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1921
1
十几岁时，埃里克从脸圆体胖——“有点儿像仓鼠”——长成了一个鹤立鸡群的高个子，他少年老成，身穿黑色长袍在校园来去匆匆。在伊顿上学时的照片上，他身边有几个长得非常漂亮，甚至美丽得有些女孩儿气的男生，这种显著的反差肯定让他对自己的长相有自知之明，甚至感到羞耻。有个同学尖刻地说：“他很强调自己确实长得难看，可是我觉得他这样说在很大程度上，几乎是把它当成一种乐趣。”似乎他有着最不讨人喜欢的容貌、最不快乐的童年、最愚蠢的父母和上了最令他痛苦的小学，而这些都有一定的优长。马尔科姆·马格里奇曾说，因为伊顿公学里所有上等阶层的男孩都作包皮环切术（如唐·巴卡地所画裸体画中的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1]），“在更衣室，（埃里克）因为没作过包皮环切术而很羞愧，总是遮挡着自己”。[2]在布莱尔看来，连他阴茎的样子也能使人联想到阶级差别。
1917年1月，拙于处世的埃里克在十三岁时被送进波克郡的威灵顿公学上了冬季学期，他孤独地度过了预备学校到伊顿公学之间的一段过渡期。如哈罗德·尼科尔森[3]所言，威灵顿公学（与圣塞浦里安学校类似）“着眼于提供大批合乎标准的年轻人去征服、治理和保有一个幅员辽阔的东方帝国”。威灵顿公学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智力出色是女人气的”，一个人只能通过身体力量来展示男性气概。埃里克发现这所斯巴达式学校军事化得令人压抑，唯一给他留下愉快回忆的，是在结冰的湖上滑冰。他5月份到伊顿公学上学后被问到对它感觉如何时，他说了句典型的带有讽刺意味的好听话：“不会比威灵顿公学更糟糕吧，那里真是操蛋到家了。”但他总算进了伊顿公学，并在此度过了关键的四年。
那年9月，年届六十、似乎已经安逸地完全退休的理查德·布莱尔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要么是被爱国热情所激发，要么可能是因为无聊，他突然报名参军。作为年纪最大的陆军中尉之一，他被派到一家印度劳力公司，在法国马赛附近一个军营管理一支负责运输的骡队。一开始，这可能让埃里克印象深刻。他父亲曾和家庭合影，照片中的他身穿军装，留着修剪过的胡子，挂着武装带，脚蹬高腰靴，看上去很精神。但是他父亲作为苦力的指挥官和国王的骡队管理人这种不光彩甚至是可笑的职业也可能让他难堪。这节奇特的插曲他在朋友面前只字未提，它会招来残酷的讥笑，而当时有几千个伊顿公学毕业生在前线打仗、捐躯。在《上来透口气》中，并不英勇的胖子保灵收到了“战争部的一封电报，要我负责看管十二英里据点的储备品，并留在那里等待进一步通知”，奥威尔在这里影射了他父亲从军一事。
当理查德被安全地派到法国，年少的孩子上寄宿学校时，艾达享受着自由的生活。她带着猎狗和刺绣品离开了亨里，和玛乔里在伦敦找了一套公寓，一开始是在伯爵街，后来在诺丁山道。艾达也参加了战时工作，在养老金部当文书。身材小巧的玛乔里当了个骑摩托车发放养老金者，她身穿制服，戴着头盔和护目镜，一副飒爽英姿。就像艾达在印度时似乎渴望过脱离丈夫和婚姻生活一样，所以当她一旦到了伦敦，无家务缠身，也许还与另一男性有染时，她不愿意在她的孩子渴盼已久的假期到来时照顾他们。
1917年11月，她请求好说话的巴迪克姆太太：“您可不可以好心地让埃里克和阿芙利尔去您家当付费的客人？”第二年11月，艾达声称她的孩子要求去巴迪克姆家，而不愿和他们自己的母亲及姐姐在一起，她再次请求：“您觉得可以让埃里克和阿芙利尔去您家过圣诞节假吗？他们恳求我问你而我答应了。”1918年12月，她说她没办法去亨里（乘一个小时火车即到）。次年1月1日，她再次抱歉地告诉宽容的巴迪克姆太太：“这个周末根本没办法把孩子们接回来。”[4]艾达忽视了对孩子们来说家人一起度假的重要性，这两个孩子几乎不认识他们终年不在家的父亲，大部分时间离家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生活，而只要战时规定允许，艾达就尽量待在伦敦享受她那种很大程度上只管自己的生活。
2
伊顿公学毕业生、性格忧郁的诗人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在其名诗《伊顿公学远景颂》（Ode on a Distant Prospect of Eton College，1742）中，赞美了这所学校所在地的美好景色：
高耸之尖顶，古时之塔楼， 将潮湿林中草地加冕， 彼科学楼仍感恩享受 亨利六世所遗神圣树荫； 尚有温莎高地庄严之顶 向下方延伸， 望去见树林、草地之属 中有草甸、树荫、花朵 蜿蜒之古老泰晤士河 银光粼粼曲折而去
在格雷笔下理想化的伊顿公学中，天真的男生因为希望和年轻的活力而自豪，幸福地意识不到成年生活中的痛苦、失望和“渐次耗去之年龄”不可避免的衰微。年轻的布莱尔会对格雷对纯真少年的描写持强烈怀疑态度。伊顿公学在亨里东面，相距只有15英里，它依曲折的泰晤士河而建。都铎王朝国王（即格雷笔下神圣的亨利）需要一批聪明、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骨干来为国家服务，因此创建了这所学校。西里尔·康诺利的传记作者提供了一段极好的当代描述：
伊顿公学由亨利六世于1440年创立；在著名的英国公学中，它曾经是，而且仍然是最气派的。在这里，中等阶层的男孩（如埃里克）和伯爵及外国要人的儿子共处一校。伊顿公学毕业生具有一种特殊的时髦、魅力、傲慢和自信，他们毕业后将统治大英帝国，占据帝国内最高的位置似乎是他们的权利，对英国生活每方面都产生跟他们人数不相称的影响……伊顿当时仍是个紧靠河边的乡间小镇，在温莎，那些高大的皇家城堡呈灰色高高矗立于高地之上。伊顿镇包括一条主街，窄窄的人行道边排列着店铺和私宅，显然全是给侏儒建的……（那些学生）绝大多数穿着不合身的肮脏的黑色燕尾服、黑白条纹裤子、磨损的黑鞋子、黑马甲、白衬衫和掖在里边的白领带，而且似乎为了跟一个年轻的殡葬业工作者完全相似，他们还戴上了黑色大礼帽。奥威尔提到过高且硬的伊顿衣领“能把你的头锯掉”，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他回忆“在1916—1917年的寒冷冬天”，学校学生和镇上男孩之间发生过“几场激烈的群殴”，打破了两者之间脆弱的停战协议。
