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托古语和伪作古诗的动机尽管不同，对古文本横插一手，意味着苏轼并没有抱着“上供食余冷猪肉”的心情作文章，他是把自身的处境和心境融入历史的洪流之中，无彼无此，无往无今，这反而显示了体现文化的敬惜之意。
我们根据李白的自述也会发现，除了赋诗、炼丹、饮酒、求仙、谋官以及放言高论之外，大约终其一生，他还有许多时间是用在大量的文字摹写上。与李白相去不过年的段成式在他那本著名的笔记之作《酉阳杂俎·卷十二·语资》上说：“李白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辄焚之。惟留《恨》、《别》赋。”这就相当清楚地解释了李白能够自出机杼、别作高咏，并不是天纵英才而已。
根据李白自己的描述，从五岁开始他就能“诵六甲”（大约是推算六十甲子、学习书计之事），“十岁观百家”，也在呈给宰相张镐的诗里说自己“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以一个没有资格出身入仕的贱商之子而言，这些练习当然不是为了应考，而是游戏。对于士子来说，雕章琢句可能是深重而漫长的折磨；对于李白来说，则是从小陪伴成长的游戏。
没有实用的目的，却带来极高的锻炼效率。今本《文选》共收一百三十家诗文，三十七类七百多篇作品，即使仅通拟一遍，也是极为旷日费时而无实利可图之事。李白年幼的时候既不可能有博一功名的非分之想，而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摹拟数量如此庞大的旧章，怕也只有萧统的《文选序》本身可以为之复按。
萧统在记录了所选收的诸般体类之后，打了个譬喻，说：“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拿乐器和服装这种赏悦视听之物来作类比，显示《文选一编，本质上是一个审美的对象，而绝非“恒久之至道，不刊之弘教（《文心雕龙·宗经》）所描述的那种东西。
换言之，从幼年李白、少年李白以迄于他相当自负的一段岁月“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说这话的时候李白已经三十出头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与生活内容不可须臾而离的审美活动一直伴随着李白。也就是说：无论是游历、干谒任官、放归、隐居、求仙甚至在学剑的期间，李白始终维持着那样的写作习惯。有些时候，我们还能够从作品的内在去印证这游戏的性质。正因为纸砚笔墨不辍手，反复操作的熟练，以及对于单一性质摹写至尽之熟练的耐烦，便交织出李白修辞纵横变化的气象。
我对“天才”一词仅有一个定义，就是恒常耐得单调练习之大能─有时这“耐得”并不如看在旁人眼中那般痛苦，这恐怕才是让非天才之芸芸众生最感懊恼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