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在唐时号称北京，所辖一县，叫做祁。早在高祖立国之前的两百年，此地出过一个豪杰，名唤王神念。这人从本县主簿而颍川太守，奄有一郡之力。由于北魏拓跋氏的崛起，他便渡江向南方萧梁的朝廷通款输诚，算是归顺。从此成为萧梁一朝在北地的边防重镇。
王神念历任安成、武阳、宣城等地的内史，治绩卓著；特别是日后到青州、冀州担任刺史，看当地百姓几乎无神不祀、无鬼不尊，以为如此既有乖于正信正见，又糜费赀财，耗竭人力，于是在禁止淫祠一事上，特别用力。而自两汉以来，刺史向有敬称，是谓“使君”，故王神念有“豹使君”的诨号；豹，就是战国时治邺城，以毁河伯之祠留名青史的西门豹。
这“豹使君”不但性格刚正，也颇知书，旁通儒术佛典，年轻的时候锻炼过骑马射箭的武艺，到老都还精壮矍铄。在《南史·王神念传》上说：他曾经在梁武帝萧衍面前演武；一手持刀、一手执楯，走一阵攻战的套路。猛然间，那左手的楯，竟然变换到了右手，而右手之刀，也赫然易于左手，其间如何，无人能测，而左右交度，驭马往来，堪称冠绝群伍。
到了梁武帝普通六年，王神念已经七十五岁了，身坐散骑常侍、爪牙将军，可以说是极负重望的朝臣，火气仍旧很大；有一回听说海隅之地又有巫风妖雨，大兴邪道，当地百姓惑于其巫，发东山巨石，建筑了既高又广的神庙，立刻亲率部伍，前往毁撤。一阵打烧之余，不料在回程中忽然遇到了狂风暴雨，兼之焦雷迅电，把数百小队困在一处郊野。
这时兵士们惶急不能自安，纷纷鼓噪起来，有人说这是庙神显灵，对不敬信其灵者，微示薄惩。王神念听不得这话，当场抽出一侍卒腰间的利斧，朝雷电密发的远天怒斥道：“王神念在此，岂有他神在耶？”说罢，一斧子向天掷去，竟然没再落下来。雷霆一时而俱寂，风定雨歇，天地开朗。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王神念没来由地生了一场肺病，咳血数升，拖不过十多天。易箦之夕，此公忽然从榻上坐起身来，望着窗外的天空，道：“金鈇莫回，回则有祸，后人须记！”说罢，一倒身便死了。
梁武帝于是下诏，追赠本官，加衡州刺史，赏给鼓吹一部，并赐谥号曰“壮”。他死前的交代，家人的确没有忘记，从此世世相传，斧器不入庭院。不过，三数代之后，子孙们昧于本事，渐渐地也就荒唐其说了。
王神念也不会想到，身后整整两百年，他一个嫡生的玄孙女当上了皇后，也遇上了罕见而难解的麻烦。
李隆基由楚王改封为临淄王是在中宗景龙年间，复兼潞州别驾，在这时，他娶了甘泉府果毅都尉王仁皎的女儿，王仁皎即是王神念的嫡曾孙。景龙四年——也就是李白九岁那年——李隆基从潞州回到长安，这时，他已经拥有了一支名为万骑的武力，着虎纹衣，跨豹章鞯，号称亲军。也就是凭借着这支部队，他消灭了韦氏和安乐公主，也诛杀了太平公主。
在这两次政变中，王仁皎和他的一双子女——临淄王妃和她的孪生哥哥王守一，都曾参与机要，史称：“将清内难，预大计。”
王子妃也终于在先天元年、李隆基登基之后，被册立为皇后。王仁皎首先受封为将作大匠，随后任太仆卿，封祁国公，迁“开府仪同三司”——也就是可以自辟官署，平肩宰辅——虽然没有首相的实权，也恰可满足王仁皎大量积聚财货的欲心。《新唐书·外戚传》上用十八个字道尽他的后半生：“避职不事，委远名誉，厚奉养，积媵妾资货而已。”
