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1939
1
1937年12月底，即将写完《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时，奥威尔收到了一份工作邀请，发出者是印度北部勒克瑙《先驱报》的编辑德斯蒙德·扬。扬被奥威尔的殖民地警察背景和他“杰出的”小说所打动，想请他来写社论和书评。他在信中写道：“如果您刚好想得到一份增加收入的工作，给您留下些空闲时间以便写作，而且也许能让您得到一些写作素材的话，不知道您会否考虑前来当首席作者？”他解释说这份支持“地主和既得利益者”、由英国人拥有的报纸政治上走温和路线，赞同印度国大党对印度自治的要求——但只是在遥远的将来。
奥威尔动心了。勒克瑙距其出生地莫蒂哈里只有250英里（在其西边），这份工作能带给他一年360英镑的固定收入，足以让他和爱琳在那里舒适地生活。它将让他以一种很不一样的身份重返印度，也给他一个抨击大英帝国和宣传印度独立的机会，而且能得到一些写作素材以写文章在英国报纸上发表。这份工作也有浪漫的吸引之处：他知道19世纪80年代时，吉卜林为阿拉哈巴德的《先驱报》工作过。在《将当国王的人》（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中，吉卜林描写了在酷热的夜晚出版报纸的情况：“印刷车间比办公室凉快一点儿，所以我坐在那儿，铅字噼里啪啦地响，猫头鹰在窗边叫着，那些几乎全身赤裸的排字工人抹去额上的汗要水喝。”
1月份，扬致信英国印度事务部的艾历克·乔伊斯，请他多了解一些奥威尔的情况并得到对其任命的许可，乔伊斯也将审查奥威尔的资格。1938年2月12日，奥威尔告诉乔伊斯：“除了为《先驱报》工作，我去印度的目的还有对社会、政治情况尽量有更清晰的了解……以后我肯定会就此题材写本书。”扬被奥威尔自成一派、思想独立的写作所吸引，但《先驱报》也需要一个听话的记者。2月份，乔伊斯和奥威尔见了面并精到地评估了其性格，他告诉扬奥威尔会难以驾驭，不应该让他抱太大希望：“布莱尔热心于工作一年。无疑能力出色，但大概喜怒无常，做事不按规矩……大概持过激观点，另外性格绝对倔强，发生观点冲突时会引起麻烦。”
奥威尔也考虑了这份工作邀请的不利一面。它带来的薪水只及他在缅甸时的一半（尽管比他在英国多挣一倍），而且那种闷热气候对其健康也不利。他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及精力将沃灵顿村那间村舍收拾得能住，而且在坚持和辛苦写作了那么久之后，他终于成了一名有人约稿的作家和书评作者，那时离开英国似乎不合适。他告诉过杰克·考曼他的矛盾感觉：“它会是件很令人讨厌的工作，我很少这么不情愿去做一样事，但我觉得这是一次机会，可以看到有意思的事，如果不去，我会后悔得直骂自己。”[1]
这个问题被一件戏剧性事件解决，突然使他去印度一事落空。奥威尔对健康一直不放在心上，工作起来欲罢不能，吃得不好，过着艰苦生活，冬天不愿戴帽子、穿大衣，也不想看医生。3月8日，他以前患的三次肺炎和在西班牙受的伤终于凑到一起将他击倒，那天开始有内出血，他肺部以前的一处旧病灶出血导致咯血。爱琳吓坏了，因为“出血似乎要永远持续下去”。奥威尔可能仍不了解他病情的严重性，只是不当回事。一周后，他告诉康诺利：“这段我又咯血了，结果而言，这种情况总是不严重，但吐的时候让人担心，我要去肯特郡一间疗养院做透视……这是个不去印度的好理由，我从来就不想去。”
劳伦斯·奥肖内西为奥威尔作了检查，决定用救护车送他去肯特郡爱里斯福德的普雷斯顿豪尔疗养院，劳伦斯在那里当咨询及胸外科医生，它是由英国退伍军人协会开办的，其侧楼全以部队里的英雄命名。3月15日，爱琳曾写道：“每个人都认为一定得把埃里克送到一个必要时能采取真正积极治疗措施的地方——可以止血的气胸疗法或输血以代替出的血……谁都怕为去那一趟的即时风险负上责任，但我们互相支持。”
尽管奥威尔身高几乎有6英尺3英寸，但此时的他极其瘦削，体重只有159磅。透视显示“存在不规则和大面积阴影，那常常是肺部其他健康区域吸入血的结果”。6月，爱琳在给丹尼斯·金—法罗的信中写道：“他当然从不相信他‘病’了，但在头两个月中，他的两侧肺像是得了痨病（肺结核），那可能很大程度上无药可救。”有种诊断是“左肺支气管炎，右侧有不特定的纤维化”。虽然不像肺结核那样严重，支气管炎——那是支气管的一种慢性病毒感染——限制了肺活量，会导致肺部疾病或脑脓肿。但对此似乎又有些疑问，奥威尔很有可能两种都有。他提到过“一侧肺的旧病灶不管怎么样至少已存在十年，以前一直未能发现”，他告诉斯蒂芬·斯彭德和伊冯娜·达韦他得了肺结核。他的医疗报告上清楚写着：“确诊肺结核。”[2]
