的反应可想而知。美联社带头报道说：“今天五角大楼说，有确实的迹象表明，苏联正在古巴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潜艇基地。”合众国际社报道说：“今天国防部说，有证据表明，俄国人开始在古巴建立一个潜艇基地。”毫无疑问，晚上的电视新闻和第二天的早报定将绘声绘色地进一步大肆渲染。不能想象，如果白宫不对这次新的“危机”发表声明，总统还能如期于两天后离开美国。尽管梅尔·莱尔德和戴夫·帕卡德打来电话为这次五角大楼粗心大意的新闻发布会表示歉意，但是事情已经搞糟了。莱尔德建议由国防部采取强硬的方针，以便让白宫表现出和解的样子。但是我不赞成这样办：“我们可以不加重视，并说这再自然不过了，以便可以照常进行这次旅行。但是这样一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怎么和俄国人进行对抗呢？而总统要做的却正是要进行对抗。”
可是，尽管如此，五角大楼这次所出的洋相倒帮了我们的大忙。原来计划的只发表基本事实的新闻发布方针是太克制了，肯定会让苏联人认为我们是默认了。总统出国旅行将为他们完成基地建设提供一个机会；而最后的无可避免的对抗对双方来说都将是痛苦的，而且风险更大。可是现在我们将被迫执行我们所主张的行动方针。我告诉总统说，我们现在除了压倒苏联外，没有别的选择，但是在做法上，我们应给他们留一条出路。我建议利用那天下午已安排好的关于尼克松地中海之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对苏联人发出一个强硬的警告，反对他们在古巴建立潜艇基地；我将不提基地是否已经存在，以便给苏联人留一条明显的退路。于是，我便召见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大使，假装要回答他关于最高级会谈的建议，然后直接向他提出抗议，并告诉他，我们认为西恩富戈斯是一个进攻性基地，因而将采取相应的行动，我们坚持要把它拆除掉。总统的旅行将为完成此事提供了一个间歇时机。
当要明确地作出抉择时，尼克松往往是果断的。他立即懂得，模棱两可只会增加美国的危险。他批准了我的建议，并要我去请海军上将穆勒调一艘驱逐舰到西恩富戈斯附近去，以强调我们的警告。尼克松在执行外交政策中的特点是果敢；他在启程出国旅行前夕，正是以这种果敢的态度下令对苏联进行挑战。因此，我就到白宫东大厅去召开白宫新闻发布会——表面上是为了总统的旅行，当预料中的古巴问题被提及时，我回答说：
对于苏联在加勒比海的海军活动，我们当然正关注着苏联在那里的海军活动，以及可能进行的工程建设的发展情况。我们非常密切地注视着这种情况。苏联可以毫不怀疑，我们将以最认真的态度对待其在加勒比海地区建立战略基地这件事。
我希望大家注意肯尼迪总统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声明。他的讲话如下：
“就我们方面来说，在具备充分的核实和保证的情况下，如果所有的进攻性武器都从古巴撤出去，将来也不进入西半球；如果古巴不再将其用于输出侵略性的共产主义的目的，那么加勒比海将会有和平。”
当然，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如果所有的进攻性武器都从古巴撤出去，将来也不进入西半球。”
当然，本届政府仍然奉行这种政策。
在新闻发布会上后来有人问我，总统现在出国旅行，时机是否不合适。我回答说：
我们在关注着古巴事态的发展。此时此刻，我们还不能准确地说出事态的真正含义。我们将继续监视他们，并在适当时候采取看来是必要的行动。我们有精良的通讯系统。不可能出现急转直下和戏剧性的事态，我们将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
我举行的关于总统出国旅行的这次新闻发布会是不供报纸发表的——在九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之前不供发表，最早也得在总统离开的那个星期日见报。新闻记者们要求龙·齐格勒准予立即发表我的这次古巴问题声明。我同意了。
下午五点三十分，我的新闻发布会结束后两小时，我在筹划室再次会见了多勃雷宁。我召见多勃雷宁的托辞是答复他就最高级会谈所询问的各点；我们也能够利用关于最高级会谈问题的讨论，把对抗情绪缓和下来。我告诉他，我们原则上同意举行最高级会谈，建议在一九七一年六月或九月举行，视准备情况而定。可以在莫斯科举行。
然后，我便转向会谈的正题。毫无疑问，多勃雷宁已从通讯社的电讯中看到那天下午我在新闻发布会中所谈到的背景情况。我字斟句酌地暗示，美国还没有弄清楚苏联在西恩富戈斯行动的确切性质。我希望他懂得，我说这番话只是给他的政府体面地撤退而不必进行对抗的机会。我们认为，西恩富戈斯的工程明白无误地是一个潜艇基地。莫斯科不应该存有幻想；我们将以“最认真的态度”来看待继续建造这项工程这件事；基地不能保留。如果出现不得已的情况，我们将不惜采取其他措施，包括公开的措施。如果这些舰只——特别是潜艇供应船——离开西恩富戈斯，我们将把这件事当作一次训练演习而了结。
