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作为一个传记作家，对个人的采访经常让我困惑而非明晰。的确，收集事实已经够麻烦的了，而真相更难以把握。我与之谈话的人可能年事已高、身体不好或记忆不济。他们有时“记得”写出来或说过的东西，而不是真正发生过的事，或者说一些他们以为我想听的东西。他们甚至可能对我撒谎，以使自己的形象更好。研究奥威尔生平时，我遇到了文学传记写作中的一种新困难：意识形态导致的盲目。
去英国收集资料时，我手里有两个名字，弗兰克·弗兰克福和萨姆·莱瑟，他们都在西班牙内战中与佛朗哥的军队打过仗。弗兰克福跟奥威尔一起在无政府主义的马统工党部队待过，现年85岁，已经同意跟我见面；但对莱瑟我一无所知，也不知他是否在世。跟他们交谈后，我意识到这两位在两条前线——巴塞罗那和马德里——战斗过的人，实际上关系密切。莱瑟改变了弗兰克福的生活，弗兰克福在过去的60年中一直在寻找莱瑟。
我知道弗兰克福在奥威尔的生命中扮演过一个声名狼藉的角色。1937年，弗兰克福因为企图出售从博物馆或教堂偷来的油画而被捕。在一个英国中间人帮助下被释放后，英国的《工人日报》在1937年9月14日发表了一篇关于他的报道，在这篇文章中，弗兰克福指责马统工党，特别是其指挥官乔治·柯普秘密协助阿拉贡前线的法西斯军，并蓄意反叛巴塞罗那的共产党盟友。
为增加可信度，《工人日报》声称这篇报道首先刊登在西班牙报纸上，然后又引用了弗兰克福的指控：“每天夜里11点，哨兵都会听到一辆马车的咔嗒声，我们从车上的灯光可以看出它穿越了我们的左侧阵地与法西斯军防线之间的地带。我们接到命令决不许向马车上的灯光射击……在韦斯卡附近……有天晚上，我们看到指挥官柯普从法西斯军防线那边回来。”两天后，为增加这篇报道的真实性，《工人日报》又刊登了弗兰克福的更正。他此时说他不能肯定“那辆马车是否真的穿越了防线，也不曾亲眼看到柯普从法西斯防线那边回来”。
在由乔治·索里亚所写的一本用意恶毒的书《托洛茨基主义为佛朗哥所利用：马统工党活动的事实及文件》中，再次重复了弗兰克福关于马统工党在阿拉贡前线和法西斯军串通的指控。此书出版于1938年，出版者是共产党出版社劳伦斯和威沙特。弗兰克福的指责对以前的同志造成很大伤害，如柯普，他曾被逮捕、关押和拷打，就像奥威尔一样，他也被追捕，并有被处决的危险。
奥威尔发表在9月24日英国《新领袖》上的文章对弗兰克福的指控做了有力的反驳，这篇文章也有英国代表团14位成员的签名。奥威尔总结道：“很明显，所有这些荒唐的话……由巴塞罗那的记者捏造是弗兰克福所说的，而他选择确认那些话来保住小命，因为那时被人知道与马统工党有联系极其危险。”左派政治家芬纳·布罗克韦后来证实了这段话，在其自传《在左派内部》（1942）中，布罗克韦写道“那个孩子”（弗兰克福当时的实际年龄为24岁）回到伦敦后，他去了与马统工党有联系的独立工党的办公室跟约翰·麦克奈尔——他已和奥威尔一起从巴塞罗那逃出——说了一些话：“他崩溃了，并乞求原谅。他在巴塞罗那被关押过，别人给了他一些文件让他签，以此作为释放他的条件。”
但44年后的1979年12月，弗兰克福向奥威尔的传记作者重复了以前的指控。伯纳德·克里克写道：
弗兰克福否认他崩溃或乞求原谅过；他说他从未签过任何东西，只是接受了《工人日报》萨姆·莱瑟的一次采访，他也对采访做了润色，并坚持其说法，即当时存在着友好往来，偶尔也穿越阵线（那貌似可信），但他“不肯定”他是否认为这种活动中涉及过枪支而不是水果和蔬菜，而且“还有一些事情有待解释”。（当我问他是否因为《工人日报》捏造了他的话而对该报不满时，弗兰克福先生回答道：“政治上很合理，我是个现实主义者。”）又过了4年后的1983年12月，在接受剧场电视台句句紧逼的提问时，弗兰克福先生局促不安，脸上挤出不自然的笑容。他此时否认他指控过并坚持说：“我不记得……我想我没说过那些……那不是真的，我不会说过那些话。”当被问及刊出这种报道是否合适时，他以令人惊讶的玩世不恭的态度回答道：“在打这样一场仗时，采用某些策略是合理的。”他根本未对这些话被称做出自他口有反感，而是说：“我觉得很有趣。”
2
去见弗兰克福前，我带着碰运气的想法拨了莱瑟原来的电话号码。如今83岁的他接了电话，声音生硬，带着挑衅。我提到我在写一本关于奥威尔的书时，他变得敌意很重，问道：“你他妈干吗打电话给我？”我说我听说他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他大声说他是个共产党员，在国际纵队中打过仗而且受过伤，他对奥威尔和马统工党都抱有极深的敌意。
我问到其经历时，他先是发了一通脾气，然后平静了一些，变得友好了一点。他的全部职业生涯都在《工人日报》当记者。因为其兄长也在那家报社，他就把自己姓的字母倒了顺序，以“萨姆·拉塞尔”（Sam Russel）署名。当我说他兄长肯定是大莱瑟，而他是小莱瑟[1]时，他笑了起来，我们就打破了僵局。
莱瑟仍重复着旧的谎言——他可能在一辈子职业撒谎后也相信了——莱瑟声称马统工党在前线后方巴塞罗那发动革命，向共产党背后捅刀子。他仍坚持说马统工党的党员开着前线急需的救护车在巴塞罗那兜风。他说马统工党有大量医药供应，而国际纵队一无所有，他受伤后不得不用牛车把他撤下来。我耐心听着这些愤怒的指控，听着经年的怨愤，不想加以反驳。