伊顿公学内带回廊和铺鹅卵石地面的古老建筑散发着传统和得天独厚的味道，这些建筑曾经能，现在仍能给人以深刻印象。公学的建筑材料是深红色砖，包括两进庭院或称方院。大门和门房的小屋通向较大的校园，中间是一座威风凛凛的创建者塑像。门口上方是“上校”，左边是“下校”，教室是原来的，属中世纪后期建筑，装着铅窗。埃里克坐不平的凳子，在一张几个世纪学生刻画过的课桌上学习。对面是那座宏伟的教堂，进去要走上宽阔的石头台阶。经过一间门房，通向的是或称“静地”的第二进庭院和食堂，里面挂着历史肖像画和长而高的餐台。公学图书馆，在食堂上面，里面藏满了珍本图书。这个上有遮篷的静地与开阔、草色青青的运动场相接，远方是蜿蜒的泰晤士河。118码长的红砖长墙尽头有一棵榆树，而另一端有开在直角相接墙上的一个门，把榆树和门当作一种“墙赛”（Wall Game）的球门，这是一种对抗激烈的足球比赛，只在伊顿公学进行，外人对规则不得而知。
伊顿的学位十分难得。1917年时，学校的男生有一千一百名，全都经过竞争激烈的考试才被招收入学。埃里克属于更为少数的精英学生，是七十名“公费生”（Colleger）或称“国王奖学金生”（King's Scholar）之一，这些人获得了学业奖学金。西里尔·康诺利形容在这所修道院般的公学里，他们的生活几乎跟委拉斯开兹[5]时代的西班牙宫廷那样正式、等级分明和讲究礼数：“七十个获伊顿奖学金的学生同住在一幢半是维多利亚风格、半是中世纪风格的房屋里。在那里，他们受公学校长管理，校长之下是学校里的队长（总是一个资助生）和九个六年级其他学生，他们竖着衣服领子，可以用藤杖打人，可以有跟班（年纪小的男生为大一点的男生做些仆役工作）。所有男生都按照何年获得获学金分成届，一届届学生在学校一级级整体往上，每届代表一代人。公费生一起住在学校最古老的房屋里，坐在粗糙的课桌前，跟伊顿的古老传统联系紧密。
其他男生大约有一千名，被称为“奥皮旦”（来自拉丁语，意为“在城里”），他们住在散布村内的维多利亚时期红砖住宅里。“奥皮旦”一年的教育费用是一百镑，而公费生一年花费不到二十五镑，其中还包括学费、住宿、膳食的娱乐项目费用。虽然这只是他在圣塞浦里安学校时费用的四分之一而已，埃里克仍然总说“昂贵”。比起那些势利和对体育狂热的“奥皮旦”，公费生——其中有许多如果不是因为奖学金，就会上不起伊顿公学——更有民主精神和有较高智力。奥威尔在公学的同期校友（同学）除了康诺利，还有几位后来开创了辉煌的事业：斯蒂文·朗西曼爵士（Sir Steven Runciman），他是一位子爵的第二子，是研究拜占庭帝国和十字军东征的杰出历史学家；罗杰·迈纳斯爵士（Sir Roger Mynors），牛津大学拉丁语教授；还有罗伯特·朗登（Robert Langden），威灵顿公学校长。“奥皮旦”中包括小说家安东尼·鲍威尔（Anthony Powell，他后来成为奥威尔的好友）、小说家亨利·格林（Henry Green）、旅行家罗伯特·拜伦（Robert Byron）、作家及美学家哈罗德·艾克顿（Harold Acton）。约翰·莱曼（John Lehmann）写道，公费生“住在我们的房屋里，自豪于与其他一千多学生分开而居的不同待遇，得意于被认为是书呆子……享有只属于我们的特权的荣誉，在教堂有特定的座位，我们自己玩别人不明白的‘墙赛’……有一种在思想上自成一体的手足情谊”。对奥威尔而言，能在“聪明男生之巢”，在那个“聪慧年轻人的温室”里受教育，乃是一种智力上的重要优势。[6]
3
同期在伊顿公学上学的克里斯托弗·霍利斯毕业后上了牛津，跟奥威尔在缅甸见过面，后来成了一个出版人和下议院保守党议员。他说与圣塞浦里安学校的残忍仪式比起来，伊顿公学的入学式[7]要温和得多：“所有公学新生都轮流站在被称为寝室的宿舍里的一张桌子上，每人都要唱首歌。”这就发生在集合于一个大火堆周围的其余公学学生面前。“奥威尔唱了《从邦戈尔乘车来》——唱得不是很好。”后来，这成了他在《论坛报》（Tribune）上一篇随笔的主题。奥威尔在《苏格兰学生歌曲集》中找到的那首美国19世纪歌曲的开头一段是这样的：
从邦戈尔那边来， 乘的是东部火车， 缅因州的森林里 打猎晒成古铜色。 八字再加连鬓须， 胡子留得长又长—— 那边坐着个学生， 个高、苗条又漂亮。
这首歌唱的是一个蛮荒之地来的猎人和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姐之间的一次亲密接触，那位小姐想把一粒灰从男主人公的眼里弄出来，却发现耳环被缠进他的络腮胡里。埃里克唱的歌吸引了那些男生，效果极好，避免了被他们用书和苹果乱砸。埃里克也生动地朗读了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短篇小说《自杀俱乐部》（The Suicide Club）。《伊顿公学纪事报》报道说：“布莱尔的讲述题材选得巧妙……布莱尔讲述此故事的平缓和无动于衷的冷静口吻使故事本身产生效果，不用说很成功。”那个短篇里，一群年轻男性聚在一起打扑克牌、喝香槟，同时也评比谁能提出解决无聊的最有效做法。有个角色为这个短篇定下了深有意味、厌世的语气——这也会吸引那些男生。他认为：“在我看来这种困扰似乎不是很大。如果一个人决心要自杀，天哪，就让他像个绅士般去做吧，这番高谈阔论是不合适的。”
在伊顿，埃里克对博物学、吸血鬼和超自然现象的兴趣更是发挥到了极致，甚至达到匪夷所思的程度。他和罗杰·迈纳斯解剖过从本地的屠夫那里讨来的动物器官，也用弹弓打死过一只鹩哥，把它偷偷带到实验室划开了它的胆囊，里面令人作呕的胆汁喷出来弄得一团脏。据克里斯托弗·霍利斯所言，布莱尔曾涉猎黑色艺术，有次“用肥皂做了一个他仇敌的像，并把他取回来的换洗衣服上的大头针全找来，斜插在那个肥皂做的小人身上”。[8]这种有点伏都教巫术味的做法结果特别显效，那个受害者经历了一系列不幸事件，而且挨了打，直到埃里克最后心软而撤销了诅咒。
