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底在广东珠海召开的“纪念陈乐素教授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浙江大学著名的宋史专家徐规教授说：“祖孙三代人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不多，但像陈垣、陈乐素、陈智超祖孙三代都取得了卓越贡献，成就这么突出的，可以说在历史上没有过。”暨南大学古籍所张其凡教授（陈乐素教授的研究生）也说：“新会陈氏，虽以医药起家，经先师而至智超先生，一门三世治史，俱有佳绩，殊为不易，诚属佳话。陈垣先生乃一世界级学者，史界泰斗；先师为20世纪中国宋史学的开拓者与奠基者之一；智超先生不仅在宋明史研究方面卓有成就，且为整理父祖遗著尽力尤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代史学名家的‘新会陈氏’，已经引起了学术界人士的注目，且已有人在进行研究了。家学渊源，三代相承，诚为20世纪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邓广铭教授曾经对史学界同仁讲：“史学界的陈援庵祖孙三代就像京剧界的谭鑫培祖孙三代。”日本著名学者斯波义信看了智超的专著《解开〈宋会要〉之谜》后写道：“此书基于洽博搜集之资料和致密校量之考证，一方面解析徐松辑本之来历与付随屡次纂集之际之舛杂，一方面提出通过严正整理的本文十七类之最可靠依之复原，真是对于宋史研究空前绝后之贡献伟业。”他曾研究宋代市籴，因资料之重复与杂乱，深感有不少困难，看智超此书后“这种问题都冰解了”。
2005年3月在云南大学演讲。
为了让中外学者能对智超多一些认识、了解，我曾经想早点写篇文章，能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他的研究工作、他的兴趣、他的甘苦等等。我与他朝夕相处几十年，风雨同舟，又是同行，对他的了解、认识肯定比别人更多一些。现在我提笔写他，不免会有王婆卖瓜之嫌。所谓“内举不避亲”，我只是想忠实地呈现他的成功与失败的教训，让读者从他的人生历程中吸取经验、教训，获得一些启迪。智超他现已退休，但研究工作从来没有退休，2003年7月刚从美国讲学回来，又继续艰苦地研究“旧五代史”的复原整理工作，并为他祖父的《陈垣全集》的出版工作进行准备。我说他像台机器，天天照转，问他什么时候才真正退休，他总笑着说：“没有始终如一的艰苦努力，要想取得一点成绩是不可能的。趁现在身体还能工作，抓紧多做点工作，否则怎么向后人交代……。”现在七十多岁的他，年华老去，工作依旧，仍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一、大树底下难成长
智超从1957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以历史学为终身志业，到今年已经五十二年了。在这五十二年当中，他认真、执著、一丝不苟，孜孜不倦地不断攀登，在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在专著、专辑方面，计七部：《解开〈宋会要〉之谜》、《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创作历程——用稿本说话》、《宋史十二讲》、《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东皋心越诗文集》、《宋会要辑稿补编》。其中《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有同事参与，但主编是他。另与同仁合著编有六部，论文百余篇，已出版的自选集选入四十六篇六十多万字。主要经他手整理出版的祖父、父亲遗著十部共四百五十万字。他曾到法国、日本、美国、加拿大、韩国讲学，在国内带研究生。听过他讲课的学生，特别是在美国夏洛特、哈佛的学生，对他的教学评价很高。1997年他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夏洛特）宗教系和历史系各开了一门课，学期结束时，要由学生给教师写评语和打分，评分结果要等教师改完卷子之后才给教师看。学生给智超的评语是：“这是我们听到的最好的课程之一，是我遇到的最好的老师之一。”他在哈佛教博士生，学生说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好的老师。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作了题为“论家谱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的演讲，不久收到该所寄来的信，说听讲者不但为演讲的精彩内容所折服，而且对他回答听众从各个方面提出的问题都能给予满意的答复，表示衷心感谢，盼望他能再去演讲。
这些成绩的取得，真是字字皆辛苦，甘苦备尝。他几十年如一日努力钻研，以饱满的热情、充沛的精力，高效率的速度、严格的要求，全身心的投入，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牺牲了多少个节假日，才取得了点点滴滴的收获。少数同行对他说：“你如果不整理你祖父、父亲的遗著，你的成果会更多。”智超说：“我整理他们的遗著，其实也是向他们学习的过程，学到祖父、父亲的许多好方法，增加不少新知识。”也有同行以为他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似乎他有“祖传秘方”。我常听他给朋友讲，也常对我说：“学问是不会遗传的，我只有祖传基因、血缘关系，哪来的秘方。祖父、父亲的研究方法和精神，只要认真钻研他们的著作，都是可以摸得着、学得到的。倒是像我这样出身，必须比别人加倍努力，才能得到别人的理解和承认。可以说是大树底下好乘凉，大树底下难成长。”
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家学渊源，从小接受家庭的熏陶，祖、父辈的言传身教，影响肯定不小。他与祖父陈垣先生虽然长期不生活在一起，一南一北，可是，祖父始终如一地关怀着他的健康成长，少年时代就与祖父书信不断。他祖父直接培养了他的父亲，他父亲又直接培养着他。父亲从他小时候就告诉他如何看书、寻找材料，如何做卡片等等。由于他是长子，父亲经常带着他去访问一些著名学者。1946年10月，智超十二岁，祖父与胡适同机飞到南京参加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祖父与父亲有十年没有见面了，父亲带着智超到南京机场迎接祖父与胡适，并在机场留影纪念（可惜相片没有留下来）。
父亲还带智超到南京的鸡鸣寺中研院拜访傅斯年。傅的远房侄子傅乐焕50年代与智超的堂姑陈雪白结婚，所以他是智超的姑父（这是后话了）。“文革”初期，傅乐焕担心因与吴晗关系密切而受牵连，跳进了北京的陶然亭公园的湖水中，自杀前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兼系副主任，他的夫人陈雪白还是我的老师，也在民院任教。智超当时年幼，对父亲与傅斯年的谈话内容已无记忆，只对傅斯年的体形比较胖，谈话时还不停地抽烟斗的印象比较深。出于童真的好奇，看到他斗内烟丝已成灰，还要不断擦火点烟而不能理解。
智超从事历史研究，既有必然，也有偶然。祖父、父亲从来不干涉他的选择与兴趣。只是在1947年夏天，祖父的过继母亲逝世，祖父自北平回新会老家奔丧，父亲从杭州带智超到上海与祖父会合，准备一同乘机到香港再回新会老家。这次祖父曾有意在返回北平时，把智超带到北平，同他一道生活，并已征得父母同意。但由于与母亲一道去送行的二弟智仁（当时十岁）也吵着一定要坐飞机，父亲只好补一张机票把他也带上。
1946年10月，与祖父、父亲摄于南京明故宫机场。
到香港后，智仁发高烧，父亲便决定把智超留下来陪他，这样智超也去不成老家了，很遗憾的是失去了祖父准备把智超带到北平的打算。
智超在青年时候，朋友在介绍时，总说：“这位是史学大师陈垣先生的长孙，乐素先生的长子……”虽然对朋友的好意表示谢意，但他并不想躺在前辈的功劳簿上，而要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人生的价值。他也为前辈的成就感到骄傲，佩服他们学问的精湛。特别对祖父，他常说，“祖父真的很了不起，没有上过正规大学，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自学成才，成为一位世界级的知名学者。”智超认为，只有凭自己的勤奋、刻苦，获得学术界的承认，那种心情会更好，更会感到欣慰。
二、天才少年