治疗方法包括更充分的休息和注射钙及维生素。直到塞尔曼·瓦克斯曼1944年发现链霉素之前，对肺结核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医生可以要么尽量不告诉病人实情，要么狠心实话实说，但他们只能缓和病症，而不能将其预防或治愈。20世纪30年代，肺结核病人仍遵循托马斯·曼[3]在《魔山》（1924）中描述的疗法：休息疗法，适当饮食及新鲜空气。住在疗养院可以防止病人把病传染给他人，教会他们遵循个人卫生准则，减轻他们心理及身体上的压力，并让医生得以研究这种病。但是如那本后来的标准教科书（劳伦斯·奥肖内西是作者之一）所言，长时间休息、特殊饮食和变换气候在治疗上并无多大意义：“没有什么特殊地方或气候能防止肺结核发展或治愈它。”据当时进行的一项研究介绍，不住院反而常常更有利于健康：“通过对住在疗养院、家里和不治疗的病人所做的调查对疗养院不利，调查结果发现不住疗养院的早期患者在确诊后4年的治愈比例为54%，而住疗养院的治愈比例只有31%。”[4]
奥威尔的病不可避免让爱琳承受了极大压力，而她一直有被传染上的危险。她不仅要管理村舍，还要艰难地饲养那些牲畜，全靠她一个人。每隔两周，她都要从沃灵顿村经由伦敦去肯特郡乡间梅德斯顿北边的爱斯福德疗养院，那一趟下来费事、困难而且花钱。奥威尔“因为待在一处用作取人性命的地方感到沮丧，但除此之外都很好”。他在那里住了五个半月，靠研究植物和玩填词游戏度日。身体好些后，他可以在那里的广阔庭院里散步，活动不剧烈地钓几次鱼，甚至可以乘公共汽车到罗彻斯特和梅德斯顿。
几个有意思的访客来看望过他。信奉社会主义的作家约翰·斯其兹（John Sceats）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出版后不久，于1938年4月去看望过他。斯其兹留下了一份记述，写到奥威尔十分悲观的政治观及强烈反对与德国开战：
当时在他看来，离他要么被法西斯，要么被战争把他投入（英国）的集中营（因为反战）只有几个月时间；不管未来怎么样，他认为他将被禁止继续写作。他当然反纳粹，但（当时）接受不了进行一场反对德国的战争：实际上，在跟马克斯·普洛曼（他那天下午来访）谈话时，他暗示他会以无论何种适当的秘密方法，跟他联手反对此种战争。雷金纳德·雷诺兹（Reginald Reynolds，1905—1958）的来访展开了一段重要的友情，奥威尔可能是在独立工党圈内与其结识的。虽然雷诺兹是个和平主义者，但其性格及政治观跟奥威尔惊人相似。作为一个独立工党社会主义者，他热情鼓吹印度独立，支持西班牙共和派中的非共产党一方，强烈反对跟德国打仗。跟奥威尔一样，雷诺兹“对易于接受的成规弃若敝屣，并以某些新颖做法代替之，因为他非常在意”。他也把个人的慎言与狂热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让人们不易了解和明白他，他把自己包裹起来，十分确信他事业的正当性”。虽然当时的雷诺兹似乎是健康的，可他也患了结核病。1945年8月，他在自己的病床上写信给奥威尔说：“我星期一晚上不得不突然住进来，因为我一直在咯血。”[5]
他们的个人怪癖也相似。奥威尔讽刺过雷诺兹有意为之的社会主义者装束（在独立工党的暑期学校里过于明显）——“不穿袜，穿便鞋、非常破旧的灯芯绒裤子和颜色鲜艳的开领衬衫”——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和《上来透口气》都讽刺过，在后一书中，主人公保灵嘲笑了那些信奉“素食主义、简朴生活、诗歌、早餐前去蹚露珠”的怪客。那些段落被雷诺兹的妻子——小说家埃塞尔·曼宁（Ethel Mannin）善意借用，将她的下一本小说《蹚露水》（Rolling in the Dew，1940）献给了奥威尔，她写道：“献给对留胡须、喝果汁、穿便鞋、早餐前去蹚露珠者深恶痛绝的奥威尔。”雷诺兹也没有一味拜倒在奥威尔脚下，他指出奥威尔“有他自己按良心办事的姿态，就是通过同情和理解他自己（不是很准确）概念中的体力工人，生活在其出身阶层之下……令他看上去衣衫褴褛、不修边幅”。
他们之间显然有很多话题可谈，雷诺兹证实了斯其兹对奥威尔政治观的描述，那受到其肺病和战争之无情一面的影响。雷诺兹也强调了他的幻灭感和低沉情绪：“是个现实主义者，他身上找不到一点令狂热者为显然无望的事业满怀希望工作的那种神秘性。奥威尔已经透过他疲惫的双眼看透这个世界……在他看来，很多有关的人们及我们在其中生活的时代的有趣之处，都不过显示了两者的总体堕落。”就像传记作家詹姆斯·博斯韦尔笔下受折磨的塞缪尔·约翰逊[6]：“他身体受到疾病折磨，令他常焦躁不安；还有种与生俱来的忧郁，其云翳使他想象力的亮度受损，也为其全部思考行为蒙上一层悲观色彩。”[7]
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奥威尔去世。1942年，奥威尔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时，他讲究技巧地推掉了雷诺兹关于做一次广播讲座的提议。“我知道土壤肥力和保存粪便的重要性，”奥威尔写道，“可是我恐怕抽不出时间。”但在奥威尔写作《一九八四》时，他们确实合编了一套文集《英国小册子作家》（British Pamphletters，1948）。“他忙得没时间做这项工作，”雷诺兹写道，“所以由我挑选和编辑那些小册子、加历史方面的注解及阐释、找合适的政治漫画、校对和干其他辛苦活。他为第一卷贡献了一篇具有他作品特点和启发性的前言，五千字左右，那一卷的时间跨度从伊丽莎白女王到法国大革命。”[8]
