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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挥鞭直就胡姬饮

这匹身色棕红的健马,碧鬃乌蹄、额白体肥,风神澹然。衔辔鞍鞯拂拭得锃亮,彩绾皮绦的缰绳新换过,系在旗亭门前石柱上由于这马的仪态神骏罕见,路过之人,少不得多觑几眼。

晌午才过,打从西城门外踅进两行辎重,舆人骡伕十多口前后懒懒散散地赶着大小行装,当央还簇拥着半盖小车。劳役之人个个神情萎靡,像是经历了千里跋涉,都已劳顿不堪了。却在打从旗亭前掩过之际,半盖之下钻出一张精神焕发的老脸来。但看此人肤色黝黝、垂须鬖鬖,顶上无帽,却像是穿了一身蓝不蓝、绿不绿的官袍。识者会心,应该知道:少说是个有职有衔的官人,至于品流大约在六七品间,无足称道。这人忽然面露惊喜地喊了一声:“白鼻騧!”随即叫舆人停车,一个鹞子翻身,匆匆来到这马儿近前抬手往额前那一绺短短的白毛上顺手一抚,又前后将马儿仔仔细细打量了一圈,便迈步冲旗亭内走去。

这人名叫李衍,日后仕宦得意,内迁而高升,由于名字与上官同,也为了摆脱先前曾任杂佐小吏的出身,于是复改名为“李贲”贲字取意于《易》之无咎无忧,其自诩可知。

李衍年少时,追随从事商旅的长兄从安西入中原。虽然精通算术,能在片刻之间理就百千账大数稽核,在营商人眼中,不啻天纵之才。可惜他不肯将生涯尽付与些抱布贸丝的勾当,倒颇倾心于士大夫衣冠,于是一入中原便与长兄分了家产,脱却商籍,自谋一“流外官”的生计。

流外入流,当在隋、唐之间逐渐形成,大唐武德年间已渐有规模,亦不知确切起于何时。但称为“流外铨”、“小选”、“小铨”;而流内九品以外的职官,俗呼“小吏”。如令史、书令史、亭长、掌固、典事、谒者、楷书手等等,自中央以至于地方,皆须此类原本无权无柄,但使有职有俸的胥吏。这一类的吏员,有的经办文书、有的跑腿佐杂,也有的具备些树艺医卜的专才。

自高宗、武氏以降,官僚集团迅速膨胀,天下官署所任用之诸般胥吏,计达三十五万人,其中,身在九流三十阶以内的职事官,却只有一万八千人上下。可知真正维系官署职事庶务的,都是这批人。

胥吏无品流,在官、民之间。倘或时风残刻,律法荡弛,自然也不乏贪鄙侵凌、奸猾盘剥的行径。原本为了防弊,也有鼓舞胥吏进入流内、成为清要之官的设计,一方面以前程二字嘉许其自尊自重,为国为民;一方面也得以就官僚体制之常态,予以监督控管,遂有流外入流之制。

史载掌故:“凡择流外职有三:一曰书、二曰计、三曰时务。”“三事中,有一优长,则在叙限。”就是以书法、会计与通晓邦国或郡县时政之所需,以力行称职为选目,“其工书、工计者,虽时务非长,亦在叙限,三事皆下,则无取焉。”李衍便是这么个流外入流的出身—他自幼娴熟数计,又苦练书体经年,楷法优美,加之以出身商贾,有着同龄人所欠缺的圆融练达,应对进退之间,显着精明干练,堪称上上之选,很快就取得了胥吏任用资格。对于一个原也无甚出息的小吏而言,这是幸,也是不幸。

自其幸者而观之,流外入流的制度设计,使得不须经由科考而任事者能够崭露头角的机会放宽。自其不幸者而言之,胥吏、小吏既本无功名在身,官职升荐实则有限—于中朝,不过起居郎尚书诸司员外郎、城门郎、通事舍人,尽管有文学之才,或可至秘书郎、著作佐郎而立顶;于郡县,不过下州司马、上县县令而已。

