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有些意外，他从来不曾想过这事。
那些在过往不知多少岁月以来，浮生随波、一去而不返的人，留下的便是文字；用赵蕤经常用的譬喻来说，“历历如星辰”，其字句璀璨者，吟之咏之，亲即如在眼前，若可一触，每有相仿佛的处境时，便觉得某文某意特别生动佻达，像是专为千百年后的自己而作；遭遇了另一人事，便又会想起某诗某赋之中，合乎当前情态的形容，类此怀抱不一而足，又怎么能够专拈出某一人来概括议论呢？
他想说说屈原，可是他不喜欢这个人忧心悄悄；也因为屈宋齐名而想起了宋玉，可是，依照赵蕤纵横者流的论理和思路，他总觉得宋玉的名气多半是建立在其人对屈氏的抱屈和赞叹之上，引起了同情屈原者爱屋及乌的尊敬；至于文笔才思，远不能及《离骚》、《远游》诸作，恐怕还真沾了屈子的光。
从际遇而文采，李白当然也想起了贾谊和司马相如。贾谊，看来尽是英才招忌，时命多舛，满身涕泗嗟叹，似无足以撑持起一个文章家伟丽而丰富的面貌。
司马相如的赋，曾经十足感动过他—当时他还年幼，不明白一个人怎么可以识得那么多的字，还能将这些字一一构筑布置，打造成精致辉煌的宫室殿宇、池沼园林，并随手指认飞禽走兽、奇岩怪石、珍花异草、鸣虫游鱼。那些读之非但令人神往、更使人气结的大赋之作，居然都卷藏于一个人的方寸之间，多么奇妙？
不过，这一份孺慕之情，并未撑持太久。当李白自己也开始仿袭前人手笔，作赋之后，便赫然发现：司马相如的赋，徒见形貌瑰美，肤廓闳丽，却失之繁缛，尽于夸饰，名物璀璨而情味寡少，往往不耐三读。
倒是由于爱慕蔺相如的为人而改名，李白觉得司马相如还真有眼光—李白这时忽然神驰万里，想起赵蕤在夜课时借《兔园策》“相如题柱”的故事，问过他两句：“蔺相如非文章家，司马相如慕之而何？”
那是从题柱故事而来。据说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市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这是汉代以降，蜀中人人熟知且称颂的一个情节，推崇司马相如为乡先贤的人们一向以此勉励少年子弟：蜀地虽僻处偏远，然而志量恢弘，包举宇内，司马相如探功名如取囊中物，一赋千金，何其容易？然而赵蕤所问，李白竟答不出。司马相如位高金多，茂陵女儿罗列以进，愿事箕帚，这不都是文章使然吗？奇怪的是：他怎么会因为“慕蔺相如之为人”而改名呢？
赵蕤的答复令他惊奇而印象深刻。他认为：太史公著《史记》行文次第十分要紧，往往是命旨所在。《列传》中说到司马相如“慕蔺相如之为人”而改名之后，随即插叙梁孝王入京朝觐，“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而相如随即称病、放弃了原先以金钱买得的“武骑常侍”之官，这一紧密承接的文法，有对比之意，说的是战国时的谈辩之徒，即同于汉时的语言侍从之臣。
汉代辞章，人称高古，启迪了尔后八百年诗赋传习，可是回头推看，其文笔义法之严密，旨趣之警策，音韵之铿锵，声调之迭宕—赵蕤道：“难道不是从战国纵横口舌而来者乎？”
的确。太史公暗笔深藏的，正是作为一个文章家的司马相如，其所濡染、瞻望、仿习者，未必是另一位前行的文章家；而后世诗赋的渊源也未必就是前代的诗赋。
此际，卢焕又为自己斟上一杯，环手向各席作势敬了敬。看来此问相当慎重，他耐心地等着李白的答复。
李白踌躇了半晌，勉强道：“齐、梁以下，谢宣城深获我心，晋、宋之间，则唯谢东山、陶靖节、谢康乐，读之令人闲愉不倦。”
卢焕闻言，一语不发，双瞳凝滞，像是随着李白的言辞而一一怀想起谢安、陶潜、谢灵运和谢朓这些熠耀的名字。然而他的响应也让李白一时为之语塞：
“自其显而易见者观之，这几宗手笔，都是托身于山水之间，寄情于天地之外，不过—”卢焕微微一笑，道，“李郎所爱，竟然俱是世家显宦，而长怀放浪之心，乃以诗为‘余事’者。”
这是个不大寻常的说法，就连奇辩层出、机锋四射的赵蕤都从未如此立论。李白欠了欠身，道：“请公明示。”
推本于故事，卢焕所言，不算强词夺理。
谢安出身陈郡阳夏士族，四岁时即有“风神秀彻”的美誉，十三岁已名满天下，连远在辽东的慕容垂都曾致赠厚礼表达敬意。原本谢安屡违朝旨，不肯任官，时人乃有“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的慨叹。之后由于士族家业所系，王命在焉，不得不出仕。谢安历任吴兴太守、侍中兼吏部尚书、扬州刺史，都督十五州军事兼卫将军等职。对外，在前后五载之间，以淮南、淝水两役，大败前秦苻坚，维系了东晋的一线生机。对内，则以宽和辞让的风度与布局，与桓温、桓冲兄弟相周旋，维持长江上下游间军事与政治势力的均衡和稳定，其一生成就，堪称国柱宗风。