智超1934年4月3日出生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他不满一岁时，父亲被派往日本，主要任务是考察中国古籍流传到日本的情况。父母带着他和比他大一岁的姐姐莲波，漂洋过海到达东京。因为父母白天都要外出工作，请了一个日本保姆带姐弟二人，所以智超一开始学会的语言是日本语。他们在日本待了近两年。这件事，他在自传里写过，档案里有记录，“文革”时期，成了他的一条罪状，造反派说他是“小汉奸”。
他祖父的好朋友马相伯（良）老人当时也在上海，父亲与相伯老人常有来往，智超这个名字就是相伯老人为他取的，其来源是唐太宗写的“圣教序”。其中有句：“智通无虑，神测未形，超六尘而迥出，只千古而无对。”顾名思义，智超者乃智慧超群也。名副其实，在少年时代，被冠以六龄童之美名。
1937年祖父到南京开会，顺便到上海看望多年不见的儿孙们。智超母亲告诉祖父，说三岁的智超已认识了二百多字。祖父半信半疑，顺手拿起一张报纸，当场考孙子。智超马上念出“盐业银行”这四个笔画繁多的字。祖父开怀大笑：“真不简单，这小子这么聪明呀！”。
“八·一三”事变后，日军攻打上海，父母带着全家开始了逃难生涯。原打算去昆明的西南联大应聘，但逃到香港后，因书籍太多，父亲想起了祖父的一句话：“我如鱼，书如水，鱼儿离不开水，我离不开书”。书不能丢，便滞留香港，不久在英华女子中学任教，家住九龙通菜街二三八号的三楼。祖父在沦陷区的北平。他们在香港与祖父的联络主要是通过书信。从这些书信中，可以体会到祖父对儿孙们的关爱和亲情，现择录如下：“小孙拟改名智仁亦趣。余近日为‘释氏疑年录’，……日与古德往还。智仁二字甚似古德名也。”（1938年6月5日函）
智仁1937年出生，次年智超四岁，有一天他在街上看到一家商店的招牌有“仁”字，就问父亲：“仁是什么意思？”父亲说：“仁就是爱人。”他说，那就给弟弟取名“智仁”吧。父亲觉得不错，就这么定下来了，并将此事写信告知祖父，故有上函。智超四岁开始学习写字，祖父来函曰：“小子学字，最好用手指多写，然后用笔。所谓：‘昼作势，夜画被’，均指手而言，不一定用笔墨也。”（1938年7月19日函）
1941年，智超将所读唐宋词抄写寄祖父，其中有张志和的“渔歌子”：“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之句。此时，临近太平洋战争，风云险恶，祖父回信说：“斜风细雨不须归”，小子要爷爷不要南归吗？祖父很关心智超的身体，信中说：“智超身体如何？停学一年不读书，纵其自习，亦一样有益。甲午（指1895年、光绪二十年，时祖父十五岁）广州大疫，余停学一年，读书之基树于此也。”（1946年旧函）“小子病宜少读书，停一二年不入学无要紧，身体第一，读书第二，幸注意。”（1947年2月17日函）
在香港五年，是智超三岁至八岁期间，童年生活印象深刻。智超四岁入学，由于体弱多病，经常辍学。他母亲就送他到大姨妈洪舜英家，让他跟大姨父简琴石学习书法。大姨父是越南华侨，他母亲是越南人。他本人对篆刻、书法都很有造诣。他们家已有九个子女，他们很喜欢智超，把智超当成他们的第十个儿子看待。智超常跟八表哥简而清、九表哥而和一道玩耍。大姨父教智超最多的是写“寿”字，智超一连写了几天，其中一张大“寿”字写得最好，长宽近一米，还被选登在上海办的“良友”画报上，落款为六龄童陈智超，曾引起当时很多人的惊叹！这张大“寿”字，他母亲保存了几十年，“文革”时期丢失。
有三个小故事，反映智超的机智、坚强、勇敢。在他三岁多时，在楼梯上玩跳台阶，一不小心摔了下来，眉毛边划开了个大口子，血流不止。医院医生说要缝几针，但因为在眉骨上，不能打麻药。他母亲对他说：“你不哭的话，奖你一个冰淇淋。”（当时条件所限，孩子能吃上一个冰淇淋是多么大的诱惑！）果然，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缝了四针，他不但没哭，连一声也没吭，医生都备受感动，要请他吃冰淇淋。可是过了不久，他发烧又到医院打针，在回家路上，他一直喊“疼”。父亲很奇怪，这孩子从来不怕疼，今天为什么反常，到家脱下他裤子一看，原来在屁股上还留着没拔出来的针头。正好，智超姑婆医疗诊所开张，这支针头也就入股了。
智超四岁多时，有一天父亲写好了一封信，问他：“你能帮我把信投到邮筒吗？”他很自信地说：“我知道邮筒在哪里，给我去寄吧！”父亲把贴好邮票的信交给他。心想，只需要走五分钟就到邮筒，可是，还是有点放心不下，让大姐姐悄悄跟在他后面，以防走失，但不要告诉他。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姐弟俩还没回来，父母着急，赶快叫了辆出租车，沿途寻找，也不见人影。两个小时后，他高高兴兴地回来了，告知父亲，已把信丢进邮筒了。原来，香港有个宋王台，相传南宋末帝昺在此驻扎过，父母曾经带他到那里游玩过，在那附近有个邮局，他从此记住了那个邮局，于是就舍近求远，跑到宋王台去寄信了。
智超每天上下学都要经过弥敦道。五岁的某一天，修路工在赶修马路，封了半边，只有半边通行。他们催放学的学生们快走，眼看一辆汽车急驰而来，他闪电般地躲过了，紧接着又冲过来一辆，躲不及了，不知哪来的灵气，他急中生智，顺着汽车的方向扑通一下趴到地上，汽车从他身上飞驰而过。万幸当时的汽车底盘高，竟毫发未伤，他爬起来就往家跑。与他同校的姐姐先跑回家大喊：“妈，不好了，阿超让车辗了。”他妈急往外跑，看智超迎面跑来，身后还有一个英国人在追他。原来开车的英国人要带他去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是在扑地时擦伤了点头皮。一场有惊无险的可怕事，许多朋友知道后，称他为“奇迹儿童”。
智超四岁入小学，九岁考上中学，十六岁高中毕业，学习成绩一贯优秀，每进一个学校，都只是第一个学期交学费，以后因成绩突出而免交学费。但体弱多病、经常停学。现在他还讲：“我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读书，对他来讲是很轻松的事，放学回家一会儿就做完作业，跟着就去玩了。父母从未对他的学习操过心，也从不花时间来督促。五六岁时能读《三国演义》，抗战时期在大后方的遵义，书籍缺乏，反复看萧红的《呼兰河传》，罗烽、白朗的《我们十四个》，家里也没有其他合适的书供他看。他十岁那年，浙大教育系的师生来给他们测智商，他的智商为147，相当于十五岁孩子的智商。师生们称他为“天才儿童”。抗战胜利后，父亲任教的浙江大学复员回杭州，全家跟着搬回。上高一时喜欢看美国电影，看完后经常在“影剧天地”上发表影评。发表几次后，编辑看他是个十四岁的孩子，给他几张电影票当报酬。儿童真好说话，有电影看就很高兴。
1936年摄于上海。
1986年12月摄于香港九龙弥敦道。背后为儿时就读的兴中小学旧址，马路即为当年被轿车从身上飞驰而过之处。
1943年他九岁时，浙大附中设在湄谭，父母只想让他去试试，居然被录取了。可是湄谭离遵义有七十五公里，当时交通不方便，父母放心不下，只好让他再读浙大附小六年级的插班生。
1944年，考入在遵义的私立城成中学读初一，不久，因家庭经济困难（浙大教授当年的薪水只能买七斗米，一家七口吃饭都成问题），辍学在家，帮母亲摆摊卖旧衣物。该校长认为，不让他继续读书太可惜，亲自登门拜访，告知其父亲，由于智超学习优秀，可全部免去学费。但父亲还是坚持不让他去念书，他很委屈。后来父亲才告诉他，家中五姊弟，大姐姐从小失去母亲，应首先供她上学，其余四人只能辍学，你也不应例外，你是长子更应当作表率。
1945年，再次考上浙大附中，为初二插班生，这次父母把他托付给自己的学生刘晔（他在附中任教），智超就住在他的宿舍里。在这里只读了一年书，只有寒假才回家一次，对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来说，也算不简单了。
1945年八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次年，浙大、西南联大等高校纷纷复员，浙大回杭州。智超一家与当时父亲在浙大的同事顾谷宜等共三家合乘一辆卡车，于9月动身，一路非常艰苦。从遵义下贵阳、经贵定、黄平、芷江、洪江、湘潭、长沙。从长沙坐船经洞庭湖到武汉，在武汉停留十天等船，从武汉坐船到南京，再从南京乘火车到杭州。在武汉等船时，有美国军队的登陆艇可以乘，而且不收费，但中国人只能待在舱底，不能登上甲板。对于这种带有侮辱性的“施舍”，绝大部分中国人都拒绝了。
1944年在遵义浙大附小时成绩单。校长由竺可桢兼。“智力”栏为智商测验结果。
1946年摄于杭州。
1947年，智超在浙大附中初中毕业，因随父亲奔曾祖母丧，错过了考期，但因为在班上考试成绩为前五名，由学校直接保送上高中。1949年5月3日，解放军进入杭州，11月他参加青年团。1950年冬天放寒假，青年团杭州市委学校工作部举行干训班，乔石是他们的班主任。高中毕业他报名参加土地改革，在浙江省干部学校第四期学习，不久发现患肺结核病，只好回家养病。养病期间，要经常吃营养品，打当时治结核病的特效药、但价格很贵的链霉素。家里没有这么多钱，他母亲忍痛卖掉首饰，为他治病。母亲还常念：“风吹鸡蛋壳，财散人安乐。”经他母亲一段时间的精心调理，不到一年，他的病全好了。解放前，母亲曾希望送他留学美国，故在家里吃饭时，常使用西餐用具、刀叉等，使他们姊弟习惯西方的生活方式。
