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8月19日完稿
他让失明的双眼来充当这座书城的主人
这眼睛只能在梦的图书馆里阅读
——博尔赫斯《天赋之诗》
流水使石头变得坚硬、安宁。
博尔赫斯是我的流水。
这些年来，我依靠王央乐先生翻译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无数个——漫长的白天和夜晚。这个短篇集不足25万字，只是博尔赫斯伸出的一个小指头，但它神奇地重置了我的生活。没有必要隐瞒，我的生活充满了混乱、无聊、孤独、等待、断裂、哀怨、绝望等等不良因子，我生活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让这“等等不良因子”得到较好的安置，使它们不要肆虐成灾。我越来越相信，阅读博赫尔斯小说，是我达到这个目的的最佳途径。博尔赫斯把自己的小说称为“手工艺品”，他制造的“手工艺品”经常使我沉醉其间，逡巡忘返，忘掉进而摆脱了现实纠缠和自己对自己的折磨。
一个世纪接连一个世纪地过去，就是到了现在，事情才发生。空中、地下、海上，生活着无数的人，可所有一切真正发生的事情，都在你身上发生了……一天早上，来了一个阴沉的骑马的人，他腰间闪亮着一把匕首……他们采取的行动，都不可能是最后的一个……
博尔赫斯用他精湛的“手艺”，平静而坚定，遥远又真切地拨动着我，让我感到轻松又温暖，就像流水之于石头，又如光芒之于眼眸。坦率说，我一向讨厌把自己交出去，依附在某一人或物或情上。除了情绪上患得患失的不安全感之外，还有强烈的精神束缚——你获得了心爱之物，必要担忧它的失去。我其实是很自私固执的，过度的清高使我越来越冷漠、孤独、茫然而不知所措。但面对博尔赫斯，我突然感到了一种陌生而奇特的感情，一种战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整编的感情。不用说，我感到了己之渺小，彼之伟岸——我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是如此渺小，而辽阔又神奇的世界却在争抢着我，我只想拼命地加入进去……博尔赫斯是我的英雄，他的出现，他的神奇和芳香，使我感到虚弱无力，又感动不已，就像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了终点……
我感激自己有这样的相逢，我喃喃自语：“不会再有更具意义的寻找，不会再有更好的皈依，博尔赫斯就是我的终点，我的信仰。”一种完成了“终极抉择”的兴奋和恐惧（害怕不是真的）盈满了我心。
哦，博尔赫斯，你是我的神，你引我毁灭了一切，失去了一切，也让我拥有了一切。不不，拥有的不是一切，我拥有的只是你的一个小手指头。这个小指头仿佛是水做的，又仿佛是火做的，充满的光芒和水汽已将我彻底温暖又滋润，使我仿佛又重新回到了母亲子宫里。然而，就像我不会满足永远蜷缩在子宫里一样——我要钻出来——捧着你的小指头，我心里向往着拥抱你全身。我偏执又自信地对自己说：只有当拥有了你的全部作品，我才拥有一切！
这个愿望是那么漫长又充满勇气，以致使我感到陌生而惊叹，仿佛它没长在我心上。然而它——这个愿望——就长在我心上，心上的心上，并驱使我像一只猎犬一般搜索博尔赫斯留下的任何一张纸片，凤毛麟角，吉光片羽，寸寸崇敬地收藏起来。我想拥有一切，这个贪婪的愿望其实不过是想占有博尔赫斯的全部作品。
我其实很容易满足。
我是多么容易满足！
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了光荣和幸福。
哦，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轻轻地，或者高声地，或者默默地呼唤你的名字，使我感到无比的光荣和幸福。
我知道，要想占有博尔赫斯的全部作品是不现实的，但作为一个愿望它又是现实的，因为愿望总是比现实大。愿望是你高举在外的一只手，而不是双脚。现实是双脚。现实是双脚踩出的足印。我在沙滩上留下了一串脚印……
