迢迢水出走长蛇，怀抱江村在野牙。一叶兰舟龙洞府，数间茅屋野人家。冬来纯绿松杉树，春到间红桃李花。山下青莲遗故址，时时常有白云遮。
世传《西瀼溪》诗为杜甫之作，其词雕琢鄙陋，实为魏牟记事之咏。按该诗小序所云：“长史毛公感青莲意，入西瀼溪山，拂云而去，一洗尘垢。”千载以下，聚讼纷纭，主要的原因在于不明白“青莲”二字的意旨。
绵州有青莲乡，李白幼年寄籍之地。然而绵州长史毛韬早年因赃构陷僚属而遭无名女子踪迹逐迫之事，似乎隐然其间。关键在于青莲（清廉之性）常为白云所遮，于是，“拂云而去，一洗尘垢才是解意之枢纽。
此事，与开元中叶经由妓家旗亭等地诗歌传播而愈发流行、巩固的几个古老故事有关。李白在这一阵潮流中至少写作了两首诗一首是《东海有勇妇》，一首是《秦女休行》。两诗题下各有一行看似无关紧要的自注，却是指点后人如何看待李白重视此二诗的管钥。
《东海有勇妇》题下有一句话：“代《关中有贞女》。”这“关中有贞女”五字还曾经被疑为笔误错写，《李太白全集》的编者王琦便以为：“《关中有贞女》当是《关东有贤女》之讹。”此讹实非讹，而另有密意寓焉，容后再议。至于《秦女休行》题下小注则是这么写的：“古词，魏朝协律都尉左延年所作，今拟之。”说明此作也同《东海有勇妇》一样，是有所本于古。背后，必有相近似于古之今事可咏。
考之于《宋书·音乐志》所载，汉代、魏代各有相传习的《鼙舞歌》五篇：属于汉代者包括《关东有贤女》、《章和二年中》、《乐久长》、《四方皇》、《殿前生桂树》。到了魏代陈思王曹植的手下，也有摹拟汉之《鼙舞歌》者—曹植题名《精微篇》的歌行，就是汉之《关东有贤女》。换言之，曹植以《精微篇》为名，以《关东有贤女》为音乐或主旨的格式，内容说的是关东地方一个为父报仇的勇烈女子苏来卿的故事，篇中还罗列了历史知名的救父之女，如缇萦、赵女娟等；此外，一开篇将哭夫破城的杞梁之妻也借来比附、品题，看似对性格刚烈、意志坚决的女子有一份强大的同情。文末，则对于赦免之皇恩浩荡作了一番题外的颂扬。
《精微篇》留下了两处令后人疑惑的记载。原诗第九、十两句本谓：“关东有贤女，自字苏来卿。”可是在十三、十四句上又如此写：“女休逢赦书，白刃几在颈。”休字或可作“不”解、或可作助词看，也许都不算误解；但是也令人怀疑，这女子是否名字又作“休”？或者，索性以“苏来卿”为一人，“女休”为另一人；苏来卿因报仇而“身没”—极可能是由于服辜而遭刑戮—女休却得到了“赦书”，可是如此一来，就不能解释其下“俱上列仙籍，去死独就生”究竟何所指了。
惟同样处身于魏代，任职协律都卫的左延年在他所作的歌行中便完全不提“苏来卿”这个名字，直写“秦氏有好女，自名为女休”。左延年将报仇女的行径刻画入微，也不似曹植之尽用五言而间杂着使用三言、四言、六言、七言乃至于十一言之句，看起来参差错落，应该是为了更活泼地和歌入乐而作了极大的调整。不过大体说来，比对《精微篇》和左延年的《秦女休行》可以看出：从《关东有贤女》衍伸而来的女报父仇故事，有一个清晰的脉络：一个执刀据矛的女子，亲手杀了仇家之后，自投官府认罪，几乎论罪问斩却由于孝心感动当道，而在临刑前获得了赦免。
同一个题材到了西晋傅玄手中，又转生出新的枝节。报仇女既不是“苏来卿”，也不是“秦女休”，而成了东汉末年以忠烈见闻于当世的庞淯之母。复按于《后汉书·列女传》，庞淯之母姓赵名娥赵娥的父亲为仇家所杀，而她的三个兄弟都染病而死，仇家自喜无所惧，却不料赵娥“阴怀感愤，乃潜备刀兵，常帷车以候仇家十余年不能得”。两造最后还是在都亭不期而遇，赵娥终究报了大仇。