多勃雷宁完全是个外交上的行家。他通常是和颜悦色、和蔼可亲的，但是他也懂得，什么时候和颜悦色是于事无补的，什么时候他惯用的历数我们罪行的故伎是不适用的。现在的争执是关系到两个大国的重大利益的交锋。因此，他一本正经地设法弄清楚我们所提问题的程度和范围。美国是否在声称，一九六二年的协议已被违反？我反驳他说，这是想钻法律条文的空子，为自己辩解。一九六二年肯尼迪采取行动时，并没有声称是因为违反协议。对我们来说，古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方。我们把这一连串的事情，从伏龙索夫八月四日的花招开始，看成是极端背信弃义的行为。这些设施是以最恶劣的欺骗手法建成的，不能予以保留。多勃雷宁问，我们是否将在这个问题上掀起一场大的新闻攻势，他显然是在估量，如果撤退，会丢多大的面子。我回答说，我们并没有打算这样做；总统离开美国去欧洲旅行十天，这段时间内，在这个问题上将不再举行新闻发布会。这样，苏联就有机会考虑是准备和解呢，还是要进行对抗。我们作了两手准备。我们已下定决心，不允许苏联在古巴建立潜艇基地。不论一九六二年协议的措辞如何，其实质不可能是以海上导弹基地来代替陆上导弹基地。多勃雷宁冷冷地说，他将向莫斯科汇报，并再和我们进行接触。
我们遵守诺言，没有举行政府新闻发布会。罗杰斯和莱尔德随同总统去旅行，因此比往常更容易保持新闻政策的连贯性。事实仍然是，在叙利亚对约旦的入侵结束后四十八小时，我们又濒临另一次对抗，这一次是和一个超级大国对抗。
消除危机
当然，我们无法阻止因举行新闻发布会而引起的新闻界和国会中的猜测。第二天，《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警告赤色分子在古巴建立潜艇基地》的文章。但是新闻的中心仍是总统即将启程去地中海旅行一事。关于古巴问题的传说慢慢地在传开，人们对于尼克松在危机中出访并没有提出批评。《华盛顿明星报》引用巴里·戈德华特参议员的话，认为五角大楼透露的苏联可能在古巴建立核潜艇基地一事，“是苏联令人担心地争夺世界统治权”的一个证明。该报也引用了迈克·曼斯菲尔德参议员的话说：“我的确是以焦虑的心情来看待这件事的。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一九六二年古巴导弹危机之后所发表的声明说，进攻性武器不得进入西半球，以确保‘加勒比海的和平’。根据这段话来看，这件事给我们提出了最严重的问题。”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于九月二十七日以《古巴问题和冷战已再次出现》为题的一篇文章的提要中写道：“美国和苏联领导人之间现在产生了一些非常严重和危险的问题。他们显然在东南亚、中东和古巴问题上彼此错误地估计对方，这对于他们和世界和平来说，可能是个悲剧。”
但是，这正是越南战争的年代。几乎立刻出现了攻击政府的第二批反应。九月二十七日，星期日，正当尼克松一行离开华盛顿之时，J·威廉·富布赖特参议员在电视节目《问题与解答》中表示了他的怀疑：“差不多每年正当我们即将在参议院讨论拨款法案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一类的报道；因此，它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不是真实的。”他谈到，说苏联无权到古巴来，这是一种“站不住脚的提法”。他怀疑，我们能否把苏联人从古巴吓跑，因为他们现在拥有“均势地位了”。我们官僚机构中的怀疑派的看法出现在九月三十日《纽约时报》头版的一篇报道中，是由塔德·苏尔克写的：
美国官员今天声称，美国只拥有没有把握和过了时的情报可以说明，苏联可能打算要在古巴建立一个战略性潜艇基地。为此，这些官员——包括情报机构的成员在内——说他们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白宫选择上星期来警告莫斯科，反对他们建立这样的基地。
弗兰克·丘奇参议员也谈到同样的话题。他在十月一日一次情报简况介绍会之后谈到，目前的证据并不能得出这样或那样的言之成理的结论。十月四日，我们的官僚机构中的另一派人的怀疑论点由《纽约时报》尼尔·希恩加以报道：“军事分析家们说，他们还不能肯定西恩富戈斯陆上的新建工程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们说，它可能是一个供潜艇人员住宿和文娱活动之用的小规模设施……总之，这些分析家认为，俄国人不需要，可能也不希望在西恩富戈斯建立任何大型基地，供‘扬基’级核潜艇[4]之用。”参谋长联席会议却并不持这种观点；促使苏联建造他们想建造的东西和要扩充他们正在建造的东西的原因，正是由于我们无所作为，这也是很明显的。
