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我的科学工作，我便慢慢地能把我的种种幻觉及潜意识的内容置于一种坚实的基础上了。但文字和纸张在我看来显得不够真实，还需要有某样东西。我要为我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和我所掌握的知识找到像石头那样确定的一种表述方法。或者换句话说，我要以石头那样坚实的方式来袒露我的信念。这就是“塔楼”的起源，也就是在波林根我为自己所建造的房屋。
从一开始便已确定，我要在近水处进行建筑。我一直奇怪地为苏黎世湖那上湖的美景所吸引，于是到了1902年，我便在波林根买了点土地。这块地坐落在圣梅恩拉德地区，而且是一老教堂的地产，早先属于圣嘉尔修道院。
开始时，我并没有对房屋作出具体的规划，而只是想把它建成一种原始的单层住宅。它将会是圆形的结构，屋的中央处有个火炉，四壁则嵌上大块的木板。我心中早已或多或少把它设想成是非洲人的一种小屋，其中用几块石头围成一圈的火堆置于屋子的正中，而全家人的生活则围绕这个中心而转动。原始的小屋把一种观念的整体性具体化了，把家庭式的整体性具体化了，在这种整体性中，所有各种各样的家庭中驯养的小动物同样也都参与了进去。不过甚至就在建筑的最初阶段期间，我便更改了这计划，原因是我觉得这太原始了。我认识到，它应该是一栋二层的正规房屋，而不应只是一座低矮地趴在地上的小屋。于是，在1923年，第一座圆形房屋建立起来了，竣工之时，我看出它已变成了很合我胃口的塔楼式住屋了。
对于这个塔楼，一开始我就对它抱有一种宁静和新生的强烈感情。对我来说它代表着一种母性的温热。但是我却日渐认识到，它并未能表达出需要说出的一切，它仍然缺少某种东西。于是，四年之后，也就是1927年，便增加了一个中央性的结构，还添上了些塔式的附属建筑物。
又过了些时候——再次又是隔了四年——我又再次产生了不完整之感。这座建筑物在我看来仍然显得过于原始，于是在1932年，塔形的附属建筑又有所扩大。在这座塔楼里我要有一间只供我独用的房间。我心里早已有我看见过的印度人房屋的样子，在他们的房屋里通常都有一个供其居住者退身的地方——尽管这地方可能只是用一块布帘隔开的房间的一个角落而已。他们便可以在其中静虑一刻钟或半个小时，或练练瑜伽功。在印度，这样一个退隐的地方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那里的人互相靠得很近地挤住在一处。
一旦在我退居的房间里，我就感到释然。我无论什么时候总把钥匙带着，没有我的许可，谁也不许进入那里。在几年的时间里，我在四壁绘了好些画，从而便表达了使我从时间里跳出来而进入幽居，从现在跳出来而进入永恒的所有那些事情。因此，塔楼的二楼便成了我的一个使精神专注的地方。
1935年，我心中产生了要有一片围起来的地块的愿望。我要有一个更大的空间，一个总是朝天空与大自然洞开着的空间。于是——再次又是过了四年——我添加了一个庭院和一个靠近湖边的凉亭，这二者构成了第四种成分；虽然这样，它们与这座房屋统一的三位一体性却是分离的。这样，便出现了四位一体的情形，四个不同的部分构成了这座建筑物，而且还是在十二年的时间过程中建成的。