傅玄较曹植、左延年添加的内容还包括了官吏受感动的叹息“县令解印绶：‘令我伤心不忍听！’刑部垂头塞耳：‘令我吏举不能成！’”这应该还是从《后汉书·列女传》本文之中踵事增华而来—赵娥投案、“请就刑戮”之后，地方官（官名‘禄福长’尹嘉一时冲动，居然“解印绶，欲与俱亡”。倒是赵娥深明大义不肯逃刑，还对那想要徇私纵放她的禄福长说：“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结罪理狱，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事后，赵娥毕竟在同情宗亲报仇的民意拥戴之下，得到了当局的赦免。于是法理之外尚有更高贵的人情，则成为傅玄之作的主题。
具名的诗歌分别出自曹植、左延年、傅玄之手，而实践宗亲报仇的女子却也有苏来卿、秦女休、赵娥等三个名字；即使秦女休之名为左延年根据曹植的“女休”而杜撰，似乎也可以看出：女子遂行宗亲报仇是有一个难能可贵而备受揄扬的传统。曹植以诸女自况，借此宗亲报仇所展现的精诚，正是向兄长魏文帝求援，以逃脱身受监国者之危疑谗害。
到了李白手上，竟出之以两首拟古乐府，殆知李白对于烈妇报仇之事，应独有所钟。明胡震亨《李诗通》于《东海有勇妇》第五句“勇妇”之下注云：“勇妇者，似即白同时人。”已看出了端倪—这两首诗并不是一般的摹拟练习之作，而必有隐括时事、兼以深怀感触的内情。
前揭《李太白全集》编者王琦曾经指出：李白在诗题下自注的《关中有贞女》是一个错讹。王琦按诸《宋书·音乐志》之著录，以为这个注写错了，李白所拟的古歌行，应该就是《关东有贤女》。但是，若就李白及身所闻的烈妇报仇之事而言，把“关东”写成“关中”，“贤女”写成“贞女”，当属故意。因为不如此，就不能托以影射：李白之不同于先前曹植、左延年、傅玄等人之处，恰在于令他心悬念系者，不只是一桩为宗亲报仇的故事，而是另有切身可感的一个人。此女出身关中—秦女休的“秦”亦指关中。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女子？报了什么样的仇？李白在两首诗中欲隐欲扬、忽扬忽隐，甚至利用前人之作来穿插藏闪，使得有些动人的叙述被放大了，像是《东海有勇妇》里的：“白刃耀素雪，苍天感精诚。十步两躩跃，三呼一交兵。斩首掉国门，蹴踏五脏行。”《秦女休行》里的：“西门秦氏女，秀色如琼花。手挥白杨刀，清昼杀仇家。罗袖洒赤血，英声凌紫霞。”就是刻意突出的表象与动作细节。
然而，也有些身份关系却刻意模糊了。前人诸作中的苏来卿秦女休和赵娥都是为父报仇，但是李白却在《东海有勇妇》里这样写：“捐躯报夫仇，万死不顾生。”在《秦女休行》则是：“婿为燕国王，身被诏狱加。”仿佛是为丈夫报仇。这个转折是李白的操纵变乱之法，两首诗都还保留了曹植诗中反复运用的典故。
《精微篇》写缇萦故事如此：“太仓令有罪，远征当就拘。自悲居无男，祸至无与俱。缇萦痛父言，荷担西上书。盘桓北阙下泣泪何涟如。乞得并姊弟，没身赎父躯。汉文感其义，肉刑法用除。其事千古传扬，毋须赘述。
此外，曹植还大段叙述了赵女娟故事：“简子南渡河，津吏废舟船。执法将加刑，女娟拥櫂前。妾父闻君来，将涉不测渊。畏惧风波起，祷祝祭名川。备礼飨神祇，为君求福先。不胜釂祀诚至令犯罚艰。君必欲加诛，乞使知罪諐。妾愿以身代，至诚感苍天国君高其义，其父用赦原。”