2
为避免病情再度恶化，奥威尔被建议前往一个气候温暖干燥的地方过一个冬天。1938年夏，马克斯·普洛曼的妻子告诉富有的小说家L.H.迈尔斯（L.H.Myers）奥威尔将于9月1日出院，之前迈尔斯去疗养院看望过他。跟理查德·里斯一样，迈尔斯也对自己不劳而获的收入感到惭愧，他通过多萝西·普洛曼向奥威尔隐名赠送了三百英镑。奥威尔和爱琳在法属摩洛哥度过了那个冬天，而杰克·考曼在他们寓居国外时照料那间村舍。
阿诺德·本涅特[9]笔下的迈尔斯“瘦削，肤色深，寡言，有点儿矫揉造作，但显然心地善良”。奥威尔喜欢迈尔斯，认为他“是个令人愉快的人，也是文笔精致、一丝不苟的作家，但缺少活力”。奥威尔有时去这位朋友位于汉普郡的乡间住宅住，后来他就迈尔斯的政治信仰及慷慨性格写道：
他对英国统治阶层极尽挖苦，并说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因为他们对德国的（同情）态度而实际上是不可靠的……他的本能是属于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但觉得支持苏联是其义务，因此要排斥自由主义。我认为其摇摆是出于继承了一大笔收入，无疑，从某一方面说他为此感到惭愧。他生活得非常简朴，不断把金钱赠予他人……是个温柔可亲、思想开明的人。[10]从疗养院出院后，奥威尔在伦敦只待了一天，然后和爱琳直接去南安普顿登上了英国的半岛和东方公司的“斯特拉瑟登”号班轮（当时西班牙内战仍在激烈进行，他们不得不乘船前往摩洛哥，以避免走伊比利亚半岛）。他们订了到直布罗陀段航程的二等舱，然后渡过海峡到了丹吉尔，接着又登上去马拉喀什的火车并于9月14日到达。他们在宏大旅馆住了一周，然后在一位韦莱太太的家里寄宿了一个月，后来租下了离市区三英里、紧挨一个椰枣大种植场的西蒙别墅，马拉喀什是北非商队路线的交叉点，气候绝佳，据说是摩洛哥最漂亮的城市。库图比亚清真寺及其两百英尺高的宣教塔是市内最高最醒目的建筑，整座城市、博物馆、王宫、花园和露天市场的迷宫无不在其俯视之下。冬天时顶部白雪皑皑的阿特拉斯山脉高高耸立，成了椰树、粉红色建筑和土建高墙摄人心魄的背景。这个城市的生活中心是巨大的吉马弗那广场，挤满了卖吃的、说书的、代写书信的、巫医、牙医、神秘主义者、演杂技的、打鼓及跳舞的等等。
爱琳告诉她母亲，他们的别墅“完全独立，除了外屋住着几个侍弄别墅周围橘子园的阿拉伯人……有间很大的起居室、两间卧室、一间浴室和一间厨房”。跟在沃灵顿村一样，那里“没有烹调用具，但我们会有一些盛着木炭的小罐子和一个煤油炉”。奥威尔和爱琳都疲倦、虚弱、不开心，也生着病。爱琳在经过西班牙的痛苦经历后，在她的法国身份证照片上，她看上去面色苍白而且疲惫。在马拉喀什时可能由爱琳所拍的一张照片上，瘦削的奥威尔穿一件短袖衬衫，上面有几只苍蝇（一种本地特色），小指上戴着一枚图章戒指，嘴里叼着一根烟，坐在一张以禾秆当垫的椅子上，后面又垫了个枕头，他正在桌前埋头写作他的下一部小说《上来透口气》。他在休息时去给那头面上有白斑的黑羊中的一头挤奶——他总是得养几头羊——那些羊都用链子拴着，其主人是一个身穿黑袍、剃光头的阿拉伯人。
奥威尔对摩洛哥风景如画、旅游业等方面不感兴趣，而对社会及经济状况、农业耕作方式及城市贫困感兴趣。他讨厌所看到的种种。他在马拉喀什待的几个月让他能够评价英国和法国的殖民主义，他觉得跟摩洛哥比起来，缅甸似乎是个天堂。那些村民住泥巴墙围着的简陋的小茅草屋。市内的旧阿拉伯区有着迷宫般的集市，骆驼和驴子到处都是，很有外国风情，但因为灰尘及贫穷打了折扣。衰败的殖民地环境和一场欧洲大战将至的威胁令其心中充满悲观。对环境，他有着小说家的本能感觉，知道将发生什么事。
爱琳也觉得马拉喀什是个“糟糕的居住地。有一些漂亮的拱门却散发着很难闻的气味，还有脸上长满癣的可爱的小孩子，另外还有苍蝇”。他们在一片墓地后望着太阳落下时，奥威尔病态地坚持说那里“到处有看不见的虫子”，他们就没看日落走了。将至的炸弹、饥荒和集中营让他思前想后，他的阴郁情绪让爱琳也沮丧起来。奥威尔认识了几个驻扎在附近的法国外籍军团士兵，令他吃惊的是，那些人对迫近的欧洲危机毫不关心。
在给玛丽·考曼的信中，爱琳不安地写道：“他在这儿的身体比我见过的还要糟糕。这个国家现在或者不管怎么样是个令人情绪低落得几乎无法忍受的地方。”埃利莎维塔·弗恩解释道：“那不是个特别好的主意：那种炎热干燥的气候再加上空气中的沙尘对乔治的肺有刺激……他们俩1939年春天回到英国后，身体都没能变得更强壮、更好。”
1月底，为避开炎热和灰尘并让奥威尔从写小说中休息一下，他们在泰德特待了一周。那个村子在马拉喀什东北约65英里，位于阿亚特拉斯山区5000英尺高处。道路自沙漠起盘旋而上，路两旁的山坡上点缀着夹竹桃和低矮的橡树。道路通到一个风景秀美的地方，四面景色可观，临近山间溪流有座中等规模的旅馆。“这地方极好，”奥威尔在给杰弗里·戈尔勒的信中写道，“有石灰岩大峡谷和积满冻雪的沟壑，还有个带泥建平顶小屋的柏柏尔人村庄。”[11]
