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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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9月，22岁的布莱尔回到南沃尔德的家里。这里位于萨福克郡北海之滨，在爱德华时代，它曾是个时髦的海水浴胜地，到那时成了渔港，也是有许多英印家庭居住的雅致而老派的幽静城镇。与低地国家[1]之间频繁的贸易活动已经影响了它的建筑风格，在老街上，整洁的英式小屋杂处于荷兰风格的住宅中。布莱尔夫妇发现他家的男孩变成了一个能吃苦和富于经验的年轻人，成了一个衣着非常破旧的殖民地老爷，登革热尚未痊愈，已经人高马大地长到了六英尺两英寸半。[2]在大概那时所拍的一张不能说明他一贯形象的照片上，他似乎吃丰盛的英国食物长胖了。他的脸蛋变圆了，甚至可以说是胖嘟嘟的，并惹人注目地打了一条图案时髦的领带。家人欢迎他回来并炫耀地把他带到他们的朋友面前时，他也在等待适当机会告诉他们那个坏消息。他那时一年挣696镑（奖金另算），但在离开缅甸时，他打定主意要辞职。
虽然直到1928年3月12日都算正式休假，布莱尔还是在1月1日辞去了副警察长职务，因此牺牲了140镑薪水，但是他想让家人明白他是不会改变主意的。他知道自己需要钱生活，可是一旦做出决定，就觉得良心所在，他不能再领取更多的薪水。他并未说明辞职理由，他的上司感到恼火，因为他浪费了所受的14个月培训（占他全部待在缅甸时间的1/4），不过还是勉强同意他辞职。
他的家人及他们的朋友都被其决定吓坏了，他们搬出各种各样的按常理如何的反对意见。他父亲在他小时候“永远说着‘不准’”，这时又开始说“不准”，力劝儿子考虑事业和前途——还有退休金呢！他的母亲为他失去保障而操心，肯定也流过眼泪，数落过他忘恩负义，对家人为他能得到昂贵的教育所做的牺牲视而不见。艾达的朋友鲁思·皮特（Ruth Pitter）声言：“他辞去在缅甸的工作让我们都无比震惊，就像拒收一张数额为五千或者一万英镑的支票。如他妈妈所言，她奉献了一切，她的全部，把他养大并让他进入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体系。”布莱尔夫妇在埃里克身上实现投资回报的精心计划失败了，而从金钱角度讲，他们的看法一点没错。接下来的15年中，当他以作家身份苦苦挣扎时，日子过得仅够糊口。直到1942年当上英国广播公司的讲座节目制作人后，薪水才与他一开始到缅甸时的薪水持平。对这么一个为钱操了很多心，甚至为钱烦扰不已的人而言，这个选择似乎是种莫名其妙的自毁行为。
为了他处世上的不通人情，亲友白天黑夜做他的工作。就像他在《保持叶兰繁茂》中所写的——这部小说中的戈登·科姆斯托克辞去在伦敦的广告业工作虽属虚构，但跟布莱尔不当缅甸警察一事性质等同：“不用说，有过几场厉害的争吵，他们不能理解他。在他们看来，有机会做这样一份‘好’工作却拒绝去做多少是没道理的。他总是一遍又一遍说他不想干那种工作……他恼火地告诉他们他想‘写作’，可是他又怎能以‘写作’谋生？”
理查德·布莱尔鼓励过、迫切希望过、（据杰辛莎所言）甚至强迫过儿子去当警察，如今却要承担后果。埃里克无法说服父母相信那件工作让他深恶痛绝。他在伦敦的朋友和资助人梅布尔·菲尔兹回忆道：“他不干在缅甸的工作后，他父亲非常失望，把他看作一个失败者。他对那感受很深……布莱尔老先生的概念是不会挣钱的儿子不是个好儿子。”但埃里克仍想让父亲开心并得到其尊重，如梅布尔所言：“他有一个想法，就是让父亲认识到他的价值，因为他爱父亲并希望父亲也爱他。”[3]但他不想跟父亲一样从事同样平庸的职业，她应该加上这句。
阿芙利尔虽然喜欢兄长，可是连她也表示不赞成。她在家里住，开了间名为“铜壶”的茶室，她正日益变成一个尖酸刻薄的老处女，“让人受不了……恶意地拿他人开心”，她批评埃里克邋遢、自私和懒惰：“我想他是习惯了在印度（即缅甸）有很多仆人侍候，在我们看来，他变得很不整洁，每次吸烟都把烟头扔到地上——还有火柴——指望别人会扫。”他显然在依靠他在缅甸攒下的钱无所事事地度日，而她为了微利辛苦工作，兼情感空虚，她变得越来越苛刻待人、指责不断。
虽然他已告诉过家人说他决心写作，但在过去五年中，他几乎什么也没有写过，那时也似乎没在写作。当然他以前在文学上也不曾取得过成功，未获得过学校的写作奖项，未发表过成年后的作品。后来他曾就他父亲和那些好意的规劝者评论道：“开始时，我不得不极力抗争，如果听从了别人对我说的话，我就永远当不成作家。”[4]
布莱尔也从另外一位父辈人物那里讨教过，此人在当初促成他去缅甸一事上起过作用。他曾告诉同学德尼斯·金-法罗：“1927年底我从缅甸回来后，曾去剑桥跟高待了一段时间，但是尽管他很和气，在我看来似乎我已脱离了他的轨道，他也脱离了我的。”作为一个已有几年处世经验的成年人，他觉得跟高比以前更疏远了，而高在发现其建议产生了令人失望的结果时，大概也感到尴尬。在三一学院宴会的贵宾席上，他把布莱尔安排到他以前的偶像A.E.豪斯曼旁边，但豪斯曼总是很沉默，所以他们即使聊天，也不见得会聊多少。虽然布莱尔的父亲或教师对他很不理解，布莱尔还是想取悦他们。迟至1946年4月，在凭《动物农场》一书首次在文学上取得巨大成功后，他还给高写了一封语气谦逊的信：“我很乐意送给您一本，它很短，也许会让您读得开心。”[5]
2
布莱尔从缅甸回来后，家人认为他被宠坏了，而且自私自利、自负兼以自我为中心。在《保持叶兰繁茂》中，布莱尔对辞去工作想当作家的戈登·科姆斯托克做了讽刺性描写，那也是他本人的自画像，表明他对家里人的看法心中有数，书中的戈登表达了布莱尔本人清楚的执着态度：“他想好了存在着两种活法，你可以去致富，或者可以有意拒绝致富，你可以拥有金钱，或者鄙视金钱……他会拒绝‘成功’那一整套玩意儿，他会把‘成功’当作他的特殊目标。”虽然他不想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功成名就，也从未期望过变得富有，但他极欲成为一个成功作家。说来奇怪，他认为要想踏上作家之路，就需要生活在赤贫之中，这在英国作家中是个异数，好像只有通过让他本人及自尊去承受贫穷生活的严峻考验，他才能理直气壮当作家。
1927年冬，急于逃脱家人的数落和开始新生活的布莱尔得到了两位女性的帮助和支持：他母亲的朋友——诗人鲁思·皮特——和他姐姐玛乔里·戴金。鲁思·皮特比他年长六岁，出生在埃克塞斯郡，父母分别是伦敦东区工人阶层中的工匠和教师。她的处女诗作发表在A.R.奥莱日（A.R.Orage）所办的《新时代》（New Age）杂志上，一战中，她在战争部当文书，1920年出了诗集《首批诗作》（First Poems）。战后她以画油画和在茶碟、茶罐上画装饰画谋生，跟凯特·奥哈拉搭档在诺丁山道开了个礼品店，就是在那里，她和艾达·布莱尔初识。