在愿望的鞭策下，我时刻都不放松对博尔赫斯作品的搜索。询问了每一个朋友，翻阅了每一册外文杂志，订购了三张《新书报》，联络了无数家外文编辑部，认真、执着的精神使我感动又惊叹。“所有人类的错误都是因为没有耐心；因为没有耐心，人类被逐出天堂；因为没有耐心，人类无法返回天堂。”卡夫卡的这段朗朗上口的金玉良言，一向令我感到无比亲切和安慰。因为我就是个没耐心的人，因为没耐心，我的愿望纷纷瓦解在时空中，没有一个是落成现实的。
噫嘘，富春江边长大的女中尉，我是多么想娶你为妻，为什么你要做别人之妻？
就因为你太没有耐心，太早地把我们之间一生的幸福与痛苦在几个月内就急巴巴地挥霍掉了——女中尉的信我撕了，但话却一直蛮横地盘踞在我心头。
这样的苦水我难道只喝过一回吗？说真的，我从来不信任自己的耐心。
然而在搜寻博尔赫斯作品的过程中，我却表现出了天大的耐心。在将近三年时间里，我每天都踮着脚尖，睁大双眼，像个寻死的上吊者一样地寻觅着博尔赫斯的片言只语，“出奇又巨大的耐心”，不一定会比博尔赫斯小说中的那只象征着优美和可怕的老虎逊色多少：那只老虎想把“没有脸的风”扑住并且撕碎，我想把“雪泥鸿爪”的博氏作品网罗在家并且吃掉。
然后有所收获应该说是正常的，这要感谢诗人钟鸣。事情是这样的：1991年春天，我为爱情所迷惑，命中注定地来到西南重镇成都。羞涩的行囊使我不敢找任何一家旅馆投宿，于是我找到女作家裘山山，她是我乡党，又是个属狗的女人（热情著称）。她从诗人钟鸣那里给我借到一套闲置的1×1的单元房，据说这套房子曾逗留过不少诗人作家，一位南方作家就在这套房子里写出了他的成名作，钟鸣自己也在这房子里写出了那首为他获得几百美金的得奖诗歌。可以说，这是一套有灵气的房子，我的博尔赫斯情结似乎注定要在这里得到一定程度的回馈。
一天晚上，不知是由于无聊，还是出于好奇，也许仅仅是想证实一下抽屉是否上锁，我拉开了写字桌左边的抽屉。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抽屉里没什么东西，起码没什么隐私：零零落落的几张分制小钞（现已很少看到），几枚图钉，一把断了齿的塑料梳子，一支圆珠笔折笔芯，一盒火柴（空的），一只“大重九”的烟壳子（也是空的），一版完整的红色药囊……由于当时我正在闹肚子（这几乎是所有初到成都这个麻辣美食城必经的一个麻烦），我对药囊发生了兴趣，拿起一看，见是痔疮栓，心里不由发笑起来。因为那药囊的形状如火箭头，使我联想到一件好笑的事。我把药囊重新放回抽屉，出于一种小人心理，我还专门把它放得跟原先一模一样，然后慢慢地推拢抽屉。这似乎想告诉主人：我没有打开过抽屉。但就在我慢慢推拢抽屉时，我的目光突然被“博尔赫斯”几个字锁住：它们躲在一张垫抽屉的纸的卷角上，这张纸本身是反过来的，但由于上面没承压东西，已出现卷角，“博尔赫斯”几个字恰恰就在卷角的地方隐隐生辉。
难道我会对它忽视不见？
不会！
愿望是第三只眼睛，它没有眼睑，不需要眨眼，是随时睁大的眼睛；等待就是敏感，是那种无意识的却纤毫毕现的敏感。我对博尔赫斯的名字敏感至极，它无法从我眼中逃脱，别说逃脱，挣脱都不可能。苦苦胶着了几年的期待，结果竟然在一些以火箭头似的药囊为首的烂东西中不期而遇，着实令我如梦似幻。
抽屉里总共垫了三张这样的纸，我一一看过后，知道它们是一起的，连起来刚好是一篇文章的全部，“隐秘的岛屿”是这篇文章的题目。文章这样写道：
在我因眼盲无力阅读时，我告诉自己：这不是终结。我不会顾影自怜——如同一位作家说。一种新的经验才开始，于是我想，我可以去探究祖先们的语言，古老的亲爱的语言……
看得出，这不会是篇小说，但它确实是博尔赫斯的，每一句话都是博尔赫斯的，表达的事情也是博尔赫斯的。从口气上判断，我感觉这应该是篇讲稿，晚年的博尔赫斯苍老地坐在高高的讲台上，台下坐满了学生，又好像没有一个学生，只有“隐秘的岛屿”和博尔赫斯唱诗般的声音：
……所有的岛屿都是隐秘的。太阳也是岛屿。太阳也是隐秘的。据说世上只有鹰才被允许凝望太阳。我不能凝望太阳，不是因为我眼盲，而是因为它会使我眼盲……
那天晚上，博尔赫斯的课堂上又多了一个学生。做一个博尔赫斯的学生，我不会惭愧的。我愿意为博尔赫斯下跪。我只愿意为两种人下跪：尊敬的老师和父母大人。