本来，智超高中毕业后，面临人生的重大选择，如果去报考大学，对他来说是驾轻就熟的事。但他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而选择了另一条艰巨的道路。当时内战刚结束，人民困苦、国家满目疮痍，真是百废待兴。智超响应了国家的召唤：“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那个时代青年的光荣使命感。他有着单纯、善良的爱国之心，满怀建设祖国的雄心壮志，毅然报名参加土地改革。1951年5月他肺结核初愈，考取了中央交通部干部学校南京分校的桥梁科，学习一年多后，将奔赴边疆，投入建设国家的第一线。
三、披荆斩棘，建设边疆
智超在南京交通部学校学习了一年多（1951年5月—1952年7月）。干校的学生，年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大学生，也有初中毕业生，还有少数保送来的工农学员。在学校里，他的学习成绩是很好的。他们每月有十六元生活费：八元伙食费，八元零用费。他连续几个月，上交八元，捐抗美援朝，买飞机、武器，一分零花钱都不用，也不向父母要钱。性格的关系，他爱提意见、好打抱不平，经常向一位当过小学教师、常以工农干部口吻训斥知识分子的班主任提意见，这个班主任便说他“骄傲自满，看不起老师”等等。于是毕业时明显挨整。干校分配工作有五等，成绩最好的保送到苏联继续学习；第二等分配到大连海运学院；第三等分配到北京中央交通部；第四等分配到华东、华北、中南；第五等分配到西南和西北，这是最艰苦的地区。如果按照他的成绩，从培养人才的大局出发，应该按第一、二等分配。把他分到西南，显然是整他，给穿小鞋，同学们都深感意外，但他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就到重庆西南交通部报到。到西南以后，干校毕业生又分为三批，一是留在部里，二是西藏，三是云南，他毫不犹豫地要求到最艰苦的西藏，但体检时，他的心肺不太好，最后分他到云南，那也是很艰苦的地区。
那一次，分到西南地区是一行十五人，他们从南京坐船到武汉，到了武汉后，要换较小的船，溯川江到重庆。他们在过三峡时，又发生一件差点葬身鱼腹有惊无险的故事。船过宜昌，不久进入三峡，水流湍急，而其中有一段水流特别急。因江中有大礁石，把水分成两支，石上刻着“对我来”三个大字。逆流而上的船只，一定要对着大石开去，直到离石一百米左右，开始往左边的支流冲上去，才能安全通过。然而，船上的大副喝了酒去睡觉了，玩忽职守，让三副掌舵。他没有经验，船离巨石很远就往左转，水流太急，船开足马力，仅能停止不动，如果稍一松动，就会被急流冲走。在这非常紧急的关头，发了警报，岸上两名全身赤裸的水手乘小船冲下来，把缆绳扔到大船上，水手将缆绳绕在船头的粗桩上，岸上用机械绞绳转，再加上船也开足马力，才把船开过了险滩，避免了一船人落入三峡的命运。
智超被分配在西南交通部第三工程局，总部设在云南峨山大白邑村，他被派到施工科当技术员。当时的行政、技术管理水平低下，各项工作显得混乱不堪，民工都是从附近各县农民中征召来的，工伤事故多，疾病肆虐，死了不少人，工程效率也很低。不久智超下到基层，进入百里无人烟的深山老林，气候多变，有时走一整天见不到一个人影。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毒蛇、猛兽经常碰到。智超回忆说：“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最能磨炼人的意志……。”另外，兵灾匪祸时有发生。在他们到达目的地之前，当时境外还有大批国民党李弥的部队，他们常派人到境内来进行破坏活动。有一次，智超他们去勘测路段，就在到达的前一天，有一个村干部被潜入的李军开枪打死了。卫生条件根本谈不上，伤寒、痢疾、鼠疫等流行。思茅原是滇南的一个商埠，过去还有飞机场，新中国成立前曾发生过一次鼠疫，死者众多，活着的人都逃走了，智超他们到达思茅时，城里长满了野草，虎豹出入，军人比老百姓还多。西双版纳首府是允景洪（解放前叫车里），因法国人在那里传教，盖过一个简陋的医院，墙是用卵石砌成的，这就是他们见到过的最好的房屋了。
物资供应极缺乏，全靠马帮从昆明运送。旱季四十天马帮才能到达，而雨季根本无法行路，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得吃土豆干、腊肉。米运不进来，吃了半年的糯米饭。刚开始还觉得新鲜、好吃，几天下来胃就受不了。难得有机会出差到昆明一趟，最想吃的就是青菜。白天顶着骄阳苦干，晚上住帆布帐篷，席地而卧，铺上的油布第二天掀起一看，下面都发霉了。工程局的总部在大白邑村，村里有一半是回民，有座清真寺。智超他们去开会时，就到清真寺冲个冷水澡，算是最大的享受。
1955年1月与同事摄于云南普洱（今宁洱）。
1953、1954年立功喜报。
从1952年7月至1957年，智超在云南修公路五年，这条公路称为昆洛公路，即昆明至中缅边境的打洛。解放前这条公路已修了一段，即从昆明修到玉溪的大栗园，共一百公里。智超他们去后，从大栗园接着往下修。智超到工程局报到后，第一个任务是勘测从杨武到新平县城的支线。他们七八个人组成一个测量小队，有人选线，有人测水平，有做饭的人。一早外出工作，中午就在工地埋锅做饭，晚上住老乡家。
智超负责测水平，就是测出每一点的相对高度，这样才能计算出开挖土石方的工作量。这次测量得到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教训。他们从杨武开始测量，一直测到目的地新平县，到了新平才发现测量中的某一点出了差错，需要找到测错的那一点，就必须重新来过，因为错一点就影响到整个工程的质量，责任重大。这次翻工，出发人员减半，只有他带着三个人返回起点，一路检查、重测。只有一人扶杆，一人做饭，吃尽苦头，教训深刻。从此后，他每一次都特别周密、细心，每一个工作环节都要再三核实。这教训，对他以后从事历史研究是很有帮助的。
测量杨新支线回局不久，领导把他调到新成立的技术定额测定队任队长，具体工作就是：分析每个工种工人的操作过程，把它分解为最基本的单位，然后制订定额，总结先进经验。比如开挖路基，有人挖土石方，有人将挖松的土石运走。运土这个看似很简单的工作，又可分解为（一）摆土箕、（二）等待装土、（三）挑土起身、（四）转身、（五）运到倒土地点、（六）放下土箕、（七）倒土、（八）转身、（九）将空箕挑至装土地点等九个动作。同样的动作，有的做得快，有的慢，其中固然有体力因素，也有技术及工具的不同。技术定额测定队就是要总结出那些为一般工人都能学习到的先进经验，订出一般工人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定额。
1956年1月自云南来北京开会时摄影。
第二排中为智超。
定额测定队，有二十几个人。我的堂叔也在此时调到定额测定队，和智超认识，并成为好朋友。测定队有十几种民族，智超的水平最高，年纪最轻，思想单纯，不怕吃苦，又肯努力、虚心学习，又爱动脑筋，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却仍然不改爱提意见的个性。例如，为了高质量的工作，要非常准确地掌握时间，在那个年代，几乎没有人戴手表，他向领导提出，要求给每一个人发块手表。那个领导是土地革命时期就参军的老红军，他说：“你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买什么表，我们过去爬雪山过草地都没有表，看天空就行了，再说，买个马蹄表挂在树上、放在地上，不就行了吗？当年贺龙老总不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吗？”智超不管他官高、资格老，还是据理力争，最后还是不得不给每一个人发了一只表。但这位副局长在事后又向人打听，这个敢提意见的小娃娃是谁？并记住了智超。
由于智超在工作中成绩突出，年年被评为劳动模范，整个工程局都在推广他们总结的先进经验，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他多次到昆明、北京开会。1955年他到北京开会，这是他第一次到北京，见到离别多年的父母，看到了多年没见面的爷爷，高兴的心情是无法用言辞表达的。
到1955、1956年时，智超深感自己水平力不从心，正好，中央又提出向科学进军，攀登技术高峰的号召，于是他向领导提出去报考大学的要求。和他一同分到云南的干校同学，那些留在科室工作的都得到批准，而对他的要求，领导以工作需要，离不开为由，两次拒绝了他报考。到了1957年初，他们整个工程局没有施工任务，全局人员调到昆明郊区的呈贡县可乐村集训，不久又开展反右派运动。他第三次提出报考大学，这时的领导不能再拿工作离不开为由阻止他去报考，总算同意，但还必须天天参加运动，实际上就是不给他时间去准备。他高中毕业已七年，因为在这七年中从没有中断过自学，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如果报考理工科录取是毫无问题的，也许是祖父、父亲长期熏陶的影响，这时他却毅然地选择报考文科。他临时买了几本高中的历史、地理、政治等书籍，利用星期日来准备，第一志愿填的是北大历史系。8月发榜，果然考取北大。那年，整个云南地区，考入北大的只有四个，他只记得一名是化学系、一名是新闻系的。