这些评论家都没有注意到，苏联人一言不发，既没有否认，也没有措辞激烈的抗议。在整个事件期间，只发表了一篇不大像样的评论，抗议敌对性的宣传。
苏联人认真地对待我们的声明。当我们于十月五日回到华盛顿后，多勃雷宁就立即十分迫切地要求接见。多勃雷宁在第二天带来了两份照会，第一份照会完全是为了保全面子，而做给他们的阿拉伯代理人看的。照会中对我们九月二十五日提出的保证表示满意，我们在那封信里说，如果别的国家不插手，我们也将不干预约旦。克里姆林宫愿意把我们重申的一贯不变的立场，说成是一种建设性的贡献，或许还要把它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成果送给他们的阿拉伯代理人。我认为没有必要和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在外交上，只要对方愿意表示今后持克制态度，人们就乐得接受。
更为重要的是苏联的另一份照会，它涉及到西恩富戈斯。照会一开头就提出过去来往文件所重申的一九六二年协议，照会的结尾是一项明确的保证，苏联没有在古巴建立基地。
苏联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在古巴——包括在西恩富戈斯港地区——采取违反上述协议的任何行动。
照会在重弹苏联抱怨美国在海外建基地的老调，并指出苏联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已经提出了限制弹道导弹潜艇的活动范围的建议，照会的结尾写道：
无论如何，我们愿意重申，苏联方面将严格遵守古巴问题协议的苏方部分，将来也将继续遵守，其前提是美国方面，正如尼克松总统已经重申的，也要严格遵守协议中的美方部分。
多勃雷宁还口头补充说，他虽然不能保证苏联潜艇永远不访问古巴的港口，但他准备代表苏联政府断言，弹道导弹潜艇将永远不在负有作战任务的情况下访问此等港口。我回答说，我们应确保两国政府对“基地”一词作一致的理解。我不久将再和他会晤，提出一些明确的看法。
苏联的答复语调显然是积极的，保证他们不在古巴建立海军基地——即使这个定义到当时为止还是含糊不清的——而且苏联的行动也是与此一致的。在我发表了对报界的声明后，港口设施的建设停止了，供应船开到了码头停泊，而不是充当浮动维修设施。第二天，舰队中的两艘舰只也驶离了。
十月九日，我把关于作战性质的“基地”的书面定义送交给多勃雷宁，这是伦布兰特·C·鲁宾逊上尉和我共同拟订出来的，他是我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联络参谋。这个定义是：
美国政府理解到，苏联将不在古巴建立、利用或准许建立任何设施，以此用来补给和维修能够携带进攻性武器的苏联海军舰只，即潜艇或装有可以安装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的海面舰只。
这个照会接着特别阐明五种根据协议不得进行的活动。为了强调我们的决心，我们加上了“总统的照会”这个标题。
多勃雷宁接受了这个文件，并说他得等待莫斯科的指示。然而，他可以先告诉我，塔斯社很快就要发表一个正式声明。十月十三日这篇声明发表了，重申了苏联十月六日照会的主要精神。国务院发言人把这一行动说成是“积极的”。而它也确实是积极的；关于潜艇和海军舰只上的进攻性导弹问题，便首次成为一九六二年协议内容的一部分。
两周之后，我们有趣地深入观察到苏联人是怎样考虑问题的。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于十月二十二日拜会了总统。十月二十三日，我在纽约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里和多勃雷宁谈了一次话，因为尼克松还没有放弃寻求在大选之前就最高级会谈问题发表公告的努力，这是一种注定——对我们来说是好事——要令人失望的努力。多勃雷宁提出古巴问题，他说，葛罗米柯感到惊异，因为总统在稍为提到这个问题之后就一直没有再谈过它。当然，葛罗米柯想要知道其中的情由。我们会不会策划什么新名堂呢？对于那些鬼肚肠多而思想上一贯好猜疑的苏联人来说，总统不谈这件事一定会有极为不祥的含义。事实上，尼克松之所以没有继续谈这个问题，是因为他不希望在他的国务卿面前，多谈这个敏感的基辛格-多勃雷宁来往信件问题。我问多勃雷宁，如果总统继续谈这个问题，葛罗米柯将如何回答。多勃雷宁说，葛罗米柯已奉命要说下面一段话：“我们在古巴没有基地，我们也没有建立海军设施。我们不打算建立海军设施，我们将严格遵守一九六二年的协议。我们还想把八月以后的来往文件变成一九六二年协议的一部分。”多勃雷宁还说，我们列出的不准进行的活动不能构成一项正式协议，因为没有对等的原则；但是，苏联懂得我们所指的基地的含意。换句话说，“总统的照会”变成了这个协议的一部分。