抛弃了这些孩子气的恶作剧之后，埃里克变成了一个博学的愤世嫉俗者。他一副高高在上、睥睨一切的样子，嘲讽循规蹈矩之人视为神圣的一切：必须参加的比赛，军官训练队，基督教信仰还有王室。如在圣塞浦里安学校时排斥过“战争、大英帝国、吉卜林、苏塞克斯郡还有好品质”那样，在伊顿他也如此。康诺利写道，他“总在嘲笑‘他们’——这是个马克思加萧伯纳式概念，其中包括教师、老公费生、教堂和老年反动分子”。但是他的愤世嫉俗并不影响他讲义气的一面。康诺利记得当埃里克“发现一个恶霸学生在折磨我时”，对他施以援手，打倒了那个学生。
布莱尔有种不落俗套的幽默感，喜做荒谬之事。他的保留节目是到处询问新生的宗教信仰，并提出一系列已经失传的信仰：“你是个昔兰尼主义者、怀疑论者、伊壁鸠鲁主义者、愤世嫉俗者、新柏拉图派、儒教徒还是琐罗亚斯德教徒？”[9]他会询问一个迷惑不解的少年。“我是个基督徒。”“‘噢，’埃里克说，‘我们以前没这种。’”他怀疑宗教，嘲笑牧师教师并对一个伊顿同学说过：“教职工里至少有六个教师靠基督受难日子过得不错，一年瓜分的钱超过两千镑……我看这肯定是有史以来获利最丰厚的事件，而他们全说得好像但愿它没发生过似的。”
被激怒时，他也会说出一些令人难忘的反驳话。“好了，布莱尔，”有位教师说——他这样说可能激起无礼顶撞，“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要么是你，要么是我，得离开这里。”布莱尔不免会反驳：“恐怕呢，那会是您，先生。”读勃特勒和萧伯纳的作品助长了他对传统宗教和家庭生活习俗的敌视，他公开贬低自己的父母也令同学们震惊。他曾说他母亲是个“很蠢的女人”，这时又将她贬低为一个“轻浮的人，对他认为人们应该感兴趣的事一概没兴趣，并说他父亲显然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10]做出这些评论时，埃里克都在炫耀其学识，有意出语惊人，给朋友们造成的印象是他是个愤世嫉俗、聪明、反叛的人——甚至有点出格，但的确跟其他学生不一样。
在伊顿，埃里克在朋友们看来似乎特别成熟、精通文学和惯于讽刺。对他有生动印象的斯蒂文·朗西曼同意康诺利的话，即埃里克有“很大程度上说是最有趣的性格。我喜欢跟他在一起。他的脑筋转得跟别人很不一样，反应也跟一般学生不一样……他喜欢卖弄知识，特别是在那些教师面前，在发现有谁读那么多书时，他们甚至会有点儿吃惊”。
跟许多同学一样，朗西曼觉得拿不准埃里克的友情是真是假，也担心自己不是个有趣和对别人有激励作用的朋友。由于不能理解他那古怪的冷漠，朗西曼认为埃里克似乎对人性，而不是对个别人的所想所感有兴趣。如另外一位同学所说，他“相信自由的爱，但似乎从未爱过谁”。朗西曼认为他后来所写的小说反映了他那种不近人情的超脱，并说埃里克“是个古怪的男生，没有真正喜欢过别人。他喜欢他们聪明的一面和作为交谈的对象，但朋友对他而言，真的一点意义也没有”。埃里克虽然跟别人一样需要朋友，却有意努力去过不需要朋友的生活。他对自己母亲的失望和对威尔克斯夫妇的反感令他相信谁也不是真正爱他，他也不配被爱。他用有意为之的冷漠和愤世嫉俗的高傲来保护自己的内心感情不外露。
朗西曼曾在艾达不能或不愿让埃里克回家时邀请他去家里度假，但埃里克总坚决拒绝。朗西曼认为他永远不会努力给别人留下好印象，不会放弃自己的个人主义标准去遵守一种不同的、更为社会所接受的行为模式。埃里克总声称他比伊顿公学里的每个人都穷得多。“更应该说，那是关于他自己（艰苦生活）传奇故事的一部分，我想他最初创造这一传奇故事的时间要追溯到缅甸生活变得不如意时。”[11]
4
埃里克的咳嗽仍久治不愈，在伊顿公学曾两度染上肺炎。在圣塞浦里安学校时，“桑保”注意到他“喘气喘得像架手风琴”，尽管那里的伙食少而差，却声称埃里克的病是因为吃得太多而引起。伊顿公学的伙食要好得多，但在量上只是稍微多了一点。午饭后，那些男生就再也不能饱饱地吃一顿了。下午茶时，他们吃的只有面包加黄油；晚上八点钟，他们吞下难吃的晚饭——汤或炸鱼，更为经常的是面包和干酪——喝的只有水。公学的男生经常从家里收到食物包裹，以烤松饼和火烤的香肠来补充不足的伙食，但布莱尔从未提到过这些美食。
虽然被健康不佳所折磨，埃里克仍积极投身于体育活动。除了顺着泰晤士河顺水飘浮或慵懒地躺在河岸上，他还热衷划船、游泳和钓鱼，他以伊顿学生中所谓的“湿学生”（与“干学生”相对）而知名。他在显然模仿吉卜林的《如果》而写的诗作《墙赛》（1919）中写道：
如果你能保持精神不垮，当周围所有人 在尽其所能压制你时…… 你只有比赛，一切都在其中， 你可以穿起你的墙赛服，孩子。
克里斯托弗·霍利斯记述道：“《公学墙赛纪事册》称赞了埃里克踢得冷静而且熟练，不仅在圣安德鲁节[12]那天，整个赛季都是。‘埃里克踢了几脚漂亮的球。’‘埃里克头脑冷静，一个急停。’”他也提到“手抛球射门极难，几年都无人射进一个”。但在1920年10月6日的一场比赛中，埃里克进了一个这种极难进的球（后来有人因为他在缅甸也踢过足球而记得他），从而达到了他运动生涯的顶峰，并在伊顿公学扬了名。
埃里克上的这所学校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军事训练，他在缅甸、西班牙和英国地方军（Home Guard）时，那些训练都派上了大用场。就像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所写的：“七岁时，我就成了海军联盟的成员，穿一套水兵服，帽子上有‘无敌’字样。甚至在参加公学里的军官训练队之前，我就参加过私立学校的学员队。十岁起，我就时不时扛过步枪。”他写道，在伊顿，“在军官训练队阅兵时，敢于表现得懒散和对战争不感兴趣被认为是种觉悟表现”。[13]野外军事演习日时，他鼓励学员脱下闷热的制服，给他们朗读非常讨人厌的《埃里克，或者，循序渐进》，那是他为那次演习特意带来的。但他特别喜欢用指南针、读地图、步枪刺杀练习，后来曾遗憾自己不够年龄参加一战来检验自身的男性气概。
他嘲笑地回忆战争期间，“一张西部前线的大地图被钉在一个架子上，顺着一列之字形排列的图钉扯着一条红丝线。那条线偶尔向这个或那个方向移动半英寸，每次移动都意味着尸积成山”。尽管埃里克关注伤亡惨重的战斗，毕生记着那幅战争地图，但主要关心的还是学校的伙食退步了，黄油换成了人造的。