译文的作者是个很生疏的名字，叫于红，熟悉的人都喊他叫红哥。当时他是钟鸣沙龙中的一员，经常来找钟鸣，所以我很容易就见到了他：中等个子，皮肤黝黑，一看就知道是个身强力壮的人。年龄可能跟我差不多，二十七八岁：这个年龄现在对我来说就像一颗子弹射出枪膛，已经再也回不来。红哥开始似乎有点不太想接近我，但博尔赫斯使我们很快“心心相印”，他滔滔不绝地对我讲述着他的博尔赫斯，脸上有一种天然的欢喜和激情。他肯定不是第一次与人这样谈起博尔赫斯，但这并没有削减他重谈的兴致，反倒谈得更坚定沉着，机智有趣，意味深长，充满了诱惑。
坦率说，他的博尔赫斯和我的博尔赫斯有点不大一样，我的博尔赫斯是充满了令人迷惑的机关和循环楼道的扑朔迷离的小说的博尔赫斯，他的博尔赫斯是写了一手明亮的经典的随笔的博尔赫斯，才华横溢的健谈善辩的博尔赫斯。但两者高度在同一水平，肩与肩等宽，步子与步子等大，悟识和见解同一级别，就像国王与狮子，蛇与女人，具有相等的质量。
博尔赫斯在六十年代后曾多次到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名牌大学讲学，那时候的他，双目已经失明，书籍、讲台、讲稿和学生已不可避免地消失在他目中。但一切又全在他心中——
当我们阅读或读完但丁的作品后，就会感到，他写出了自己的想象。更要命的是，读了《神曲》之后，我们总觉得但丁死过一次，上过倒立的地狱之山，或炼狱的交叉小道，或天堂的中央，并且还和影子（远古的影子）交谈过；那些影子都是用意大利三行诗说话……
……我还要提请大家注意但丁的另一个特点：绝伦的精美。我们总是只关注他作为佛罗伦萨诗人阴冷与严谨的一面，却忽视了他藏在阴冷和严谨之中的美感、愉悦和温柔。温柔来自作品的构架，比喻的奇谲……
我们贫乏的语文文学，虽然难于引人入胜，但却创造了一种风格迷信，一种热情有限的、心不在焉的阅读方式……我不知道音乐会不会对音乐绝望，大理石会不会对大理石不屑；但我明白文学具有预言沉默的将来的功能，它会不断汲取自身的美德，爱上自己的消解，向自己的结局求婚。
就这样，博尔赫斯凭着一根拐杖和记忆讲演着，征服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和教授。当讲稿录成文字时，人们觉得每一篇都是最珍奇不过的美文，就像出土的文物，令人敬爱油生，爱不释手。
红哥最后告诉我，他正在翻译博尔赫斯的这些讲稿，和另外一些文论性随笔，可以结成一个集子出版，并希望我回北京帮他跟有关出版社联系一下。
我爽快地答应了他。
返京后，我很快跟出版社的朋友取得联系。我料想朋友知道我要为他推荐一部博尔赫斯的作品一定会高兴，所以我甚至是带着一点儿炫耀又请功的口吻跟朋友谈起这事的。但朋友听了却是一脸不高兴，沉默着，好像我为难了他似的。过了好久，他才假模假式问我：“你是让我说实话还是假话？”
我说：“废话，谁要听你的假话。”
他说：“那么我告诉你，我出版不了这本书。”
我问：“为什么？”
他答：“博尔赫斯的书不好卖。”
我说：“博尔赫斯不是琼瑶三毛，你想卖几十万册当然不可能，但卖万把册总可以的。”
“不不不，”他朝我连连摆手，“我不会指望博尔赫斯给我带来巨大盈利，但起码得保本吧。万把册当然够了，问题是万把册也成问题。”
然后他告诉我，花城出版社半年前出了一本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巴比伦的游戏》，他们是兴致勃勃又有点兴冲冲地出这本书的，为的是抢在别人前面。博尔赫斯的东西在国内出版甚少，从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王央乐先生翻译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后，将近十年时间还没有人去碰一碰这位“作家中的作家”，而这十年中为博尔赫斯的魅力和名声倾倒的人也许是成千上万的，所以他们对出版这本书抱有很大希望，一笔高雅的无人指责的收入似乎唾手可得。谨慎起见，开机他们印了5000册，准备随时加印。换言之，他们起初就像我和我的很多朋友们一样，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博尔赫斯充满信心。但后来他们发现——他们承认：失败了。