1927年秋，鲁思帮助布莱尔在波特贝洛路上找了个房间。他经历了一种可以说是反向的文化冲击，被迫重新学会适应英国。没有仆役为他做饭或打扫，他尽量用积蓄维持生活得久一些，在一间冰冷的屋子里过着波希米亚式生活，在伦敦的冬季，他点燃一支蜡烛来暖手。鲁思给了他实际的支持，但对其文学雄心的看法与他父母相同。她嘲笑他缺乏想象力以及他业余但是热切的努力，她突出强调了当作家的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一面。虽然她本人是个诗人，却一上来就否定了布莱尔：“他是个执迷不悟的年轻人，放弃了一份好职业，自负得竟以为他能当作家……我们借给他一个旧油炉，他就写了个短篇，关于两个少女借油炉给一个老头……还有另外一个从未发表过的短篇，开头是‘公园里，藏红花开了’。噢，天哪，恐怕我们确实笑了起来。”鲁思也批评了他的信仰、性格及行为。她说“他对生活有种根深蒂固的不满”，而且断言他的“无情一面”遗传自艾达：“他会出语刻薄，十分刻薄。他会不留情面地让人下不来台，也会说些很伤感情的话。一点儿没错，你知道，他妈妈说话就不中听。”
住在十分破落的波特贝洛路上时，布莱尔目睹了一个英国式势利的典型例子，他和房东太太（曾当过一个有贵族称号女人的侍女）都未带钥匙而进不去屋。当他建议向邻居借架梯子时，她拒绝了：“我们在这里已经住了十四年，我们总是注意不去认识两边的人。不能那么做，在这种地方不能。一旦跟他们说话，他们就跟你熟络起来。”[6]所以布莱尔跟她丈夫不得不去某个亲戚那里借梯子，极为吃力地扛了一英里才扛回来。
布莱尔的姐姐玛乔里，那个脸颊粉红的摩托车手，已跟丈夫汉弗莱搬到了约克郡的利兹。她比阿芙利尔要宽容一些，是个有同情心的听众，令人易于信任。布莱尔在英格兰北部流浪的间隙，或者在伦敦那个房间所过的艰苦生活告一段落时，就去住到戴金夫妇舒适的中产阶级家里去，有时住得几乎让他们失去耐心。戴金的父亲是个南沃尔德的医生，他本人毕业于切尔藤纳姆公学，在纽约华尔街当过办公室勤杂工，（像奥威尔的父亲）参加过一战。他在西部前线待过两年，失去了一只眼睛，安了一只玻璃假眼。战后，他当上了贸易委员会的工厂巡视员。
戴金是个性格非常暴躁的人，跟布莱尔几乎没有相似点。他觉得布莱尔从小就讨人嫌，那时又开始给人添麻烦。长着双下巴、面色红润、生性快活的戴金在酒馆是个健谈的人，而性格跟他相反的布莱尔则不擅言谈，只会静静观看。戴金在提到最喜欢去的利兹市的那间酒馆时，他描述或者说模仿了奥威尔本人后来在几部作品中描绘的理想化工人阶层的场景，那间酒馆“晚上会生一大堆火，有很多快乐的人，里面总亮堂堂的，舒适而且温暖……（布莱尔）常一个人坐在角落，看上去像是个死人，直到听他说‘我得回去了’，我们才有点儿轻松感。”戴金认为布莱尔的寡言是出于冷漠和高傲，而未意识到这位日后的作家一直在倾听和细心观察。
戴金后来批评过从小一直身体不算好的布莱尔。因为他穿破旧衣服、围大围巾，戴金说他“像个落魄了的贵族”，但是他不穿大衣，甚至在冬天也是。戴金认为他的内弟对贫穷一方面生气，一方面又感到惭愧，还认为如果他有意变得邋遢，那他算是做到了。戴金不喜欢《通往威冈码头之路》，（对其辩论目的视而不见）称其没能表现出工人阶层生活的积极面，即泡酒馆和看足球赛。跟鲁思·皮特一样，他对布莱尔当作家的潜能持怀疑态度，认为他应该找份合适的工作，而不是在他家混吃混喝。但由于受到玛乔里的鼓励，埃里克会在他家一次待几周进行写作。
戴金家有次开着家里那辆帆布篷的路华牌小汽车外出度圣诞节假，当时尚在童年的戴金家长女简对此记忆犹新，她记得在嘈杂的车上，埃里克舅舅不为所扰地埋头看书。“车前排座位上坐着我妈，（妹妹）露西坐在她膝上，后面坐着四岁左右的弟弟和七八岁的我，还有我们的哈巴狗、两三只豚鼠和放在禾秆编的鱼篓里的一只小羊，它的头伸在外面。还有垫子、食物、篮子以及通常会有的喧闹。司机后面的后排座位上是埃里克，没什么要他看管的，他非常安静和亲切，膝盖耸得很高，在读法文诗。”[7]
3
在此前后，布莱尔开始了多次流浪之旅，而且在后来的四年中断续进行着，这种自我惩罚性尝试令其家人迷惑不解。从警察到流浪汉的转变是彻底的冒险之举：部分是赎罪，部分是考察社会，部分是为了自省。流浪让他有时间检视自我，发现目标，集中志向，为他提供写作的原始材料，增加对世故人情的了解，也没那么专注自我。然而跟他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一样，是内疚感提供了最初的推动力——这种内疚感不合情理，但又根深蒂固，产生自过去的过错，形成一种影响身心的烦恼，让他总不得摆脱。
除了他自己过于舒适的中等阶层家庭、所受的势利性质教养（那让他鄙视工人阶层）以及曾受教于伊顿公学，他对自己家族的殖民渊源也感到内疚——当过在牙买加拥有奴隶的奴隶主、在缅甸的剥削者、在印度的鸦片贩运者等。他受到一种社会良心感的折磨，对自己比无论是谁富有都感到不安（甚至在他相对贫穷些时也是）。他在缅甸时的同事让他为太年轻、未参加过一战而感到惭愧，二战期间他被体检查出不够服役资格时，这种惭愧感又再度出现。他为自己当一名警察，享有压迫人的权力而感到内疚。末了，家人也让他感到内疚，因为他放弃了一份有前途的职业、令他们失望并靠其接济，而不是去找一份正式工作。
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布莱尔也喜欢拥有这种内疚感，需要延长它。这种内心对自己有错的确信——确信自己未点明地受到了谴责——让他有了一个目标，并给了他早期作品的写作灵感。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著名的自传性一节中，他解释说在他有了缅甸的经历后，他开始强烈反感过一种安定、常规、富足和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而把流浪视作一种赎罪行为。他虽然知道自己不可能真正属于那个艰苦的世界，但还是很想被流浪汉接纳并洗刷自己的罪过：
我意识到我有极重的罪过要赎。……我觉得我一定要逃离的不仅是帝国主义，而且要逃离任何一种一人主宰另一人的行为……当时在我看来，失败似乎是唯一一种美德。每种有嫌疑促进个人利益之事，甚至在生活中达到“成功”，即一年赚几百英镑这种事，在我看来在精神上似乎都是丑陋的，是恃强凌弱……我的心思马上转向极端的例子，那些社会弃儿：流浪汉、乞丐、罪犯、娼妓。这些是“底层中的最底层者”，是我想接触的人。当时，我迫切想做的，就是找到某种途径，以完全脱离这个体面的世界。过艰苦生活和当作家是脱离这个体面世界同一条道路之两方面。