1918年停战日[14]那天，学校放了半天假，全校学生顺着大街行进，挥动旗子，欢呼得直到嗓子嘶哑。埃里克认为在一片兴高采烈中，那些学生比他们的教师更明智、更有人性，如他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所写：“比我们年长的人替我们决定好我们应当以传统方式，即在敌人倒下后大喊大叫庆祝和平的到来。我们要举着火炬行军开进校园，唱沙文主义歌曲，如《不列颠来统治》。男生们嘲笑整次活动，给唱的歌换上了亵渎和煽动性歌词，我认为他们应以此为荣。”这些小伙子跟那些年长者不一样，他们意识到可以庆祝的理由很少，因为5700名参战的伊顿毕业生在率部战斗时，差不多有一半人伤亡。
1920年8月，当埃里克去波尔派罗与家人一起度假时，他有了首次流浪经验，其宿营技巧得以利用。在没赶上下趟火车时，他被困于一个没有电话的村子，口袋只剩下六便士。在面对要么买东西，要么找房间住时，他买了一打小圆面包，在一块农田里露宿。“这次冒险让我很自豪，”他告诉朗西曼，“但是不愿再来一次。”[15]艰苦生活并非自然就能过上，到后来，他不得不强迫自己去当个流浪汉。
在1919至1921年在伊顿上学时所拍的照片上，埃里克看上去放松而且镇静。在一张照片上，他和一群年轻的游泳者在一起，他交叉着腿，一只手放在臀部，头发湿漉漉的，身穿带条纹的游泳衣。在另外一张照片上，“墙赛”之前，他戴着帽子，松开衬衫领扣，卷着袖子，和另外11个年轻人装模作样地照相；要么是头发蓬乱，戴着皮手套，站在墙手球[16]场外微笑着。还有一张照片上，野外军事演习日演习时，他身穿制服，脸上微有笑意，双手抓紧立在打绑腿的两腿之间的步枪。他也更正式地坐在一群“国王奖学金生”中间照过相，他们都穿着浆硬的白衬衫及高领，打着蝴蝶结，头发油亮地偏分。他靠着一堵石墙，随随便便地把一只大手垂放在腿上。他也曾以最放松的姿势，头戴一顶大而松软的太阳帽，胳膊下夹着一条卷着的毛巾，嘴里叼着一根香烟。1921年离开伊顿时，他在照相馆照了一张相。这张相片展示他脸部四分之三的面积，照到了头和肩，厚密的头发梳得很整齐并且偏分；他穿的是三件套法兰绒套装，打着带点的领带并用一根金别针固定在衬衫上。
他在伊顿的生活即将结束时，一贯超然且严肃的埃里克未能抵抗公学里常见的情感之患，喜欢上一个比他小的男生。更糟糕的是，跟他争夺这个男生感情的对手是西里尔·康诺利。埃里克对自己的长相有自知之明，虽然西里尔长得也不漂亮，但极有魅力，极聪明。他知道自己在这场浪漫比赛中能轻易取胜，并为胜过奥威尔而得意。在给另外一个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引用了埃里克写的一封很是可怜巴巴的信，埃里克在信中恳求西里尔不要破坏他的机会；然后西里尔（以插语方式）嘲笑了他，并以自己恶意的评语令嘲笑升了级：
我收到了布莱尔写的一封奇怪的信。我只对它部分引用。“我担心我喜欢上了伊斯特伍德（调皮的埃里克）。这可能让你吃惊，但我向你保证这不是想象出来的（没感到羞耻或后悔）。问题是不管怎样，我认为你也是（纯洁者眼里一切都纯洁），你在那一方的一端。我不嫉妒你（高尚的埃里克）。可是你，虽然不嫉妒，但有可能获得那种或许称为‘独占权’的权力……因为你对伊斯特伍德有很大影响，你也许会让他不管怎样与我反目，甚至可能警告他躲着我。我请求你别这么做。当然，我不是请求你让出你在他身上的那一份，只是别说难听话而已。”…… 当然我很喜欢他，并会把他从布莱尔那里偷过来，布莱尔根本不值得同情。在你喜欢上某个人时，你不能去拥有宝库者那里要求分一半……总之，伊斯特伍德注意到了，满腹疑心，因为他讨厌布莱尔。布莱尔大概为这段短暂的同性恋情感到内疚，后来贬斥奥登和斯彭德[17]为“女人气的男性”诗人，以使自己远离这种感情。
还有另外一件事，在其中埃里克再次是个被动的受害者，这次甚至与其性格更不相称。他一直反对体罚，并认为“完全是恶心和野蛮的”。他的跟班记忆中的他是个“亲切和气、很孤僻、很讨人喜欢、好心的主人”。但埃里克也是顽强的，能够保护自己。在圣塞浦里安学校时，有一个学生残忍地扭过他的胳膊，事隔不久他就报了仇：“我以能装出来的最无恶意的样子走向伯顿，然后用尽全身力气一拳揍在他脸上。”在伊顿，他揍过一个捉弄康诺利的恶霸学生。而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中，在把下煤窑采煤的下层社会粗鲁小伙子和仍在校读书的中等阶层男生比较时，他总结道：“不能想象一个工人阶层的十八岁男孩会忍受被人用藤条抽打！”
但在1921年，埃里克十八岁时，是他忍受了被人抽打，不是被一位教师打，而是被同学打。康诺利写道：“即将毕业那届的学生掌权，打人是家常便饭。我们愤慨的是埃里克是因为祈祷迟到而被打……奥威尔和惠托姆都是十八岁的小伙子；他们刚上完六年级，而被跟他们年龄一样大，同是毕业那届的学生打，就好像他们是跟班……（他们打他）是以子虚乌有的政治理由指控他。”[18]这次被跟他同等的人对他进行羞辱性惩罚，跟他因为真的做错什么事被打很不一样。
埃里克为何屈服不得而知，他可能受到了那些强势的高年级团伙的威胁，或是被迫屈服。在伊顿待了四年后，他有可能更接受了那个弱肉强食的体制，虽然不想被视为懦弱，但又觉得非屈服不可。不管怎么样，“以子虚乌有的政治理由指控他”强化了已在他心目中形成的一个观念，即寄宿学校有很多极权主义社会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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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此欢乐童年》中，奥威尔写道，跟在圣塞浦里安学校比起来，他在伊顿“相对要开心一些”。对他来说，承认这点很不简单。“我知道在公学会有更多隐私，更被忽视，有更多懒惰、自我放纵和退步的机会。”获得奖学金后，他决心“松弛下来，不再死命读书”。他还宣称：“十三岁到二十二三岁之间，可以避免的功课我几乎没做过一点。”此处的关键词是“可以避免”，他再次（跟他说自己“丑陋”时一样）满足了自己对夸大其词的爱好。但堕落的机会——抽烟及同性间调情——是有限的。他太个人主义，乃至不能当一名好学生，伊顿五年里，他在学习上表现平庸。1920年，他在140人的班上取得了第117的糟糕名次。但是他也相当够用功的了，那些盯得很紧的教师会确保其学习不落下。他在二十岁出头离开伊顿公学后，被迫非常努力地学习和工作，先是准备当缅甸警察的考试和培训，然后是作为一个警官执行艰巨的任务。