王仁皎死于宋璟和苏颋被罢黜的前一年，也就是开元七年，得寿六十九岁。皇帝赠以太尉，并在名义上封了他一个益州大都督的官职，谥号曰“昭宣”。这一切都行礼如仪，略无半点异状。出殡行列启行的时候，皇帝还亲自登车，相送至望春亭，远远一望，转身对宰相张说道：“且为太尉立块碑罢！”这是相当特殊的荣宠，不但由张说撰文，皇帝还亲笔书石，命工镌刻。
不但王仁皎位极人臣，备享荣贵，连王守一也得以尚娶清阳公主、封晋国公，迁官至殿中少监，累进太子少保，还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可是，王氏一家人并不明白，这一切都只是表面文章。
王仁皎生前侈靡逾制，凡家用器物，仪仗卤簿，常仿效皇家。贪婪加以僭越，不时会引来物议，皇帝表面上似乎从来没有介意过。帝后之间，平居若无龃龉，这种事本来还可以容忍。秉乎常情而言，尽管天子夫妻共患难于少时，长久相处，自然不无扞格，其中最难启齿而又隐衷深切的，就是皇后无子乏嗣的一节。
偏偏就在皇帝特别加恩书碑之后，王守一居然上表，请求援引睿宗皇后的父亲窦孝谌的旧例，希望能将王仁皎的坟墓筑高，至五丈二尺，这就引得大臣相当不满，反对最力者，正是侍中宋璟，以及门下侍郎苏颋。
他们的谏书里，有这样的字句：
夫俭，德之恭；侈，恶之大。高坟乃昔贤所诫，厚葬实君子所非。古者墓而不坟，盖此道也……比来蕃夷等辈及城市闲人，递以奢靡相高，不将礼仪为意。今以后父之宠，开府之荣，金穴玉衣之资，不忧少物；高坟大寝之役，不畏无人。百事皆出于官，一朝亦可以就。
这是直白地警告皇帝，昔年窦氏所作所为，已经是皇室姑息所致，而当时的大臣显然也并不能同意；此中更要紧的一个论点是：奢靡恰是礼仪之敌。而宋璟的文章还给了皇帝一番重大的提醒：当年韦后也是为父亲“追加王位，擅作酆陵，祸不旋踵，为天下笑”。换言之：请求逾制加高坟陵，应该看作变上作乱的征兆。
皇帝与皇后渐渐疏远，以及有宠于武惠妃，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事。对于惠妃的姓氏，皇帝不是没有顾忌，不过，王家请立高坟所引起的反感和正宫久而无子的事实，却随着时光流转而酝酿成应否废立的问题。皇帝曾经和受封为楚国公的秘书监姜皎讨论这件事。
姜皎在李隆基尚未为太子之前就因世荫而任内官，迁尚衣奉御、拜殿中少监，和李隆基连床而坐，击球斗鸡为友。等李隆基当上了皇帝，还呼他“姜七”，时赐以宫女、名马及诸般珍宝器物，不可胜数。
姜皎当时的职官，实与废立之事无涉，这纯粹是皇帝找宠臣拿主意、打商量的意思。姜皎却另有所图，把这番秘而不宣的“圣意”当作了市恩的礼物，向皇后泄漏了。这件事由皇后的妹夫、嗣濮王李峤揭发，显然有向皇帝兴师问罪的情绪。
这一番废后，究竟当真几何，恐怕永远是个谜。君臣二人之会，原是密商，一经公论，就成了国家大事，非得按程序穷治皇后失德的理据不可。皇帝心虚，当然不肯承认；可若是断然否认，迳指其说无谓，则日后便很难重启废后之议了；其处境矛盾可知。此时，中书令张嘉贞微伺主意，也为了让王皇后不尴尬，想出个法子打开僵局。
