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被诊出艾滋病，与此同时，我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那是1986年9月末，树上挂着沉甸甸的洋梨。我有了类似流感的症状，但我富于直觉的亚美尼亚医生说我并没有病，那只是妊娠的早期反应。“你要梦想成真了。”他对我说。而后，我惊异地坐在厨房里，觉得该是给罗伯特打电话的时候了。
弗雷德和我为后来的《生命的梦想》专辑忙碌了起来，他建议请罗伯特来拍我，用作唱片的封面。我有段时间没见过他，也没跟他通过话了。我坐下来梳理心情，思量着我该怎么打这个电话。这时电话铃响了，我心里想的全是罗伯特，那一瞬间我觉得电话可能就是他打来的。不过来电的是我的朋友兼法律顾问艾娜·迈巴赫。她说她带来了坏消息，我立刻就感觉到是跟罗伯特有关。他患上了艾滋病并发性肺炎，住进了医院。我呆若木鸡，本能地把手抚在肚子上，哭了起来。
我小心藏好的每一分恐惧，都如同明亮的帆突然燃烧起来般倏然成真。当年我对罗伯特化为尘埃的不祥预感，也冷酷而清晰地再度袭来。我从另一种角度看出了他急于获得成就的原因：他就像一位注定夭折的年轻法老。
我狂躁地让自己忙于各种小事，想着要说什么，什么时候说，不是把电话打到他家里说一起工作，而是要打去医院找他。为了恢复镇定，我决定先给萨姆·瓦格斯塔夫打个电话。我跟萨姆尽管已经有些年没通过话了，却仿佛不曾分别过，他听到我的声音还是很高兴。我问起罗伯特的健康状况。“他病得很重，可怜的宝贝，”萨姆说，“不过他不如我惨。”这又是一个晴空霹雳，尤其是萨姆虽然比我们都大，却一直是最生气勃勃、最不受肉体折磨影响的那一个。他以典型的萨姆风格，说他发现疾病正在以“最令人烦躁的”方式无情地对他展开全面攻击。
萨姆也同在受罪的事实令我心碎，然而听到他的声音还是给了我打第二个电话的勇气。罗伯特拿起电话的时候，声音听起来很虚弱，但在听到是我之后又有了精神。尽管已经过去了那么久，我们还是像从前一样，你一言我一语地抢着说起来。“我会打败这玩意的。”他对我说。我全心相信。
“很快我就去看你。”我答应他。
“今天你让我好开心，帕蒂。”他说着挂上了电话。我能听到他这么说。我现在仍能听到。
★
罗伯特刚一好转到能出院，我们就计划见面了。弗雷德带上了他的几把吉他，我们带着儿子杰克逊，从底特律驾车来到纽约，住进了五月花酒店，罗伯特来迎接我们。他穿着他的长皮大衣，脸尽管有点红，但看上去帅极了。他拉过我的长辫子，叫我波卡洪塔斯[1]。我们之间如此强烈的能量，似乎已令整个房间化为了烟雾，诉说着一种独属于我们的炽热情感。
我跟罗伯特去看萨姆，他住在圣文森特医院的艾滋病病房。坚强亢奋、周身发热的萨姆，几近无助地躺在那里，游走于意识有无之间。他在忍受癌症的折磨，周身遍布着疮口。罗伯特去拉他的手，萨姆把手抽了回去。“别傻了。”罗伯特责备着他，温柔地将他的手握住。我给萨姆唱了我和弗雷德写给儿子的歌。
我跟罗伯特走去他的新阁楼。他已经不住在邦德街了，搬到了第二十三街，一栋装饰派艺术建筑里的一间宽敞的工作室，离切尔西只有两个街区。他乐观地肯定他能挺过去，对他的作品、他的成功和他的财产都心满意足。“我干得不赖，是不是？”他骄傲地说。我打量着这间屋子：一尊象牙基督像，一个白色大理石的熟睡丘比特，斯蒂克利[2]扶手椅和陈列柜，稀有的古斯塔夫斯伯格[3]系列花瓶。他的书桌，对我而言是他财产中的王冠。是吉奥·庞蒂[4]设计的，用亚麻色的胡桃木树瘤精制而成，悬臂式的桌面，斑马纹的隔层，被他装备得就像一个摆着小护身符和自来水笔的祭坛。
书桌上方是一个金银两色的三联画屏，里面是他1973年为《维特》封面拍的我的肖像。他选的是我表情最纯的那张，颠倒了负片，做了一个镜像，中央加了一块紫罗兰色的嵌板。紫罗兰一直是我们的颜色，那条波斯项链的颜色。
“是啊，”我说，“你干得不赖。”