伊顿公学在学业上的安排很严格，没多少松懈的余地。“七点半有‘早学’，就是早饭前上一节课，然后上三小时课和做一个小时作业或者在指导教师指导下学习。一星期三个下午，先是有组织的比赛，接下来上两个小时的课或预习。”1918年，即在第二学年里，他上了希腊语、拉丁语、英语、法语、神学、数学和科学。接下来一年里，他继续学习拉丁语、法语和神学，也学习古代史、地理和莎士比亚戏剧。他八岁起就开始学习拉丁语，十岁起学习希腊语，对这两科都厌恶至极。少年时，他读到过亚历山大大火[19]，很多古希腊悲剧的原文被烧毁，这个少年门外汉“对其极表赞成”，这样在《利德尔和斯考特辞典》中就“少查很多单词”。[20]
埃里克的一些更有内涵的同期校友（如哈罗德·艾克顿及布赖恩·霍华德）把持着伊顿公学的报刊，也在伦敦发表过作品。跟他们的作品相比，奥威尔在《学届时报》和《公学岁月报》上发表的都是传统性的，也很乏味。但在1920年夏天，他和朋友丹尼斯·金-法罗一起印了两期《公学岁月》，上面全是广告和著名作者的稿件。他们在伊顿、哈罗两公学于洛兹举行的板球赛上叫卖，赚了可观的两百镑，那是一个公学公费生学费的八倍还多。后来接手这份杂志的约翰·莱曼解释说：“如果一个人能发挥出足够精力和中等精明的经商能力，就能赚到钱，比我们梦想过赚的还要多。”
尽管埃里克对自己的智力自视甚高，但对某些教师，他还是尊敬的。他景仰M.R.詹姆斯（M. R. James）——他是学校里的教务长，写过一些著名的鬼故事——他给人的印象是规矩、安排的考试都很可笑。奥威尔特别喜欢非常古怪和可怜的奥尔德斯·赫胥黎[21]。赫胥黎接替一个去前线服役的法语教师，徒劳地努力教英语和法语两门课。他毕业于伊顿公学，到1917年已经出了两本诗集，伊顿大街上斯波蒂斯伍德书店的橱窗里就有。赫胥黎的视力很差，缺乏经验，没有安全感，无力维持秩序，他万分讨厌必须待在教室里的每一分钟，特别憎恨“不停装作更有知识、值得尊敬和为人师表”。
爱德华·萨克维尔—韦斯特曾写到那些男生对赫胥黎无礼得惊人：“可怜的奥尔德斯！他肯定是那种面对一班学生的教师中最不称职的……奥尔德斯会不时停下来，抬头看，用恳求的语气说：‘噢！安静！’但没有一个学生哪怕听他一点点话。”在他第一部长篇小说《滑稽的环舞》（Antic Hay，1923）第一章中，赫胥黎通过男主人公表达了自己深深的绝望，那个主人公反思在教室里度过的痛苦的白天和花在一堆令人望而生畏的试卷上的一个晚上：“绝对不能再这样了，不能再这样了。夏季学期有十三周，秋季学期有十三周，春季学期有十一二周，然后又是十三周的夏季学期，会永远继续下去，永永远远。这不行，他要离开。”无怪乎，奥尔德斯的弟弟朱利安告诫过斯蒂文·朗西曼：“你一定永远，永远别跟他提伊顿！”[22]
朗西曼觉得赫胥黎不知道怎样与学生交流，教给他们的东西很少，但是他欣赏赫胥黎具有非凡才智的一面，他的所述比萨克维—韦斯特的多了些同情：
他又高又瘦，脸长得比我们大多数老师都年轻得多，又似乎看不出年龄，一双眼睛常隐藏于度数极大的眼镜后，几乎看不见东西，但又几乎令人不安地善于观察。他站在那里，有点儿像是个殉道者，但同时又极其出色…… 我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来他教了我们什么，可他是个广义上的教育者。他让我们初步认识了以一种不受束缚的知性方法看待事物的引人向往之处。埃里克看到的不仅仅是赫胥黎的有心无力和令人同情地努力维持秩序，也不喜欢同学们的无情讥笑。他喜欢赫胥黎的“用词，那是埃里克·布莱尔很欣赏的地方”。奥威尔总站在劣势一方，“因为觉得他有趣，非常维护赫胥黎”。[23]
懒散、自以为是、非常反叛的埃里克不可避免地与更为专横和跟他志趣不相投的教师们发生冲突。在埃里克的学习生活中，最突出的是其导师安德鲁·高（1886—1978），他监督其学习并教授古典文学。高的父亲当过威斯敏斯特公学校长，他本人是个典型而且乏味的古典文学教师。他受教于拉格比公学和剑桥三一学院，1914至1925年在伊顿教书，后来当上了三一学院的评议员。他编了许多本希腊文学的学术书，1936年出版了他为朋友A.E.豪斯曼[24]写的传记。埃里克会背《什罗普郡一少年》（A Shropshire Lad）中的许多诗，而且很可能也跟高讨论过。埃里克觉得高“奶奶”——或称“沃格”（将其名字“Gow”嘲弄地倒过来拼）[25]——繁琐而且有老处女气，对高那种精确、寻根问底的教学法不感兴趣，也对花大量时间在拉丁语和希腊语翻译及作文上感到厌烦。在一首粗糙但出自内心的打油诗中，他讽刺高对荷马的崇拜属多愁善感，讽刺他对意大利绘画的欣赏是“逃避现实的姿态”。他也讽刺了另一位教师，即秃顶、戴眼镜的约翰·格雷斯，他倾向“过分喜欢”漂亮男生：
蹒跚走来的沃格用希腊语尖叫： “我脸上又长了一根毛。” 格雷带着癞蛤蟆般的微笑以拉丁语作答： “希望您已经新长出好看的一堆吧。 可我在心底低沉地放个大屁！ 觉得威尼斯派绘画怎么样呢，您？”
高也可能启发奥威尔写出了《上来透口气》中那位令人又爱又恨的学者式教师波提欧斯，是那种“有教养的牛津毕业生，会在放满书本的书房里踱来踱去，引用着拉丁文句，吸带有纹章的罐子里的好烟丝”——跟真实世界完全脱离接触。高不喜欢埃里克，也生气于他的懒惰，从来没能让他用功，以使他人尽其才。他记忆中的奥威尔“总有点儿像个懒鬼和逃避者”，是个胆大妄为的男生，“尽可能惹是生非”“非常讨人嫌”。而朗西曼（后来在三一学院和高成了同事）觉得高“奶奶”冷漠而且傲慢，他认为高是个不错但并不出色的学者，一个称职但无激励性的教师，他促使埃里克脱离那种舒服的懒散生活，强迫他用功学习。“他不喜欢小男孩，”朗西曼说，“根本不理解他们。我当时很不喜欢高……埃里克是高完全不理解的那种学生，我完全理解埃里克。”[26]他急欲冲破学校里束缚性的条条框框，去做一些激动人心和重要之事。
6
埃里克从伊顿毕业后不久的1927年到1933年，“（学生中的）57%进了牛津和剑桥大学，20%进了军队，16%直接从商。”他那届从伊顿公学毕业的14名公费生中，11名进了牛津和剑桥大学，2名从事家族生意，而埃里克加入了缅甸警察，是什么令他如此偏离传统轨道？
我向安德鲁·高提出过此问题，1969年1月1日，他回复道：