在我妻子于1955年去世后，我内心产生了要恢复我自己的本来面目的职责。用波林根这座房屋所用的语言来说就是，我突然认识到，趴伏得如此低、如此藏而不露的屋子正中的那个小小的部分就是我自己！我再也不能把自己隐藏在“母性的”和“精神性的”塔楼的后面了。于是，就在那同一年，我在这个部分的上方增添了一层，用以代表我自己，或者说我的自我的人格。早些时候，我是不可能这样做的，因为我可能会把它看作是自以为是地突出自己。现在，它却意味着是老年时所达到的意识的扩大。而随此而来的则是这座建筑物的臻于完善。第一层塔楼是在我母亲去世后两个月，即1923年破土动工的。这两个日期是含有深意的，因为我们将会看到，这个塔楼是与死者有联系的。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塔楼在某一方面是一个可促使人成熟的地方——一个母体的子宫或一个母性的形象，我在其中得以变成过去的我、现在的我和将来的我。它给予我一种感觉，仿佛我在石头中正被重新生出来的样子。因此，它便是一种个性化过程的具体化，一种比青铜还更经久的纪念物。当然了，在建造期间，我是从来没有考虑到这些事情的。我把房子建造成一个个的部分，总是按照当时的具体需要去做。因此，也可以说，我是在犹如做梦的情形下把它建造成的。只是到了后来，我才看出所有这些都是多么配合得当并造成了多么富有含义的一种形状了：精神的完整性的一种象征。
在波林根，我处身于我自己的真正的生活之中，我极为深切地恢复了本来面目。在这里，似乎可以说，我就是“母亲的上了年纪的儿子”。这也是炼丹术很明智的说法，因为我从小就已经体验到的“老人”、“古人”，就是第二人格，这一人格一直存在着，将来也会一直存在下去。他存在于时间之外，并且是具有母性的潜意识的儿子。在我的幻觉中，他以费尔蒙的形式而出现，而在波林根，他又再次恢复了生命。
我不时觉得自己仿佛化入到周围的风景与物体中，于是我自己便生活在每一棵树里，生活在砰嘭作响的波浪里，生活在云彩里和来来去去走动的动物里，生活在互相交替的四季里。塔楼里没有什么东西在经历了十余年的时间会不长大而长成自己的形式的，也没有什么东西会是与我没有关联的。这里的一切均有其历史，我也是一样；这里就是为这个世界的和精神的内地那没有空间的王国所预备下的空间。
我没有引来电力，我亲自照料壁炉和火炉，黄昏一到，我便把那几盏老灯点上。这里没有自来水，我自己动手从井里把水抽上来。我劈柴烧饭。这些简朴的行为使人变得淳朴，而要淳朴，那是多么困难呀！
在波林根，我的四周一片寂静，最最微小的动静也可听得出来，而我则“与大自然淳朴协调”123 地生活着。在这种情况下，思想便会浮到表面上来，会回溯到千百年前，也会预见到遥远的将来。在这里，创造的痛苦缓解了，创造性和游戏一起变得很接近了。
123 这是一幅古老的中国木刻画的画题，画的是一个矮小的老者在壮美的风景中站着。——原注
1950年，我用石头作了某种纪念碑式的东西以表达这座塔楼对我所包含的意义。我怎么弄到了这块石头，讲起来还是个奇怪的故事呢。我需要些石头修建那所谓的花园的围墙，于是便从靠近波林根的采石场订购了石料。当石匠把所需石头的大小尺寸告诉采石场的主人，而他则在笔记本上记录下来时，我正好站在旁边。当用船把石头运来并卸到岸上来时，结果却发现，拐角用的那石头的尺寸却完全弄错了；原本要一块三角形的石头，可送来的却是一块方块石，其大小足足比订购的大了一立方多，厚度则约有二十英寸。砌石匠火冒三丈，要船上运石的人立刻把它运回去。
但是我一看见这石头，便说道：“不，这块石头我要了。我非要这石头不可！”因为我立刻看出，这石头对我极为适用，我想用它做点什么，但要派什么用场我仍然心中无数。
我首先想到的是由炼丹术士阿诺德斯·德·威拉诺瓦（1313年去世）所写的一首拉丁文的诗。我用凿子把它刻在那块石头上。这诗翻译过来就是：
一块卑微的丑石摆在此地，
论价钱实在便宜之极！
傻瓜们越是看轻它，
智者贤人却越是爱惜。
这首诗所指的就是炼丹术士所梦寐以求的石头，即哲人之石，这样的石头自然为世人所看轻和不欢迎了。
很快，某种别的事情发生了。我开始在这石头的正面的自然结构里看见了有点像只眼睛那样瞧着我的一个圆圈。我把它在石头上刻了出来，其中央处则刻出一个小小的侏儒。它对应于“小玩偶”（瞳人）——你自己——你在别人眼中的瞳孔里所看见的你；一种有似迦比尔或阿斯克里庇阿斯的泰雷斯福鲁斯124 那样的人。古代的雕像把他表现成身穿钟形斗篷、手持一盏灯的人。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指路者。我把我在雕刻时所想到的几句献词也刻在上面。这一献词是用拉丁文写的，翻译过来就是这样：