张嘉贞是在宋璟、苏颋罢黜之后升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而掌握相权的；不到几个月，便因为处事圆滑干练而加封银青光禄大夫，迁中书令。他斥责姜皎“妄谈休咎”——也就是说，根本不问姜皎和皇帝之间有无密商，只针对他提醒皇后的闲言碎语而问罪。结果是“杖皎六十，流钦州，（姜皎）弟吏部侍郎（姜）晦贬春州司马，亲党坐流、死者数人”。姜皎的六十杖打得相当结实，由于刑伤过重，死在流放的路上。
也就在姜皎的死讯传来之后不久，皇帝下了一道敕书：
宗室、外戚、驸马，非至亲毋得往还；其卜相占候之人，皆不得出入百官之家。
这原本是两道不相干的旨意，并置于一敕之中，就有了显著的标的，这是在张嘉贞的“妄谈休咎”之断上另做文章，警告皇室近亲之间的往来，实有结合作势、倾侧天威的危险。而占卜之徒更可能借神秘之说、奇幻之术为当局带来莫大的威胁。
偏偏王皇后兄妹信邪，求子既不能得，只好求神。王守一找来一僧，法号明悟，说是能发动南北斗星，作鬼神法，但须书天地字与皇帝之名，与另一方刻写了天地字样与皇后之名的牌主，相合而共祷，其词曰：“佩此有子，当如则天皇后。”就能够有效验。
此法枢纽，在于书写帝后之名的牌主，需是同一块剖开的霹雳木——也就是要从天雷劈倒的树上锯取。
明悟对王守一道：“贫道偏有此物，且般般皆符合征应，足见天意不爽。”
王守一大喜，连忙问道：“何说？”
明悟笑道：“这物事乃是青州所得，有大树千年，枯倒于野，干上有一铜斧，烂柯触手即碎，唯余斧头而已。若得以此斧析此木书名，正应了‘天授而不假人以器’的道理。”
王守一不记得传家宝训有“金鈇莫回”之语，就算记得，大概也不以为这霹雳木会带来横祸。纵使以家训为无稽，日后遭难，也还或多或少与不读书、不习史有些关联。
早在西汉武帝之时，就有陈皇后故事为前车之鉴。
世传陈皇后之名为阿娇，为汉武帝刘彻的表姊。父亲为堂邑侯陈午，母亲则是馆陶长公主刘嫖——刘嫖也是刘彻的姑姑。
李隆基与刘彻的婚姻有十分相似之处。他们在缔结亲事的时候，都还没有储君的身份；时移势转，天命忽临，而皆为一代雄主。李隆基的妻族在他得以踞大位、拥大宝的路上，出了死力；而馆陶长公主刘嫖在刘彻被册立为太子的关键时刻，也是参赞的主谋。由于出身形势所系，陈皇后和王皇后都不免自恃身份，令汉武帝和唐玄宗不得不稍假辞色，而予以相当的尊礼，以至于夫妻之间，恩爱渐薄。此外，因为没有子嗣又不获圣宠，万般无奈而求助于淫祠，也是这两位皇后命运相同的一点。
汉武帝的别宠卫子夫于建元二年入宫，三年成孕，这是对中宫地位的一大威胁。陈皇后就曾经挟长公主之力，囚禁卫子夫之弟卫青；并多次在汉武帝面前寻死觅活。也有传说，陈皇后前后花了九千万钱，请人进宫传授“媚道”，甚至引一女巫名“楚服”者，入内寝施“巫蛊祠祭祝诅”，这件事被论以“大逆无道”之罪，楚服当众枭首，一时之间株连所及，竟达三百多人受诛。汉武帝随即赐诏于陈皇后：
皇后失序，惑于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玺绶，罢退居长门宫。
陈皇后的故事流传既久，附会滋多，其中最著名的，还包括长门“千金买赋”一节。这一段相当可疑的情节，却对李白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
《长门赋》初载于昭明太子萧统及其文学集团所编纂的《文选》。所载故事如陈皇后被废、幽居长门宫，倒还吻合史事；至于“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就完全捕风捉影，信口开河了。