但在泰德特，这对夫妇遇到了另外一种问题。爱琳的朋友莱蒂斯·库珀说过：“我想乔治不是那种想一直处于结婚状态下的男人。”他专注于自己的工作，比一般人需要更多独处，也需要得到别的女人的自由。他对很易得到而且通常长得漂亮的柏柏尔族女人非常动心，他在《摩洛哥日记》中形容她们“极其引人注目，她们通常肤色很白皙，有时白得以致脸颊上现出红色，黑色头发，眼睛特别好看。没一个戴面纱……所有女人下巴上都刺花纹，有时两边面颊上都是。比起大都是羞怯的阿拉伯妇女，她们大胆得多”。
在跟爱琳一起生活和从肺病康复时，奥威尔似乎不太可能接触到柏柏尔女人。但是他因为寒冷的山间空气恢复了精力，后来告诉过两个人在这里有过的私情。哈罗德·艾克顿——奥威尔告诉过他缅甸女人的可爱之处——让人们对奥威尔性格中的色欲一面难得地略有所识：“人们很难把肉体满足与这个面色苍白的苦行之人联系起来，但他承认跟某些摩洛哥女孩在一起时，他体验过那种少有的极乐感觉。”他也称赞了她们的纯朴、魅力和坦率的肉欲。奥威尔的好友托斯科·法弗尔曾写道：“他发现自己越来越被阿拉伯少女所吸引，以致最后告诉爱琳他必须得到一个那样的女孩，一次为限。爱琳同意了，他就得到了他的阿拉伯女孩。”爱琳可能同意奥威尔去找一个妓女，但那一定让她不开心，而且损害了他们的婚姻。
1938年12月，他在信中告诉康诺利他为何不喜欢摩洛哥：“在我看来，它似乎是个乏味透顶的国家，没有森林，几乎没有野生动物，那些多少靠近一个大城镇的人完全被针对游客的骗局再加上贫穷所败坏，那把他们变成了一个乞丐和古董贩子的种族。”他的随笔《马拉喀什》（1939）中包括一系列生动的印象：苍蝇横飞的葬礼、挨饿的阿拉伯人，卑劣的犹太人，绝望的农民，年老的搬运工，被残酷使唤的驴子及品质很差的士兵。这些简单的场景揭示了法属殖民地艰难的经济状况，让他加强了对殖民主义的抨击，这种经济状况使被殖民者在道德、社会和政治意义上降到无关紧要的地位：“当你看到人们是如何生活，特别是看到他们多么容易死去时，总难相信自己是走在人类中间……那些有着棕色皮肤的人几乎是看不见的。”[12]
3月下旬，他们在卡萨布兰卡坐上了“安国丸”号轮船，尽管日本侵略了中国并支持纳粹德国，那是因为6.10英镑的船票比英国的半岛和东方公司班轮票价便宜很多。他们在3月30日到达伦敦后，得知佛朗哥打赢内战，控制了西班牙。几千个共和派分子逃离西班牙，留下的有几千名被逮捕并遭到处决。这条消息证实了奥威尔对欧洲前景的最大担心。
3
回到英国后，奥威尔仍对别的女人感兴趣。1938年，他在疗养院住院时，爱琳知道他寂寞，就力劝朋友莉迪亚·吉伯托维奇·杰克逊去看望他。莉迪亚1899年出生于俄罗斯，曾受教于列宁格勒大学，1925年来到英国，后来跟剑桥大学的一名法律讲师结婚，4年后的1935年与其离婚。她跟爱琳同在大学学院学习心理学，后来成了一名儿童治疗学家。她以埃利维莎塔·弗恩为笔名写作，1951年翻译了企鹅版《契诃夫戏剧集》并为其作序。她是个深肤色的漂亮女人，像芭蕾舞演员一样梳马尾辫。她比爱琳更精力旺盛、见多识广，击剑、滑雪、马术样样精通。
在其自传《一个俄罗斯人的英国》中，莉迪亚写道，奥威尔曾将她置于一个难堪境地，那是当他们坐在草地上时，他突然拥抱了她。她忠于与爱琳的友谊，根本没觉得奥威尔有吸引力——“他糟糕的身体甚至引起了我轻微的反感”——她可能也担心被传染。但她知道他不开心、沮丧，而且当时没跟妻子在一起，那让她难以拒绝而伤害其感情。她不想表现得像是故作正经或小题大做地把他推开，而是采取了一种有修养的做法，允许他拥抱并亲吻了她。她当时考虑得很少：“我当时相信他很爱爱琳，我根本无法和她相比。”
莉迪亚本想好意待之，却让奥威尔误会了她的感情。3月1日，他悄悄地从马拉喀什给她写了一封信，让她为他回英国有所准备：“我想你想得很多，不知道你是否想到过我。我知道把这种事写进信中是鲁莽之举，不过你会聪明地把它烧掉，不是吗？我很盼望见到你。”在摩洛哥养病后，他似乎感觉好了一些，欲望更强了。到达伦敦的那天上午，他把《上来透口气》的原稿交给了伦纳德·摩尔后直接去了莉迪亚的公寓，但发现她不在。他留了张便条，要她第二天上午待在家里，但她再次设法躲开了。奥威尔又恼怒又困惑，他又留了张责备语气的便条：“你今天上午故意不按我说的待在家里……我按了三次门铃。你在生我的气吗？我的确在摩洛哥给你写过两封信，我想你没有给我写信……也许我们可以约时间见面——除非你不愿意。”
奥威尔坚持要求见面，他到了南沃尔德后，他们终于在4月份见了面。莉迪亚的不快因为同情心而消弭了，她无法让自己对他“不亲切”。她想好意相待时，他却再次误解了她的感情，坚持要跟她发生关系。她仍对爱琳忠诚，拒绝当他的情人。“他无疑一相情愿地认为我让他吻我是因为我喜欢。我不喜欢……（他是）一个病人，对他能否吸引女人失去自信，需要让自己放心，需要安慰……我是这样看待他为何坚持把我们的关系看作你情我爱那种关系的，不过从头到尾，我都抗拒把它变成恋爱关系。”