接下来的几星期，罗伯特为我拍了几次照。在最后的某次拍摄中，我穿了我最喜欢的黑裙子。他递给我一只钉在玻璃头大头针上的蓝色大闪蝶。他抓起一台彩色宝丽来，在斑斓闪耀的蓝蝴蝶映衬下，一切都化为了黑白，一种不灭的象征。
像以前一样，罗伯特兴奋地给我看他的新作。画布上大幅的铂金印相，彩色染料转印[5]的百合花。摄影作品《托马斯和达瓦娜》画面中，一个裸体黑人男子和一个裙侧饰有白色云纹缎带的女子相拥而舞。我们站在一幅刚送来的作品前，画框是他自己设计的：模特托马斯在一个黑色圆环里，以奥运选手的姿态弯拗着身躯，底下是豹纹的背板。“天才吧？”他说。那种熟悉的语调，那种我们之间特定的交流，让我心跳加速。“嗯，天才。”
当我在密歇根州重新开始日常生活时，我发现自己渴望着罗伯特的存在，我怀念我们两个了。我通常避之不及的电话，成为我们的生命线，我们总打电话，尽管有时电话里听到的多是罗伯特日益频繁的咳嗽声。他在我生日那天诉说了对萨姆的担忧。
元旦那天我给萨姆打去电话。他刚输完血，听起来非常自信。他说感觉自己胜利在望了。收藏家就是收藏家，他想重返他和罗伯特去过的日本，那里还有一套他梦寐以求的装在天蓝色漆盒里的茶具。他要我把那首歌谣再给他唱一遍，我满足了他。
就在要说再见之际，萨姆又说了一则“声名狼藉的小故事”作为赠礼。他知道我对大雕塑家情有独钟，他说：“佩吉·古根海姆曾经告诉我，跟布朗库西做爱的时候，你绝对、绝对不能碰他的胡子。”
“我记住了，”我应道，“等我在天堂里碰上他吧。”
一月十四日，我接到罗伯特打来的发狂的电话。萨姆，他顽强的爱人和赞助人，去世了。他们的感情挨过了种种痛苦的转变，还有他人的刻薄和嫉妒，却无法遏止噩运的降临。失去萨姆让罗伯特心慌意乱，那是他生命中的安全堡垒。
萨姆的死也给罗伯特康复的希望投下了阴影。为了安慰他，由我作词、弗雷德作曲写下了《交集之路》，一首有点苏非派风格的纪念萨姆的歌。罗伯特很喜欢这首歌，我却也知道，有一天我会寻找同样的词语来鼓舞自己。那曾交集过的，终将再度交集。
情人节这天我们回到了纽约。罗伯特有时会发烧，也正复发胃病，不过他还是那么好动。
接下来的几天，我大部分时间都和弗雷德在“热曲工厂”[6]里录音。随着我的妊娠日益明显，我们的日程开始紧张，唱歌也变得困难起来。我正在棚里录音，罗伯特痛苦不堪地打来电话，告诉我安迪·沃霍尔死了。
“他不应该死的。”他哭喊着，有点绝望，有点任性，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但我能听到另一些想法在彼此间无声地交流。
你也不应该死。
我也不应该死。
我们什么也没有说，不情愿地挂了电话。
当我经过一处铁门紧闭的教堂墓地时，天正在下雪。我发现自己正在和着走路的节奏祈祷。我加快了脚步。那是个美丽的夜晚。一直轻轻柔柔的雪，此刻也下大了。我裹紧了大衣。我怀孕五个月了，宝贝在我身体里动着。
录音棚里温暖而明亮。理查德·索尔，我钟爱的钢琴家，起身帮我去倒咖啡。音乐家们集结而来，这是小孩出生之前我们在纽约的最后一晚，弗雷德说了几句关于沃霍尔去世的事，我们录了《天地上下》。录到中间时，在脑海中，我捉住了一只号手天鹅[7]，那只我童年的天鹅。
我悄悄走进外面的夜色。雪已经停了，整个城市看上去似乎都在纪念安迪，笼罩在一层未经打扰的白雪之下——白闪闪的，就像沃霍尔的头发。
★
我们在洛杉矶重逢了。罗伯特去探望他的弟弟爱德华，他决定封面就在洛杉矶拍，那时候我和弗雷德正在跟联合制作人吉米·约文[8]一起为完成专辑而努力。
罗伯特脸色很差，准备在骄阳下一簇濒死的棕榈树前拍我的肖像时，他的手一直在颤抖。他弄掉了测光表，爱德华蹲下身把它捡起来。罗伯特感觉不太好，但依然集中精神拍完了照片。信任、激情和我们共同感到的反讽，充斥着那一刻。他身携死亡，我身怀生命。我知道，我们两个都深知着这一点。
那是一张简简单单的照片。我的辫子辫得像弗里达·卡洛，太阳照在我的眼睛里。我正看着罗伯特，而他活着。