历来不信《长门赋》故事者，多以赋前这篇小序立根据，认为司马相如在世时，并不会得知刘彻死后的谥号为“武”，所以不应该在序中写下“孝武皇帝陈皇后”的语句。不过，信之者也可以辩称：序是昭明太子等人代作，而不必因此见疑于司马相如。
真正不可信的，反而是最明显的一点：陈皇后并未因《长门赋》而重获圣眷。卫子夫很快地接掌中宫，而陈皇后的兄弟陈须和陈蟜，也在长公主刘嫖过世之后、服丧其间，因争财、行奸而获罪，被迫自杀——这和八百四十年后王皇后的命运如出一辙。两位皇后家破人亡，也都没有重新回到君王身边。
李白再度离家，自三峡出蜀，是在开元十三年，他二十四岁。这是一趟曲折而缓慢的旅程，他似乎有意迟回其行，以一种漫兴于山川之间的从容意态为之，甚至还重新跋涉了先前出游之旅所过之处。
而就在此前不到一年的七月己卯日，王皇后正因“剖霹雳木，书天地字及上名”的“厌胜”之事而被废，郁郁死于宫，世传其宽大雍容之名，但是仍不能庇佑其兄王守一逃过严厉的制裁——他被贬为潭州别驾，一个极卑微的小官；而在半道上就接获皇命赐死了。这桩情节重大的案子还不算牵连太甚，传言渐渐散播到远方。李白风闻此事于道途之间，写下了古风五十九首之二，内容是这样的：
蟾蜍薄太清，蚀此瑶台月。圆光亏中天，金魄遂沦没。蝃蝀入紫微，大明夷朝晖。浮云隔两曜，万象昏阴霏。萧萧长门宫，昔是今已非。桂蠹花不实，天霜下严威。沉叹终永夕，感我涕沾衣。
此外，他还有两首异曲而同工的《白头吟》。其一如此：
锦水东北流，波荡双鸳鸯。雄巢汉宫树，雌弄秦草芳。宁同万死碎绮翼，不忍云间两分张。此时阿娇正娇妒，独坐长门愁日暮。但愿君恩顾妾深，岂惜黄金买词赋。相如作赋得黄金，丈夫好新多异心。一朝将聘茂陵女，文君因赠白头吟。东流不作西归水，落花辞条羞故林。兔丝固无情，随风任倾倒。谁使女萝枝，而来强萦抱。两草犹一心，人心不如草。莫卷龙须席，从他生网丝。且留琥珀枕，或有梦来时。覆水再收岂满杯，弃妾已去难重回。古来得意不相负，只今惟见青陵台。
《白头吟》其二如此：
锦水东流碧，波荡双鸳鸯。雄巢汉宫树，雌弄秦草芳。相如去蜀谒武帝，赤车驷马生辉光。一朝再览大人作，万乘忽欲凌云翔。闻道阿娇失恩宠，千金买赋要君王。相如不忆贫贱日，官高金多聘私室。茂陵姝子皆见求，文君欢爱从此毕。泪如双泉水，行堕紫罗襟。五起鸡三唱，清晨白头吟。长吁不整绿云鬓，仰诉青天哀怨深。城崩杞梁妻，谁道土无心。东流不作西归水，落花辞枝羞故林。头上玉燕钗，是妾嫁时物。赠君表相思，罗袖幸时拂。莫卷龙须席，从他生网丝。且留琥珀枕，还有梦来时。鹔鹴裘在锦屏上，自君一挂无由披。妾有秦楼镜，照心胜照井。愿持照新人，双对可怜影。覆水却收不满杯，相如还谢文君回。古来得意不相负，只今唯有青陵台。
这三首诗都是以废后为题旨所系，自开元十二年之后，二十年间，对李白却造成了无可逆料也无从回避的巨大影响。
李白出川时已经是个晚熟但终于自立的成人；他面对世事，直观用情，却犹满怀天真，不知道一时之文字，会辗转于他时形成全然异样的解释，竟然有一天会扑回另一个生命现实之中，摧毁原本的生活。那光景，犹如王神念掷天之斧，终究有堕回人间、形同霹雳的巨力。