布莱尔的流浪无疑是种赎罪行为，他首次尝试从舒适踏足肮脏和极其困难的处境也需要极大勇气。（据阿芙利尔所言）他有种“对个人整洁的狂热”，对臭味大惊小怪，非常敏感。他强迫自己体验的那种令人反感的经历对他影响甚大，他也强调指出过圣塞浦里安学校令人反感的卫生情况——碗沿下的硬粥嘎巴，浴池里浮着的人粪。在《牧师的女儿》（A Clergyman's Daughter）中，当多萝西不得不用老梅费尔小姐流进过口水的公用杯子喝水时，她觉得难以接受。《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中奥威尔挨饿时，倒掉过宝贵的热牛奶，只因里面掉进了一个虫子。他有意扎进污秽和有损尊严的无家可归之人的生活中，考验他能够忍受的限度——而且是超出此限度。
他必须拥有据以写作的材料，但仍未将其缅甸经历客观化、吸收和理解。他被那些身处边缘、赤贫和流离失所的人们所吸引，看到了英国主宰缅甸人和英国人对待穷人做法上的相似之处。具有其人特点的是，他不但生活得像个英国的贫穷工人——尽管他后来确实在巴黎这样生活过——而且从一个压迫者变成了被压迫者一员。他到达了社会等级的最底层，成了成千上万个失业者、无家可归者中的一员。《流浪法》迫使他们从一个市镇漂泊到下一个，从一个村子到下一个，在英格兰到处流浪，在慈善性质的旅店里一次只能待一个晚上。他这样做时，穿的是从一间二手店里买来的破衣服，也试过掩饰他那优雅的口音，然而不太成功。每当他需要洗个澡、休息、像样的食物和写作时间时，他也会——而且也确实那样做过——放弃奔波的生活回到在南沃尔德、戈德斯格林或利兹那里亲友的家里过上一段舒适生活。但他穷困潦倒的阶段——流浪、摘啤酒花及被捕、身体垮掉、赤贫和洗盘子的生活——持续4年之久。在那期间——对收集需要的写作素材是大大够用了——他不顾后果地以健康、声誉和前途为赌注。他对流浪的醉心说明他性格中有两个重要方面：漫游者和局外人。他永远无法在一个地方待久，只有与社会保持小小的角度，才能让他适应这个世界。
奥威尔，这位在自己的国家“平民化”的前殖民地老爷曾写道，“实际上，在那种恶劣条件下和令人厌烦至极的流浪汉的地下世界”，他有过“一种解脱感，一种冒险感”，在缅甸时，他也有过这种感受。他肯定乐于想象如果“甩动”和“高奶奶”看到他们的伊顿公学奖学金学生一头扎进最低层，他们会何等惊讶。乔装打扮经过一些熟悉的地方时，他会有点激动。他的一个在南沃尔德的朋友丹尼斯·柯林斯记得布莱尔在布莱斯堡的收容所（地方自治会所办的寄宿舍）住过一夜，计划接下来去南沃尔德的贫民院，但是又改变了主意，他半是感伤半是黑色幽默地说：“不，我决不能那样做，要是我爸看到，那真的会要他的命。”[8]
赎罪和解脱感在心理上是有价值的，但当他开始放眼身外收集第一手资料时，另外一个重要的动机也出现了。在他所有的纪实作品中，他必须当一个他所写的缅甸、巴黎及伦敦、威冈、西班牙、马拉喀什[9]和战后德国状况的目击者。唯有通过此种方式，他才能给读者一种真实经历感，并能写活那些他选择与其共同生活的社会弃儿。穷困潦倒时，他探索着他的写作主题，也在发现自己的写作方法。如他曾写过，他还试图在左派知识分子和英国社会中受压迫最深的人们之间架设一座实际的桥梁，以弥补“理论社会主义悲剧性地未能与正常的（或不正常的）工人阶层接触”。
在这方面，他以杰克·伦敦为榜样，后者在伦敦东区调查过，在《深渊中的人们》（The People of the Abyss，1903）中，他写下了这番短期亲身经历并试图改善城市贫民的悲惨生活。杰克·伦敦在该书前言中写道：
本书记录的是我在1902年夏天的经历。我进入了伦敦的底层社会中，所抱态度最好比作探险家们才会有的那种态度。我准备好被眼睛所看到的说服，而不是被那些没看到的人们的教导或以前看到过但又离开了的人们的话说服。另外，我带上了某些简单的标准，以此衡量底层社会的生活，这个标准就是那些能增强生命力、使身体强壮和精神健康的是好的，那些削弱生命力、阻碍和使生命不正常的是坏的。像杰克·伦敦那样，布莱尔也学会如何与平凡甚至是一无所有的人相处，而且实际上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对他们，他既不屈尊俯就，又不加以嘲笑，而是对其生活显示出了真正的同情心和兴趣——对一个伊顿公学的毕业生和前警察而言，这是非常具有想象力的一步。
1931年，布莱尔在《阿代尔非》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即《收容所》（The Spike）和《摘啤酒花》（Hop-Picking），这是他后来的早期作品《巴黎伦敦落魄记》（1933）和《牧师的女儿》（1935）中一些场景的原材料。第一篇随笔描述了典型的流浪汉临时收容所中监狱般的环境，谴责了那个羞辱流浪者的制度，并唤起了对流浪者苦况的同情。第二篇描述了伦敦居民中的工人阶层逃离城市，利用夏天假期去肯特郡的田里做这种令人讨厌且工资低廉的活。在给丹尼斯·科林斯的一封信中，他以一定程度上夸大其词的口吻记述了去肯特路上的艰辛，和他对那件让他腰酸背痛、手指流血的工作轻松愉快的态度：“我们路上主要靠乞讨才有东西吃，除了烟草什么都不缺，但是那种露宿的寒冷和不适比你能想象的更糟糕……尽管如此，这样短期过上一阵子很有意思，反正我能据此写一篇可以卖给报纸刊登的文章。”[10]
4
1928年春，布莱尔去了巴黎，并在那里生活了将近两年。一年半时间里，他靠积蓄生活，也靠教英语贴补，直到他的最后一笔钱被偷掉。他先是典当行李，然后找到了一份洗碗的工作。“在外国时，”他曾说，“除非因为不得不工作而待在那里，否则就生活得不完整，一般来说你不会跟普通人混到一起。你倾向于把时间花在咖啡馆或者妓院或者画廊里，而不是在普通家庭里，但如果你没钱，你经历的会比在你自己的国家更糟糕。”他对比了自己和20世纪20年代涌至的几千个美国移居者在巴黎的经历，当时什么都便宜，就像他在那篇关于亨利·米勒的评论《鲸内》（Inside the Whale）中所写的：“在那繁荣的几年里，在美元坚挺，法郎贬值的时期，巴黎史无前例地受到一大批艺术家、作家、学生、一知半解者、观光者、浪荡子和无所事事者的入侵。”
布莱尔的巴黎跟海明威或者乔伊斯的巴黎全然不同，尽管在1928年，他以为在詹姆斯·乔伊斯最喜欢逗留的双偶咖啡馆见到过乔伊斯。第二年，在为一战时打了胜仗的法国军队最高统帅费迪南·福熙将军举行的国葬上，他确实看到了菲利普·贝当这位凡尔登战役中的保卫者。布莱尔住在拉丁区肮脏的铁罐街（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是金鸡街）。20年代初，海明威与其第一任妻子也在该区住过，但到布莱尔来到巴黎时，他已换了一任妻子（这位妻子较富有），并且搬到了更好的地段。在他怀旧的《不固定的圣节》（A Moveable Feast）中，海明威描写了夫妻两人依靠他的微薄收入及妻子的小额托管基金度日时所住的简陋公寓。他印象中的巴黎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似乎乐于过着他们惬意甚至充满魅力的穷困生活：“我们回到巴黎后，天气晴朗、寒冷而且可爱。这个城市已经适应了秋天，我们这条街上的木煤店有好木头出售，很多好的咖啡馆的门口有火盆，让待在露台上的人们也不致受冻。我们自己的公寓里暖和而且令人愉快。”