3
尽管在过去的60年中，弗兰克福在采访中讲过那么多互相矛盾的话，1998年我跟他联系时，他仍然很想再谈谈。我意识到我是在跟一个耳朵不灵，很可能头脑也糊涂的老人打交道。我在电话中跟他太太约了时间，可是他接着又打电话过来要我的地址，以便寄给我如何去他位于萨默塞特郡韦尔斯家里的说明。但我从未收到过说明（他家确实难寻），因为他在电话中听不清我的话。我到得比约好的时间晚，已经是中午，肚子还饿着。弗兰克福太太给了我一块三明治，还给我倒了一杯西班牙产葡萄酒。所以我吃三明治，喝酒，提问题，做笔记，看他给我的文件，并抄下所有能抄下的，忙得不亦乐乎——全同时进行。
尽管弗兰克福外表上看精力充沛、体格健壮，但头发已白的他难以听清我提的问题，而且其回忆显然经过了润饰。在谈了自己的经历和解释为何去西班牙后，他声称（像阿拉贡前线的大多数英国志愿者一样）奥威尔被射穿喉咙时，他就站在旁边，并在他跌倒时扶住了他。弗兰克福坚持说就在被击中前，奥威尔“正告诉我们他在一间巴黎妓院的工作经历”——这不大可能，因为他是在一间餐馆工作过。
弗兰克福痛快地承认他不喜欢奥威尔，因为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1937）中，“他攻击了英国工人阶级”，他就是在西班牙读的那本书。弗兰克福也不喜欢奥威尔在英国代表团中以领袖自居，不喜欢奥威尔的自信，即“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他恼火是斯塔福德·考特曼（马统工党中另外一个英国人），而不是他被邀请去西班牙录制剧场电视台的节目。他似乎未意识到由于他在巴塞罗那事件中的角色，他不可能收到这种邀请。
弗兰克福然后描述了他的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其同伴“坦克佬”，此人一战中参加过坦克部队。西班牙警察看到弗兰克福在看一本英语书，怀疑他是个间谍，就拦住盘问他。他们发现了偷来的艺术品，就将他逮捕并关进监狱。一个英国人萨姆·莱瑟营救他出狱，并建议他尽快离开西班牙。但他不知道莱瑟是否在《工人日报》上发表过报道，也不知道莱瑟在哪里——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想找到他。当我说我刚跟莱瑟通了电话并有他的住址和电话号码时，弗兰克福很惊讶。然后我们谈到那个微妙的问题。尽管弗兰克福仍是个共产党员，但他现在承认“马统工党没做错”，而且“在政治计谋和政治斗争中被错误对待了”。他显然感到悔恨并急于洗清自己的名声，尽管说话结结巴巴，仍给我看了布罗克韦那本书中某一页的复印件，承认他在伦敦确实崩溃过并乞求原谅。《工人日报》“歪曲和改变了我所说的意思”，他大声说道。他可怜地然而又非常令人同情地辩解道：“什么也不要怨我，我从来不是有意让他们那样写的！”为郑重起见，我问他在1937年所做的指控是真的还是假的。“只用说‘是’还是‘不是’。”我说。茫然、逃避但又很想让我满意的他想了很长时间，最后他说他不能肯定。
4
我回到伦敦后又给莱瑟打电话。这次他友好了一点，但更警惕。他说他负伤从国际纵队退役后，当上了英国共产党的代表，是英语广播（即宣传）的主任，也是《工人日报》在巴塞罗那的通讯记者。我提到弗兰克福的名字时，莱瑟说他可能在海克内（伦敦东区的一个工人阶层居住区）认识他，是在他们去西班牙之前。但他不记得是否曾把弗兰克福营救出狱，并说如果他确实那样做了，他肯定不会忘记自己做过这件好事。我提到《工人日报》的报道时，他问道：“上面有署名吗？”我说没有，他就声称不记得写了那篇报道。接着他又说：“也许那是真的。”
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弗兰克福说是莱瑟把他营救出狱，而他当然也能做到这点。弗兰克福的被捕使共产党乘机对马统工党抹黑，并有助于为他们消灭马统工党的行为辩护。莱瑟作为《工人日报》驻巴塞罗那的通讯记者，肯定写了那篇撒谎的报道。他似乎既是弗兰克福的恩人，又是出卖他的人。
弗兰克福的那些被奥威尔反驳的指控肯定是虚假的。布罗克韦所说的弗兰克福痛悔一事（麦克奈尔是目击者）令人信服。那么弗兰克福为何“不肯改口”，并向克里克重复了谎言——就像很久以前在西班牙所做的那样——并在他实际上是个幻想破灭的幻想者时，却声称自己是个愤世嫉俗的理想主义者？是因为顽固、自尊、虚张声势还是怨愤？
他窘迫地在电视节目上收回他说过的话，再加上我采访时他充满内疚的辩解，似乎全由良心不安引起。他是个受害者。我对弗兰克福和莱瑟的采访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纷争一直延续到了90年代。
[1] 作者在此玩了个文字游戏，莱瑟（Lesser）的字面意思是“少一些”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