那晚更晚些时，罗伯特来看我和弗雷德录制我们写给儿子杰克逊的歌，也就是我给萨姆·瓦格斯塔夫唱过的那首歌。第二句歌词里有我向罗伯特的致意：小小蓝星分享着光芒。他坐在控制室的沙发上。我一直记得那一天。三月十九日，我母亲的生日。
理查德·索尔弹钢琴。我面对着他。我们同期录音。肚子里孩子在动。理查德问弗雷德有什么特殊指示。“把他们弄哭，理查德。”他只说了这个。我们第一遍录得不够完美，在第二遍里，我们把第一次抓住的感觉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我唱完，理查德重复了一遍最后的和弦。我透过玻璃往控制室看。罗伯特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弗雷德独自站在那里，落着泪。
……
1987年6月27日，我的女儿杰西·帕丽斯·史密斯在底特律降生了。天空中出现了两道彩虹，我感觉充满了信心。万灵节[9]那天，为了完成已经延期了的专辑，我们再一次地把东西都装上车，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了纽约。在漫漫长路上，我想着就要能见到罗伯特了，想象着他抱起我女儿的画面。
罗伯特正在他的阁楼里，用香槟、鱼子酱和白色的兰花庆祝他四十一岁的生日。那天上午在五月花酒店，我坐在书桌前为他写下了《野树叶》这首歌，但没有给他。尽管我努力想为他写一首不朽的歌词，但一切终将难逃一死。
几天后，罗伯特拍了我穿弗雷德的飞行员夹克的照片，作为我们计划中的单曲《人民拥有力量》的封面。弗雷德看到这照片时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所有他拍的你，看起来都像他。”
罗伯特特别想拍我们的全家福。我们抵达的那天下午，他穿戴得优雅而亲切，却因为一阵阵的反胃而离开房间。他始终那样坚忍克己地蔑视着痛苦，而我只能无助地看着他。
他只拍了很少的照片，不过和每次一样，这样就足够了。栩栩如生的肖像啊，杰克逊、弗雷德和我，还有我们四个的，然后，就在我们要走的时候，他叫住了我们。“等一下，让我拍一张你跟杰西的。”
我抱着杰西，她探身去够他，笑着。“帕蒂，”他说着按下了快门，“她太完美了。”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张照片。
★
表面上，罗伯特似乎拥有了他想要的一切。一天下午我坐在他的阁楼里，身边满是他迅速增长的成功的证明。完美的工作室、精美的私人物品，以及能实现他任何想法的财力。他现在是个大男人了，在他面前我仍然感觉像个丫头。他给了我一段印度亚麻布、一本笔记本和一只纸型乌鸦——他在我们久别期间收集的小玩意。我们试图填补我俩不在一起的那段时光。“我给我的情人们放蒂姆·哈丁的歌，跟他们讲起你。我为《地狱一季》拍摄的封面是献给你的。”我也告诉他，他一直与我在一起，成为我的一部分，就像此时此刻。
最后的宝丽来照片，1988
这个永远的保护者，他承诺，就像他曾经在我们第二十三街的窝里时那样，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以分享一个真正的家。“如果弗雷德出了什么事，你别担心。我会弄一栋联排别墅，一栋沃霍尔住的那种褐石屋。你可以来和我一起住。我帮你养小孩。”
“弗雷德不会有事的。”我向他保证。他移开了目光。
“咱们从没有过孩子。”他悲伤地说。
“我们的作品就是我们的孩子。”
我记不得最后那几个月里事情发生的确切时间了。我停止了写日记，也许是泄了气。为了我们的工作和罗伯特，弗雷德和我驾车往返于底特律与纽约。他在恢复。他在创作。他又住院了。最终他的阁楼成了他的病房。