李衍最初也没有料到自己还能有多么显达的地位。倒是在开元六年初,以佐杂之身,干了一件令上司越州都督大为赞赏的事。

越州古有会稽郡,以钱塘江为界分为吴与会稽二郡。山阴一向是会稽郡首县,南渡时,大批的中原士族也就充实了此间人口武氏垂拱二年,山阴、会稽同城分理州治,为“郭下县”。李隆基即位,越州已有十万家户,城居之民十五万,所谓“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地位可谓繁昌。正当此时孙逖《送裴参军充大税使序》有云:“会稽郡者,海之西镇,国之东门,都会蕃育,膏肆兼倍,故女有余布,而农有余粟。”而“云帆转辽海”所成就的,便不止于“粳稻来东吴”。越州还有绝佳的青瓷器皿,随着南北水运之拓展,甚至可经海路输往朝鲜、日本此地发达,堪比拟长安、洛阳了:“铜盐材竹之货殖,舟车包篚之委输,固已被四方而盈二都矣。”

开元初,两京繁盛,物产丰溢,但是不过几年之间,铜产不敷所需,通货渐露不足之象,而盗铸寖多,江淮诸州郡首当其冲当是时,宋璟与苏颋秉政,每着力于开拓交易,充分供应良钱,以及严禁恶钱。在开拓交易上,相公们的主张是请出太府钱二万缗在京师设置南北市集,以平价良钱购买百姓“不售之物”—即使是原本够不成买卖的破箕烂担,也以公帑买来充实官用,如此一来成色佳美的良钱便广为流通了。这在两京繁华之地,颇见成效。李衍心思敏捷巧密,依样在他所任事的山阴推展起来。

然而,顾名思义,所谓“不售之物”,即使充入官署,未必得以有用。刁顽之甚者,便将烧制过剩、囤积于家的青瓷趸来官署换良钱,李衍因之每为百姓讥笑,说他买得的瓶钵百数十计,“宁不作遣之作兵卫、列厅前、治盗贼乎?”久而久之,凭借着经营买卖的直觉,他看清楚这一套强行贸易是行不通的。

官铸良钱不足,朝廷又严禁以私铸弥缝,人人一钱在手,靳吝不能出,各行各市,交易愈发清淡;而世间之钱,也就看似一日少过一日了。李衍出身安西,与当地肇造四镇之一碎叶城的粟特人过从甚密—粟特人原本就是西域最善经商的一个部族,他们往来东西何止万里?其间夷狄诸部,没有不知道他们经营买卖,货贩往返,也都知道他们随身携行,必有价值不菲的财物,作为营生本利。可是却很少听说粟特商人遭遇劫掠,因为他们有的踪迹无常、神出鬼没;也有的执戟横戈、结群恃武,每于外人不可测度之时,强兵过境。

最令觊觎者徒呼负负的,是一旦掌握甚或控制了粟特人的商队,起手搜刮,所得竟往往是些不值钱的粗食破布,全无价值。时过境迁,才又自远方闻知:当时放过的商队,实则暗藏了若干雄富的珍宝。这还不足为奇,有时碛砾风埃之间,驼马行伍百数十辈,旌旄列张,使人不敢轻犯,事后才赫然省得:原来那些驼马背上骑乘之人,根本不是勇士,而是从中原边区拐掳来的唐人女妇—而这些女妇的身价,常过于珍珠玛瑙。

一般说来,粟特人从中原购得丝绸,转输之于西域;再从西域携赶畜牧牲口、挟藏美玉奇石,入关互市。有谓粟特人双眉之间有另一只隐眼,能分辨瓌宝珠玉的真伪—其中当然也不乏巧诈。除此之外,由于商旅程途艰险,道阻且长,尽管机变百出,善谋多智,粟特人仍未必安心负载大批金银钱币,便常将应该收取的账款交易来数量极为庞大的绢帛,再以绢帛贷予需要周转的汉家商贾甚至“京师衣冠子弟”。如此,一笔钱财两般获利取息,而粟特商人只消在袖里怀中,保此书契,虽千万里一去来,也不愁遭遇什么不测。