124 迦比尔（1440－1518）：印度神秘主义者、诗人，是锡克教和迦比尔教的先驱。泰雷斯福鲁斯（？－约136）：第八代教皇，被罗马皇帝迫害致死。
时光是个小孩——像个小孩那样玩耍——玩着纸牌游戏——这个小孩的王国。他就是泰雷斯福鲁斯，他在这个宇宙的黑暗地区到处游荡，在茫茫的黑暗中像一颗星儿那样闪闪发光。他指出了通往太阳、通向梦幻的国度的门口的大道。
125 第一句取自赫拉克利特斯著作的片断；第二句暗指密特拉神礼拜仪式，最后一句则暗指荷马之作（《奥德赛》，第24篇，第12首）。——原注
这些词句在我雕刻着石头时便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在了我的脑海中。
在这块石头的第三面即朝着湖的那一面，我也让它用刻上的拉丁文句来说话。其词句或多或少是些炼丹术方面的语录，其译文是这样：
我是个孤儿，举目无亲，然而我却浪迹天涯。我是一个人，但却与自己相反。我同时是青年人和老人。我不知有父也不知有母，因为我过去只得曾像鱼那样被人从深水中捞起，或像一颗白色的石头那样从天而降。我游荡于树林和高山之中，但却又藏在人那最深处的灵魂里。对每一个人来说，我是必死的，然而我又不在时光的轮回之中。
最后，在阿诺德斯·德·威拉诺瓦那首诗的下方，我刻上了这样的拉丁文：“为纪念其75周岁，C. G. 荣格为了表示感谢，于1950年制作并安放这石头于此地。”
这块石头安放好之后，我一而再、再而三地瞧着它，对它充满了好奇，心里问道，在我雕刻它的动机后面到底是什么在起着作用呢。
这块石头立在塔楼的外面，并且就像是对上述这个问题的解释。它是塔楼的居住者心态的表露，只是这种心态却不为其他人所理解就是了。您知道我想在这块石头的背面处刻些什么吗？“梅林126的喊叫声！”因为这块石头所表达的使我想起了梅林在他从这个世界消失后他在森林里的生活情形。人们仍然可以听到他的叫喊声，而民间传说就是这样说的，但人们却无法理解或解释这种叫喊声。
126 梅林：传说是阿瑟王时代的诗人和巫师，据说曾被女巫关进岩石中，后又被魔法困在荆棘丛中，从此便一直睡在那里，但有时其声音却可以被人听见。
梅林代表了中世纪的潜意识想创造一个与巴斯法尔对等的人物的意图。巴斯法尔是个基督徒中的英雄，而梅林这个魔鬼和一个纯洁的处女所生的儿子则是前者的阴暗的兄弟。在12世纪这个传说产生的时候，仍然没有存在着什么可以据之以了解他那固有的含义的任何前提。因而他的故事便以流放作结，因而也就有了“梅林的喊叫声”一说，而这喊叫声在他死后仍然从森林里传出来。没有人能够理解的这种喊叫声意味着他仍然以无法赎救的形式而活着。他的故事仍然没有结束，他仍然在到处走动着。可以这样说，梅林的秘密由炼丹术而流传下来了，而且主要是通过墨丘利乌斯这个人物而传下来的。因此，梅林这个人物便在我那潜意识心理学里被再次提及，而且直到今天仍然是谜那样无法理解！这是因为大多数人觉得，要与潜意识密切地一起生活那他们可太难做到了。我反复多次才懂得了，要做到这样对于人们来说是多么难了。
就在塔楼的第一层快要完工时，我正在波林根，其时是1923－1924年的冬天。就我所记得的，当时地面上没有积雪，时间也许还是早春了呢。我只身独处了也许有一个星期，也许时间还要长。其时一种无法言传的沉寂笼罩着一切。