这一则具载于《列女传·辩通传》的故事发生于春秋时代的赵国。赵简子欲南渡伐楚，与管理渡口的河津吏约定过河时间，可是届时河津吏却喝醉了，不能护送过河。赵简子怒欲杀之，河津吏的女儿“娟”则为父亲辩解，说河津吏之所以大醉，乃是在向九江、三淮水神供祭祈祷时喝了巫祝杯中的残酒所致，酒以成礼不得不然。如果一定要杀之谢罪，赵女娟请求以身代父而受刑。赵简子道：“非汝之罪也！”赵女娟的辩辞是：“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杀之，是杀不辜也。愿醒而杀之，使知其罪。”这一段辩议打动了赵简子，终于赦免了河津吏。事后，复因赵女娟在渡河途中数度与赵简子不卑不亢的对话，深得赏识，赵简子伐楚归国之后，“乃纳币于父母，而立以为夫人”。
李白在他的拟作《东海有勇妇》中写下“津妾一棹歌，脱父于严刑”的句子之际，应该没有忘记他的老师也姓赵，而赵蕤之所以能够娶回月娘，正是当年在环天观听她以通明达辩之才，对众论旨，演故讲经，舌灿莲花，大胜邻寺高僧之故。其间固不免有巧合，然而李白埋藏的用意也至此而稍稍暴露：那为宗亲报仇的勇烈妇人，正是月娘。
这里面隐藏了她守候十八年的一个秘密；也因为这个秘密，李白故意在《东海有勇妇》里把“苏来卿”错写成“苏子卿”。
苏子卿，苏武，西汉武帝天汉元年奉使匈奴被囚，于昭帝始元六年才获释回到长安，其间羁留异乡一十九载。若以月娘的父亲被冤而死，直到她押逼毛韬弃官出走的时日计，也恰恰是十九年。所以“何惭苏子卿”并非“苏来卿”的错写，以一“子”字易一“来”字，根本是影射那隐忍十九年岁月的冤痛。
其下“捐躯报夫仇”就更见刻意—若是苏来卿，早在曹植诗中已然说得很清楚：她是“壮年报父仇，身没垂功名”。而月娘明明也是为父报仇，李白却必须为之隐讳，既写“何惭苏子卿”，又作“捐躯报夫仇”，甚至在《秦女休行》里还写成了“婿为燕国王”，看来都是故作云岭烟嶂之语。由此反而可知：在现实中，为父亲报仇的月娘，并没有获得像秦女休或者庞娥那样的宽贷，甚至还可能像苏来卿，遭到官府的追捕。这也是李白借由诗歌试图打动或伸张的一点：他多么想要看到有一位拥有无上权柄的赦免者出现。
李白《东海有勇妇》是这么写的：
梁山感杞妻，恸哭为之倾。金石忽暂开，都由激深情。东海有勇妇，何惭苏子卿。学剑越处子，超腾若流星。捐躯报夫仇，万死不顾生。白刃耀素雪，苍天感精诚。十步两躩跃，三呼一交兵。斩首掉国门，蹴踏五脏行。豁此伉俪愤，粲然大义明。北海李使君，飞章奏天庭。舍罪警风俗，流芳播沧瀛。名在列女籍，竹帛已光荣。淳于免诏狱，汉主为缇萦。津妾一棹歌，脱父于严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豫让斩空衣，有心竟无成。要离杀庆忌，壮夫所素轻。妻子亦何辜？焚之买虚声。岂如东海妇，立事独扬名。
其《秦女休行》则是这么写的：
西门秦氏女，秀色如琼花。手挥白杨刀，轻昼杀仇家。罗袖洒赤血，英声凌紫霞。直上西山去，关吏相邀遮。婿为燕国王身被诏狱加。犯刑若履虎，不畏落爪牙。素颈未及断，摧眉卧泥沙。金鸡忽放赦，大辟得宽赊。何惭聂政姐，万古共惊嗟。
二诗所咏是同一回事，然除了挥刃、报仇、遇赦大体相仿佛两作一铺张、一骏快，格调绝不相似。比较言之，《秦女休行》更着意于报仇事件的刻画；而《东海有勇妇》则是将报仇女子放在史传故事之烈妇、孝女和刺客三种角色之间交织对比。在这错综复杂的影射之中，原先在傅玄诗里那“解印绶，欲与俱亡”的福禄长尹嘉竟然神奇巧合地印证了现实—不远千里跋涉，追随在月娘身后的，可不就是悔罪弃官、但求赎死的绵州长史毛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