布莱尔并非经常光顾同一间餐馆及咖啡馆。两年时间里，他过着比较孤独的生活，在下层生活中寻找自己的赎罪形式。他自然尽其所能找到了最不舒服的居处，并得意于自己能够一天只靠几个法郎生活。他在书中重点提到了“垃圾车的酸臭味”、该居处的极度堕落和贫穷带来的安慰：“我相信任何一个经过拮据生活的人都经历过，在得知自己终于到了穷困潦倒的境地时，那是一种解脱感，几乎是快乐。你已经说过那么多今非昔比的话——好了，这就是今非昔比，你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你能够承受这样的日子，它消除了很多焦虑感。”[11]跟别的移居者一样，布莱尔也试图在巴黎写作，事实上也的确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后来又将其毁掉。但是他真正的目标复杂得多：不只是观察生活和检验其生存能力，而且要找到一种写作方法，来写他的人生新路。
艾达的妹妹，即布莱尔的姨妈内莉·利末辛，当时也住在巴黎，虽然他很少向她求助，但还总是能指望她支援一二。她是个真正反俗世陈规的人，在杂耍剧团表演过，嫁给了一个法国人欧仁·亚当姆，此人卷进了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是个狂热的世界语教师，拒绝说别的语言。“他们的婚姻不幸福，”据他们的朋友所言，“她没有个性，软弱，没有主心骨和意志力。”亚当姆后来抛弃内莉去周游世界，最后落脚于墨西哥，1947年自杀。在内莉家，布莱尔可能首次见识了这种社会主义者怪客，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里有名的一节中他讽刺了这种人。
鲁思·皮特在诺丁山道时就看出布莱尔身上有很强的甘于自虐的特点。“我很有把握他当时处于所谓早期结核病的状态，”皮特回忆道，“你看他，在这种天气下穿着完全不足御寒的衣服，这不只是出于贫穷，还是种不正常的自杀行为。”这种固执的自我检验危及他那一贯经不起折腾的身体。在巴黎时，他就得过一次严重的流感。1929年3月，他在科钦医院条件很差的公众病房住了两周，在那篇感人的随笔《穷人的死法》（How The Poor Die，1946）中，他描述了这次经历。
在填完许多表格和得知自己发着华氏103度高烧后，他被迫洗了个凉水澡，并穿一件薄薄的睡袍走两百码穿过一片露天空地来到慈善病房。他强调那里“气味难闻，是粪便味，但又有点儿甜”。接下来他经历了极大的痛苦，无同情心的医疗人员一开始用热玻璃杯给他拔火罐，然后往他胸口上抹一种能引起剧痛的芥末膏。这段时间内，他只不过是个供医科学生观摩的不出声的标本，那些学生们似乎未意识到实际上他和其他病人也是人。在这篇随笔中，穷人缓慢、发臭、痛苦地“自然”死去。[12]
出院后，奥威尔的边缘生活突然陷入绝境，因为他的房间被洗劫，钱被偷走。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那个贼是个意大利排字工人，也是同住那里的寄宿者，他配了钥匙，洗劫了12个房间。但是究竟发生何事，布莱尔告诉一个朋友的话更可信。事实上，他是被一个头发及瘦小体形让他想起伊顿男生的女孩所骗。“他有次告诉我在他遇到妻子之前交往的所有女孩中，最喜欢的是在巴黎某间咖啡馆认识的一个雏妓。她长得漂亮，体形就像男孩，理伊顿式平头，各方面都让人喜欢。显然在他回到房间时，他发现这位完美的女孩把他所有的东西搜罗一空，包括他的皮箱、钱等等一切。”布莱尔到了赤贫境地，他试过在塞纳河钓鱼，但是没收获（海明威声称他在卢森堡公园捉过鸽子吃）。因为付不起房租，他被迫在街上睡觉：“我晚上睡在林荫大道上的一条长椅上，很不舒服——椅子扶手顶着脊梁——而且比我料想的冷得多。”
最后，他通过鲍里斯——一个俄罗斯流亡者和前军人，他们在住院时相识——找到了工作，一天13个小时，他干了10周。一开始在一间豪华酒店当洗碗工，后来在一间俄罗斯餐馆。他当洗碗工的经历占了《巴黎伦敦落魄记》中巴黎一段的大部分。他是酒店等级中低层之中的最低者，他被迫剃去了他非常爱护的短髭，在管理者看来，那是不服从的标志。由于受到侍者的侮辱，他不得不动拳头来得到起码尊重。有些更有雄心的侍者下午去上英语课，但他从未尝试过教他们英语来躲过刷盘子。他没有穿得出去的衣服，也过于劳累，无力去多挣一些钱。
在威斯特敏斯特公爵夫人——她经常下榻于布莱尔工作过的那间酒店——的回忆录中，她讲了一个故事，谈到某个酒店底层雇员如何被迫满足她丈夫——一个伊顿公学毕业生——深夜时的渴求：
在某个派对上，我遇到一个样子虚弱的人，他说：“您不会记得我，但是我清楚记得您和您丈夫。”接着，他告诉我他在洛蒂酒店干过。有天深夜时，本尼按铃叫楼层侍者要桃子吃。但发现酒店里一个桃子也没有，我的朋友——他当时是个见习侍者——就上街去找，而且被告知如果连一个桃子也找不到就别回来了，有被马上解雇的危险。当然，所有店铺都已关门，所以他可怜兮兮地游荡着（我就是按他的话来讲），直到看到一个零售蔬菜水果的小商店橱窗里有一篮桃子。他不顾一切地敲门、砸门，但全归徒劳。他不敢空手回去，因为那条街当时很冷清，他就从修路工地的一个鹅卵石堆上拣起一块砸烂了橱窗，抓起一个桃子赶回洛蒂酒店，高兴地想着他保住了工作。但此后不久，他就放弃当一个侍者而是当了一名作家。他的名字？乔治·奥威尔。[13]然而，女公爵的故事是源自《巴黎伦敦落魄记》中所记的一则轶事。在奥威尔的版本中，一个英国勋爵走进一间酒店要吃桃子，一个德国洗碗工从相邻的餐馆偷了几个。因为布莱尔是个洗碗工而不是个得意的侍者，大概也从未在派对上跟那位公爵夫人见过面（他不会掺和进这种圈子），她讲述的故事说明自传性材料经常被反复采用和遭到歪曲。
5
在有人向他保证会为他找份工作时——但未能成为现实——布莱尔于1929年底回到英国，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继续几乎病态地执着于过流浪生活。在《丁当》（Clink，1932）中，他描写了他的最后一次冒险经历：那次他想进监狱待上较长一段时间，但未能如愿。1931年12月中旬，他因为喝啤酒和威士忌醉得很厉害。他走到一个警察面前，这位警察抓住他的瓶子，和气地把他带到警察局并关进一个小号，他在那里余醉未醒，感觉极为难受，而且呕吐了。后来他被关到治安法庭另外一间较大的单人牢房，最后没罚款就把他放了，只关了一天。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又试过在警察面前乞讨，指望被逮捕，但是他似乎有魔法保护，他们对他视而不见。