一天黄昏——这我仍然记得很清楚——我正坐在壁炉前，把一大壶水放在火上烧水洗脸。水开始开了，水壶也唱了起来。它听起来就像许多声音在唱歌，或者说像许多弦乐器或甚至像整个管弦乐队所发出的声音一样。它就像一部多声部的音乐，这种音乐要是在现实中我可受不了，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却觉得它特别有趣。其情形就像塔楼里有一个管弦乐队，而塔楼外则还有另外一个一样。一会儿这个声音占了主导地位，一会儿另一个又盖过了这一个，仿佛它们在互相应答一样。
我坐在那里听得心旷神怡。我听着这音乐会，听着这一自然的旋律，足足听了一个多小时。这是悦耳的音乐，但同时也包含有大自然的所有不协和音。这，一点几没错，因为大自然不但是不协调的，她还可怕地矛盾和混乱。这音乐也是这种情形：大量涌流出的各种声音，有着水声和风声的特色——它是如此奇妙，可说无法形容。
在另一个也是这样万籁俱寂的晚上，我又独自一人呆在波林根（时在1924年冬末春初），我被一阵绕这塔楼而走动的轻微的脚步声惊醒了。远处响起了音乐声，这音乐声越来越近，然后我便听到了笑声和谈话声。我心里想道：“谁在走来走去窥伺着呢？这一切到底用意何在？沿着湖边只有那条脚踩出来的荒径，而且还几乎没有什么人在上面走过啊！”想到这些事情时，我便完全醒过来了，于是便起身走到窗口向外瞧。我把窗板打开——一切便沉寂了下来。看不见一个人，也听不到一点儿声音——没有风——根本什么也没有。
“这可真古怪”。我想道。我敢肯定，脚步声、笑声和谈话声的确实有其事。但很显然，我刚才只是做了一场梦而已。我重新躺到床上，细细思考到底有可能使自己被骗的方式及可能引出这样一个梦的原因。这样想着想着，我便又再次睡着了——而同样的梦立刻又开始了：我再次听到了脚步声、谈话声、笑声和音乐声。与此同时，我还看见了几百个穿黑衣服的人，很可能是穿着主日服装的农家孩子。他们从山上走下来，像潮水一样从两边涌到我那塔楼附近，拼命地踏着脚，大声笑着，唱着和拉着手风琴。我十分恼火，心里想道：“这可真是太过分了！我本以为是做梦，可现在却变成真的啦！”就在这时，我醒过来了。我再次从床上跳起来，打开窗户和窗板，结果发现一切又跟刚才的情形一样：月光如水，死一般的万籁俱寂。然后我便想道：“这是怎么回事，简直就像闹鬼了！”
很自然，我心里问自己道，一个梦一直如此逼真而同时又要把我弄醒，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通常只有我们在看见了鬼时才会遇到这种情形。醒着状态意味着可以觉察得出真实。因此，这个梦便表示着等同于真实的一种情境，在这种情境里它所创造的是一种醒过来了的状态。在这种与一般的梦相反的梦里，潜意识似乎倾向于给做梦者传达一种与真实有关的有力印象，而这种印象由于重复而得到加强。这种真实的来源，人们认为一方面是来自身体的感觉，另一方面则来自原型性的人物。
那天晚上，一切是如此完全真实，或至少看来是这样，我几乎无法区分出这两种真实了。从这个梦本身我也得不出什么结论来。排成长长的行列而走过的这些奏乐的农家孩子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我看来，他们是出于好奇，出于要看一眼这座塔楼而从家里出来的。
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经历过或梦见过与此相似的事物了，我也记不起曾经听到过与此类似的事情。只是过了很久之后，我才找到了解释。这是我偶然翻到了17世纪伦瓦德·塞萨特写的卢塞恩编年史时找到的。他讲述了下面这样一个故事：在比拉图斯山的一个高山牧场上——这个地方以有鬼而特别出名——据说瓦坦直到今天仍在那里施行其魔法。塞萨特在爬这山时，一天晚上，他被一长队人奏着乐从他那牧羊小屋两边蜂拥而过而搅醒了——其情形就跟我在塔楼所经历过的一模一样。