“读者对博尔赫斯的需要并不像你我想象的那么多，”朋友最后这样说道，“我现在逛书店，常常看到绿色的博尔赫斯（那本书的封面是绿色的）受屈地躲在一边，像本过时书，像个可怜虫，无人侧目，灰尘一天天蒙着，也许很快就会被清理入库。”
说到这里，我已经坐不住，我说：“我要去买这本书，哪里有？”
朋友说：“门口昆仑书店就有。”
我冲到昆仑书店。尽管博尔赫斯的书确实没放在醒目处，但也许是某种感应，也许是朋友提醒过的原因（受屈地躲在一边），我很快就发现了它：夹在一套老旧的少儿读物中（它单薄得像一册少儿读物），且高高在上，在书架的顶层，也许只有像我一般高的人才能摸得到。我摸到了它，惊喜的手有些发抖。我把它抽出来，怀疑地看了看目录和序言，确认无疑后，又珍爱地抚摸了下封面，问营业员：
“这书还有吗？”
“有。”营业员没看我一眼。她们总是这么高贵又厌倦。
“有多少？”
我问的目的是想看看我敬爱的博尔赫斯是不是如朋友说的那么卖不动，所以我希望得到“就剩它一本”这样的回答，仿佛这仅有的一本留落在此，是专门为我预备的（我与博氏之间应该有这种神性和缘分），这样我会感到神秘又公正，感到光荣又幸福。
但事实是，营业员的目光像刀子一样逼着我：“你要多少？”说着转身用脚丫子踢开书架下一个四方形的书柜，还用她臭烘烘的脚丫子指划着里面的几包书说，“这些全是，你要可以打八折。”
这时，我简直气得颤抖了。说真的，如果说营业员无知做出的傲慢甚至还有她的臭脚我可以忍受的话，那么眼看着博尔赫斯神圣的书籍被如此玷污、作践，像一本色情书被囚禁在黑暗中出售，又像一本过气的流行作品被折价处理，这是我无法忍受的。我愤愤地想，一本即使几十乃至上百个当今“著名作家”绑在一起都写不出的书竟落得如此下场，这当中体现出来的不公和愚昧已经到极限。我肯定是被激怒了，然后有所失控也是免不了的，我大声责问营业员：
“数一下，有多少，我全买！”
总共38本，每本7.75元。
我自己算了下，总共294块5毛，便往柜台上压了295块钱，抱起书要走。
柜台里的手（肯定是只我不要摸的手）数了下钱，尖声叫喊我：“哎，找你钱，打八折的，你给多了。”
我回过头去，恶毒地对她说：“我不要打折可不可以？我觉得应该打折的是你，而不是这本书。”
出走书店，我没有回家，而是去了邮局，把多购的37册“博尔赫斯”纷纷寄给朋友和老家的学校、图书馆。
有人说，疯子和正常人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那天下午，我觉得自己像个疯子。那个营业员最后就是这么骂我的：“你个疯子！”
我喜欢这个疯子。
怀揣着“博尔赫斯”回家，晚风轻拂，夕阳的手抚摸着我，这感觉真是妙不可言。回到家，我重复了自己的孤僻：不是急不可待地品读，而是把它放在书橱的一只角落里，仿佛它在我书柜里已经呆很久，所以被挤到了角落里。对于一本好书我总是这样，喜欢尽量地与它保留一段时空，让想象中的品读的快乐在我心中无限洋溢膨胀，让占有的欲火尽情燃烧，直到最后一刻。这感觉同样妙不可言，如同有个你喜欢的女人等着你去碰，可你持久不碰，这样就等于老有个“愉快”搁在心中酿，越酿越香。哦，真香，让我亲亲你……想象中的快乐是无限的。
那天晚上，我就被这种“想象中的快乐”鼓舞着，沉醉着，手快脚轻地做了许多事，直到找不出一件可做的事，我才像突然想起那本书似的，急切又轻手轻脚地踱到书橱前，悄悄打开书橱门，小心翼翼地取出“博尔赫斯”。感觉就像在取拿一件珍贵的易碎品，又如在亲吻一位刚刚经历了劫难后熟睡的少女。这种感觉：虔诚、圣洁、甜蜜、爱情都达到极致，于我并不是常有的，但我又确实十分地需要它，它的每一次降临总是能给我带来足够的安慰和自信，就像在茫茫跋涉中出现的驿站总给人以安慰和力量一样。仅此一点，我就对博尔赫斯感激不尽，因为在这个世上能给我这种感觉的人或事并不多，更不要说一本书了。博尔赫斯对我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神奇有力，他的魅力在我心中总是体现得那么灵验又淋漓尽致，他已被我崇敬的心升华为一尊神，这真不知应该是我感谢他呢，还是他感谢我。还是让我感谢他吧，因为是他让我厌倦的心中有了神，有了虔诚和爱情。