借贷于人,许以日后归还,不徒牟取高利而已,这般以信诺为资产,令手边无钱之人,假未来之资,以为当下之用,还真是李衍早年在碎叶城时就从粟特行商处学来的手段。遂于山阴当地走访大小商户,访得诸般日用货物川流起迄,劝说彼此普立信用其法,就是在交易当下,不必举以通用的钱、帛,但凡立下书契即可三数月甚或一年半载为期,“且无抬举之费”—也就是彼此都不收取利息。这本是通用钱、帛供应不足的权宜之计,故可稍稍缓解黎庶下民无钱可使的窘境,一旦货畅其流,衣食常用之财无虞取纳就不至于铤而走险,仰赖盗铸。

此法行之有年,不只山阴,邻近皆属越州的会稽、诸暨、余姚等县,多起而效之,遂使市面繁盛,尤过于平昔。越州都督府长史会刺史据衔上报,褒举李衍贞固干济,勤劬多能,居然还真让这流外入流的胥吏出掌一县,任在嘉兴。

然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到了开元八年初春正月,门下侍中宋璟、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苏颋会衔奏派监察御史萧隐之下江淮,穷治恶钱。萧隐之用法严苛急躁,括搜入罪者极众,整治得怨嗟盈路,皇帝为了表示亲接民心断然斥逐了萧隐之,就连宋璟和苏颋也因之而降爵去职。实施了整整两年的钱禁大开,恶钱再度充盈各地。

其间御史台风闻奏事,波及李衍,奏报中提到:嘉兴县令李衍,小吏出身,薄有微功,入流执事,却佐助萧隐之“括理私铸,助长怨情”。随即中朝敕下,李衍贬斥到长沙。究其渊源,实有不可为外人道者,原来还是京师中那些随时领取高额俸禄的达官贵人,一向在暗中倾私家良钱,供应盗铸者镕锡夹铅,倍增其量,这样的生意又岂容外人插手破坏呢?

这小吏出身的李衍,在朝中全无奥援,很快地就被朝廷淡忘,只是他在长沙依旧大舞经营之袖,居然透过当年在越州地疏通有无的手段,做成了一番不小的功业。

原来长沙自初唐以降,旧有彩瓷产出。在城南五十里铜官镇到石渚湖一带,其地依傍湘江,交通利便。主产之物,多作家户中罐、壶、瓶、钵实用,釉色有青、有黄、有白,风韵只是朴实,略无供人赏玩之趣。

李衍初不在意,偶于任中闲暇,微服四访,来到一村落,发现窑坊方圆数里,窑前各堆叠大缸、酒瓮,数以百计,有如兵卫列阵,行伍森然,极是壮观。然皆非贩售到寻常人家、作为器用之物,乃是各窑坊为显扬手段、夸示匠艺而刻意烧制的。今日东坊若稍擅胜场,明日西坊就要倾力悉心,必欲出其右而后已。瓷器愈烧愈大,也就愈不堪实用了。

然而景象壮丽,触动了李衍的心绪,却无论如何不能参悟其底细。直到有一日,他与衙中僚属闲话,说到先前在越州为发放良钱趸买民间“不售之物”、而为百姓噱嘲的往事,忽然间心眼顿开,举掌拍髀,道:“某得之矣!”

是在这一刻,那“不售之物”四字让李衍发现:就连多余的青瓷,都可以是商品。当初越州的老百姓说得不是很鲜活吗?那么些根本不能入手为用的青瓷,“宁不作遣之作兵卫、列厅前、治盗贼乎?易碎的瓷器形体高大壮美,岂真能治盗贼,但是若有巧手匠心,制成鸟兽人物之形,启人美观,这不又是一桩生意?