乔·奥从伊顿毕业前不久，他父亲来跟我讨论他的前途。他说奥上不起大学，除非能得到奖学金，我说——而且显然的确如此——他一点也没有希望得到奖学金，做这种努力会浪费时间。我不记得我是否加上一句，不过我肯定是那样想的，那就是他表现出的对课程的爱好和天资显然都很少，我怀疑不管怎样，他是否有资格上大学…… 布莱尔先生提到缅甸警察并说他已经，或者说将询问能否加入……在此问题上，布莱尔极少可能跟伊顿公学里的别人讨论过。[27]1975年，我发表了收到的这封显然具有权威性的信，也经常被引用。回头想一想，考虑到高的性格和他与埃里克的关系，如今看来他的信似乎可疑兼为其本人利益服务。埃里克是能够在得不到奖学金的情况下上大学的，而除了对高，也并非“显然的确如此”无望得到奖学金。埃里克在考试中表现不错，他对课程的爱好和天资已使他考进伊顿公学——那比牛津大学的报考淘汰率要高得多——后来又使他考上缅甸警察。无论如何，是否有资格得到大学教育不能单以学业衡量。
埃里克的同期同学对其学业前景的看法很不一样。康诺利声称伊顿公学的奖学金学生很容易就能进剑桥：“大多数公费生都进了国王学院，那里的奖学金唾手可得，能在此避风港多待几年。”现在是伊顿公学教师和图书馆员的迈克尔·梅雷迪思证实了他的话，他说：“埃里克从伊顿毕业后是能够进入牛津的，所有学生都进了。”尽管对埃里克而言，努力取得奖学金并非浪费时间，但是高不想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一个他认为懒惰和无抱负的学生身上。朗西曼认为高更喜欢那些更有把握获奖学金的学生，他可以教他们和对其寄托希望。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大学寻找的是有希望的、不平常的学生，会做出开明选择。埃里克尽管怪，仍会是他们想要的学生。
克里斯托弗·霍利斯与高意见相悖，他强调说埃里克有无助学金都能上大学：“他能毫不费力获得奖学金，如果奖学金数额不足，正如我高兴地有机会得知，伊顿会慷慨补贴奖学金，以使一个穷男孩能上大学……家境穷困——不管有多容易提到这点——真正说来与此无关……奥威尔无疑能上牛津或者剑桥，而不用花他父亲一个子儿。”[28]
但埃里克本人抗拒上大学这一想法。他上圣塞浦里安学校和伊顿公学已属被迫，在终于能够自己做主时，他不想延长在大学之类的避风港度日。如果他想进入前程似锦的印度文职官员行列，他会不得不花三年在剑桥读一个学位，然后还要学习一年，准备参加竞争激烈的招考。他父亲可能愿意为他支付上大学的费用（如果绝对必要），从而让他能当上印度文职官员。但是当儿子的（如奥威尔后来在《保持叶兰繁茂》中所写）不想走一条平坦的道路，成为“那种有钱的混蛋，他们以如此优雅的姿态从伊顿滑行到剑桥，并从剑桥进入文学评论圈”。他最终也会进入文学评论圈，是通过自己的曲折道路奋斗达到，而不是滑行到。
这样，“去哪儿”就成了问题。埃里克的童年朋友杰辛莎·巴迪克姆声称布莱尔夫妇为埃里克的前途吵过架，理查德（终于有一次）占了上风。艾达指责“布莱尔老先生对于埃里克的将来态度顽固”，他坚持认为在印度任职“是唯一一种他容忍儿子从事的职业”。布莱尔太太“不顾一切地努力到最后一分钟想让他上牛津”。
当缅甸警察是个折中的选择，让埃里克能追随父亲的足迹在东方服役，尽管跟在印度当公务员相比体面程度相去甚远。他上够了学，但仍受到帝国主义精神的影响，大英帝国在他心目中地位甚高。他被自己出生在莫蒂哈里的事实吸引到了印度，又被他母亲记忆中的异国情调的、甚至是王室般的少女时代吸引到了缅甸。他的外婆当时仍住在毛淡棉，虽然已经穿起当地服装，但在那里住了四十年后，当地话仍一句也不会说。
对埃里克有很强吸引力的是制服、金钱、冒险、危险、权威和半军事性警察机关，那让他得以负责帝国的一小块地方。尽管这份工作看上去也许对我们所知的作家奥威尔完全不适合，但年轻的埃里克似乎渴望从事这种工作。斯蒂文·朗西曼解释了他的性格和动机：“在当时，缅甸警察是个不错的工作，工资相当高。你一开始……就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职责，很大程度上可以自作主张，我想是那吸引了他。我一直知道他没有上大学的意图，他不想。我还要说，那种说他太穷上不起大学什么的……全是胡说八道。他想去东方。”[29]
7
按惯例，伊顿公学的学生在毕业时，都要向公学阅览室赠送一本书。通过赠一本萧伯纳的戏剧《不相称的婚姻》（Misalliance，1910），布莱尔表达了他对这所学校的矛盾感。[30]奥威尔后来对伊顿评价很差，特别是在二战中，当时在他看来，特权是一种诅咒。回头想一想，他往往低估了伊顿公学在开发智力上的价值和对他产生的影响。他形容公学教育是“在势利的温吞水里沐浴了五年”，而且坚持认为伊顿和哈罗两所公学的全部价值“从在那里上过学的人的角度看来，那是他们的特权”。他曾懊悔地告诉一个女性朋友：“如果我是被送往另外一所学校，一所更自由一些的男女同校的学校该多好，我会比在伊顿快乐得多。”在1940年所写的一份个人简历中，他直截了当但是误导性地断言：“我在那里没用功，学到的东西很少，我认为伊顿对我的成长说不上有多大影响。”[31]
另外几次，他承认伊顿经历有积极的一面。戴维·阿斯特（David Astor）——他是伊顿毕业生，当过《观察家报》（Observer）编辑，也是奥威尔的朋友和资助人——强调奥威尔在学校享有很大自由，想读什么都可以。实际上，伊顿公学就是他的大学。奥威尔觉得他已经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曾说如果他们肯更换那种死气沉沉的正式服装，他会把自己的儿子送到那里读书。1948年8月，奥威尔在为《观察家报》评论一本关于伊顿公学的书时，称赞了那里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传统和人文环境，以至于甚而鼓励学生发展出独立个性：
它有一大优点……就是有一个宽容和文明的氛围，给每位男生一个公平的机会以发展自己的个性。理由可能是，作为一所很有钱的学校，它养得起很大数量的教职工，那意味着教师们没有过劳；也意味着伊顿部分逃过了阿诺德博士着手进行的公学改革，把属于18世纪以及甚至属于中世纪的某些特性保留了下来。不管怎么样，无论其未来历史怎样写，它的某些传统值得被记载。这是典型的奥威尔口吻，他赞扬伊顿公学，因为它逃过了维多利亚女王时期由虔诚而且狂热的阿诺德博士进行的改革，这位博士把活跃的校童变成了一本正经的道学家。