就文章而言，比对《晋书·列女传》和更晚出的《诗经偶笺》所载，谢安曾经问过他的侄女谢道蕴和侄子谢玄：“毛诗何句最佳？”谢玄所钟情的句子是《小雅·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谢道蕴所赏爱的句子是《大雅·烝民》里的“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谢安因此而称赏谢道蕴“有雅人深致”。
至于谢安，他心目中最佳的诗句，系意不在辞章之趣，也不在情志之雅，却显现了心怀之远大。那是《大雅·抑》里的“訏谟定命，远猷辰告”—堪称一个大政治家念兹在兹、无时或忘的理想：要将足以悬之十方、垂诸后世的谟命，在适当的时机，宣示于所有的人民。毫无疑义，谢安即使不以功业震铄天下，也不会以诗人自命。
历来称“东山再起”，即是指谢安三十五岁时再度出仕之事。东山再起后五年，陶渊明出生。他在十二岁上遭到父丧，家境由此而日益艰困。
然而，陶渊明的三世祖陶侃，原为东晋一代名将，平定过杜弢、张昌、陈敏、苏峻之乱，为太尉，封长沙郡公，都督荆、江、雍、梁、交、广、益、宁八州军事。他的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相传也在安城主持过政事。他的母氏也十分显赫，外祖孟嘉曾经担任过当时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在这样的背景下，躬耕田亩，不慕荣利，虽然是个人情性志节所向，也树立了千古以来极为独特的风标。然而，出身世家，殆无疑义。
李白出生前整整三百年，也是晋安帝隆安五年，陶渊明在桓玄幕府，七月返江陵官署。经过涂口的时候，写了一首《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其中有这样的几句：
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商歌”典出于《淮南子·道应训》：“宁越欲干齐桓公，困穷无以自达，于是为商旅，将任车，以商于齐，暮宿于郭门之外。桓公郊迎客，夜开门，辟任车，爝火甚盛，从者甚众，宁越饭牛车下，望见桓公而悲。击牛角而疾商歌。桓公闻之，抚其仆之手曰：异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
原文三用“商”字，可是就像诗中提及的“冠”和“爵”，这里的“商”字也绝非泛泛之言，不该只作“买卖”注解。宁越敲击着牛角所唱的“商歌”，虽然与“生意”、“贩卖”之商同字，但是一语双关地表明了自己是“商人之后”，这就是“商代人”的涵义了；而能够在齐桓公面前重视并显扬“商代人”的出身，无怪乎齐桓公会立刻讶异地察觉：这个歌者不是寻常之人，而是一个贵族。
陶渊明用“商歌非吾事”明志，也清清楚楚地表达了双关之意。一方面，他的确出身高门，二方面，他已经不再唱高门的高调了。这样才能“投冠”（摘除并扔弃象征身份地位的官帽或儒巾），回到废墟也似的故里，不受爵禄的羁绊。这已经透露出陶渊明丝毫不眷恋的身份实则有如烙印一般难以洗除—他确乎有着不同于他献身于“耦耕”的身份。
谢灵运出生于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也是淝水之战的第二年，曾祖父是谢安的长兄谢奕，祖父则是谢玄。谢灵运为后世所称的别名“康乐”，便是从谢玄受封为“康乐公”的爵衔而来，当然也是一个世家子。李白对谢灵运之所以倾心，除了诗篇神韵流丽、情采深挚之外，还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谢玄以下，三代单传，族亲不免担忧此子能否顺利长成。偏巧就在他出生之前没有多久，传闻钱塘一带道士杜明师者，梦见东南方有人来投宿于他的馆邸。就在当晚，谢灵运呱呱坠地，而其出生地宁墅，恰在钱塘东南。于是谢、杜两造协议，由杜明师抚养谢灵运，以道家净室神明之庇荫，或能使此子平安长大。谢灵运以是而直到十五岁才回故家定居，由此而有“阿客”、“客儿”之呼，他自呼“越客”，而后人也叫他“谢客”。而“客”，正是李白的父亲自命之名。