李衍一念通透,将越州、长沙两地瓷窑作一联想,越州匠艺文理精细,足可以为后者攻错之师。于是,他立刻派人远赴山阴请来烧瓷作手,为铜官当地匠作传授彩绘装饰的技法。其妙处,是在青釉、白釉之下,先于胚上彩绘,点染各种云形饰纹,加之以贴花刻花、堆花的装饰。不多时,匠人们甚至开始以文字作装饰,所书者包括诗词、铭语、佛经等不一而足。这就让日用器皿有了别样的风情,成就无所用而用的商机。制成的瓷器,佳美不可方物,甚至令人不忍盛装浆水,有如奇玩珍玉,船载而出,贩售远方,从湘江起航入洞庭湖,或溯江入巴蜀、上长安,或顺流出海,远销异域。

时移事转,迁长沙两任县令,居然让青瓷大开生面,李衍重博干练之名。但是,若要在群官之中再争上游,可就难于登天了因为“小吏”二字,如影随形,无从摆落,清要大员们当然都舍不得让这样的人物出头。

无论如何,堪称斐然的政绩历历在目,朝廷不能视而不见又不甘即为升转。吏部郎官磋商了半天,还只有一套老办法:把人召进京师,找一勉可居留之地安顿了,尽以前任官职禄养,供应其日常起居,察其言、观其行,过一段节衣缩食、且不知如何了局的日子。要是熬忍不住而又有人肯为之干谒说项,便寻那紧、望以下等级的偏远县份,再放出去历练一任、两任,这人一生仕宦之志也就磨损得差不多了;无论再怎么长袖善舞,也往往因为年长体衰而隳颓其志。

此正值开元十六年春二月,尚书右丞相张说“罢政事,专文史之任”,虽说免去相职,却另有朝旨,敕兼集贤院学士;朝廷每有大事,皇帝常派遣中使到集贤院访问。国之大柄,似在悬疑摆荡之间,中外人事,像是浮尘,只能随风闻上下。处境如此,李衍从长沙卸任,回京待职,就更没有着落了。此行携家带眷来到安州,虽说还存着一丝力争上游的希望,而内心犹不免忐忑。官场惯见,那等不及出身、困顿于守选、落得个痴狂老病的比比皆是,所以这一路之上,李衍朝思夜想的,就是如何先安顿了妻小。

历任外官既久,有些人情世故的枝微节末,李衍会直觉留意。像是到了接近安州的驿所,即使毋须歇脚伫留,他还是会缓停行步,让从人理一理囊橐。自己则勉强戴上那顶紧紧箍着头皮、令人不甚舒适的纱帽,到栈中寄挂商牒之处踅看几眼。

一般而言,近城驿所多设此。通壁二三丈宽、等身高下,张挂布帐,以常见姓氏为隔别,同姓者合为一衲,别姓者又合为一衲,供往来商牒暂时寄放所携行而欲交递的书信。商贾代人投送信牒,毕竟不是本分必然,有些行色匆忙的商贾匆促登程,常有不及入城寻访收信之人的情状。受人之托,总不能误人之事,于是就借驿栈方便之地,暂为置放。南来北往有识得收信人的,也会顺口知会,就说:“君家有尺书在驿壁。”

驿壁,就是指那一方布帐。李衍去看几眼,也就知道此间李氏可有族人否。而安州的确没有令他失望,同姓异名之人,分居不同里集,留名于壁者,竟然有七八个人之多,这足以显示:安州地方还有许多李氏宗亲,若要攀上些远近关系,则一二可信用者,尚可委付家眷。

不但如此,进得城来,一眼乍见旗亭前石柱上系着的那匹五花马的时候,李衍不免又一心惊,还略带疑惑地自言自语道:“会是他?”

肺腑翻腾,心血激荡—他想到的是李客,一入中原便答应和他分了家的长兄。当时举族从安西迁徙入关,迎风沙、越石碛不辞万里之遥而来的群马之中,唯独此物独标神骏,可是再一寻思这马可不已有二十余年的寿命?安能健旺如此?

前后二十二三年暌隔,李白对这个小叔已经全无印象了。可是看那一张皱纹密布的风颜霜面,还不时有些只在自家人脸上钻眉透睫而出的谐笑性情,却在转瞬间带来了熟悉的感觉。李衍开口的两句笑谈几乎就让李白认定:来者,真是远方的家人。

那两句话,说的是门外的五花马:“不意白鼻騧尚留得命在尚未熝了?”