1957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后，与祖父、仲益、容叔摄于香山静宜园佛手树前。
1960年与庆瑛摄于北京。
当收到厚厚的一份录取通知书，他无比兴奋，立即给父母发了一份电报：“考取北大。”之前，他父母都不知道他报考北大。8月，他办了离职手续，单位发给他一百元作为路费，他没有直接去北京，先到成都探访了以前同在云南，但先他两年考上大学的同学，然后又在西安停留了两天，参观半坡遗址、大雁塔和碑林等历史遗迹。
到北京后，父母当然很高兴，特别是父亲，平时感情很少外露，这次好几天笑得合不拢嘴。过了几天，去拜见祖父，告知考取北大历史系，祖父对智超说：“我好久没有心情出去走走了，今天要特意陪你去香山。”爷爷那天的高兴是少见的。这时，正好天津的容叔来京，祖孙和容叔、益叔四人去了香山。爷爷当年已七十七岁，虽不能爬“鬼见愁”，但他兴致勃勃地在公园里走了很久，一路谈笑风生，谈了许多20世纪20年代他在香山疗养的事，并有留影，可惜只保存下来一张。
从此，智超的人生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四、一鸣惊人
1957年秋季入学，进校就是接连不断的运动和劳动。“反右”运动还没有结束，他们是新生，班上虽然没有“右派”，但系领导让他们参加五年级毕业班的“反右”斗争，算是给他们的“反右”补课吧。在北大五年的学习生活中，他回忆道：“真正安安稳稳坐下来学习，读点书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三年。”
1958年，当时大学校园内叫做“插红旗，拔白旗”，号召师生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批判教师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学生中的“白专道路”。连邵循正教授都搬到学生宿舍和同学一道学习、批判。接着是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运动，还到十三陵水库劳动。不久又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上下天灾人祸不断，粮食奇缺，平均每人一天一斤粮，其他油水极少，根本吃不饱，学生每月发一张饭卡，有的同学把饭卡挂在脖子上，戏称为“生命卡”。因为，如果不小心把“饭卡”丢了，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人人粮食都吃紧，有多少钱也无法补。
60年代全班到昌平县黑山寨劳动，向贫下中农学习，改造思想，白天干很重的农活，晚上还要开会、总结学习，更重要的是吃不饱肚子，营养严重缺乏，最严重的时候把玉米核磨碎与粮食掺在一起来充饥。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浮肿，一双双脚肿起来，一按一个大坑，像灌了铅。两个月才能有一天休息，一早从黑山寨赶回家已是中午，待半天又往回赶。当时，从德胜门到长陵的汽车只有很少的几班，到长陵后还要步行上山，半夜走山路又黑又有野兽，很危险。我看他瘦得皮包骨头，劳动任务又重，就从自己一天一斤的口粮中省下几两，等他回家时带上几个窝头给他吃。这件微不足道的事，他却铭刻在心，经常说：“这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糟糠之妻。”三年困难时期，有人饿死，各地正在发生吃不上饭的惨剧。
在向工农兵学习中，他们分别写村史、店史、家史。智超与另两位同学，写了一本大约七万字的书“猛虎连史”，后来出版了，在不要名不要利的教导下，连作者的署名权都被剥夺了。
在黑山寨劳动了半年，1961年春季回校，这时已是四年级下学期。他们分配的宿舍是三十八斋五层，几乎没有一个同学能从一楼一口气走上五楼。他们宿舍在西头，门在东头。智超他们走上三楼，从东头走到西头，作为缓冲，然后再上到五楼。由于大家身体虚弱，体育课都取消了，政治运动也没那么多了，才有时间读点书，但是饿着肚子读书。这时开始分科，有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世界史、亚非史四个专门，他选择的是中国古代史，这个专门有十三个人（“文革”前及“文革”中已过世三人）。到五年级，全国正处在调整期间，政策比较宽松，北大准备恢复已中断多年的毕业论文制度，他们开始选毕业论文题目，根据他们自选的题目，由系里决定智超的论文指导教师是著名的向达教授（他曾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6年病逝于糖尿病）。
智超自选的论文题目是“嘉靖中浙江福建地区反对葡萄牙殖民者的斗争”。为了写好这篇论文，智超在当时比较困难的物质条件下，不仅充分利用了北大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还跑到北京图书馆的善本部和科学院图书馆去借阅书籍。向达先生把珍藏的许多英、日文史料借给他，并细心给予指导。经过刻苦钻研，他不但弄清楚了论文主题内的许多历史事实，而且对当时史学界以尚钺、吴晗为代表的，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有较高估计的观点，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见解。当时，北大的毕业论文制度不但中断了几年，毕业论文答辩更是许多年没有举行。学校决定在文科各系中选出一两篇论文举行答辩会，作为试点，智超的论文被选中。
此次他的论文答辩是很隆重的，系里组织了一个答辩委员会，由几位著名教授组成。主席是许大龄，质辩人是邵循正，还有系副主任周一良、许师谦。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公开答辩，最后评分为“优”等。这次论文答辩会取得了圆满成功，引起很大反响。先是7月26日《北京大学校刊》发表了长篇报道，题为《一次严格的考核——中国古代史教研室论文答辩旁听记》，说：“陈智超对所有的发问一一作了答辩。他对有关史料相当熟悉。随口说出某条资料出于某某史籍，赢得了与会者的赞许。”8月28日的《北京晚报》也以《北大应届毕业生陈智超毕业答辩成绩优秀，对明朝反葡斗争提出了新见解》为题发表了长篇报道，说答辩委员会认为他的论文“提出了自己的创见，论点明确清楚，史料运用正确，文章逻辑性较强，给予优等成绩”。《北京日报》也作了较长篇幅的报道，在关于北大应届毕业生完成毕业论文答辩的综合报道中，从文理科各选一篇作为典型。文科的代表就是智超的论文，说他在“学术上提出新见解，研究成果受到了参加论文答辩会师生的重视”。《北京大学学报》全文刊登了他这篇两万字的论文。“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也是他大学五年学习的最好总结。
智超在北大的优异成绩引起了历史研究所领导的注意。在他毕业前不久，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派人找他谈话，建议他报考历史所宋史专业研究生。来人对他说，他父亲乐素先生是历史所的兼职研究员。因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历史室主任，主持全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任务繁重，没能更好发挥他作为宋史专家的专长。如果智超当了他的研究生，将来毕业可以协助他父亲更好地研究宋史，发挥其父的更大作用，并告知此事已征得他父亲的同意。既然组织上这样动员他，智超就同意报考历史所的宋史研究生。
经过严格的考试，智超被录取了，当时的副所长熊德基教授见到智超，跟他开玩笑说：“你与乐素先生有三重关系：你们是父子，是师生，又是同志。”说完开怀大笑。
1959年与庆瑛及儿子超英摄于北京景山公园。
1962年8月28日《北京晚报》关于智超毕业答辩的报道。
不久，智超与父亲制订了三年的详细学习计划，开列书单。他父亲是善于启发学生的自觉性与积极性的好老师，要求他很严，但不勉强他一定照自己的办法去学习。有问题也可以随时向父亲请教。原先，一切按计划进行着，但不到半年，智超开始发低烧，长期不退。他母亲带他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要他住院待查，怀疑他是肺结核复发。但反复试验，仍无结果。当时已是三月份，天气还比较凉爽，一天内科主任来查房，看到他吃饭时满头大汗，故怀疑他是风湿，让主治医生立即给他做抗风湿试验和心电图，结果查出是风湿性心肌炎，于是让他马上绝对卧床，开始吃大剂量的激素和阿斯匹林，住院三个月，人也浮肿了。第二年，在一次全所学术讨论会上，他发言后觉得心脏狂跳不止，送到医院，马上住进加护病房，又住了十几天。即使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他仍然刻苦读书。