我捧着“博尔赫斯”走进卧室，上了床。钻在温暖的被窝里，依着温暖的灯光，品阅着心爱的书——让我想想，我的生活中还有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事？没有。温暖的灯光下，“博尔赫斯”散发出盈盈绿色（书的封面是绿色），就像是从草地里长出来的，又像是森林里的什么演变成的。
这是一本压膜小32开本，书名《巴比伦的抽签游戏》简单地横排着，字体细长，显得很随便，缺乏美感。总的说，这不是本精美的书，设计和制作都不甚讲究，我有点儿遗憾。但这没影响它在我心中的地位，因为我相信我对书装帧的不满一定可以在内容中得到加倍的满足。
集子总共辑录了博尔赫斯31个短篇小说，有几篇比如《奇才福内斯》、《关于犹大的三种说法》、《巴比伦的抽签游戏》、《接近阿子莫塔辛》、《剑疤》，它们光题目本身就让我惊艳地接近了博尔赫斯，我脑海里迅即出现了博尔赫斯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东西：无垠的草原、迷宫、老人、牛仔、匕首、天才的对话、智者的沉思、火车在草原上疾驰……
我首先选读了《剑疤》，因为这篇小说王央乐先生也翻译过，我还清楚地记得王央乐先生译文的开头：
他的脸上横着一道怨气冲天的伤疤：一道灰白的弧线，从一侧的鬓角一直横贯到另一侧的颧骨。他的真实姓名无人知晓，塔夸伦波所有的人都叫他拉·科洛拉达的英国佬……这个英国佬是从边境，从南里约格兰德那边来的，少不了有人说他在巴西干过走私犯……据说他很严厉，甚至到了残酷的地步，然而办事公正得一丝不苟。据说他还是一个酒鬼，一年里总有几次要把自己关在牧场看守的房间里，拼命喝上两三天酒，然后才出来。出来的时候就像打了一仗或者发了场神经病似的：脸色苍白，颤颤巍巍，精神不宁，然而仍像原来那样威严……他不跟任何人来往……除了一些商业信件或者几本小册子外，他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邮件。
让我看看他们（他们是两个人）的译法：
他的脸上有一道铭刻着仇恨的伤疤：它从一侧面颊延伸到太阳穴，再回到另一侧面颊，宛如一把灰色的弓。他的真实姓名没有人知道，在塔瓜伦波所有的人都称他为“拉科洛拉达的英国人”……“英国人”来自国境线的那边，来自约·格兰德·德苏尔。有人说他在巴西时曾是个走私犯……人们说他十分严厉，甚至有点凶狠，但却赏罚分明。人们还说他是个酒鬼，因为他每年总有那么几次把自己关在阁楼里，两三天以后他才从房间里出来，像刚刚参加了一场战斗或得了眩晕症一样，面色苍白、神情紧张，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但依然像以前一样果断、严厉……他不与任何人来往……他除了收到一两封商务信件或几本小册子外，没有其他任何信函来往。
我心头微微一紧，因为我觉得后一种译法不大好，硬邦邦又啰里啰唆的，缺少博尔赫斯那种对语言再三考究之后而呈现出来的从容隽雅的文风，同时也散失了博尔赫斯作品那种泰然自若又耐读的品质，一种害怕失望的阴影就这样钻进我心。但我还是尽量安慰自己，不要这样，因为这仅仅是开始。
是的，这才是开始，也许后面会翻得精彩（用来弥补开始的不足）。就这样，我继续满怀信心地往下看：
……吃完饭，我们走到室外看了看天空，雨已经停了。但在山峦的南部还打着雷闪着电，预示着另一场风暴即将来临。在破旧的陋室里，那位为我们准备了晚餐的仆人拿来了一瓶南姆酒。我们默默地、长时间地喝着酒。
不知不觉中，我发现自己喝醉了，我不知当时是几点钟，也不知我为什么会提起那道伤疤，是出于一时冲动，还是乘着酒兴，还是感到厌恶。“英国人”听后脸色骤变，我立即想，他一定会把我从他家赶出去。但他仍用与往常一样的口吻说道：
“我就来给你讲讲这道伤疤的故事……”
感觉不对嘛，我觉得。于是，对照看王央乐先生的译文：
……吃完晚饭，我们走出屋去，看了看天色。雨已经停止，但是在南部的高原背后，还有闪电划破天空，正在酝酿着另一场暴雨。这时候，刚才侍候我们吃饭的仆人，拿了一瓶朗姆酒到收拾干净了的饭厅里来。我们默默地喝着，喝了很久。