这是安西地域粟特人的习俗。交易入手的牛羊驼马,一旦老去不能应差遣,便征价卖了。但是依家而生养的牲口,如已不能承劳役,就得供养至老死,或放野处任其自灭,或与人一般,行天葬也有的主人与牲口特别亲近,甚或操刀而杀之,篝火熝其头,分食亲族。

“白鼻騧确是熝了—门前那一匹,是其种嗣。”

李衍原本一句玩笑,未料却勾来一丝怅然。不觉心念流转登时算出分家至今,果真二十二年又七月有余日,则眼前的少年还真不能呼唤名字呢。

李白宿酲未解,衣衫上遍是层层如波纹花印的新旧酒痕,摇摇晃晃从旗亭后的复道深处走来—昨夜,一如过去数不清的百数十个连昼之夜,他和小童丹砂都宿在彼处,陪伴他们的,是一榻一几、一灯、一砚,还有几十样薄暮之后才会显露精神的乐器。

旗亭主人愿意容留酒客暂歇长宿,原本并不罕见。倒是此客颇有些不寻常之处。初来之日,不多三言五语,能与众客寒暄,如亲旧世谊;即使是片刻之间,周旋应对,竟使宾主款洽。他一身白衣,却有穿朱着碧的官人们远远不及的贵盛之貌。所过之处,还带来了传闻中只有两京地方才有的风俗—也就是在呼酒命歌之际,随声看赏,不问敷余之数。他还能即时即事,就眼前所见所闻,随声度曲,信口作歌,其词雅俗兼致,文情两收,歌姬们悦爱殊胜。尤其是当“绵州李十二白”的名声倏乎传扬遐迩之际,更有令人惊讶且艳羡的传说捕风捉影,为之备注:听说那“制衣娘子”与此子亦有旧!

段七娘居安州久矣,她立过规矩,向不见人,终未破例。可是每当这李十二白在某酒楼、旗亭为歌姬制作新词,隔日辰巳之间,无分晴雨,制衣娘子便已遣人来授曲式,并殷殷叮嘱:务必带得李十二郎回话。而居间递送文词曲稿者,据说就是那十二郎贴身使唤的小童。

旗亭偶遇,叔侄随缘漫谈,各自述说了多年来本家景况,虽然话题凌乱,问答参差,却还十分亲切和悦。李白看得出这小叔虽然音容和蔼,意态闲雅,毕竟身着碧衣,与当年在大匡山上见识过的李顒等一行官人仍旧十分仿佛,举手投足之间,透露出一阵阵含藏不住的威严。

李衍初见子侄,除了惊喜,更多的却是惋惜。以一个在士族间扑风滚土二十余年、好容易流外入流而博一明府之职的人眼中,商贾本是四民之末,固已无足深论,于今溷迹歌馆,不问前程,堕落孰甚?

难以免俗地,他想知道李白究竟还有没有上进之心?试探地问了几句家常,总不得要领。自顾笑道:“汝父澹宕之人,东西万里一身如叶,汝应须也不惯作羁身之图?”李白随即也体会了李衍的心意,索性直白不讳,笑道:“季父久历官所,任怀清要;某自惭猥贱难充下陈,不若放心肉食,自甘鄙事。”

乍听起来,是十分谦退的话,但是末了两句,还真是说中了近世以来士大夫不忍向人明白道出的委屈。“肉食鄙事”混用两则旧典,其一,是《左传·庄公十年》上曹刿所言:“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其二,语出《论语·子罕》的夫子自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两句话,各有来历以及用意:在曹刿,是看不起当局食俸禄却拿不出谋略来的卿士大夫;在孔子,则是强调白身庶民能够锻炼粗贱工艺之事。可是为李白操之纵之,意思完全不同了他表面上谦抑有加,骨子里说的却是士大夫们不能放怀享受生活中美好的事物—比方说:吃肉。

唐承隋制,京城及州官立寺之所,每年正月、五月、九月从初八到十五,“凡是有生之类,皆不得杀”。是为“三长斋”。每月之内,复兼取佛、道两教的仪节事典,而有十斋日,亦不得杀生违者重惩。这一类的法令严行于官守、疏责于小民。李白举重若轻噱谈功名如此,让李衍不免有些啼笑皆非,却也讶赏他能如此便捷地搬弄辞锋,横生妙趣,抢忙接道:“此地李氏宗族极夥,汝后生初至,可一一拜识否?”