人类学家杰弗里·戈尔勒在30年代给奥威尔写了封书迷来信，两人结交为友，他注意到奥威尔举动和交往上拙于行事的特点。奥威尔是个典型的公学学生，直至1927年，他都在只有男性的学校或机构中度过，除了缅甸的妓女和巴黎的“流莺”，他在接触女人方面经验很少。他自己也提到过“人类在其中生存的星际般的隔绝状态”。奥威尔性格腼腆、顾虑重重、不自然，他觉得英国女人不易接近，难以得到，而他生活上的穷困潦倒更导致这难上加难。虽然存在这些弱点和起步较晚，沉默寡言、自我克制的奥威尔后来还是有了多段与女性的密切关系。在那奋斗的几年里，有几个南沃尔德的女人于他是重要的，他在流浪之旅的间隙跟她们保持联系。
布莱尔在1928年认识了布伦达·索克尔德，当时他们都是25岁。布伦达的父亲是位牧师，她是南沃尔德一间女子学校的体育教师，爱看书，有教养，娴静，但喜欢与人交往。她不理解为何他宁愿待在房间打字，而不是跟她打桥牌。布伦达拒绝跟他发生性关系，这更是吸引了他，但他们还是做到了保持好友关系。她不同意他的武断看法，他在1932年9月的一封信中也提到：“能再次见到你以及发现你乐于见到我真是好极了，即使我对你那种性别存在可怕的偏见，还有我对罗马天主教徒的成见等。”[14]布伦达形容他的脸庞“苍白而且有点儿小，有一双很明亮的蓝眼睛”，还觉得“如果他不悲观、不抱怨，跟他在一起不错”。“他并不能真正理解人，”她说，“特别是女人，他不放弃自己的看法……喜欢做惊人之语。写作是他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没有什么——随便是哪个人——能够耽误他。”[15]
布莱尔差不多同期遇到的埃莉诺·雅克比布伦达小3岁，她们两人很不相同。她父亲出身于胡格诺派教徒[16]家庭，1921年从加拿大搬到了南沃尔德，当时她15岁，与布莱尔家为邻。漂亮且长着一头黑发的埃莉诺比布伦达更活跃、更性感得多，她愿意跟布莱尔发生关系，同时她还被布莱尔的朋友丹尼斯·柯林斯追求并嫁给了他。虽然布莱尔身上讲究实际的特点多于浪漫，礼貌多于热情，他更有可能得到了她们的身体甚于得到她们的心，那些女人觉得可以信赖他。布伦达是《牧师的女儿》中古板的多萝西·黑尔的原型，而爱莉诺是《保持叶兰繁茂》中情绪易受感染的罗斯玛丽的原型。
后一部小说中的引诱场景透露了布莱尔在得到女人方面的手法特点：
“你确实喜欢我，不是吗？” “非常喜欢，傻瓜。” “你会对我好，不是吗？” “对你好？” “让我想对你怎么样就怎么样？” “对，我想是吧。” “做任何事？” “对，没错，任何事。”…… “把衣服脱了，乖了……可以吗——现在？” “对，好吧。” “你害怕吗？” “不。”布莱尔的生活中情欲色彩最强的时期出现在1932年6月，那是在几年追求之下，埃莉诺终于委身于他，地点是在一个有着田园风光的地方，在南沃尔德附近的布莱斯河岸边。“除了跟你在一起，我不记得有什么时候我如此喜欢过出游，”在9月份写给她的信中，他怀念地写道，当时他们的关系达到了顶点，“特别是那一天，在过了布莱斯堡山林小屋的树林里——你记得的，那里长着厚厚的苔藓。我永远记得，还有你躺在深绿色苔藓上漂亮的白色躯体。”
发生在大自然中的这一初度场景在其小说中出现过四次，每部小说中，都有一个害羞、顺从、处女般、微笑着并且心甘情愿的女人在林中深处裸身躺在草地上，委身于一个有力但又踌躇的男人。
她躺着让他想怎样对她都行，很顺从，但又是高兴的，还在微微笑着。（《缅甸岁月》）
她没穿衣服躺着，两手放在脑后，闭着眼睛，脸上带着一丝微笑……“我会对你尽量温柔些。”“没关系。”（《保持叶兰繁茂》）
（我）在她身边站了一会儿。她躺在草地上，手捂着脸……想对（她）怎么样都行。她是我的，我可以得到她，那会儿我想要就能要。（《上来透口气》）
他拉着她让她躺倒在地上，她没有一丝反抗，他想对她怎么样都行。（《一九八四》）[17]
那个夏天及秋天时，布莱尔写给埃莉诺的信自然比写给布伦达的信语气更亲热些。在6月（他当时在伦敦附近教书）所写的信中，他提到了世界上的诱惑、肉体和魔鬼，也开玩笑地隐指他们两人的情事。他写道：“你可以决定你属于哪一种。”然后他又以特有的欲言又止的方式写道，“要是能来伦敦请告诉我，因为我们也许能见面，也就是说，如果你想的话。”过了三周，当他们的计划落空后，他一方面是寻求保证，一方面为误解而道歉：“告诉我你不会因为那个星期天我未能赶去而感到受伤害——你没有写信给我，我想你可能那样想。如果你生我的气，我会难过的，如果当时能做到，我本来是会很高兴赶来的。”
10月中旬，这次恋情显然结束了，但他至少高兴于自己将被深情地记着。虽然他还希望能得到更多“好意”，可是对已得到的仍心怀感激。像那个年代的大多数男人一样，布莱尔学到的，是把性看作女人对男人的恩赐。“你说回首和我在一起的日子时心情愉快，你是多么好啊。”他给埃莉诺的信中写道，“我希望你什么时候会让我再次向你示爱，但如果你不愿意也没有关系，我将永远因为你对我的好意而感激你。”11月底，仍想重温旧梦的他问她愿不愿意“某个星期天去乡下，我们可以走很远的路，然后在某个酒馆用午餐？没有钱时，伦敦是个令人沮丧的地方”。接着他装出一副听话的，甚至是小孩般的样子（以性为乐事），提到她跟柯林斯来往会造成不便，预期她会拒绝：“在一起时，你没说你会让我再次当你的爱人。当然，要是柯林斯在南沃尔德时你是不会的，可如果他不在呢？你要是不想就一定不要，但我希望你会想的。”[18]布莱尔的温顺和自始至终的礼貌行事让他在跟那些女性结束恋情后，仍能跟她们保持良好关系。在《巴黎伦敦落魄记》中，他把埃莉诺的姓“派迪”用在那个性格忧郁的爱尔兰流浪汉身上，恶作剧地开了个玩笑。
6
梅布尔·罗宾逊·菲尔兹是布莱尔在南沃尔德相熟的三个女人中最重要的一个。梅布尔1890年出生于巴西接近乌拉圭边界的里奥格兰德市，父母是英国人。她懂葡萄牙语，英语说得带一点口音，在家通过家庭教师接受过一些教育，1908年回到英国，当年她17岁。她虽然未受过正式教育，喜欢游泳而且有当体育教师的资格（如同布伦达·索克尔德）。据她儿子所言，她在知识上只是略懂皮毛而已，也缺乏很强的辨别力；她会打开一本书，读几页就不耐烦地扔到一边。但她对知识有种真正的好奇心和渴求，是个热心的参与者，追逐最近的知识新潮，比如神秘主义和社会信贷学说[19]，参加过社会主义暑期学校。她很喜欢看《新政治家》杂志，还为《阿代尔非》杂志写过评论。她丈夫弗朗西斯在伦敦当工程师，全家——包括未成年的一子一女——夏天会去南沃尔德度假。
作家雷纳·赫彭斯托尔（Rayner Heppenstall）30年代初跟奥威尔在一起住过，他也是个目光敏锐的观察者，他曾写道：“梅布尔有种天真的参与意识，而没有持久的热情。她是个精力极为饱满的女人，被三分钟热度所驱使。她在不同时期涉足过的包括自然疗法、阿德勒[20]心理学、瑜伽术、罗马天主教（她在巴西长大后成了一名天主教徒）……还有英国天主教。”虽然梅布尔性格活泼而且情绪易受感染，但除了积极、爱管闲事、武断、任性和固执，她也会惹人生气、做作和矫情（与埃里克·布莱尔恰恰相反）——甚至在对所说的完全一无所知时也是如此。比如在讨论科学问题时，她会直率但又无知地反驳其女婿的意见，而她这位女婿是个训练有素的化学家。梅布尔的女儿这样形容她：“情绪化、外向、活跃、爱交际，对所有事都充满热情：一个热情鼓吹社会主义、和平主义、动物权益和自然疗法的人。她是个特别一意孤行的人，听不进否定的答复。”她的儿子更具批评性地说：“妈妈是个坚定的左派支持者，但是她的所见，未能超越鸡毛蒜皮的势利性，对基本经济问题了解得很少。她对穷人的态度如今会被称为家长式的。”[21]