不知过了多久，我发觉我已经喝醉了。我也不知道是出于灵感，或是出于兴奋，或是出于腻烦，我提起了他的伤疤。这英国佬的脸沉了下来。有几秒钟，我想他大概要把我赶出屋去。结果他却用惯常的声调对我说：
“我可以把我受伤的经过讲给你听……”
“对于我们来说，爱尔兰不仅是美好的未来和难以忍受的现在，它也是痛苦的亲爱的神话，是圆形的塔，红色的沼泽，是帕内尔的反抗，是歌唱偷牛的宏伟史诗；有的牛被人格化而成为英雄，有的却变成了鱼和山……”
如上关于“爱尔兰”的那段文字在我现在的书上变成这样：
“对于我们来说，爱尔兰不仅意味着乌托邦式的理想和痛苦的现实，同时，也是一个既痛苦又甜蜜的神话。她有很多圆形的塔楼和红色的沼泽地，但遭到了巴涅尔的遗弃。爱尔兰还拥有歌颂盗牛英雄的长篇史诗，而这些牛的化身可能是英雄，也可能是鱼和山……”
坦率说，这时候我开始加快了阅读速度。不，是改变了读博尔赫斯作品的习惯。我经常跟朋友们说，王央乐先生把博尔赫斯弄得叫我不忍心一口吃掉，我总是慢慢又慢慢地读，一边读一边品味，像是在用舌尖舔。但是，这两位老兄（他们的名字我早忘记了）制造的——粗制滥造——博尔赫斯让我恨不得一口吞掉。我确实用很少的时间翻完了整本书，至终我也没有消除开始时的阴影。这阴影像魔鬼一样始终跟随着我的目光，仿佛是我目光的阴影，我目光到哪里，它便拖到哪里，到最后你可想它被拖拉得有多长多大：足以将我开初明亮的心情淹没得黯然无光！
不用说那天晚上我有多沮丧，我深刻地感到，这两位老兄塞给我的是一个虚假的博尔赫斯，是一个被明显歪曲的博尔赫斯。他们一定不知道，一尊美神一旦被扭曲，就会变得非常丑陋，比凡人还要丑陋。所以，他们的博尔赫斯比他们自己还要丑陋，还要乏味，就像一只用沙子做成的馒头，你只能弃舍，或者一口吞下。我是一口吞下了，但你不知道我有多么厌恶，多么难受！在极度的懊恼和痛恨中，我对那本书狠狠地拍了一个巴掌，然后高声地对它喊道：
“光靠一点简单的勇气和虚荣心是翻译不了博尔赫斯的，谁想通过平庸来举高自己，只能使自己显得更加平庸又丑！”
我的喊声惊动了邻居，却也仅仅是邻居，怎样才能够让更多的人听见它？这是我写作本文的最初冲动。
我没有忘记红哥的嘱托。
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巴比伦的抽签游戏》对我的打击（它给了我一个虚假的博尔赫斯），我更加把朋友的嘱托当回事了。我想，红哥译作的出版也许多少能消除一些《巴比伦的抽签游戏》对博尔赫斯的不良影响。同时我相信，《巴比伦的抽签游戏》的滞销决不是由于读者真的厌倦博尔赫斯，只是厌倦“虚假的博尔赫斯”。正如我那位出版社朋友所说的：从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近10年来，为博尔赫斯倾倒的人是众多的，现在我们都知道谁是真正的博尔赫斯，谁不是——《巴比伦的抽签游戏》就不是，它是虚假的，残陋的，我们看透了它的虚假和残疾，所以它被遗弃、滞销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认识到《巴比伦的抽签游戏》滞销的症结之后，我更加有信心地张罗起红哥译文的出版事宜。通过同窗好友闫连科中介，湖南文艺出版社给我做出了“乐于出版此书”的肯定答复。这样，我便给蓉城的红哥去信，请他赶紧把译稿寄给我。他回信说：稿子还没有全部译好，让我等一等，“快则半个月，慢则一个月”。
我等。
等过一个月没回音，两个月还是没有。我想他可能另作安排了，也许那边有更丰厚的稿酬或者其他，于是就把这件事撂在一边，同时把红哥这人也撂一边了。我想不出他有什么理由可以不给我回音，哪怕是“另作安排”的回音。对这样杳如黄鹤的人，我有充足的理由将他“撂在一边”。
大概是半年多后，我突然收到红哥的来信，前面说了许多客气和道歉的话（足以让我谅解他），然后这样写道：