除了一些前后不一致的作品、几句愤世嫉俗的评论和在球赛中进了一个难得的球，埃里克在伊顿公学也没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除了康诺利，他根本没交什么好朋友，直到在1930年遇到理查德·里斯爵士。年轻时的埃里克无任何非凡之处，没有多大希望成为天才人物，也几乎无任何迹象能表明他将成为一个杰出的文体家和本世纪最有影响的英国作家。
但伊顿公学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经久不去。许多年后，当里斯——一个从前的非公费生，当时是《阿代尔非》（Adelphi）杂志编辑——间接提到他们穿过的学袍（或称“宽袍”）并随意地用一个嘲弄性的外号称呼公费生时，奥威尔流露出对当过获奖学金学生这点依然有强烈的敏感：“1948年的一天，在我已经认识他有十八年后，我不小心用了‘塔各’一词，尽管他太礼貌以至于什么也没说，但还是皱了下眉头，似乎我践踏了他最精心侍弄的玉米地。”基于他们的共同点，他终生跟许多伊顿毕业生保持着密切而重要的友谊：除了戴维·阿斯特、理查德·里斯，还有一些同期校友（同学），如西里尔·康诺利、安东尼·鲍威尔和克里斯托弗·霍利斯，还有作家约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小说家L.H.迈尔斯（L.H.Myers）、出版人罗杰·森豪斯（Roger Senhouse）及约翰·莱曼（John Lehmann）、哲学家A.J.艾耶尔（A. J. Ayer）和朱拉岛上的地主罗宾·弗莱彻（Robin Fletcher）。在他的生命中，这些人都起过重要作用。
奥威尔的举止不脱伊顿毕业生那种懒洋洋、厌倦的样子，但他也有种威严仪态（他那苦行僧般的瘦削样子也加重了这点），让他在危险的情形下能负起掌权之责。毕业于圣塞浦里安学校的W.H.克里斯蒂引用过一位女士的话，以显示他有开明的信念、按良心办事的性格和理想主义价值观，并在困难情形下能依靠独自的努力，这些都深深受到他所上公学的影响。这位女士是在缅甸认识布莱尔的，她说：“我跟他提起过他处理每一案件时巨细无遗的态度、对于正义的热情、不喜欢对任何不管多有地位或多卑微的人做出有偏见的评价，还有他在巨细无遗地处理案件时对绝对公平的追求。他回答说：‘这是我在伊顿接受的教育中最重要的东西，即独立思考的能力。’”[32]
[1] 马尔科姆·马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1903—1990），英国作家、记者，著有《重新发现耶稣》《献给上帝的某些美好之物》等；唐·巴卡地（Don Bachardy，1934—），美国画家；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04—1986），英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著有《诺里斯先生换乘火车》《再见吧，柏林》等。
[2] 哈罗德·艾克顿（Harold Acton），《一个美学家的更多回忆录》（More Memoirs of an Aesthete，伦敦，1986），第152页；斯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和埃里克·布莱尔在伊顿度过的日子》（Eton Days with Eric Blair），奥山康治所著《乔治·奥威尔》（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社，1983）第10页（奥山教授好意送了我一本）；马尔科姆·马格里奇所言，见格罗斯《奥威尔的世界》第173页。——原注
[3] 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1886—1968），英国作家、政治家，曾在威灵顿公学就读。
[4] 哈罗德·尼科尔森所言，见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所编《老学校》（The Old School，1934年初版；牛津，1984）底第85、91页；德尼斯·金－法罗（Denys King-Farow）所言，见斯坦斯奇所编《不为人知的奥威尔》第85页；《全集》，7.122；巴迪克姆，《埃里克与我们》，第68、78、99页。——原注
[5] 迭戈·委拉斯开兹（Diego Velázquez，1599—1660），西班牙宫廷画家，是西班牙出现的第一位世界性绘画大师。
[6] 刘易斯，《西西尔·康诺利》，第49页；《全集》，5.118；康诺利，《诺言之敌》，第185页；约翰·莱曼，《低语的走廊：自传》（伦敦，1965），第96页；1998年11月29日在苏格兰洛克比对斯蒂文·朗西曼的采访。——原注
[7] 应该一提的是，这种入学式不是由校方组织，而是学生自己组织进行的，主要是对新生进行种种考验。
[8] 克里斯托弗·霍利斯，《伊顿公学》（伦敦，1960），第15页；谢尔登，《奥威尔传》，第77页；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自杀俱乐部》，《新天方夜谭》（New Arabian Nights，纽约，1909），第25页；克里斯托弗·霍利斯，《乔治·奥威尔研究》（Study of George Orwell，芝加哥，1956），第13页。——原注
[9] 昔兰尼主义是由古希腊时期北非古城昔兰尼的亚里斯提卜创立的一种学说，以寻求快乐为人生唯一目的；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0）是希腊哲学家，主张人生目的是追求幸福；琐罗亚斯德教是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公元前628？—前551？）创立的一种宗教，又称祆教、拜火教、波斯教。