其次，是刘裕篡晋之后的宋文帝元嘉八年—也是李白出生前整整二百七十年—谢灵运受命为临川内史，他一意游山玩水，荒废政务，司徒刘义恭遣使收之，而根植于对前朝追怀以及对时事的愤慨，他却兴兵拒捕，这就是公然谋反了。幸而文帝爱才，减死一等，流放于广州。其间情志起伏，具现于一首不太合乎他平日诗风的作品之中，诗题《临川被收》：
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
由晋而宋，易帜改朝已经十二年，谢灵运之所以忽然以不自量力之身，敢当显戮灭门之祸，必须从其高门大族、苟延残喘而受尽冷遇、诬陷的背景去看。于忍无可忍之际，猛然间慷慨为誓，要以谢安、谢玄之子孙自励自高；明明是拒捕，却偶存“恢复”的幻念。终于埋下了日后惨遭弃市的伏笔，他被祸身亡时，得年仅四十八。
毕竟，当谢灵运临川拒捕的一刻，心中那一丝全然不切实际的、试图侥幸而光大门第的妄想，却深深打动了李白；他，也有相似的妄想。只不过，李白尚不能印证自己的门第是不是正如父亲李客那天枝之一指”而已。
另一方面，李白也一直崇仰、倾慕谢灵运这首诗中第二句所提及的鲁仲连。
长平之役，秦将白起坑杀赵卒号称四十万，战后还围了赵都邯郸，时在赵孝王九年。当是时，邻国至亲的魏安釐王既派出不认真打仗的将军晋鄙在赵、魏两国的边境上“观兵”，又派遣了一个名叫新垣衍的说客由小路潜入邯郸城中，企图说服赵王“尊秦昭王为帝”。纵横家鲁仲连则力图说服平原君对秦抗战。
《史记·鲁仲连列传》叙述鲁仲连雄辩滔滔，和新垣衍在平原君的面前足足五个回合的口舌交锋，使新垣衍“起，再拜，谢曰：‘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出，不敢复言帝秦’”。
这不是鲁仲连第一次以口舌之辩止战息争。前此二十七年，燕将乐毅以五国之师犯齐，六个月之间，除即墨、莒城外，齐国已无完城。五年之后，即墨守将田单以火牛阵大败燕军，一路打到聊城。聊城燕将也硬颈不屈，双方相持不下了一年多。
身为齐人的鲁仲连在这个时候出现，援笔给那燕将修书一封，导之以义、胁之以势、诱之以“终身之名，累世之功”，历数墨翟、孙膑、管仲、曹沬等远近史事，劝他不要再顽抗。鲁仲连将书信以一箭射入聊城城中。那燕将读了信，一连哭泣了三天，犹豫不能自决—他想回燕国，却害怕国人疑其已叛；想降齐，又担心鏖战过久而仇衅难排，说不定还要受折辱。燕将为书信中之“义劫势夺”，而又深知不可能“全名立功”，遂道：“与人刃我，宁自刃。”这燕将居然自杀，而解了聊城之围。
按诸平生作诗惯常可知，终李白一生所吟，用鲁仲连为典实的句子，不下数十处：“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鲁连及夷齐，可以蹑清芬”、“岧峣广成子，倜傥鲁仲连”、“鲁连善谈笑，季布折公卿”、“仍留一枝箭，未射鲁连书”、“恨无左车略，多愧鲁连生”、“君草陈琳檄，我书鲁连箭”、“鲁连卖谈笑，岂是顾千金”、“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可谓不胜枚举。
最令李白叹服的是，鲁仲连总是飘然去来，从容谈笑，于看似无所为之际建不世之奇勋，事了拂衣而去。而在李白所过目的前代诗家诸作之中，恰只有谢灵运提到过鲁仲连。这就使得王谢子弟的历史面貌，又让李白多了一份亲即之感。回顾卢焕的话，与李白所深引相契的谢灵运，也着实凿枘相合—谢灵运，仍是一个“世家显宦，而长怀放浪之心，乃以诗为‘余事’者”。
此外，还有谢朓—
流放到广州的谢灵运不意再度遭到谗谤，被控谋反。一个远在江淮秦郡的盗匪赵钦，攀诬谢灵运出资购买弓箭刀盾，图谋劫囚起事，此说纯属子虚，而当道则宁可信其有；背后是否出于彭城王刘义康的教唆，则大有可疑之处。谢灵运死后三十一年，谢朓出生。
谢朓的高祖谢据，为谢安之兄，祖父谢述是吴兴太守，祖母是《后汉书》撰者范晔之姐，母亲是宋文帝之女长城公主。物换星移几度秋，当谢朓活跃于朝廷的时候，已经是南朝萧齐的时代。他除了担任过豫章王萧嶷的太尉行参军，还是竟陵王萧子良幕下的功曹，与沈约、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萧衍合为“竟陵八友”。其中，萧衍日后以军功受禅于宋和帝，成立南朝的第二个政权，国号为梁。