1965年，三年研究生毕业，所长尹达安排他到历史所学术秘书处工作。此时已是“文革”前夕，学术界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他的宋史研究已不能正常进行。
五、迷乱的年代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智超就被扣上了两顶大帽子：一是“资产阶级保皇派”；一是“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孝子贤孙”。所谓“保皇派”就是没有像“造反派”那样打倒当时历史所的两位副所长尹达、侯外庐（所长是郭沫若，很少过问所里的事）。所谓“孝子贤孙”，就是因为他尽力保护他的祖父陈垣先生。他的办公桌上，左右各贴“保皇派”和“孝子贤孙”的纸条，还有横批“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他被造反派们挂上黑牌子，每天扫院子，还剃了阴阳头。不论是学部还是所里的“造反派”，还是从外面来串联的大、中、小学的红卫兵，要批斗“牛鬼蛇神”，就有人敲锣大叫“牛鬼蛇神”集合了，这些人就要戴上随身带的高帽子，挂上各式牌子，走到专门搭的大席棚的台上接受批斗。智超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他站在顾颉刚旁边。顾先生挂的牌子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问他：“你是什么人？”顾答：“我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顾颉刚。”红卫兵再问他：“你究竟是什么人？”顾先生仍然作了如上的回答。于是这个红卫兵用力甩着皮带上有铜扣环的一头，往顾的身上狠狠地抽过去，智超也连带挨了一皮带。
“文革”这十年，正是智超三十二至四十二岁的年富力强的黄金岁月，以最少字数估计，每天写二百字的话，一个月就是六千，十年就是七十二万字。“文革”中最大的迫害是不能干自己想干的事，不能读书，不能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不能用自己的笔说话。一切正义在高压下泯灭，所谓的言论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另一方面，各人都在表演，充分暴露人性的丑陋面。有的人性突然扭曲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一位作家说：“当政治运动到来的时候，那么多人跪下去，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反抗；当政治运动过去的时候，那么多人站起来，没有一个人跪下去忏悔。”
1970年大批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智超所在的学部（包括历史研究所）全部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备战。据说，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部将解散。后来还是周恩来总理坚持说：“不能不要这批知识分子，要解散易，要再找回来就难了……。”最后在1973年就全部迁回北京。
六、励耘丰收
1971年与庆瑛、次子雪松合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条战线才恢复了正常的运转，也宣告了十年动乱的结束。梦魇般的往事不堪回首，智超决心要把浪费掉的十年光阴补回来。智超在历史研究的活动中，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扬了史学世家的好传统、治学精神，毕竟家庭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他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穷追不舍的精神。从前辈那里学到的，加上他聪慧的头脑、勤学苦读的习惯，他不断扩展自己的研究范围，因此，三十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四人帮”垮台后，他与其他几位同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78年正式出版彻底揭露批判“梁效”、“罗思鼎”在“四人帮”指挥下，对历史学破坏的两本书《历史的记录》与《历史的审判》。1982年出版了《古代中越关系资料选编》。他研究中越关系史，在收集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批驳了越南某些人歪曲中越关系史的谬论。
他为了纪念祖父诞辰一百周年，精选了祖父的论文，1980、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陈垣学术论文集》一、二册。这是解放后第一次出版祖父的论文集。《道家金石略》是一部大型的道教碑刻资料集，祖父生前就想出版，但没来得及完成。祖父研究道教史，深感资料不足，下决心从历代碑刻中发掘资料。碑刻与书本不同，散处四方，而且拓片有质量好坏之不同。1923、1924年祖父在北京大学兼课，北大藏有缪荃孙艺风堂拓片万余通，他编出书目，让一批勤工俭学的中学生抄录出八十余万字的稿本。但正如他所说的：“抄书易，抄碑难；抄碑易，校碑难。”这几十个学生，不长时间就抄了几十万字的拓片，但错误很多。祖父没有时间去亲自校对，这批稿本因此一直放在那里，他也以不能出版为一憾事。1981年始，我们夫妇前后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校对每一通拓片，并跑到山西、四川、上海、陕西等地补充材料。智超跑北大图书馆对拓片，不是用辛苦二字能说明的。因为收藏这批拓片的金石阅览室，每天只开放半天，从早上七点半到十一点半。北大在北京的西北郊，我家住在东南郊，当时到北大，要换两三次公交车，单程要两至两个半小时，为了争取时间，在开馆前赶到图书馆，每天五点半就要动身，天天如此。有时要整个上午蹲在地上，反复辨认拓片，单尘土就能把他熏得头昏眼花。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努力，终于编成二三○万字的《道家金石略》。对此，学术界给予很高的评价，有的认为这是几十年来，道教史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有位读者在看了智超写的前言，其中讲述了校补的经过，感动得热泪盈眶。
另一项重要的辑校工作，是《宋史·艺文志考证》的出版。这是智超父亲从1941年在香港时开始写作的书。父亲历经五十年，三易其稿，可是，到1990年父亲逝世时，仍未完成。智超为了却父亲多年的心愿，经过一年多的精心整理，终于完成此书，交稿后又在出版社放了十年。智超从七岁时就曾帮父亲抄《宋史·艺文志》考证的材料，前后整整六十年，终于在2002年出版。张其凡教授说得好：“六十年沧桑成此书。”
近年来，有许多好心的朋友、同行评价智超时说：“他无论在国内、国外，凡是他所到之处，总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收获。”以至于近年他每从外地或国外回来，熟悉的朋友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有什么新发现？”现仅就他的一些发现，挑选几项作简单介绍。
1.郑成功信件的发现
1993年4月，智超应邀访问日本一个月，主要目的是收集清初到日本的高僧东皋心越的材料。东皋心越是浙江浦江人，八岁出家当和尚，后来参加反清活动。反清失败后，他到了日本。他是佛教禅宗里的曹洞宗一派。他在日本经历了各种艰辛，终得到水户藩主德川光圀的支持，为心越在水户盖了一座天德寺。心越是该寺的开山祖（此寺现存，改名为衹园寺）。心越在日本影响很大，他除了建立新教派外，突出的贡献有两点：一是把中国的篆刻艺术传到日本，影响至今；更重要的是，古琴指法在日本失传已久，心越精于琴道，在日本重传弹琴指法，被日本古琴界奉为鼻祖，影响很大。最近几年，连年召开纪念心越的研究会。
1978年与庆瑛摄于故宫。