但是，苏联人做事是决不会干脆的。苏联的潜艇供应船和救护拖船，由四艘商船和五艘古巴巡逻小汽艇伴随，于十月十日的确驶离了西恩富戈斯港。然而，十月十五日，它们又驶进了古巴北海岸的马里埃尔港，到十月三十一日才驶离了马里埃尔港。然后，它们向东沿了这个岛国转了一圈，又于十一月七日再次回到西恩富戈斯港。
我于十一月十四日愤怒地向多勃雷宁提出了抗议。十一月二十四日，四处出访的伏龙索夫告诉一个新闻记者，一艘潜艇供应船的任务就是照料潜艇；这就是它的工作，不过是在海上而已。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告诉多勃雷宁说，在古巴港口或沿海维修潜艇将会“导致美国和苏联之间最严重的局势”。一九七一年一月四日，总统在一次电视谈话中发表声明强调：“如果核潜艇在古巴港口或沿海进行维修，那就是违反协议。”一月五日，白宫详细地阐述了这个声明，强调要禁止“在海上任何地方”由古巴开出的潜艇供应船来维修潜艇。[5]
潜艇供应船于一九七一年一月三日驶离了加勒比海。但是，另外一艘潜艇供应船却代替了它，该船于二月二十四日随同另外一支苏联海军特遣舰队抵达古巴，其中包括一艘核动力攻击潜艇。我向多勃雷宁提出了三次抗议，并在一次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之后，于二月二十二日递交给多勃雷宁一份照会，表明一艘供应船在过去一百六十六天中，有一百二十五天待在西恩富戈斯，这是违背协议的。供应船和潜艇驶离了。但是，另外一支苏联舰队于五月又来到了古巴，这次是一艘供应船和一艘核动力巡航导弹潜艇，在一次“训练航行”中，到那里作了一次“短期休假”访问。显然，苏联人认为，访问港口是一个可以利用的空子，要无情地加以利用。各种可以想得出来的编队方式都试过了——除了最重要的一种，即一艘供应船和一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编在一起。
我们又提出了另一次严重抗议。于是这艘供应船再次驶离。
必须记住，所有这一切几乎全都是通过秘密的外交途径来处理的。其过程主要是通过总统的渠道来进行一系列书信往来，并得到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内的各机构协同配合的支持。我们认为，为了给苏联体面地撤退的机会，最好的办法是采用静悄悄的外交，而不是学一九六二年的做法，进行戏剧性的对抗。当苏联进行初期工程建设时，我们便采取了坚定的立场，避免了一次重大的危机，并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军事工程已经停工，高射炮掩体也拆除了，通信设备一直没有被使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托马斯·穆勒海军上将于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九日告知底特律经济俱乐部说，苏联在古巴没有潜艇基地。
当然，苏联人钻了访问港口的空子，给我们带来了一阵子麻烦，但是没有岸上的设施，访问港口在策略上来说是无用的。而正式地禁止访问港口将广泛地牵涉到美国海军的调动，以及我们关于海上自由航行的原则。一九七〇年我们对古巴的担心是，苏联依仗其在加勒比海的基地，扩展其针对美国的弹道导弹潜艇的能力。这是要加以制止的。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他们所进行的欺骗。我们也不会忘记这个现实，即苏联的克制——在这种克制已经实现的时候——也只是由于我们对争端施加了压力和展示出坚定不移的决心的结果。尼克松政府曾多次告知莫斯科，我们准备实现一个时期的互相克制和妥协。一九七〇年秋，莫斯科决定要考验我们一下，究竟这种愿望是反映了我们的优柔寡断，还是由于越南战争而引起的国内虚弱，或者是一个持严肃态度的政府所采取的策略。莫斯科在得到了回答之后，才又把西恩富戈斯理所当然地搁置下来了。
[1] 理查德·尼克松著《理查德·尼克松回忆录》（纽约，格罗西特和邓拉普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第二二〇至二二一页。
[2] 指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至十一日以色列向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发动的战争。——译注
[3] 例如，一九七〇年九月三日《巴尔的摩太阳报》中的报道。
[4] 指苏联的一种Y级的核潜艇。——译注
[5] 《纽约时报》，一九七一年一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