李白写《蟾蜍薄太清》时另有怀抱，写《白头吟》时也独具感伤。这些，都在出蜀途中逐渐酝酿，具现了他自己的酸楚；然而令他万万不能逆料的是：这种直陈其事、曲发我怀的辞章，却也可以在迢递多年之后，成为他亵侮圣明的证据。
《白头吟》两篇，显然是一诗之初、再稿，其修订至再，情由如何？而于陈、王二皇后，同一题材，三致其思，又是什么缘故呢？
关于废后故事，闻者向所留心之处，多在宫闱争宠、色衰爱弛或是庶子夺嫡之事。《长门赋》之作，开启了这一题材的滥觞，无论是否出于司马相如亲笔，都堪称旷世杰作。其佳处在于它摆脱了人事、权力、名位以及制度争议的喧嚣，利用赋体不惮辞费、刻画入微的特性，将篇幅还给一个美丽而憔悴的女子。
这种描写的方式，一反屈原骚体那种凡遣字必有比拟、凡造语必有指涉、凡用事必有寄托的惯性；其反复陈词，就是让读者缓慢地、细腻地、亲切地观玩一个失意的妇女，如在指掌间抚触，如在眉睫间窥巡，如在肺腑间徘徊。
个别的章句一旦抛开了那些美人君王、香草君子的取譬，使之重返具体而鲜活的对象——也就是郁怀偃蹇、流涕彷徨的女子。那些政治上取直远佞、亲善除恶的寓意，必须被隔绝在单纯的情思之外；司马相如用《长门赋》再一次发明了赋体——直陈其事，直抒其情，直体其物。
这个手法，在《长门赋》是有作用的。因为要让一个已经对废后失欢无感的君王再生恋慕之情，就必须借由生动的文字凝结其视听，撮聚其志意，全然专注于一人之身，重启君王昔日的记忆，也重燃其爱欲，重拾其怜惜。
《长门赋》在李白心头所引发的联想，以及于写作的旨趣，却很不一样。他不但不怀疑这篇作品可能出于伪冒，反而透过诗篇，进一步将汉武帝和司马相如、陈皇后和卓文君的命运绾结成一体。
这就牵涉到司马相如本人的故事。在《西京杂记》上记载了一则传说，如果传闻属实，当系其事于司马相如献赋得官之后，归家于茂陵时，无何而起了少年之心，想要在茂陵当地再娶年轻的女子为妾。卓文君遂写成了一首《白头吟》，其词如此：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簁簁。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这首诗是否出于卓文君，也大有可疑，只不过宁可信其有而成就了辞章动人的奇谈。唯诗中言及“御沟”，实在不可解。因为显然是在晋代以后，崔豹《古今注·都邑》才特别解说了这个语词：“长安御沟，谓之‘杨沟’，谓植高杨于其上也。一曰‘羊沟’，谓羊喜抵触垣墙，故为沟以隔之，故曰‘羊沟’也。”
到了南朝谢朓《入朝曲》“飞甍夹驰道，垂杨荫御沟”的句子出现，“御沟”也才逐渐进入文人诗歌。
而以卓文君的经历见闻，很难在诗中调遣这样一个词汇。然而无论如何，李白却宁可相信卓文君这首诗彻底改变了司马相如的心意。
这就要从李白那三首诗写作的次第一一耙梳。最早写成的，是《白头吟》之二。
此篇较《白头吟》之一稍长，而且芜杂；非但文理跳脱，意象纷歧，多了许多细节——像是司马相如初入长安，有市门题字“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的一节，据此，李白就多写了“相如去蜀谒武帝，赤车驷马生辉光。一朝再览大人作，万乘忽欲凌云翔”。日后一旦相如异心忽生，李白也忍不住增加了“相如不忆贫贱日……茂陵姝子皆见求”的枝蔓。