第二天早上，他问与他一起过夜的牧羊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牧羊人倒有一个现成的解释：这些人一定是那些去世了的老乡，亦即那些受到祝福的死者——由死者的灵魂所组成的瓦坦的大军。他说，这些人往往到处走动并把自己显现出来。
这可能意味着，是一种确有其事的现象，外表性的空虚和寂静通过一群人的形象的方式来加以补偿。这就使它与隐士所见到的幻影同属一类，因为后者同样也是补偿性的。然而我们能知道这种故事是建立于什么现实的基础上的吗？同样可能的是，我由于对当时的孤独过于敏感，于是便得以觉察到一大队“死去的老乡”经过我身边了。
把这种体验解释成一种心理补偿一直未能使我完全满意，而说这不过是一种幻觉我又觉得像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来作证。我觉得有必要认为这种情形是有可能实有其事的，特别是在我无意中看到了这个17世纪的记载后。
看来很有可能这是一种同时发生的现象。这些现象表明，种种预兆和幻觉在外在的真实性上具有某种对应性，这是常有的事。而正如我所发现的，实际上也确实存在着与我的体验相类似的真事。在中世纪，年轻人的这种集会确实发生过。这些人是些雇佣军，他们通常在春季时召集，从瑞士中部行军到洛迦诺，在米奴西奥的卡萨迪法劳汇集，然后便一起继续行军到米兰。他们在意大利当兵服役，为外国的王公王储作战。因此，我的这种幻觉，便很可能是这样的一次召集，这种召集定期地在每年春季进行，这时这些年轻人便欢乐地又唱又跳，以表示向他们的故乡告别。
我们于1923年在波林根开始进行建筑时，我的长女前来看看地基，接着便惊叫起来：“怎么，您把房子建在这儿了？这里到处是死尸啊！”我很自然地想道：“奇怪了，哪里有这种事啊！”但四年后建造那附属建筑时，我们却确实挖到了一具骷髅。它埋在地下七英尺处。肘骨处仍嵌有一颗旧式来复枪的子弹。从各种各样的征象来看，很明显，这尸体是在已经腐烂时才被扔进坟墓的。这是1799年在林斯河被淹死的几十名法国士兵之一，后来才被冲到上湖的岸上的。这些人是在奥地利士兵炸掉当时法国士兵正在猛攻的格里诺桥时掉到河里淹死的。墓挖开后给这骷髅拍了照片并在照片上面写下了发现它的日期——1927年8月22日。这照片还保存在塔楼里。
我在我的那块地产上举行了一次正规的安葬仪式，并在这士兵的墓上鸣枪三响，然后我便为他立了块写有墓志铭的墓碑。我女儿已觉察到这死者的鬼魂的出现。她感觉出这种东西的能力是从我外祖母那方面继承过来的。
在1955－1956年的冬季，我把父辈以上列祖列宗的名字刻在了三块石板上并把它们立到了塔楼的院子里。我把天花板画上我自己和我妻子及我女婿的纹章图案。荣格家族原本用凤凰作纹章，这种鸟显然与“年轻的”、“青春”和“返老还童”有着联系127 。我祖父把家族纹章的成分作了改动，而这大概是出于他对他父亲怀有的一种反抗精神。他是个狂热的共济会会员，又是共济会瑞士分会的领导人。这跟他在纹章的含义上所作出的改变有着很大关系。我提及这一事，本身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它归属于我的思想及我的生活的历史性环节。
127 在西方，凤凰被认为是不死鸟，五百年后投身进火里后便又获得新生，故有上说。
为了保留我祖父所作的改动，我的纹章的涂层不再有原先的凤凰图案了。取而代之的是在一片金黄色的底子上，右上方是一个蓝十字，左下方则是一串蓝葡萄，把这二者隔开的则是其上有一个金星的蓝带。这样的纹章象征着共济会或玫瑰十字会128 。正如十字架和玫瑰花代表着玫瑰十字会的对立物（“十字架对玫瑰”），亦即基督教和狄俄尼索斯这两种成分一样，十字架和葡萄则是天国和地狱精神的象征。起联结作用的象征则是那金星即哲人之金。
128 共济会：世界上最大的秘密团体，旨在传授并执行其秘密互助纲领，起源于中世纪石匠和教堂建筑工匠行会。玫瑰十字会：散见于世界各地的秘密结社，会员据说有古传秘术，该会以玫瑰花和十字架图案为标志，故名。据传罗森克洛兹是其创始人。