1930年夏天时的布莱尔跟家人疏远，没工作，对写作只有模糊的计划，仍到处漫游。某天，他在南沃尔德的海滩上画水彩画时遇到了梅布尔。她对他的态度既同情，又亲切，又支持，又是母亲般的，还是调情性质的，她很快就充当了他的保护人，他经常在她位于北伦敦戈德斯格林的家里住。“他觉得跟我们在一起很轻松，”梅布尔说，“什么事都会告诉我们。他知道我们喜欢他，而且也宽容，他在我们家完全随意，常跟我丈夫没完没了地讨论狄更斯。”
布莱尔喜欢她的儿子阿德里安，阿德里安也因为能和一个缅甸来的喜欢冒险的警察在一起感到兴奋。布莱尔介绍阿德里安阅读他喜欢的几本书：《格列佛游记》、柯南·道尔的作品和P.G.沃德豪斯的短篇小说。他带阿德里安还有莫里斯·埃文斯去看《哈姆雷特》，还去参观大英博物馆，他在那里对画廊的展览进行解说。他一直喜欢阿德里安，1941年还参加了他的婚礼。
虽然梅布尔在家里颐指气使，但还是习惯性地听从布莱尔。她比他大十三岁，但他在思想上主宰了她，甚至让她五体投地。她十分看重他，以至于领会不了他一本正经表达出来的幽默。“有意思的是，”阿德里安说，“我妈妈经常把埃里克的话当真理引用，我怀疑甚至在那些话是开玩笑地说出来时她也会这样，比如‘所有童子军教练全是同性恋’，或者‘所有卖烟草的全是法西斯’。在她说出某个她认为是不容置疑的真理时，她的开场白总是‘埃里克说……’”随着年龄渐长，阿德里安突然认识到布莱尔的社会主义信仰中自相矛盾的一面：“他在书本、食物和酒之类东西上的趣味以及他的语气很大程度上都属于上等阶层……他对复杂的经济理论、银行利率和投资之类没多少兴趣。我想他对马克思的著作根本没什么兴趣，即使在他是个社会主义者时也是如此。”布莱尔的社会主义信仰并非建立在政治和经济原则基础上，而是以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信念为基础的。
菲尔兹夫妇聊起布莱尔进行流浪一事时，弗朗西斯曾问：“埃里克为什么让自己受罪？”梅布尔对他自我惩罚地寻求经验一事做了辩护，解释说“他总想证明他比真实的自己更坚强”。当布莱尔因为失败而感到沮丧，家人和鲁思·皮特也让他泄气时，是梅布尔看出他有潜质，并鼓励了他的文学雄心。她早就相信他是个“很有趣的年轻人，一个对生活整体有着极出色看法的人，好奇心极强，求知欲旺盛”。[22]事实上，梅布尔给予奥威尔的，正是他在家里得不到的：慈爱、赞许和思想上的激励。她说，他忠诚于自己的家庭，但“那种联系绝不是温情的，他们一点也不了解他想干什么，或者他有什么感觉。他经常说，不管他做什么，他妈妈都会原谅他”。可是他的流浪和写作“是他们不能理解的”。
一个本地女人令人惊讶地断言布莱尔有几起私情：“南沃尔德的已婚妇女（乐于）跟他睡觉。他有很多起风流事，那根本不算什么，只有一两桩才不正常呢。但是说了那么多奥威尔是个禁欲的人又当如何？那可不是埃里克！”他能跟不同的妇女发生关系，而又在这个体面、爱说闲话的小城避免闹出丑闻，那似乎不大可能。但梅布尔写给埃里克的一封信——写于1932年夏，当时他在伦敦附近教书和居住——说明她是他的已婚情人之一，他们见面是在伦敦或乡下。除了性，梅布尔也给了他爱。在安排跟他见面并外出一天时，她写道：
亲爱的，太棒了！那就星期一下午两点半在海斯车站见面吧，然后带我走最近的路去河边。我很想乘平底船在阳光照耀下度过暖和的一天。我会在最美丽的河道上小心划船，不把你的男性气概翻进泰晤士河去！带上你的游泳衣，以防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我讨厌穿一般的游泳衣。我们也会去用茶点，那会不错的。不是你所说的“好好地散次步”，我喜欢相反的！要是天下雨，那么着，我们就一间间泡酒馆。最重要的是尽量少浪费些时间，所以试着找出路线吧。我经常经由海斯车站去梅登海德——真有趣，嗨！你会更清楚怎么去那儿的。非常非常感谢你的食谱。 我的朋友明天就要从戴斯码头去列宁格勒了。我要回家，他们却要走，于心何忍哪，我是要这么说！希腊历史在发展，可是唉，为什么没人对从西摩尼德斯和品达[23]那时起的时代进行有趣而准确的记述呢？我试着写过很多，全是乏味而且沉重，带着学究式工作的标志！我在写一首诗，可就是写不好。 最珍贵的和最喜欢的你 再见！梅布尔
这封具有其人特点的情绪化的，甚至热情洋溢的情书中写满了惊叹号，显示出梅布尔性格中的好几方面：除了做作、热衷诗歌及自我提高，她也渴望会面，喜欢游泳和户外活动，对生活有热忱，幽默感强，深情。她毫无所顾忌地做出性方面的暗示，而且不像布伦达和埃莉诺，她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他的感情。阿德里安“问过妈妈爸爸会怎样看待她和埃里克之间的关系——我们就是那样叫他的。她说‘爸爸不想知道’”。阿德里安在她晚年时（她活了一百岁）问她跟埃里克的关系时，她承认了：“对，你可以这么说，他曾是我的情人。”[24]
7
在此几年，布莱尔逐渐具有了我们所知的“乔治·奥威尔”形象。与其同时期的伙伴格里厄姆·格林相似，布莱尔也又高又瘦，但格林保守地穿着带条纹的套装，看上去属中上阶层，布莱尔则穿“新政治家行头”——破旧的粗花呢外套，深色裤子，粗布蓝衬衫及领带——以此显示他反感成规和愿与工人阶层为伍。他无法改变他优雅的品味还有受过教育的口音，但可以以其穿着表明一个政治立场。他留着工人那种平头发型，脸是病人的那种，长而且有皱纹，他留着法国式细细一线短髭，浓密的中分头发，卷曲得像是打碎的浪头。在其生命后期，他曾告诉理查德·里斯：“马特·卡瓦纳……一个老爱尔兰共和军无政府主义者理发师……在舰队街给我理过发，他到现在告诉我……每逢一个留我这种头发的人走进理发店，理发师们可以说是纷纷躲避着不给他理。”连他的理发师都有政治立场。雷纳·赫彭斯托尔重复了斯蒂文·朗西曼的看法，那就是他有意使自己带上了无产者作风和怪癖举止，那都助长了“奥威尔传奇”。60年代时，赫彭斯托尔曾抱怨“出现了一系列奥威尔神话，似乎跟我认识的那个人有很少关系”。[25]
在布莱尔30年代所摄的一些照片上，有一张是他经过流浪之旅后在梅布尔家院子里休养时所摄。他穿着粗革皮鞋和松松垮垮的裤子及外套，打着领带，一方手帕插在胸前的口袋里（咳嗽时经常用），坐在一张折叠椅上，轻轻抱着菲尔兹家的宠物兔哈伯特，脸上勉强挤出笑容。另外一张照片上，在南沃尔德的石质海滩上，他俯身抚摸艾达的猎犬，劲风把领带吹过肩。几年后的一张照片上，他的样子相对时髦了一些，穿着尖翻领羊毛外套、鸡心领口毛线衫、衬衫并打着领带，不过衬衫领尖往上翘，他耳朵上方的头发剪得太短。虽然他当时仍仅仅三十出头，可脸上已有了深深的皱纹，不过眼睛清澈，此时的他对自己更有把握。在几年穷困潦倒的生活中，他得到了信心和方向感。