在刻画卓文君怨慕情切之际，李白更放手施以繁复的描写：“五起鸡三唱，清晨白头吟。长吁不整绿云鬓，仰诉青天哀怨深。”甚至还动用了寓意并不相侔的那个痴情妻子因丈夫战死而哭倒城墙的典故——“城崩杞梁妻，谁道土无心。”
这样运用故实虽然丰富，可是略无节制。例言之：将早就被司马相如质当了换酒喝的“鹔鹴裘”也搬弄回来，“鹔鹴裘在锦屏上，自君一挂无由披”，就显得生硬无谓，而不免造作。
这一篇草稿，到多年以后重写的二稿时，的确变得更加简练了。李白大笔斫去一些敷染深情的字句：“头上玉燕钗，是妾嫁时物。赠君表相思，罗袖幸时拂。”以免让明明是动机于“离弃”，反而变成一首“爱恋”之作。这也可以看得出来：李白对于“丈夫”——包括汉武帝与司马相如——之“异心”，有着一再摹索翫味的好奇，不可动摇。
首先，是运用蜀地（锦城、锦官城，也就是成都）江流浮禽一景，作为“起兴”，把比翼双飞的情侣夙愿作成伏笔，以呼应篇末的青陵台故事。接着，他省略了司马相如受召入宫，以及作赋得官的际遇；一锋入窾，将替陈皇后作赋得黄金的事直接榫入了“将聘茂陵女”，可谓急转直下——黄金入手，作赋抒情的文人和抛弃原配的皇帝便成了同一种人。
此一重合，还拱绕着两稿俱存的几个典故。其一是覆水难收，有以为出自汉代会稽太守朱买臣；《拾遗记》则标之为（姜）太公望和妻子马氏间弃婚重逢之事。不论是用“覆水却收不满杯”，还是用“覆水再收岂满杯”的语句，都显示李白对于一旦生了嫌隙的夫妻关系便再也无法寄望。两稿也都借由龙须席之网丝（枉思）、琥珀枕之留梦，来表达悬念；不过，恐怕只能相对加深那旧情不再的惘然而已。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词语，就是《搜神记》所载的青陵台。
宋康王史有此人，是东周时代宋国的末主，为齐国所灭。由于身为亡国之君，日后史料传说不惜“众恶归之”，其中之一就是他将国中士人韩凭的妻子强夺为己有的悲剧。
故事：宋康王郊游至下邳，为了看当地采桑之女而下令在桑园中筑青陵台。也就在这台上，他发现了美女息露，也打听出息露是士人韩凭之妻，遂强令韩凭献之。夫妻别无计遁，只能应命。分别之前，息露有诗报韩凭云：“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乌自高飞，罗当奈何？乌鹊双飞，不乐凤凰。妾为庶人，不乐宋王。”这已经是相当直白而痛切的愤慨了。
而在被夺之后，息露另有一诗明志：“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宋康王不能解，传示左右，也没有人看得出端倪。独有老臣苏贺能微知其意，上对说：“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来也；日出当心，心有死志也。”
有的记载说宋康王杀了筑台的韩凭，有的则说韩凭吊死在台边柳树上。家人葬之于死所，息露假意要临丧致哀，以尽其礼，始能再蘸；不料就在祭奠之后，从青陵台上一跃而下，殉夫了。一说息露死前还留有遗嘱，希望能与韩凭合葬。宋康王自然不肯，反而刻意将这一对夫妻的坟茔隔绝几里之遥，不使相对。
国人哀之不能尽意，便在两坟头各种了一株柳树，不过一年之后，两柳于地下交错其根，于地上合抱其干，枝叶间还经常会出现雌雄鸳鸯各一，交颈悲鸣。这树，便叫相思树。