“未。”李白无可隐瞒,道,“至此匝月,转瞬间事,总以次日将行,或当日即行;不意留连,而竟留连。”

李衍一皱眉,道:“行客天涯,每至都邑乡里,必访亲故,此天下人之礼,无分士庶。汝父七泽五湖间人,日夜征途,以逆旅为家岂未诲汝乎?”

李白丝毫不以聆训为忤,脸上的笑容粲然如故,道:“某初出江湖,闯走关驿,奉家父之名,纵使果为访亲道故,人亦不以为然。”

话说到此,朝屋角上握手肃立的丹砂点了点头,双掌前后交错一摊,比了个展卷而观的手势,丹砂当下会了意,转身朝内奔去。不多时,捧出来不知多少轴纸卷。有的阔约尺许,粗可合掌一围,有的窄不过五七寸有余,捆扎成一束,一束之中又不知凡几。李白却狠狠摇着头,直道:“非也,非也。”双掌又比了个翻书的手势,丹砂才忙不迭去了又来,这一回拿对了:是一大叠分别笺以州郡府县之名的契券。

李衍生小在粟特人商旅之中打滚,一眼看出那些契券行款,无一不是借据,也就明白了李白话里的意思。想那李客,长年游走江湖,地无分大小、路不愁远近,只要是买卖,无不尽力周旋。行道生计,尽管有现钱可资运用时,也不易随身携带,经常得托请都督府给予便换,在甲地押纳钱帛领取文书,到乙地凭文书兑换钱帛,这是常理常情。

有些时候,买卖主另有要务,或者是不意间撞上些个水火风雷的尴尬,不能如期到地亲为出纳,往往仿效那些千里间关、奔波往来于中原和西域的粟特行商,将契券周转至他方他人,辗转融通,而不急于兑现,而使货流商务畅通无碍,也缓和了支应双方甚至多方的资财困境。

进一步设想:李白携带着为数如此庞大的契券随身,这本来就是行商术业相传、使能自立的手段,或许就是父亲为儿子备办的一笔盘川。无论如何,当李白说出“奉家父之名,纵使果为访亲道故,人亦不以为然”,就是另一番世故之见了—试想:多年来李客辗转行商,获利无数,与各地宗亲之间,或亦不免有交易债务。行囊里尽是可以索求于人的凭据,又怎么能够坦然登门,而不启人忧疑呢?

“汝倒是宅心宽厚,阿兄岂不知汝?”李衍不由得颔首笑道,“他发付了这许多文书,而汝果不以之兑钱,竟为无用之物了。”

李白闻言,略一思忖,举手指向丹砂先前捧出来的纸轴:“某生计所系,尽在此中。千里程途,挥鞭来去,歌酒不歇,岂复他图?

他指的是诗歌,李衍稍后才逐渐明白:这是一门前所未见的事业,在雅俗之间、在士庶之间、在酒食乐舞之间。当世公卿但视此为辞章堕落末流,无关宏旨,浑不以为意;但是在大帝国三百二十八府州,一千五百七十三县邑,随时随处新设繁孳的酒楼歌馆、旗亭、妓家,却开门广纳,使之不再是士大夫们兴寄身世感慨或者赞颂圣朝辉光的雅驯之物。李衍将要一卷一卷地展开这个侄儿的作品,他会赫然想起几年前初谪长沙时在铜官镇所目睹的景象:矗立于窑坊门前、有如兵卫列阵的巨大瓷瓮—那些不售之物

不售之物,终有可售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