1997年12月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演讲后与陶晋生教授摄于校园内。
日本学者杉村英治，青少年时代在中国度过，回国后在东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了三十多年。他热爱中国，对心越这位高僧非常钦佩，发愤写成心越的长篇传记。为了写这部书，他曾在1987年来到中国，收集有关心越的资料。但令人失望的是，即使在心越的家乡浙江浦江，也没有人知道心越的事迹，他的专著虽然出版了，但仍觉得缺乏中国资料是个缺陷。杉村英治看到智超编注的《陈垣来往书信集》，知道陈垣先生是他舅舅的岳父松崎鹤雄的朋友，又看到智超的其他著作，认定智超是可以依赖的学者。1993年他通过日中友协邀请智超访日，主要是编选一部心越的诗文集。
智超访日前已做了充分准备。到达日本后，杉村先生陪他沿着心越当年到过的地方访问。第一站是水户市的衹园寺和彰考馆，这里还保留着心越的一些遗物，如书信、字画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水户曾遭美军轰炸，衹园寺和彰考馆也被炸，大批文物丧失。他们去的第二站是京都附近宇治市黄檗山的万福寺。此寺的开山住持是隐元隆琦，隐元属于禅宗里的临济宗，他比心越早到日本，名气也比心越大，心越曾到万福寺祝贺隐元弟子木庵的七十诞辰。智超从水户天德寺的经验知道，日本对开山住持的材料是非常重视的，因此，万福寺也可能收藏有隐元的材料。趁此机会向黄檗文化研究所长大
先生提出，能否看看万福寺收藏的有关隐元的材料，特别是文字方面的材料，包括书信等等。大先生慷慨应诺，拿来钥匙开了一道又一道的门，先拿出来的是隐元从中国带到日本的书籍，包括几本抗清牺牲的黄道周的著作。然后，大拿出几卷隐元的信件，从中看到了一些名人志士——郑彩、刘沂春、戴笠等等的信札。其中有一通没有署名的信，引起了智超的特别注意。写信人自称“本藩”。从信中内容可知，隐元从中国到日本，是由“本藩”拨船相送。智超觉察到此人很可能就是郑成功，他很快又查到隐元年谱，说他在顺治十一年即公元1654年从福州经泉州到中左所（现在的厦门），郑成功接待了隐元并派船送他到日本。别人称郑成功为“藩王”，而郑成功自称为“本藩”。因此，智超当时就判断眼前这封信就是郑成功的亲笔信。为谨慎起见，他回国后进一步查寻材料，进一步加以论证。
郑成功信件在日本被发现的消息确认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开广播，接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日本的《读卖新闻》，都纷纷广播、报道，一时引起了很大反响。同事见智超就笑着说：“你成了新闻人物了。”这封保存了几百年的信，证明了隐元参加了抗清斗争，并可能接受了郑成功交给他的使命，到日本请求援助。后来，智超与两位同事又将所有隐元信件注释出版，书名《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此书获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优秀成果奖。
2.《宋会要》辑稿遗文和嘉业堂清本的发现和《宋会要》 的复原
宋王朝共存在三二〇年。宋朝皇帝和政府，为了统治的需要，设置专门机构，把各种重要文件，按不同性质归类，编成会要，会要就是原始档案的分类汇编。宋会要编过多次，特别到南宋，编会要更加制度化，每代皇帝即位，就开始编本朝会要。每当朝廷遇到问题要处理，就可以参考会要，知道过去是怎么处理的，提供了历史借鉴。《宋会要》对后人来说，是提供了解研究宋代历史的史料宝库。
元灭宋后，大批文书档案从杭州运到了北京，《宋会要》也在其中。明灭元后，《宋会要》还是完整地保留着。但根据明中期文渊阁藏书的目录，《宋会要》在此时已经没有了。那么，我们为何在现在还能看到《宋会要》呢？
原来十五世纪初，明成祖下令修《永乐大典》，把明朝以前的书都分韵编入《永乐大典》中。因此，《宋会要》的主要内容，也得以保存到《永乐大典》之中。可是，《宋会要》收入《大典》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即《大典》把《宋会要》的二十一类的千多门完全打散了，按照它的编纂原则分韵收录，《宋会要》原来的类、门、名，完全没有了。
《永乐大典》是大部头的类书，共有两万两千八百七十七卷，约三亿七千万字。明嘉靖时，皇宫发生大火，大火虽没殃及《大典》，但嘉靖皇帝为防不测，组织人力，另外抄写了一部，称为“副本”。奇怪的是，正本在后来却找不到了，有种传说是埋到嘉靖皇帝的坟墓里了，但已无法证实。故《大典》只剩下副本了。到了清朝，乾隆皇帝组织编修《四库全书》，这时的《大典》副本已经丢失了二千多卷。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又遭一场兵灾匪祸，《大典》已大部分散失，有少部分被英、德、法、日劫走了。到了20世纪50、60年代，经过各种渠道，全力收集，大约收集到八百卷，已不到原书的百分之四。
清朝编修《四库全书》时，乾隆曾下令各地方向朝廷献书，同时也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几百种书。《宋会要》本是《永乐大典》所收的最大部头的一部书，修《四库》的官员，本来可以而且应当辑出《宋会要》，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估计是嫌部头太大，分门太多，畏难而退了。又过了三十多年，二十九岁的徐松被派去作全唐文馆的提调兼总纂官。为修《全唐文》，清政府把《永乐大典》搬到《全唐文》馆内。徐松是个有心人，他利用修《全唐文》的机会，命书吏把凡是引《宋会要》的内容都另外抄出来，大约抄了一千万字。当时，徐松的做法是假公济私，可从后代人看来，徐松是做了件大好事。因为他当时看到的大典还有近两万卷，而我们如今只能看到八百卷了。如果不是徐松当时辑出《宋会要》，这宝贵的资料就没有了。徐松曾经想恢复《宋会要》的原貌，可是，他一时找不到助手，过了一年他因犯法，被充军到新疆，《宋会要》的重辑工作，便抛置一边了。后来，连这部辑本也流落在外了。又过了一百多年，到民国四年（1915），浙江湖州的藏书家刘承幹用重金买下这批已经过两次易手的稿子，并请人加以整理，编成八百万字的《宋会要》嘉业堂清本（刘的藏书楼名嘉业堂）。
到了20世纪30年代，北平图书馆从刘承幹那里把徐松原辑本买下，又把嘉业堂清本借到北平图书馆，当时北图还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以陈垣为委员长。委员会先请图书馆的人员检查，得出结论是：徐松辑本被刘富曾割裂拆订，已失去原有面目。正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东三省后，逼进华北，北平局势紧张。委员会就决定先影印徐松的辑本。可是，花费颇多，后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五千美金，印了二百套。到1957年，中华书局影印了三千部，这就是《宋会要辑稿》。后来，台湾也影印了中华书局的影印本。《宋会要辑稿》的出版，推动了宋史研究的进展，但因为这是一个被搅乱了并准备丢弃的稿本，混乱不堪，使用起来很不方便，青年学者更视为“天书”，不敢问津。
1981年，智超倡议对《宋会要辑稿》作彻底整理，以便于学者们使用，以进一步推动宋史研究的发展。智超进行科学研究，一贯坚持两点：第一，弄清楚前人在这个题目上究竟做了些什么工作？还有那些问题需要解决？第二，收集齐全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尽量做到“竭泽而渔”。前人对《宋会要辑稿》的研究，仅仅局限在对这部辑稿的利用，如编制目录、索引等，对它本身存在的问题也只是一般的了解。在材料方面，他首先把目光锁定在寻找八百万字的嘉业堂清本上。
智超先到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在善本目录中查到有两部《宋会要》。他请工作人员将这两部《宋会要》调出，一部就是通行的《宋会要辑稿》影印本的底本；另一部实际上是两捆稿本，除少部分是缪荃孙和刘承幹的整理本外，主要是《宋会要》辑本的遗文。
智超经过分析断定，这八十万字的遗文，是刘承幹在整理徐松辑本的过程中，把他们认为是复本的放在一起删落下来的。其实这部分内容，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虽然是复文，但有重要的校补价值；另一部分则并非复文，而被误认为复文。智超后来把这批零乱但很重要的遗文，编成《宋会要辑稿补编》出版，并利用这批遗文，在《宋会要》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突破。