青陵台固然是哀感动人的象征，堪为世间痴情男女咏叹歌颂，但是无论施之于汉武帝和陈皇后，或者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恰恰是不堪的对比。
李白两度翻写《白头吟》，都以青陵台为结，从这个性命相报的结局还顾本文，就不像是在歌颂韩凭夫妻的坚贞之情，倒有如以一种感愤于死亡的语气，质疑生者所不能企及、不能拥有、不能持守的爱恋。这份质疑太过强烈，所以末联“古来得意不相负”的话，就与典实略不能相顾了——毕竟，韩凭与息露实在不能说是“得意”。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由开元天子废后而引起的“长门之怨”，令李白挥之不去的执念却是“覆水难收”。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当人世间相互爱慕的情人一旦龃龉不能相得，便犹如一条延展向两头的陌路，再也不能重逢。作为一宫廷中极端严重的事体，“废后”反倒变成了男女决绝、不可收拾的隐喻。
出蜀道中，李白买舟东下，到渝州时在船上乍听得舟子估客之间的谣诼，说是“国母被废”。人人面容栖遑，神色哀伤，如丧考妣。他感觉那是一桩藐远却攸关每个人身家性命的大事，但是无从进一步想象其盘根错节的因果，只能就近从自己切身的经验中揣摩、比拟——不过，无论他怎么想，帝后之决裂，都有如赵蕤与月娘在一夕之间的分离。
月娘飘然离去的那天夜里，明月如盘，月中暗影也显得格外清楚。李白原本在廊下就月读书，偶然间断断续续听见赵蕤夫妇在室中相互温言道别，其中间杂以“王衡阳”、“十八年”、“恩怨皆了”的话，入耳只觉不可置信——端居常日，有什么呢喃不舍的离情别绪可道，又有什么必须慎重其事的恩怨可说呢？
然而片刻之后，月娘一身劲装，头裹青绿绣花巾，紧紧覆缚着一头长发，盘髻之上还压了顶宽檐风帽，上半身穿一袭绛红衫，以锦带结束，露出来的锦绣白衬衣看来还是新缝制的，下半身则是黑、金双色条纹裤裙，随身还有囊橐在肩，全然是一副远行胡女的打扮。李白从来没见过月娘如此修饰，一时间还误以为眼离错看，愣住了。良久之后，看月娘步履渐远，才放声一问：
“师娘要远行？”
月娘凝眸看了李白一眼，眼中有笑，似也带着过多晶莹的月光：“昔年汝曾说过‘并无大志取官’，还记得当时师娘如何答汝否？”
“记得的。”李白欠身不敢回望，低头道，“师娘训某：若无意取官，便结裹行李，辞山迳去，莫消复回。”
“只今汝若有取官之意，便仍好结裹行李，辞山迳去，莫消复回。”月娘笑着，直让月光淌下脸颊来，一面道，“天涯行脚，举目所在，明月随人，岂有什么远行？”
说完，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李白求助也似的看一眼赵蕤，但盼他能说些个原由。赵蕤只举举手，食中二指略向圆月一挥，道：“月中虾蟆食此金魄，有说十八年方才一度，确是难得一见啊！”
的确就像赵蕤所说的，不久之后，传说月中那三足蟾蜍变得更为清晰，其色由灰褐而绛紫，随即转成一片墨黑，偶来一片山云掠过之后，三足的蟾形貌也肿胀起来，逐渐消化原形，变成了一团乌影，却让原先的明月看来像是一轮乍金乍银的光圈，其明灼光灿，甚至远胜于先前的玉盘，也为月娘益发照亮了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