离别总是痛苦的。我总有种挥之不去的想法，要是我一直陪在他身边，他就会活下来。我也在和与日俱增的无可奈何斗争着。我为此感到惭愧，因为罗伯特就像可以单凭个人意志便能治愈自己似的与病魔抗争着。他什么都试过了，从科学到巫毒教，除了祈祷之外的一切。若是祈祷，至少，我可以给他很多很多。我不断地为他祈祷，一个人类孤注一掷的祈祷。不是为他的生命，没人能夺走他的生命，而是祈求他能获得忍人所不能忍的力量。
二月中旬，我们带着急迫的心情飞到纽约。我自己去看望了罗伯特。一切似乎都那么安静。我意识到这是因为他不再没命地咳嗽了。我在他的空轮椅旁徘徊。林·戴维斯[10]拍的一张冰山的照片，像一尊被大自然雕琢的躯干般耸立着，占据了墙面。他有一只白猫、一条白蛇、一本白色立体声音响的宣传册放在他设计的一张白桌子上。我注意到，他在一幅熟睡的丘比特外围的黑色底上加了一个白色的四边形。
除了他的护士以外没有别人，她离开了，留下我们两个。我站在他床边，拉过他的手。我们就这样待了很长时间，什么话也没说。突然间他抬起头来：“帕蒂，是艺术俘虏了我们吗？”
我把目光转向别处，不愿去想这个问题。“不知道，罗伯特，我不知道。”
也许是吧，但是谁也没法后悔什么。只有傻瓜或是圣人才后悔被艺术所拥有。罗伯特示意我扶他站起来，他的嗓音颤抖着。“帕蒂，”他说，“我要不行了，真的很疼。”
他看着我，目光里充满了爱和责备。我对他的爱救不了他，他对生活的爱救不了他。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明白他就要死了。他遭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身体折磨。他用带着深深歉意的眼神看着我，我再也不堪忍受，放声大哭起来。他责备我哭个什么呢，却伸出胳膊抱住了我。我尽力想振作起来，但为时已晚。除了爱我什么也给不了他。我扶他坐到沙发上。不幸中的万幸是他没有咳嗽，把头枕在我肩上睡了过去。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他的照片上，洒在这首关于我和罗伯特最后的相聚的诗歌上。罗伯特正在死去：创造着寂静。我呢，注定活下来，仔细聆听那需我终其一生去表达的寂静。
亲爱的罗伯特：
我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总会想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躺着没睡呢？你还在疼着或者感到孤独吗？你曾把我从最黑暗的那一段青春里拉出来，与我分享那些造就着艺术家的神圣的秘密。我学着去看懂你，我写过的每一句，画过的每一笔，无不来自我们在一起的珍贵时光中我所得到的知识。你的作品，来自涌动之源，能够追溯到你赤裸的青春之歌。你那时说起过握住上帝的手。要记得啊，经历了所有的这一切，你其实一直都握着那只手呢，紧紧地握着它，罗伯特，不要放开。
另一个下午，当你枕在我肩头睡去，我，也睡着了。但在睡着之前，忽然有什么让我想看看身边你所有的作品，同时也在脑海里打量着这么多年来你的作品，在你所有的作品中，你仍然是你最美的作品。最美的。
帕蒂
……
我会说他是一件令人窒息的披风，一片丝绒的花瓣。折磨他的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形成，它像令人恐惧的邪灵般侵入了他，使他的心如此猛烈、如此没有规律地跳动，他感觉皮肤在震颤，如同带了一张艳俗的面具，煽情而令人窒息。
当他死去的时候我想我应该陪在他身边，但我没有。我一直关注着他离去的脚步，直到近十一点时我最后一次听到了他，电话里他竭力的喘息遮掩了他弟弟的声音。不知为什么，在我上楼去睡的时候，这声音让我感到了一种奇怪的幸福。他还活着，我这样想着。他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