爱琳猜度奥威尔还有另外一个女人，她没有怀疑莉迪亚，而认为过错方是布伦达·索克尔德。爱琳“怀着深深的沮丧感和对丈夫的怨气”去了莉迪亚的公寓，告诉莉迪亚从摩洛哥回来后，“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和谐”，但接着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爱琳相信原因是“有个女教师什么的，村里人看到过他跟她见面。那件私情之所以持续下去，是因为她拒绝跟他发生关系。如果她同意了，它很早就会结束”。莉迪亚因未被怀疑而松了一口气，但想到会伤害爱琳让她很害怕，就跟奥威尔断绝了关系。1948年5月时，奥威尔住在另外一间疗养院，前所未有地病得更厉害也更孤独。他在给莉迪亚的信中感叹道：“我很想再次见到你，前不久的一天夜里，我多么希望你在我身边。”但这一次她完全避免纠缠进去。[13]
在奥威尔悄悄去找莉迪亚的间隙，他还去南沃尔德看望了家人，并安慰正患肠癌、忍受病痛的父亲。“我爸爸就要去世，可怜的老人，”他告诉杰克·考曼，用了一个板球的比喻，也提到父亲对自己的影响，“他81岁了，所以是打了几局好球，可是当某个你从小就认识的人去世时，会留下一个多么难以愈合的空洞啊。”第二个月，当全家人都病倒时，爱琳急忙从沃灵顿村赶了过来，她不得不应付又一次医疗危机。“埃里克的爸爸一病不起，而且很厉害，他妈妈得了静脉炎。我急忙赶去照料，就像他们说的，尽些应尽的孝顺义务。埃里克在门口迎接我，他发烧到了华氏102度。”6月28日，理查德·布莱尔去世，享年82岁。奥威尔小时候很少见到父亲，从缅甸回来后才开始了解父亲。在奥威尔流浪的那几年中，父子又疏远了，此后再未亲近过。但就像梅布尔·菲尔兹所写的，奥威尔“总想让他爸爸为他骄傲……他一直伤心于没能达到他爸爸的期望”。就像维多利亚时期小说中的一个场景或一个关于浪荡子的喻世故事，奥威尔在父亲弥留之际得到了他的赞许，父子达成了互相谅解。6月25日，在一篇名为《乔治·奥威尔先生的成功》的热情洋溢的书评中，拉尔夫·施特劳斯（Ralph Straus）称《上来透口气》为“一本杰作”。奥威尔告诉伦纳德·摩尔老理查德·布莱尔在听到此消息后不久死去：“很高兴的是他最近不像以前那样对我失望了。很奇怪，他最后清醒的时刻是聆听我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的一篇书评。……我姐姐带来了这份报纸并读给他听，一小会儿后，他就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奥威尔告诉理查德·里斯“他自己合上了父亲的眼睛，并按照传统做法，在他的眼睑上放置一枚一便士硬币”，但给这段故事加上了一段他典型的坦诚及嘲讽性转折：“葬礼后，他对于怎样处理那两枚硬币左右为难。‘到最后，我走到海边把两枚硬币扔进大海。你认为有人会放回口袋吗？’”[14]
4
就像他这本《上来透口气》（Coming Up for Air，1939），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结尾一段中，奥威尔把战争的可怕与童年时在那里待过的安宁、绿色、宜人的泰晤士河谷做了对比：
这里仍是我从小就了解的英国：铁道路堑里长满野花，毛色发亮的高头大马在深厚的草地上吃草、沉思，舒缓的河流柳林夹岸，榆树上蔚然团团绿云，村舍院子里种着飞燕草……全在睡着的英国中酣眠，我有时担心我们将永远不会醒来，直到被炸弹的轰响惊醒。“梦游者”是希特勒形容德国人时创造的一个词，奥威尔说它“用在英国人身上更合适”。这部小说从头到尾回应着这种看法，奥威尔一再点明其论点：英国往昔的美好生活已经消失，被一种现代化、高效的，然而又无趣和丑陋的大众文明所取代；我们被惰性和自满麻痹，但战争不可避免，它将把昔日残留一扫而光。书中第一人称叙述者乔治·保灵预言道：“那都是即将发生的。包括所有你已置之脑后的，那些令你害怕不已的，那些你告诉自己只不过是个噩梦或发生在国外的事情：炸弹、领食物的队伍、胶皮警棍、带刺铁丝网、囚衣、标语、大面孔、从卧室里往外嗒嗒射击的机关枪等等，那都是将要发生的……逃无可逃。”
保灵是奥威尔首次刻意塑造出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也是他笔下最吸引人的主人公。他选择描写了一个中等偏下阶层的保险代理人：一个肥胖、健谈、满不在乎的角色，他跟泡酒馆的人关系融洽，人们永远也不会把他和奥威尔混淆。他家住在一幢质量低劣的住宅里，位于乏味的伦敦郊区，妻子爱唠叨，满脑子考虑的是钱，两个孩子惹人生气。小说开始是1月的一天早晨，他决定不告诉妻子他在赛马赌博中赢了钱。45岁的保灵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陷阱，满怀愤慨，但当他忙碌时，他个人的怒气让位给了总体上的不祥之感，处于“一种先知先觉的精神状态下，在此状态下，我能预见世界末日，这样想着也多少有点儿兴奋感”。尽管处于交通和人流的纷扰之中，他似乎是“梦游者之城中唯一一个醒着的人”。