玫瑰十字会原出自隐逸派哲学或炼丹术哲学。其创立者之一便是迈克尔·梅厄（1568－1622）这位著名炼丹术士，他是相对来说名气不大但却更为重要的杰拉德斯·多尼乌斯（16世纪末）的较年轻的同时代人，后者的论文充塞于1602年那本《炼丹术大全》的第一卷里。这两人都住在法兰克福，这地方看来一直是当时炼丹术的中心。不管怎样，作为鲁道夫二世的宫廷医生和伯爵巴拉丁，迈克尔·梅厄在当地也多少算是个名人了。那时候，在邻近的美因茨住着医生兼法官的卡尔·荣格博士（死于1645年），对于他我们除此之外别无所知，因为家谱到我的高曾祖父便断了，而这位高曾祖父则是生活在18世纪之初的人。这人就是西格蒙德·荣格，从前的莫根廷（今称美因茨）的市民。家系的中断，其原因是美因茨市档案馆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29 期间的一次围城战中被焚毁了。可以稳妥地假定，这位显然学识渊博的卡尔·荣格博士对这两位炼丹术士的著作是熟悉的，原因是当时的药物学仍然深受帕拉切尔苏斯130 的影响。多尼乌斯是一位直言不讳的帕拉切尔苏斯的信徒，对帕拉切尔苏斯的论文《长生》曾写过一本厚厚的评论集。比起所有其他炼丹术士来，他对个性化的过程谈论得更多。由于考虑到我终生的工作的大部分一直是围绕对立物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立物在炼丹术上的象征意义，因此所有这一切并非没有引起我的某种兴趣。
129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末代国王查理二世死后无嗣，对王位继承引起争夺，导致战争，英、法等欧洲多国卷入了战争。
130 帕拉切尔苏斯（1493－1541）：瑞士医师与炼丹术士。
当我在那几块石板上刻字时，我意识到了我命中注定要与我的先人发生种种联系。我强烈地感到，我受到了种种事情和问题的影响，而这些事情和问题则是我的父辈、祖父辈与列祖列宗所没有完成和没作出回答的。事情往往使人似乎觉得，在一个家庭里存在着一个没有人格的羯磨（命运），它从父辈向下传给子辈。我一直觉得，我一定得回答命运加到我的先辈们身上但却一直没作出回答的种种问题，或者我必须完成（也许是继续）以前各时代因未完成而遗留下来的事情。这些问题是否具有较多的个人性还是具有较多的一般（集体）性，这却实在难加确定。不过在我看来，其情形却是后者。一个集体性的问题，要是不这样认识，便总是显得像是一种个人的问题，因而在单个个人的情况下，这个集体性的问题，便会给人一种在个人的精神王国里某种事情乱了套的印象。个人的领域的确受到了干扰，但是这种干扰却不一定就是占主导地位的，它可以是附属性的，其结果便造成了在社会气氛上发生不能容忍的变化。因此，产生这种干扰的原因并不一定得在个人的环境中去寻找，而是相反，应到集体性情势中去找寻。直到如今，心理疗法对这种事情的考虑实在是太不够了。
像任何具有某种内省力的人一样，我早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人格上的分裂纯属我个人的事并应由自己负责。可以肯定地说，浮士德由于袒露心迹说“天呀，我的心胸里居住着两个灵魂呢！”时，便已在更早些时给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了，只不过他对造成这种二重性的原因何在却未作任何说明就是了。在某种意义上，他的这种洞察力却似乎是直接针对我的。在我第一次读到《浮士德》的那些日子里，我远未猜出，在很大程度上，歌德这一奇妙的英雄式神话是一种集体性体验，而且它还预言性地预见到了德国人的命运。因此，我便感到自己介入进去了，而当浮士德由于狂妄自大和目中无人而导致费尔蒙和波西斯131 的被杀害时，我便感到自己有罪，仿佛我自己在过去曾帮助他人谋杀了这两个老人似的。这种奇怪的想法使我震惊，因而我便认为自己有责任去为这一罪行进行赎罪并防止这种情形再度发生。