谢朓则是在南齐建武二年出任宣城太守，世称“谢宣城”。也是在这个职守上，他为了避祸，而举发岳父王敬则谋反。虽然当即受了升赏，出任尚书吏部郎，一时腾誉于朝，而极为齐明帝所倚眷。然而，他的妻子却从此利刃随身，欲杀谢朓，为父报仇，夫妻以此而决裂，他甚至也因之而成了笑柄—范缜便常搬弄《诗经》上的句子“刑于寡妻”来嘲弄他。之后，也不过三四载光景，谢朓虽然拒绝了始安王萧遥光与贵戚江祏、江祀兄弟合谋的篡立，却仍由于首鼠两端、两面应付的为人，还是不免遭到诬陷，死于狱中。
竟陵八友中的萧衍曾经说过：“三日不读谢诗，便觉口臭。”足见其倾倒。萧衍之子—日后的梁简文帝—也在《与湘东王书》中盛称：“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对于谢朓，堪说推崇备至了。而八友的领袖沈约，则在谢朓死后写了一首《伤谢朓》，其诗云：“吏部（指谢朓之官尚书吏部郎）信才杰，文锋振奇响。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岂言陵霜质，忽随人事往。尺璧尔何冤，一旦同丘壤。”
这首诗结语自是为谢朓之冤鸣不平，次联出句的“调与金石谐”则一笔勾魂，尽道其篇什的特色所在，就是借由声调音律的铿锵谐畅，形成可与天籁媲美的结构。这也呼应了谢朓自己对于诗境的追求，他曾经如是说：“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之所以能臻于此，而令六朝其他诗人退一头地，正因为谢朓的作品平仄协调，对偶工整，开启两百年后唐代号称“近体”律绝的先河。
李白日后以落笔不能自已之句书写谢朓者极多，有时是称许和怀想，像是：“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吟》）、“三山怀谢朓，绿水望长安”（《三山望金陵寄殷淑》）；有时是借镜而自况，像是：“我家敬亭下，辄继谢公作”（《游敬亭寄崔侍御》）、“我吟谢朓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飞雨”（《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有时是感叹斯人斯文竟无后继者，像是：“独酌板桥浦，古人谁可征？玄晖难再得，洒酒气填膺”（《秋夜板桥浦泛月独酌怀谢朓》）；有时又艳赞某家某作颇得谢朓之精神，像是：“诺谓楚人重，诗传谢朓清”（《送储邕之武昌》）；有时不为了什么，或许就是忽然间一兴突发，天外飞来，所触仍是谢朓：“明发新林浦，空吟谢朓诗”（《新林浦阻风寄友人》）。
这几个李白脱口而出的名字，俱是前代大家。作为士人，他们留在世间的功业的确有霄壤之别；作为诗人，个别的情性、风调也绝不相同。然而，就连李白自己也纳闷：为什么不假思索，转念便是他们？
这时，众人皆已停杯止箸，唯独那卢焕老者，酒兴尚酣，索性捧起酒壶，就唇边再豪饮了几口，拍着胸膛道：
“李郎，彼等身在贵盛之中，原本无心济天下。有如谢东山者，以望重而入仕；有如陶元亮者，以心远而地偏；有如谢康乐者，不免怀忧而玩世，一死却博得了殉旧之名，而竟能与孔北海、嵇中散齐肩；至于谢玄晖者，不过是畏祸及身，反复无常的一个人物—李郎若是真心倾慕此数公之作，则正应了老夫先前所欲唐突之事。”
“不敢，卢少府是前辈，尽管教训。”
“李郎心仪前代贵盛之人，口吟近古质野之调，似有不屑为时下声律所约束的意思。”卢焕越说，声辞越发激动高亢而急促，“殊不知，汝若生于四百年前、与谢东山同时，三百年前、而犹及一睹陶靖节与谢康乐，抑或二百数十年前、尚能闻见谢玄晖一吟‘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
一口气说到这里，卢焕竟然捉着胸前衣襟，浑身颤抖，另只手连忙撑住几案，陈过等人见状有异，也纷纷离席，近前支应。卢焕性倔，非把喉头言语说完不可：
“若在彼时，以汝一介白身，能作半句诗否？”说完，又仰头满饮了壶中余浆，“在彼时，在彼时—”
李白一惊。卢焕的醉言醉语仿佛揭开了他从来不忍探看的一个角落—原来是这“一介白身”四字；纵令如何致力于文章书史，满心想要追随那些圣贤、英雄、高士、才人；他犹原一介白身耳。说什么太白金星下凡，只消不在贵盛之家，偏能空怀铅刀一割的假想，他其实什么都不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