3月份，保灵决定把赢来的那笔钱用于回下宾非尔德一趟，他一战前在那里度过了田园诗般的童年。6月份，他溜开了一周，但幻想却完全遭到破灭，只能垂头丧气回家。他对当前感到沮丧，在已经消失了的过去和毁灭性的未来之间进退失据。
保灵想逃离这个摩登时代，却发现他的伊甸园已永远失去。从某一层面上说，奥威尔触及了一个普遍性主题，即维庸在《往年之雪何在？》（Où sont Les Neiges d'antan？）中表达的痛切感。另外，它是本关于“英国现状”的政治性小说，是对沉睡者发出的一声呼喊，要他们去制止对乡村的破坏、社会的衰退和逼近的战争。
这部小说具有自信的风格和前后一致的语气标志着它和奥威尔的早期作品明显不同。保灵大段大段的沉思是巧妙地以说话方式写出的，其思绪似乎散漫芜杂，实则全围绕一些挥之不去的想法：工作缠身、对婚姻不满、缺少吸引力、正在变老、肥胖、戴假牙、悲哀地自认没有哪个女人会多看他一眼等等。
保灵列出了一系列对比：当今交通及城镇的无计划扩张和往昔河畔的宁静；他在快餐吧吃到的倒人胃口、以代用物所制的香肠和他母亲以前的家制食物；那时和现在的他。保灵认为这个世界跟他一样，也发生了变化，都向着更糟糕的方向，但他仍是那同一个男孩，依然充满潜力：“我俗，感觉迟钝，能融入周围环境……但我内心还有些别的，主要是过去的一些遗留……我是胖，但内在的我是瘦的。”[15]
但这部小说的结构及风格更得益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保灵就是奥威尔笔下的布鲁姆，是个平常的俗人，性格亲切，具有单口相声演员自嘲的那种幽默感。跟乔伊斯一样，奥威尔用了不断重现的主题来使这部小说保持紧凑：保灵三次钓鱼未遂；他过去的外遇和目前想对妻子不忠却未能成功；报纸上关于残肢的耸人报道以及轰炸受害者的尸块；常常在头顶飞过并最终轰炸了下宾非尔德市场的黑色飞机。保灵脑子里有很多溺水的幻象——浸没于恐惧之中，上来透口气，在污染中艰于呼吸等——这些与水有关的主题也将这本小说统一起来。
特别在关于童年的那些怀旧章节中，听上去，保灵的口吻跟奥威尔在“信笔所至”专栏及关于英国大众文化的随笔中表现出来的亲切、嘲弄、有说服力的语气很像。在《唐纳德·麦克吉尔的艺术》（The Art of Donald McGill，1940）中，奥威尔列出了明信片漫画的常见套路：所有女人都谋划只使女人得益的婚姻；所有丈夫都怕老婆；中年人都是酒鬼；裸体主义可笑；防空袭做法愚蠢；私生子和老处女有趣——而保灵对这些几乎全都赞同。
这些成见有助于刻画保灵的性格，但接近奥威尔自己的想法。《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有很多同样的讽刺：单调乏味、死气沉沉的住宅群，难以找到未受污染、里面有鱼的溪流，性情温和、无头脑的社会主义者和古怪的素食主义者、嗜好健康食品者、饮果汁者、穿便鞋者、裸体主义者和同性恋之流。保灵先知先觉的语气跟奥威尔的一样，而他对女人的厌恶心理——这本小说中的所有女人都要么是心胸狭隘，要么已经衰老、冷淡，要么缺乏兴趣——泄露了奥威尔自己对婚姻的不满、因为不忠的内疚和因为爱琳不开心的自责。在此背景下，保灵的肥胖似乎隐喻了奥威尔自身的疾病。保灵这样说其妻希尔达：“有时，她将我拿获的方式让我几乎相信有通灵这回事，不过她在我有那事没那事时总是一样怀疑我，我多多少少总是被怀疑。老天作证，过去几年……我可一直够清白的了。你要是长得和我一样胖，想不清白都难啊。”保灵的自怜影射了奥威尔对莉迪亚徒劳的追逐。
对保灵受伤及其一战时长期在一处废弃据点读书的描写让人想起奥威尔在西班牙及缅甸的经历。保灵对于诗意细节的敏锐眼光，关于教堂里的气味及噪音的回忆，对残酷、恐怖和令人厌恶的事物的感觉，对虚假和做作的憎恶，那全属于奥威尔。当朱利安·西蒙斯提到尽管奥威尔发挥了想象力，但保灵还是有点与其创造者过于相似时，奥威尔回答道：“当然你在这点上完全正确，就是我自己的性格经常影响讲述者的性格。”在承认这部小说具有挑起争论的目的后，他又说：“无论如何，我不是个真正的小说家，那种特有缺陷在以第一人称所写的小说中都有，永远不该那样写。”[16]
《上来透口气》是一部过渡性作品，它集中了奥威尔30年代的贫困小说中探索过的主题，预示了接下来的10年中他将写出的政治讽刺作品。这本小说的故事背景地和中心主题早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就出现过，在那本书中，他描写过在下宾非尔德流浪和在塞纳河里钓鱼。《保持叶兰繁茂》跟《上来透口气》有很多相似之处：戈登·科姆斯托克相信我们的文明正在灭亡，整个世界不久将被炸个粉碎；他对婚姻的恶评和想象无数战战兢兢的奴隶向金钱之王座顶礼膜拜等等。跟戈登同在一处寄宿居住的旅行推销员弗莱克斯曼和保灵一样，有着同样出色的幽默感、矮胖身材和适度虚荣心，他也额外花钱以躲开妻子。缺乏活力的科姆斯托克家跟希尔达·保灵死气沉沉的娘家相似，就像保灵的朋友——牛津大学教师波提欧斯一样，他们完全生活在过去，不关心政治，被左派读书会狂热的演讲者取代。听了那位演讲者术语连篇、为挑起仇恨德国人而做的演讲，保灵想到“所有的正派人都已瘫痪，是已死的人和活着的大猩猩，除此两种什么都不是”。