131 费尔蒙和波西斯：奥维德《变形记》里的人物，这夫妻二人在自己的小屋里热情招待朱庇特和墨丘利，结果二神把其屋变成了庙宇。他们要求将来一齐去世，也得到了应允；死后费尔蒙变成了橡树，波西斯变成了椴树，二树树枝连理。
由于早年期间听到了一点儿古怪的消息，我这一错误的结论便进一步有了根据。我听人说，人们大肆宣扬，说我这位荣格曾祖父是歌德的私生子。这个令人讨厌的故事给我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它马上证实了并似乎解释了我对《浮士德》所产生的古怪的反应。确实说，我并不相信再生，但我对于印度人叫做羯磨（命运）的这一观念却好像生来就熟悉。在这个时期，我根本不知道会存在着潜意识，因此，对于我的反应，我便无法从心理上加以理解。我也不知道——甚至时至今日，我也不比其他人知道得更多——未来早就事先潜意识地确定好了，因而可以由具有千里眼能力的人所猜测出来。因此，当凯泽·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加冕登基的消息传来时，雅各布·伯克哈特便惊叹道：“德国的末日到了！”瓦格纳的原型已经在敲着门，而随着这种原型而来的还有尼采那狄俄尼索斯的体验——这种体验，归属于狂喜之神瓦坦会更为合适。威廉时代的狂妄自大使欧洲各国壁垒森严并为1914年的灾难开辟了道路。
在我青年时（约1890年），我不知不觉就成了这种时代精神的俘虏并一时找不到使自己从中挣脱出来的办法。《浮士德》震动了我的心弦并以某种方式深深地打动了我，而这一方式我实在只能认为是属于我个人的。最重要的是，它唤醒了我心中那善与恶、精神与物质、光明与黑暗这一两相对立的问题。浮士德这位愚蠢无能的哲学家遇到了他那存在的黑暗的一面，他那邪恶的阴影即糜菲斯托弗里斯；糜菲斯托弗里斯尽管有着消极性的气质，但却代表着与那彷徨在自杀边缘上的那位死气沉沉的学者相对立的人生的真正精神。我自己的内心矛盾便以戏剧的形式出现在这里了；歌德实际上把我自己的矛盾和解决办法全都写出了基本提纲和格局。浮士德与糜菲斯托弗里斯这一两重性在我身上合二为一而成了一个单独的人，而这个人就是我。用别的话来说，我是直接受到了震动并认识到这就是我命中注定的事。因此，这出戏中的一切呼喊都使我受到深切的影响；在某个地方，我会热烈地加以同意，而在另一个地方却又会起而反对。无论是什么解决办法，我均不能对其麻木不仁。后来，我有意识地把自己的工作与浮士德所忽略的事情联系起来：敬重人的永恒的权利，尊重“古人”，并承认文化和知识史具有连续性132。
132 荣格的这种态度表现在他在塔楼的大门上写有这样的字，费尔蒙的神龛——浮士德的忏悔所。这个门堵上后，他又把同样的字写到了这塔楼二楼的门口处。——原注
我们的灵魂与我们的肉体是由个别的元素所构成的，而这些元素在我们世代相沿的列祖列宗的身上也全都有。个人精神中的“新”只是一种年代久远的各种成分变化无穷的重新组合而已。灵和肉因而便具有着深刻的历史特征并在新的、刚开始存在的事物里找不到任何合适的地位。也就是说，构成我们祖先的各种成分只有部分存在于这些事物身上。我们现代的精神装出我们已远远告别了中世纪，告别了典型的古代，告别了原始性，但实际上却并不是这样。然而，我们已纵身跳进了前进的急流之中，并被迅速裹胁着冲向未来，这股急流把我们冲离，我们的根越远，其狂暴性就越厉害。而要是与过去一旦断裂，过去通常便成了有无，于是这种前进运动要想停止也停不下来了。