我把这半年时间全埋在了博尔赫斯的文字中，没有稍微的怠慢和松懈，甚至把给你写信的时间也侵占了，每天每夜，我都在重复一个动作、一个愿望：接近博尔赫斯。我是努力的，却是失败的，我简直不相信——我痛苦地发现：我愈是努力却愈是感到了自己与博尔赫斯之间的距离，仿佛我不是在努力接近他，而是在努力推开他。没有必要隐瞒，从翻译博尔赫斯第一则短文起，我就感到自己对博尔赫斯的伤害，这种伤害就像眼泪对眼睛的伤害，绝对是没办法的，无辜的，所以我原谅了自己，只希望下一篇别这样。但下一篇仍是这样，下下一篇还是这样，再下下一篇还是这样。每一篇都是这样，我的“希望”仿佛总在远处，在一座山头的另一边。就这样，我对自己发生了怀疑。或许我可以带着怀疑去做一件其他事，怎么可以去翻译博尔赫斯的作品？这是我对博尔赫斯素有的忠诚所不容许的。现在，我再也没有半年前的雄心和梦想了。当我下定决心中止这个梦想时，我心中突然感到无比的满足，仿佛我已将这个梦想完成了似的。事实上，丢掉翻译博尔赫斯作品的梦想，做一个纯粹的博尔赫斯作品的读者，无疑是对博尔赫斯作品最忠诚的保卫，也是对博尔赫斯本人最衷心的敬重。从此意义上说，我确实感到无比的满足和轻松……
红哥的信洋洋洒洒，情真意切，其中引用了不少博尔赫斯的金玉良言。我阅罢此信，不知怎么的，突然想到博尔赫斯的一句话：崇敬心已经使他变成废物。
不过，与翻译《巴比伦的抽签游戏》的两位老兄相比，我倒是对红哥充满敬重，这是因为：一、他对博尔赫斯的崇高的敬爱感动了我，抚慰了我（眼泪抚慰了眼泪，就像水消失在水中）；二、虽然他“变成了废物”，但他报废的是自己。那两位老兄虽然勇气过人，却大有报废博尔赫斯之险：这种勇气永远不会令人敬重，只会叫人害怕和厌恶。
等待教会了我等待。漫长的等待不但令我变得善于等待，而且还变得豁达、自信。我相信，一个英雄征服的决不会只是一个人。换句话说，拜倒在博尔赫斯脚下的不可能只有我一人。谁能肯定所有拜倒者都无能折腾出一部博氏的新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无须担心看不到博尔赫斯新的作品，看不到只是暂时的。
果不其然。进入九十年代中期后，博尔赫斯的作品相继在几家出版社隆重推出，其中由深圳龙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策划、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的《博尔赫斯文集》，不论是品种数量还是装帧质量，以及立体的发行方式，都令同行汗颜。该书一度风靡书摊，在其巨大阴影的笼罩下，另外几家出版社推出的博氏书籍只好过一种默默无闻的日子了。不过，我还是敏感地把它们从默默无闻中发掘出来，并且慷慨地带回了家。
现在，我手头有13本有关博尔赫斯的书籍，其中他本人著作集9册（有一半是重复选载的），评论文章3册，传奇2册。这些书籍我都看了，有的看过不下几十遍，如王央乐先生翻译的那本杏黄色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总的说，除王央乐先生模造的那个博尔赫斯令我惊叹的信服外，其余人笔下的博尔赫斯都令我感到失望，有的令我气愤——最气愤的是翻译《巴比伦的抽签游戏》的两位老兄。有一个叫陈众议的译者，近年来被人誉为是翻译博尔赫斯的权威，但以我看，他的博尔赫斯依然不如王央乐先生。他的博尔赫斯给我的是这样一种感觉：他描绘了博氏的脸廓，包括嘴巴、鼻子、眼睛，甚至目光、笑容，但没有描绘出博氏脸上交错的皱纹。也许对其他作家说，这个损失不会留下大的遗憾，但博尔赫斯的皱纹却是丢不起的，因为他满脸交错的皱纹壮观得独一无二而令人难忘。
大约深圳龙田公司策划的《博尔赫斯文集》出版后不久，我和红哥通了一次电话。我们在抒发了各自的不满后，红哥对我这样滔滔不绝道：