从巴黎回到英国后，他试过主动提出翻译雅克·罗伯蒂（Jacques Roberti）的《夜色最美时》（Ala belle de la nuit），这本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妓女的故事，以发展其文学事业。1930年3月，他时来运转，当时，在写作《巴黎伦敦落魄记》初稿的同时，他开始为《阿代尔非》撰写书评（后来总共写了50篇）、诗歌和如《收容所》及《绞刑》之类的随笔，这本杂志就是他在缅甸时偶尔用枪打得稀烂的那份。
跟大多数职业作家一样，他也知道写东西比发表它要容易，所以当他跟某家报纸建立联系后，他会尽量长时间跟这家报纸保持联系。人人都强调他工作有多么辛苦，还有他怎样没完没了地打字，但没人提到他曾安静地（如果说不是舒适地）坐在一张椅子上认真阅读要评论的书。他的微薄收入中，大部分总要靠书评所得。如他在语言机智、牢骚满腹的《一个书评家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Book Reviewer）中所言：“来者不拒式评论书籍是件特别吃力不讨好、不愉快和令人疲惫不堪的工作。”其烦人之处主要在于每本书都必须读上至少50页，以避免犯下愚蠢的错误，但到最后，他还是学会了熟练地跳读那些毫无价值的书本。
进入此左派评论界向他展开了一个具有刺激性的社交及思想新天地。《阿代尔非》由约翰·米德尔顿·默里所创，是为发表他已故妻子凯瑟琳·曼斯菲尔德[26]和一度为友的D.H.劳伦斯的作品，发行量一直不大，但鼓励年轻作者畅欲所言。布莱尔开始投稿时，它的两位编辑是马克斯·普洛曼（Max Plowman）和理查德·里斯爵士，这两人都成了他终身的朋友。关于普洛曼——他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典作品《索姆河中尉》（A Subaltern on The Somme，1928）的作者——他曾写道：“从本性上说，他是个很好斗的人，体格魁梧，趣味简单，喜欢板球和园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不是个知识分子。”里斯是奥威尔一生中首次寄予完全信任及尊重的人，后来他委托里斯当其遗稿保管人。如果说梅布尔给他的是情感上的支持，给了他继续写作所需的支持，里斯和《阿代尔非》杂志提供的，则是经常性评论书籍的机会和发表他那独具一格的随笔作品的地方，这些因素一起帮助他展开了文学事业。
同属《阿代尔非》圈子的雷纳·赫彭斯托尔曾就里斯的出身和性格出语尖刻地说道：“里斯因母亲一方而出身高贵，她是多那勋爵的妹妹，后来嫁给了南威尔士的一个煤矿主，此人因为对劳合·乔治[27]的政治贡献而被授予从男爵爵位。他的儿子憎恨他，对母亲的热爱是那种一般会造成同性恋者的热爱，不过里斯不是以同性恋者身份行事的那类人，要么说乔治·奥威尔是这样告诉我的。”
里斯的父亲（即第一任从男爵）曾在印度文职部门工作过，写过好几本关于印度的书，在一战中做过安置难民的工作。里斯出生于1900年，受教于伊顿公学和剑桥三一学院，当过外交官，为工人教育协会讲过课。西班牙内战时，他开过救护车，二战中获得法国十字军功章。他也开过画展，并写过关于奥威尔和西蒙妮·维尔[28]的书。瘦削、嗓音低沉、秃顶、谦逊和慷慨的里斯总在帮助他人。约翰·米德尔顿·默里的女儿对他的描述是“亲切，脾气好，和气，有教养，有种超越社会等级的天生好教养”。[29]马克·本尼——他坐过牢，也为《阿代尔非》杂志写稿——提到过里斯那无产者的衣着就像布莱尔的那样，与他中上阶层的举止格格不入：“他肯定很不容易……才找来各种各样差劲的二手衣服，他习惯于穿那种衣服；但他的说话和行为不可避免仍带有在伊顿、三一学院和柏林大使馆培养出来的高贵气质，无意识地流露出来，如假包换，让他在这两方面都有与众不同之处。”
在《保持叶兰繁茂》中，奥威尔以里斯为原型塑造了戈登的资助人和编辑拉韦斯顿。他是个“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人，不修边幅但仍掩盖不了其贵族气质，眼神很忧郁……拉韦斯顿不止举止有魅力，他骨子里还有种正派性和对生活的一种优雅态度”。在他的《为了爱或金钱》中，里斯如此描绘奥威尔：“因为社会内疚感而憔悴……他拥有一种道德力量或者说被其拥有，那让他走向很极端的赎罪行为。”[30]
他们两人除了性格上有相似之处，出身上也是如此。他们的父亲都在印度任过职，两人都毕业于伊顿公学，后来又都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两人都穿破旧衣服，可那也掩饰不了他们真正所属的社会阶层。就像在《收容所》中，“流浪汉少校”问布莱尔：“你是个上等人吧？”“我想是吧……”“咳，老兄，这可真他妈的背时。”如里斯所言，他们都“因为社会内疚感而憔悴”。里斯习惯性的慷慨行事使他解脱了因不劳而获拥有大笔收入而产生的内疚感。
在巴黎出生的诗人、翻译家埃德瓦·罗地蒂通过《阿代尔非》杂志结识了布莱尔，他描述过这种令人苦恼的社会良知怎样让他们未能开心地吃顿像样的饭或在市内舒服地走段路。布莱尔选择了这种先知性的角色后，跟他在一起时，他就成了个悲天悯人到可笑程度的朋友。罗地蒂回忆跟他一起去吃饭时，“像是为了让我没胃口吃饭”，奥威尔描述了“他工作过的许多餐馆的厨房以及餐具室里的肮脏情形”。午餐后，他们刻意避过公园，而是“在伦敦一些最让人提不起精神的地方”游荡了几个小时。[31]
[1] 指荷兰、卢森堡和比利时三国。
[2] 即约1.90米。
[3] 鲁思·皮特所言，见科帕德《缅怀奥威尔》第71页；《全集》，4.50；梅布尔·菲尔兹所言，见科帕德《缅怀奥威尔》第95页及奥威尔档案库所藏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通往左派之路》（The Road to the Left，1971年1月10日）。——原注
[4] 克里克，《奥威尔传》，第144—145页；阿芙利尔·邓恩，《我的兄长奥威尔》（My Brother Orwell），《二十世纪》，169卷（1961年3月），第257页；《全集》，18.384（《信件的成本》，1940）。——原注
[5] 《全集》，10.485（1936年6月9日信件）；《全集》，18.243（1946年4月2日信件）。伊顿公学图书馆现拥有奥威尔赠送的这本书。——原注
[6] 《全集》，4.47—48；鲁思·皮特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106页及科帕德《缅怀奥威尔》第71、74页；《全集》，18.384（1944年5月26日“信笔所至”专栏）。——原注
[7] 对亨利·戴金的采访；汉弗莱·戴金所言，见斯坦斯奇《不为人知的奥威尔》264页及奥威尔档案库所藏剧场电视台节目《奥威尔在1984》；简·戴金·摩根所言，见科帕德《缅怀奥威尔》第86页。——原注