但是，正是由于失去了与过去的联系，正是由于失掉了“根”——这种情形才造成了人们对文明的种种“不满”，造成了这样的慌慌忙忙——我们才不是生活在现在而是生活在未来，生活在未来那黄金时代的虚无缥缈的许诺里——只可惜我们的整个进化背景却仍然未能跟得上去。由于日益高涨的不足感、不满感和惶惶不安感的驱迫，我们便匆匆忙忙一头扎进了种种标新立异之中。我们不再靠我们所拥有的而生活，而是靠诺言来生活，我们不再生活在现今的光明里，而是生活在未来的黑暗中；对于这种黑暗，我们期待着它能最终带来辉煌的日出。我们拒绝承认，一切更美好的东西都是以某种更大的代价而换来；拒绝承认，比如说，更大自由的希望正由于国家所施加的奴役的增强而烟消云散，更不要说那些最辉煌的科学发现使我们所面临的可怕的灭顶之灾了。我们的父辈和祖先寻求的是什么，我们对此了解得愈少，对我们自己了解的也就不会多，这样我们便无疑尽我们的一切力量去帮助斩断维系住个人的各种根及其指导性的天性，从而促使个人变成大众中的一个微粒并只由尼采所谓的地心引力精神所左右。
通过各种进步来促进的改革，亦即通过新方法或新技巧来造成的改革，最初当然使人耳目一新，但从长远来说，却是令人怀疑的并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代价高昂的。总的来说，这些改革根本不会使人们生活得更加美满幸福。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像生活中更高速度的通讯那样是裹着糖衣的骗人的苦药，因为这种高速通讯令人不快地加速了生活的节奏，而留给我们的则是前所未有的更少的时间了。正像古时的大师们常常挂在口头上的老话所说的，“只有魔鬼才会匆匆忙忙。”
另一方面，通过倒退而促成的改革一般来说付出的代价就低，时间上也更久长，因为这是退回到过去更简朴的历经试验过和考验过的道路上去，并极少利用报纸、电台、电视及所有假定会节省时间的新发明。
在这本书里，我所写的大都是我对于这个世界的主观性的看法，这种看法却并非是合理思维的产物。相反，它却是一种幻觉，其情形犹如一个人故意半闭着眼和半堵着耳朵而去细察静听存在的形式和声音时所见到的幻觉那样。要是我们的印象过于清晰，我们就会局限于当前的时刻之内并因而无法懂得我们的先人的心灵是如何去聆听和理解现在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潜意识正如何对其作出响应的。这样，我们便对我们先人的组分在我们的生命中是否获得了一种本质性的满足或是否遭到了排斥便会一无所知。内心的平静与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个人身上与生俱来的历史上的家族是否能与目前那转瞬即逝的各种情况相协调。
住在波林根的这座塔楼里，一个人便仿佛同时生活在许多世纪似的。这个地方将长存于世，这我是无法比拟的；而在其地点和风格上，它却向后指向很久以前的事物。在它身上暗示着现在的东西实在太少了。要是一个16世纪的人搬进这座房子，在他看来是新鲜的恐怕只有煤油灯和火柴了；不然的话，他便会熟悉得就跟他家里一样了。没有什么东西会惊扰死者，既没有电灯也没有电话。此外，我列祖列宗的灵魂也受得了这座房子的气氛，因为我给他们回答了他们生活所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我尽我的最大力量刻画出了些粗略的回答，我甚至还把这些回答画在了墙上。其情形仿佛是一个默默无言的大家族正在这座房屋里聚族而居，而这个家族的人则包括往后延续了好几个世纪的人。在这里，我以我的第二人格的方式生活着并生动地把人生看成是某种来而复去、循环不息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