“事实上，我对自己对博尔赫斯作品的理解、欣赏甚至再现能力是不怀疑的，我怀疑的是博尔赫斯，他的精美绝伦、神奇怪谲、充满天才的作品，仿佛不是由他一个人完成的，而是由天才的神指挥写下的，所以具有人类无法企及的高度和魅力。换句话说，博尔赫斯具有的高度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你不断接近的高度不断拔高的，就像天上的太阳，你站在地上看它是那么高远，当攀登到山顶上看时，它还是那么高远，那么可望而不可即。这样的作品无疑是不可翻译的，你能把太阳摘下来给谁看吗？一个作家，或者一部作品，如果你无法与其站在一个高度上来展开翻译工作，那么你的翻译就是失败的，骗人的。这些年来，我们经常看到一个个博尔赫斯在这里冒出，那里闪现，然而结果似乎只是告诉我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博尔赫斯都是假的，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同样，我也不可能制造一个真正的博尔赫斯，这几乎是世界上最最难做成功的事，要比用沙子搓成一根绳子，用火去点燃水还要难，即使悟透了世上所有超级或者低级的谜也不行……”
最后，红哥似乎是为了安慰，跟我说了这样一个道理：所有译文都不可能完全忠实于原作，所谓翻译顶多只能是引导我们走向原文的一座桥梁，一种刺激，尤其是伟大的博尔赫斯的作品。
放下电话，我马上想起博尔赫斯曾经说过的一段话，那似乎是他对自己写作的一种宣言：
我足可宣称，我的每一行文字均起源于一个特殊的心情，起源于它本身所有的一种必然性；我说不准我的作品是不是好的，我只能说我所召唤的是想象，和想象的想象。
一个没有翅膀却在快速飞翔，甚至倏忽飞逝的东西：想象。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特殊的心情，你自己在记录它时都很难保证逼真——抓住的很可能只是尾巴和须毛，更不要说翻译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相信红哥的感受和说法。
1955年夏日的一天，随着独裁者庇隆政权的结束，博尔赫斯结束了长达十年的作为市场鸡兔检查员的荒诞岁月，被任命为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一下子拥有浩浩80万册珍贵的图书，然而他却无法用正常的方式——阅读——去占有它们，只能用手去抚摸它们，因为此时的博尔赫斯已经双目失明。为这事，博尔赫斯曾这样说：“上帝赐给我80万册图书，同时让我失去光明，这真是妙不可言的嘲弄。”
现在，我似乎有一种相似的感受和说法：博尔赫斯告诉我他是我的英雄，我的一切，同时他又说，他不属于那些不懂得他写作语言的人（当然也不属于我），这真是博尔赫斯式的逻辑。
一个人可以生，也可以死，可以狂欢，也可以愤怒，但一旦陷入这种尴尬中，他就不知该怎么样了。在极度的无奈中，有一天早晨，我突然可笑地翻出了已经被我废弃多年的英语书，这是我唯一接触过的一门外语，尽管它不是博尔赫斯的母语，但博尔赫斯的有些作品他是用英语写成的，要么就是在他本人称职的合作下翻译成英语的，所以“英语的博尔赫斯”是可靠的。于是，我天真地想，如果能够直接握住博尔赫斯伸出的“英语之手”……这个念头让天真的我兴奋起来，却很短暂。因为，英语书上的灰尘和泛黄的书页，马上不客气地提醒了我：它已早不属于我，我要再度找回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只是由于无奈：彻底的无奈，我还是耐心地做起了重新找回它的梦。
“Time（时间）”
“Timelessness（无时间或时间之外）”
“Labyrinth（迷宫）”
“Courtyard（庭院）”……
我感觉，我在找回的不是自己的记忆和能力，而是一粒粒细小又蔽目的沙子，不但难以找回，而且在找回的同时又常常任性地从我指缝里溜走，就像水从竹篓里溜走。不用说，靠这样想握住博尔赫斯的“英语之手”显然不大可能。但我没有就此罢休，而是以巨大的耐心坚持着，并不断喃喃自语：
“也许这样可以读懂他一句话，一个段落；即使读懂了一句话，也是我的成功，我的胜利；这个胜利虽然很小，但却是真的，而且永远不会消失，只会增加。也许只要耐心和时间足够，这些增加的小沙子渐渐可累积成砖，这些砖又可堆磊成墙，墙再聚砌成屋，沿屋派生出城堡、庄园、迷宫、游廊、教堂，和整个博尔赫斯的世界……”
我这是在鼓励自己呢。
孤独的人总是需要自我鼓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