[10] 康诺利，《诺言之敌》，第194页；霍利斯，《乔治·奥威尔研究》，第15页；汤姆·霍普金森（Tom Hopkinson），《乔治·奥威尔：暗面显现》（George Orwell：Dark Side Out），《康恩希尔》杂志（Cornhill），第166期（1953），第453—454页；克利斯托弗·霍利斯，《乔治·奥威尔与他的在校岁月》（George Orwell and His Schooldays），《听众》杂志（Listener），51卷（1954年3月），第382页；丹尼斯·金—法罗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49页。——原注
[11] 朗西曼所言，见奥山康治《乔治·奥威尔》第7—8页；霍利尔，《听众》，第383页；詹姆斯·欧文（James Owen），《跟斯蒂文·朗西曼爵士的会面》（A Meeting with Sir Steven Runciman），《观众》杂志（Spectator），第280卷（1998年8月15日），第38页；朗西曼所言，见奥山康治《乔治·奥威尔》第10、13页；对斯蒂文·朗西曼的采访。——原注
[12] 在每年11月30日。
[13] 《全集》，10.56；霍利斯，《伊顿》，第23页；《全集》，12.270（《反正是我的国家》，1940年秋）。——原注
[14] Armistice Day，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日，在1918年11月11日。
[15] 《全集》，12.270；5.130；10.77。——原注。
[16] 一种在三面或四面有围墙的场地上用戴手套的手或球拍对墙击球的球戏。
[17] 斯彭德（Stephen Spender，1909—1995），英国诗人、文艺评论家，著有诗集《静止的中心》《废墟与憧憬》等。
[18] 谢尔登，《奥威尔传》，第70页；安东尼·瓦格纳爵士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74页；《全集》，19.380（《如此欢乐童年》）；《全集》，5.107；康诺利，《诺言之敌》，第210—211页。——原注。
[19] 指642年埃及亚历山大港发生的大火，在这场大火中，从公元前47年就屡遭劫难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终于被烧毁。
[20] 《全集》，19.381；克里克，《奥威尔传》，第55页；《全集》，16.275（1944年7月7日“信笔所至”专栏）。——原注。
[21] 奥尔德斯·赫胥黎（Ardous Huxley，1894—1963），英国作家，后入美国籍，著有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及讽刺小说《针锋相对》等。
[22] 莱曼，《低语的走廊》，第105页；西比尔·贝德福德（Sybille Bedford），《奥尔德斯·赫胥黎传》（纽约，1965），第27、28页；奥尔德斯·赫胥黎，《滑稽的环舞》（伦敦企鹅版，1923），第15页；对斯蒂芬·朗西曼的采访。——原注
[23] 斯蒂芬·朗西曼爵士所言，见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所编《奥尔德斯·赫胥黎，1894—1963：纪念文集》（Aldous Huxley，1894—1963：A Memorial Volume，伦敦，1965）第27、28页；沃德姆斯，《怀念奥威尔》，第21页和科帕德的《缅怀奥威尔》，第12页。——原注
[24] 豪斯曼（A.E.Housman，1859—1936），英国古典文学学者、诗人，《什罗普郡一少年》即是他的诗集。
[25] wog一词也是英语俚语中对中东人或亚洲有色人种的蔑视性称呼。
[26] 《全集》，10.52；高所言，见克里克《奥威尔传》第51、59页；朗西曼所言，见奥山康治《乔治·奥威尔》第12页。——原注
[27] 蒂姆·卡德，《复兴伊顿：1860年至今的历史》（伦敦，1994），第161页；A. S. F.高于1969年1月1日致杰弗里·迈耶斯的信，首次发表于杰弗里·迈耶斯所著《乔治·奥威尔阅读指南》（A Reader's Guide to George Orwell，伦敦，1975），第32—33页。——原注
[28] 康诺利，《诺言之敌》，第238页；1998年12月2日在伊顿公学对迈克尔·梅雷迪思的采访；对斯蒂文·朗西曼爵士的采访；霍利斯，《乔治·奥威尔》，第26页和霍利斯，《听众》杂志，第383页。——原注
[29] 《全集》，4.7；巴迪克姆，《埃里克与我们》，第116—117页；朗西曼所言，见奥山康治《乔治·奥威尔》第14页。——原注
[30] 伊顿图书馆藏有埃里克的一本G.K.切斯特顿滑稽诗集《玩耍的老头》（Greybeards at Play，1900，此书标题可能影射了一些教师），上面有他用钢笔画的藏书标签，“埃里克·布莱尔——他的书”，还有他画的一幅中东的多岩地区的海景画，有棕榈树、圆顶清真寺和防御城堡。在这间图书馆里，也有一本奥威尔给历史学家R.H.托尼的《一九八四》赠书，后者于1949年去疗养院看望过他，《一九八四》就出版于那年。参见（迈克尔·梅雷迪思编著的）《伊顿公学，100本书，手稿及照片，1800—1996》。这份目录梅雷迪思先生好意给了我一本。——原注
[31] 《全集》，12.104（《鲸内集》，1940年3月11日）；《全集》，16.102（1944年2月18日“信笔所至”专栏）；梅布尔·菲尔兹所言，见科帕德《缅怀奥威尔》第96页；《全集》，12.147。——原注
[32] 1998年11月15日在伦敦对戴维·阿斯特的采访；《全集》，19.412；理查德·里斯，《乔治·奥威尔：胜利阵营里的逃亡者》（George Orwell：Fugitive from the Camp of Victory，1962年初版；伊利诺伊州卡朋戴尔，1965），第134页；克里斯蒂，《圣塞浦里安学校岁月》，第391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