[8] 《全集》，5.138—140；5.142；丹尼斯·柯林斯所言，见科帕德《缅怀奥威尔》第78页。——原注
[9] 威冈为英格兰北部煤矿区一地名，请参见第七章；马拉喀什在摩洛哥西南部，奥威尔1938至1939年曾在此休养和写作，请参见第九章。
[10] 《全集》，18.388（1937年11月27日书评）；杰克·伦敦，《深渊中的人们》（1903年初版；加利福尼亚奥克兰，1982年再版），序言第7页；《全集》，10.227（1931年9月4日信件）。——原注
[11] 《全集》，11.99（1937年11月27日书评）；《全集》，12.86；欧内斯特·海明威，《不固定的圣节》（纽约，1964），第11页；《全集》，1.16—17。——原注
[12] 路易斯·班尼尔所言，见科帕德《缅怀奥威尔》第42页；鲁思·皮特所言，见斯坦斯奇《不为人知的奥威尔》第274页；《全集》，18.460。——原注
[13] 梅布尔·菲尔兹所言，见科帕德《缅怀奥威尔》第95页；《全集》，1.104（《巴黎伦敦落魄记》）；威斯特敏斯特公爵夫人洛莉娅，《优雅与好感》（Grace and Favour，伦敦，1961），第225页。——原注
[14] 杰弗里·戈尔勒所言，见奥威尔档案库所藏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通往左派之路》；《全集》，12.129（《新词》，1940年2月）；《全集》，10.268。——原注
[15] 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39页；布伦达·索克尔德所言，见斯坦斯奇《不为人知的奥威尔》第280页及奥威尔档案库所藏剧场电视台节目《奥威尔在1984》。——原注
[16] 指16至17世纪法国基督教派教徒，多属加尔文派，曾受到残酷迫害。
[17] 《全集》，4.155（1932年9月19日信件）；《全集》，2.53、4.155—156、7.108—109、9.126。——原注
[18] 《全集》，10.250（1932年6月14日信件）；《全集》，10.253（1932年7月8日信件）；《全集》，10.271（1932年10月19日信件）；《全集》，10.275—276（1932年11月30日）。——原注
[19] 社会信贷学说（Social Credit），英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1879—1952）提出的经济学说，主张工业利润应分配给全社会消费者，以弥补社会购买力的不足。
[20] 艾尔弗雷德·阿德勒（1870—193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创立个体心理学体系，设计了支持性心理治疗方法。
[21] 1998年11月14日对阿德勒·菲尔兹和斯泰芬妮·菲尔兹的采访；雷纳·赫彭斯托尔，《四位缺席者》（Four Absentees，伦敦，1960），第51页；费伊·菲尔兹·埃文斯1998年12月28日和1999年1月2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原注
[22] 梅布尔·菲尔兹所言，见奥威尔档案库所藏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通往左派之路》；阿德勒·菲尔兹，《缅怀埃里克·布莱尔》（Reminiscenes of Eric Blair），见奥山康治《乔治·奥威尔》，第23、21页；阿德勒·菲尔兹1999年1月26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对阿德勒·菲尔兹和斯泰芬妮·菲尔兹的采访；梅布尔·菲尔兹所言，见奥威尔档案库所藏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通往左派之路》。奥威尔在《缅甸岁月》中把童子军教练和同性恋者等同起来。——原注
[23] 西摩尼德斯（公元前556？—前468？）和品达（公元前518？—前438？）均为古希腊抒情诗人。
[24] 梅布尔·菲尔兹所言，见奥威尔档案库所藏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通往左派之路》。彼得·斯坦斯奇和威廉·亚伯拉罕斯，《奥威尔：转变》（Orwell：The Transformation，伦敦，1979），第30页；奥威尔档案库所藏梅布尔1932年夏致埃里克·布莱尔的信；阿德勒·菲尔兹1999年1月2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对阿德勒·菲尔兹和斯泰芬妮·菲尔兹的采访。——原注
[25] 《全集》，20.88（1949年4月17日信件）；雷纳·赫彭斯托尔，《智力一面》（The Intellctual Part，伦敦，1963），第151页。——原注
[26]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1888—1923），新西兰出生的英国作家，以短篇小说创作著名，著有《至福》《鸽巢》等。
[27] 劳合·乔治（Lloyd George，1863—1945），英国政治家，1916—1922年任英国首相。
[28] 西蒙妮·维尔（Simone Weil，1909—1943），法国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她认为受苦是一种与上帝结合的方式，著有《等待上帝》等。
[29] 《全集》，18.301；16.492（1944年12月7日书评）；《怪行高手：雷纳·赫彭斯托尔日记，1969—1981》（The Master Eccentric：The Journal of Rayner Heppenstall，1969—1981），第51页注解；凯瑟琳·米德尔顿·默里，《约翰·米德尔顿·默里不为人知的生活》（The Unknown Life of John Middleton Murry，伦敦，1986），第177页。——原注
[30] 马克·本尼，《几乎是个上等人》（Almost a Gentleman，伦敦，1966），第106页；《全集》，4.175，90；理查德·里斯，《为了爱或金钱》（For Love or Money，伦敦，1960），第152页。——原注
[31] 《全集》，10.198；奥威尔档案库所藏埃德瓦·罗地蒂未发表打印稿《当奥威尔仍是埃里克·布莱尔时》（When Orwell Was Still Erie Blair），第7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