他告诉来开会的一个小伙子上次战争“只不过是个操蛋的烂摊子而已，要是再来，你别参加”。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D.H.劳伦斯曾绝望地写道：“我太悲哀了，为了我的国家，为了这已有两千年的文明巨浪正在崩溃，悲哀也难以存活下去。过去事物如此美丽，却在感伤中一去不回，而新者不见出现……前方是漫长的冬季，到那时，所有景象都将不存，一切记忆尽会消逝。”《上来透口气》正好写于下次战争之前，而这场战争甚至更具破坏性。它开拓了劳伦斯的启示性主题，并包括了一个明显属于政治性的预言。保灵感觉到脚下的世界正在破裂和瓦解，那些暂时待在英国这一平静回水处的体面人是全然被动的。“可是东欧的新人类是最新型的人，用标语思考，用子弹交谈，他们又当如何？”他警告道，“他们在追赶我们，不久就会追上。”[17]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评论道，1914年后出生的人都“无力快乐”。保灵对昔日的追寻动人地再现了那段具有绝对安全感的时光，并将其与他跟爱尔西·沃特斯那次在树林做爱联系起来。她具有一种“极其温顺，极其女性化的气息。一看到她，就知道她是那种可以拥入怀中，想对她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女人。她浑身洋溢着女人味，非常温柔，非常听话”。他记得黄昏时跟她一起散步的感觉：“一九一三！天哪！一九一三！那种宁静，那样的绿水，还有坝上的哗哗流水！它永不再来。我不是说一九一三年永不再来。这种感觉要么你曾经有过，用不着我来告诉你；要么你从未有过，而且以后也不会有机会体验。”后来，当保灵站在父母坟前时，头顶飞过的一架轰炸机突然投下一道令人心悸的阴影，它象征了这部小说的主题：过去已死，未来危险。
英国评论者对这部小说评价甚高，《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的评论者称赞《上来透口气》是部“警世之作”，“有着热情洋溢而又无比诚实的想象”。奥威尔去世后的1950年，它才在美国出版，由于《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影响在前，其价值并未得到充分认识。欧文·豪（Irving Howe）[18]忘了这本小说的写作年代，称它“完全无出乎意料之外”。他指出奥威尔缺少“真正小说家的那种创造性”，他最擅长的是随笔及新闻报道写作。埃德蒙·福勒（Edmund Fuller）称奥威尔为厌恶人类者：他“不单不喜欢，他完全是鄙视人类”。但爱尔兰作家詹姆斯·斯特恩（James Stern）称赞奥威尔关注普通人，并认为《上来透口气》是“一部人物塑造上的杰作，一部惊人力作”。
也许是被保灵的轻松语气所误导，伊萨克·罗森菲尔德（Issac Rosenfeld）认为此书“未能写出战前生活的焦虑感”——然而难以想象还有哪本小说比它更焦虑，甚或更惊慌失措。但他提出了一个精到而且影响甚广的观点，即奥威尔“政治激进，感情保守”，表现在《上来透口气》中：尽管这部小说中充满对过去的怀念，奥威尔在思想上却确信需要变革，在战时新闻报道中，他曾期望由一个社会主义政府进行根本改革。
《上来透口气》反对英国与德国开战，但是当战争于这本小说出版后3个月爆发时，奥威尔改变了主意。10月30日，作家埃塞尔·曼宁——她与雷金纳德·雷诺兹结婚，终生是和平主义者——对奥威尔给她的一封信中提到他支持打仗而恼火：“亲爱的埃里克·布莱尔（因为您是那样签名的），您信里的最后一段让我吃惊……您希望身体够好，以便参军为打垮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什么的出一份力……可您毕竟在《上来透口气》中写了那么多啊，我不理解。”[19]在奥威尔看来，保卫危难之中祖国的爱国举动比战前所持原则更重要。他曾为西班牙而战，如果能够，他也将为英国而战。
[1] 奥威尔档案库所藏德斯蒙德·扬1937年12月28日致奥威尔的信；《将当国王的人》，《路特雅·吉卜林最佳短篇小说选》，杰弗里·迈耶斯所编（纽约西格奈特版，1987），第88页；《全集》，11.121、11卷第122页注解、11.123（1938年2月12日信件）。——原注
[2] 《全集》，11.128（爱琳1939年3月14日致杰克·考曼的信）；《全集》，11.127、128—129（爱琳致杰克·考曼的信）；据医疗报告，见谢尔登《奥威尔传》第289页；《全集》，11.165（爱琳致金－法罗的信）和11.190第2则注解（1938年11月8日医疗报告）；《全集》，11.130（1938年3月底信件）。——原注
[3] 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德国小说家，除《魔山》外，还著有《死于威尼斯》《布登勃洛克一家》等，获得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1933年流亡国外后于1944年加入美国籍。