在北图找到这批遗文之后，智超继续通过各种线索追踪嘉业堂清本的下落。他首先寻访过的人中，有史学前辈张政烺先生，张当年在史语所工作，曾被派往嘉业堂看书购书。再函询唐长孺先生，唐与刘承幹有亲戚关系。他又跑到上海，找到周子美老先生，周曾为嘉业堂编目，当时已九十多岁，已经失聪，从笔谈中，得知嘉业堂藏书有一部分卖给了几家图书馆。智超就先后走访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杭州大学图书馆，但仍无结果。他这时又分析，清本很可能在刘承幹捐赠了大量图书的浙江省图书馆。因此，他又到了浙江省图书馆。经多方询问，找到一个老馆员何先生。何先生拿出善本书目给他查找，还是没有。智超又向何先生讲明，此稿的重要性，最后，何先生说：“好像在山上书库内，还有一堆稿本。”于是他去拿了一本下来给智超看。“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正是嘉业堂清本中的一册。智超喜出望外，请他全部拿下来，他清理顺序，整整共四六〇册，一册不差。此时此刻，他无比兴奋，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顿时也感到太累了。为了庆贺，他特意到浙图附近著名的楼外楼餐厅要了一盘清炒虾仁来慰劳自己。
根据以上发现，他在1982年1月发表了《宋会要辑稿遗文和嘉业堂清本的再发现》论文，把发现经过讲述一番。后来，历史所出资一千元，借浙图的清本复印了一套。经过努力，《宋会要辑稿补编》一书也出版了。
从1982年起，智超持续不断地、全面系统地研究《宋会要》，终于在1995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个人专著《解开〈宋会要〉之谜》，全书三十多万字。史学界对此书的评价很高。邓广铭先生说：“《宋会要辑稿》影印本行世，对宋史研究起了很大推动作用，然而编次杂乱，学者仍难借以窥知宋人历次所修会要的原面目。这本书的出版，为全面整理《宋会要》提供了可行的方案。作者在本书中运用的方法，也可供历史工作者借鉴。”徐规先生说：“此一成果的意义将远远超出其研究对象《宋会要》以外。它对《辑稿》混乱和存在问题的澄清，……对于宋史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无异提供了最可靠的丰富资料。……对整个文化学术事业的发展也必将有所推进。”日本著名学者斯波义信则说，它“真是对于宋史研究空前绝后之贡献伟业”。中年学者方健评价说：“本书对近千万言的《宋会要辑稿》和《补编》进行了全方位、多侧面的研究，令人信服地总结出《宋会要》被录入大典，又被从大典辑出的规律，对前人三次不得其法的整理也进行了总结性清理，从而破解了大小数以百计之谜。其间睿思妙论丛生，悬念迭起，而谜底一一揭露。”“它代表了迄今研究‘宋会要’的最高水平。”
3.《名公书判清明集》明刻本的发现
《清明集》是南宋中后期编辑的一部当时官员诉讼判词和官府公文的分类汇编。过去只知有一个宋刻残本，仅存四卷，而且仅存一部，它由清代著名藏书家陆心源所藏。陆心源有两百部宋刻本的书，他非常珍视这些书，把藏书楼取名“皕宋楼”，“皕”就是二百的意思。但他逝世后，后代把这些书，包括《清明集》残本，都卖给了日本静嘉堂文库，中国学者反而看不到了。《清明集》残本仍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因为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反映法律怎么实施。此书传到日本后，许多日本学者，不但经常引用，还就本书专门写过多篇论文。
1983、1984年，智超提出要标点这四卷《清明集》，当时的许多学者，集体意识还很强，缺乏自我意识，做学问要依靠组织、领导、集体；自己个人做好像是搞单干一样。结果，研究室三个人一起做这项工作。这时，同研究室的郭正忠告诉智超，“好像北图目录上有明刻本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于是，智超跑到北图查书目，查到的是明刻本十卷本，就是说，他找到了比宋刻本多出六卷的十卷本。但是，北图的明刻本没有篇目，没有书签，只有序言，这就引起了他的怀疑。这时，他深感自己过去有循规蹈矩的心理，以为《清明集》这样重要，如果有其他版本，一定早就为人所知了。因此，就没有想到去查找新版本。这样，他进一步联想到，除北图外，是不是还会有别的图书馆有另外的版本呢？怎么样去寻找呢？当时图书馆的目录还没有联网一说，他想到一个窍门，他知道周总理在生前曾经指示过，全国要统一编出一部善本书目，可是，此时还没有出版，智超想到了当时主持这项工作的冀淑英女士，请她帮忙代查。她很快回信，告知上海图书馆有一部明刻本的《名公书判清明集》共十四卷。智超非常高兴，马上赶往上海，到上图借阅。果然，上图所藏《清明集》与北图的同是一个版本。但上图的是足本，北图是残本。上图藏本有篇目也有书签，可以断定，书商在把残本卖给北图时，把篇目抽掉了，使人不知是残本。
史学界认为，智超的这一发现，是建国后宋史学的一重大发现，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他们三人把这十四卷本全部标点出版了。此书出版后，不但被广泛应用，日本和台湾地区都多次举办过本书的研讨会，出版了讨论集和日文译注本，美国学者也出版了本书选本的英译本。根据国内外学者的要求，2003年中华书局又再版了。此书还被收入《历代判牍判例》这套大丛书中。
4.发掘出明代徽州文书——方用彬信件
徽州在安徽省东南部，历史上出现过不少著名的学者，如南宋的朱熹，清代的戴震，近代的胡适、陶行知等。徽州商人从明中期开始，遍布各地，徽州商人与山西商人是中国最会经商的生意人。至今徽州很多地方保留着古建筑——祠堂、牌坊，民居有浓厚的地方文化特色。徽州地区的文房四宝——墨、笔、纸、砚，都是很出名的。还保留着大量的家谱、乐器。由于徽州有丰富的文化、经济内涵，近年来引起了许多国内外学者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它进行研究，称之为“徽学”。
美国波士顿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里，所收藏的中国古籍在北美洲大学中是首屈一指的。它还有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其中最重要的馆藏之一是一批明朝人的信件，共七三三封，名刺一九〇件。这么多的明朝人信件，而且收信人基本是同一个人，在国内外都是仅见的。国内收藏明朝人信件最多的上海图书馆，不过五百余封。所以，这么多的信集中在一起是很难得的，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及史料价值。
要利用这批信件作出历史研究，首先要做几项工作：
（1）辨别字、句：一般说来，朋友间写信是比较随意的，行书、草书都有，如果不认字就不能了解内容。
（2）确定写信人、收信人的姓名、身份：过去的人写信，称字不称名。如果不了解其人其事，或者有错误，就不能正确利用。
（3）信的时代：过去的人写信，一般不写年、月、日。要利用信件就要了解信件的时代，起码是大致的年代，因为历史活动总是人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活动。
（4）信的地点：收信人和写信人所在的地点。
（5）信中所说何事：对信的内容作出准确的解释。
这五方面的工作是互相联系的。智超在对这批信件作研究之前，介绍这批信件的专文只有一篇，作者是位曾到哈佛的访问学者。1995年他在一本具有权威的期刊上发表文章，可惜文章把收信人误认为是浙江兰溪人方太古。
智超对这批信件进行了研究，在对全部信件作出释文以后，他首先要确定，收信人到底是谁？收信人姓方，字元素。前述作者根据这两点，从一般词典之类的工具书中查到金华方太古字元素，便肯定收信人是方太古。其实，他根本没有认真看懂这些信件的内容，了解金华方太古的生平，更没有把信件内容与方太古生平联系思考。智超认真研究了方太古的生平，发现写信人当中有些人，包括著名的王世贞和汪道昆，他俩根本不认识方太古。所以王、汪两人写信的对象方元素，肯定不是方太古。其次，方太古有明确的生卒年，他死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而现在这批信件中，有确切年代的，有一封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一封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分别在方太古死后的十七年和五十一年。根据这两点，智超推翻了收信人就是兰溪方太古的结论。