[4] 乔治·凯恩，沃尔特·佩吉尔和劳伦斯·奥肖内西，《肺结核的病理、诊断、治疗及预防》（1939年初版，1964年第4编，伦敦版），第428页；F.B.史密斯，《1850—1950肺结核病休养地》（纽约，1988），第166页。——原注
[5] 《全集》，11.129（爱琳1938年3月14日致杰克·考曼的信）；《全集》，11卷第228页注解（约翰·斯其兹）；伊恩·黑尔，《深具见识之人》，雷诺兹的讣告，1958年12月26日《友人》，第1664页；奥威尔档案库所藏雷金纳德·雷诺兹1945年8月22日致奥威尔的信。——原注
[6]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作家、评论家、辞书编者，编有《英国辞典》，著有《长诗》《人类欲望的虚幻》等。
[7] 黑尔，《深具见识之人》，第1664页；《全集》，7.228；雷金纳德·雷诺兹，《我的生平及罪过》（My Life and Crimes，伦敦贾罗德版，1956），第212—213页；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约翰逊传》（G.B.希尔和L.F.鲍威尔编辑，牛津，1971），4.427；奥威尔穿着一件褴褛到几乎碎裂的外套的照片可以参见弗农·理查兹著《家中的奥威尔：随笔及照片选》（伦敦自由出版社，1998）封底。——原注
[8] 《全集》，13.247（1942年3月26日信件）；雷金纳德·雷诺兹，《我的生平及罪过》第214页。——原注
[9] 阿诺德·本涅特（Arnold Bennet，1867—1931），英国小说家、批评家，著有《五镇的安娜》《老妇人的故事》等。
[10] 阿诺德·本涅特，《日记》（纽约，1933），第755页；《全集》，19.417（1948年8月7日）；《全集》，17.456（1945年底信件）。——原注
[11] 《全集》，11.199（爱琳1938年9月15日致其母亲的信）；《全集》，11.206（爱琳1938年9月27日致玛乔里·戴金的信）；《全集》，11.249（爱琳1938年12月5日致玛丽·考曼的信）；弗恩，《奥威尔的首任妻子》，第121页；《全集》，11.321（1939年1月20日信件）。——原注
[12] 莱蒂斯·库珀，《爱琳·布莱尔》，第5页，奥威尔档案库所藏未发表打印稿；《全集》，11.325（1939年1月27日）；艾克顿，《一个美学家的更多回忆录》，第153页；法弗尔，《乔治·奥威尔》，第109页；《全集》，11.253（1938年12月14日信件）；《全集》，11.417，420。——原注
[13] 弗恩，《一个俄罗斯人的英国》，第419页；《全集》，11.336（1939年3月1日信件）；《全集》，11.348—349（1939年3月31日信件）；弗恩，《一个俄罗斯人的英国》，第431—432页；《全集》，19.341（1948年5月24日信件）。——原注
[14] 《全集》，11.344—355（1939年3月19日）；《全集》，11.350（爱琳1939年4月9日致玛丽·考曼的信）；梅布尔·菲尔兹所言，见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44页；《全集》，19.365（1939年7月14日）；里斯，《乔治·奥威尔》，第137页。——原注
[15] 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第231—232页；《全集》，12.394（《狮子与独角兽》，1941年2月）；《全集》，7.238、25、20。
在《上来透口气》（7.20）中，保灵说：“我是胖，但内在的我是瘦的。你有没有想到过每个胖人的内部都有个瘦人？”5年后，在《不安静的坟墓》（1944年初版；伦敦，1961）第58页，肥胖的康诺利（奥威尔写保灵长相的灵感可能得自于他）借用此想法写道：“被囚禁于每个胖人体内的是一个瘦人，他在猛打手势想出来。”——原注
[16] 《全集》，12.191（1940年6月21日书评）；《全集》，19.336（1948年5月10日信件）；《全集》，17.143；19.336（1948年5月10日信件）。——原注
[17] 《全集》，7.169，7.160；D.H.劳伦斯，《书信集，第二卷，1913—1916》（乔治·兹坦鲁克和詹姆斯·博尔顿编辑，英国剑桥，1969），第115页；《全集》，7.168—169。——原注
[18] 欧文·豪（Irving Howe，1920—1993），美国著名评论家、文学教授，著有《写作与大屠杀》《一个评论家的手记》等。
[19] 伯特兰·罗素，《1944—1969年自传》（纽约，1969），第115页；《全集》，7.106—107；迈耶斯，《乔治·奥威尔：重要遗产》，第152—174页；奥威尔档案库所藏埃塞尔·曼宁1939年10月30日致奥威尔信。——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