可是，仅仅否认以上推断，只是研究工作的开始，那么，这批信件的真正收信人到底是谁？这在一般工具书上是查不到的。智超认定，在茫茫人海中要查出收信人，只能从已有的材料出发。已有材料包括两方面，第一是信件本身；第二是写信人的著作。具体来说，先要缩小搜索范围，找出收信人的籍贯。有封信恭维方元素是“新都词宗”，知其为新都人。另一信，请他刻图章，这人是新安人，住在真州（今江苏仪征），信中说，他离开家乡时，方元素送他很远。从此可知，方元素又是新安人。新都、新安都是徽州的古称，这样便知方元素是徽州人。智超不以此为满足，因徽州有六个县，方氏到底是属于那个县的人呢？他又看到另一封信讲：请你告诉我，贵宅在岩镇之街。可知方在岩镇，而岩镇在歙县，因过去这里有个岩寺而得名。宋朝在此设收税的机关，到明嘉靖、万历时，已是有万户人口的大镇。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军部曾在岩镇设总部，故岩镇很有名。从书信中，也发现了方元素的名。有一封写信人是汪徽，他是当时第一流的篆刻家，他给方元素写信，说他给方元素刻了两枚图章，信中还盖了这两枚图章，其中一枚是“方用彬字元素”，另一枚是“别字思玄”。至此，收信人是什么地方人、名字全查出来了。他是徽州歙县岩镇人方用彬字元素，别字“思玄”。
智超回国后又进一步寻找方用彬的家谱。最后在安徽博物馆查到了环岩“方氏族谱”，上面明确记载方用彬“字元素，号黟江，国学生”，族谱还记载了他的生卒年、月、日，妻子姓氏，葬地和两个儿子的名字。
智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写出一部一百二十万字的专著《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2001年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书现在成了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际交流的必备书，把它作为访问学者作品的典范。
5.《旧五代史》的重辑
在中国悠久丰富的史册中，从《史记》始至《明史》，在中国称为“正史”，大部分由朝廷组织编纂，又系统记载了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这就是二十四史。其中二十三部，都是原来的本子流传下来的，只有一部宋初修的《旧五代史》是个例外，它的原本已经失传。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时，邵晋涵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出。后经乾隆皇帝正式批准，与其他二十三史并列，故有二十四史之称，是二十四史中仅有的辑本。
大部分读《旧五代史》辑本的人，对它深信不疑，当成原本对待。到20世纪30年代，有学者对《旧五代史》辑本提出了许多问题，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陈垣先生，他写了一本著作《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指出辑本对《旧五代史》原来的胡、虏等字作了篡改，有时甚至把句子的意义也改了。此后，他又制订了校改《旧五代史》的计划，并做了大量工作。但这些珍贵的稿本，在“文革”开始时都被中华书局造反派取走，至今不知下落。这是一项重大损失。
现在，智超要做的工作，可以说是继续完成陈垣先生的未竟之志，而且还要把这项工作推向前进。他要重新整理《旧五代史》辑本。他经过细致、艰苦的工作，先对《旧五代史》辑本的问题进行了彻底、全面的清理。分别从内容、编排、文字等这样纵的方面，以及本纪、列传、志这样横的方面，全面分析了《旧五代史》辑本存在的问题。然后，他制订了严密的计划，重辑《旧五代史》。用他的话来说：“如果我们今天具备当年邵晋涵的条件，能利用基本完整的《永乐大典》，我们肯定可以编出一部远远超过现辑本水平的《旧五代史》。但如果当年邵晋涵没有及时辑出《旧五代史》，我们仅根据残存的《永乐大典》和现存的文献，绝不可能编出如邵晋涵辑本那样规模的辑本。但是，在现在辑本的基础上，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却能够重新整理出一部更符合《旧五代史》原本的新辑本。”他还说：“我们所根据的不是什么新资料，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分量的关于五代史的新资料，我们依靠的是科学的思维和方法。”现在史学界正盼望他的新辑本《旧五代史》早日问世。
因篇幅关系，智超的另一些发现，如：金元真大道教碑文在河南的发现；女真后裔在台湾的发现；明玉珍后裔在韩国的发现；契丹后裔在云南的发现；陈元光的鲜卑血统的发现；占婆文书在法国的发现；首先倡议在广东新会崖门打捞宋元战争的沉船等等，不一一赘述。
七、老骥伏枥
2002年11月在珠海举行的纪念陈乐素教授冥诞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智超发言，提到自己已经六十八岁时，引起全场一片惊讶声。到会的许多人对他都比较熟悉，都不相信他有这么大年纪了。许多朋友都说，这是得益于家庭的遗传，他有长寿基因。祖父陈垣先生享年九十一岁，父亲乐素先生米寿，都算高寿了。但智超总会向人介绍这样一个事实：“垣老的父、祖、曾祖三代，男子中没有超过七十岁的。”有朋友也问他有什么养生之道，其实，他并没有刻意去保养身体。
他生活俭朴，有规律。他没有烟酒嗜好，偶尔喝一点酒，从不过量。对饮食没有苛求，很容易满足，从这点上说来，他是一个最容易照顾的好丈夫。他常说，山珍海味、大鱼大肉，吃上几顿就会腻了。白菜萝卜、粗茶淡饭，一辈子也吃不厌。他生活很有规律，一般五六点起床，一日三餐都是固定时间，中午小憩一小时左右，晚上十一时就寝。除非有特殊情况，天天如此。
智超曾对我说，他是个悲剧性的人物，真是性格决定命运。他不屑攀附权贵，一身傲骨，不喜欢当官从政，不喜欢抛头露面，不事张扬。我认为：在中国是官本位，你不任官职，你就不可能有那些当官的才能获得的一切，如职称、房子等等。1986年，历史所开始评定研究员，智超连续几年落选，这是他悲剧性格的充分体现。他想得太简单，太天真，以为只要学术水平摆在那里，就没有评不上的道理。我说：“你不会去搞人际关系，又没有一官半职，你就会吃亏的。”人们常说当时的情况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我改为：“让你上，你就上，不该上也上。不让你上，就不能上，该上也不能上。”智超几次落选，引起了史学界议论。有一次历史所派人到复旦大学找谭其骧教授商议历史大辞典的事，谭向来者问及历史所评职称的情况，得知智超几次没评上，大为恼火说：“你回去给历史所的领导带个话，我是亲眼看着智超长大的，他都评不上研究员，实在太不像话了。”后来，我告知谭教授，智超在历史所遭受妒忌、排挤、压制的事太多了，对他太不公平。这位德高望重的学者闻后感叹不已。记得祖父陈垣先生讲过：“一个人要出头，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自己要有真本事；二是有人推荐你。”
岁月蹉跎，如今年纪大了。我常劝他身体要紧，岁月不饶人，何必要这么苦干呢？再说你已经事业有成了。而他认为：“人生芳秽有千载，世上荣枯无百年。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应当多给后人留下些掷地有声的文章，经得起推敲和时间考验的著作，才无愧于养育我们的祖国、人民。”
目前，智超手边《陈垣全集》的编纂工作接近尾声。智超非常崇敬祖父，不仅仅是因为亲情，而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史学生涯中，在反复比较中，他深刻体会到垣老在历史学领域取得成就之卓越与艰辛。祖父逝世三十八年来，他一直注意收集祖父的有关资料，一张纸条也不放过。《陈垣全集》已交付出版。全书有一千万字，包括祖父生前没有来得及发表或整理结集的著作，它将是一个最权威的版本。《陈垣全集》的出版，将为祖父树立一座供后人学习景仰的丰碑，而智超在不经意中，在这座丰碑的底座上，镌刻上自己的名字。另外就是《旧五代史》的整理。这是多么繁重的工作啊！即便是壮年，恐怕也难以完成。智超多次对我说过：等这几件工作完成之后，他将要彻底休息，陪我到外地旅游，各地走走。我担心他能否实践这个诺言，因为到时候，他又会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我们度过了多少个悲、欢、离、合的日子，遇到过多少吉、凶、祸、福。过去的岁月像流水般的逝去。期望今后，我只求我们健康、平安、快乐。
2001年1月，与启功先生讨论编辑《陈垣全集》事宜。
2003年与次子雪松、孙子浩宁摄于住宅小区内。
2000年11月，代表陈垣先生家属将陈垣新会故居捐赠与新会市政府。接受者为广东省文化厅曹厅长。
国家图书馆关于捐赠陈垣先生藏书、文物等的荣誉证书。
2008年与庆瑛摄于北京陈垣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