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蕤究竟是不是隐者？或许，我们还可以换个方式问：赵蕤是一个什么样的隐者？
自古仕、隐两途，本来有着全然不同的价值观、生命情调，或是国族信仰。然而到了唐人的时代，隐之为事，却一步、一步，不着痕迹地，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仕的进程，甚至手段。
直到决意将《长短书》抄校完成之前，赵蕤从来没有疏忽过整个大帝国的动态。他到城市里行医，总是会留意京畿传来的消息。朝廷所作所为，不只是空穴来风，还有邸报。
自汉以来，诸侯郡国皆有“邸”，“邸报”即是通奏状报，传达君臣之间的音问消息；又称“邸钞”、“朝报”、“宫门钞”。到了隋代，开发出雕版印刷的技术，邸报始以密集的形式交换着帝国中央与各地方的讯息。一般常通过马递、步递，衔接江河行舟，将诏令、要政、公文书信传递到各个州县。臣民因之而得以得知皇室的活动、帝王的诏旨、官吏任免、大臣奏章和较为重大的军政新闻。
传递书状新闻，也有程途期限。承平年月，倘无饥馑荒灾、兵戎祸乱，吏卒行止亦有定制：水路逆水行重舟，河行每日三十里，江行每日四十里；空舟则河行四十里，江行五十里。步递之人，依阶秩分为“健步”、“送铺卒”以及“步奏官”等，视程途难易，一日行一至两驿，约在五六十里。马递必须日行六驿，一百八十里，紧要的消息则日行三百里。
除此之外，据一个约较赵蕤、李白晚一百五十年的唐宪宗、僖宗朝中书舍人、职方郎中孙樵的发现和记录，开元年间已经出现了一种不具备名目的官方文件，几乎等同于邸报，每件一纸，每纸十三行，每行十五字；行间墨丝间隔，总文栏以粗框，也是雕版印刷。
孙樵在他的著作《经纬集·卷三》中写道：“樵曩于襄汉间，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非但如此，孙樵还给这样的新闻纸起了一个名目，呼为“开元杂报”。
这一类“杂报”上的消息显然是第一手的载录，却未必为后世史家所取。像是：
三月，戊寅，以单于大都护忠王浚领河北道行军元帅，以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先副之，帅十八总管以讨奚、契丹。命浚与百官相见于光顺门。
这一件事，根据“杂报”所录，明明发生于开元十八年三月戊寅日；但是《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三》却系之于六月丙子日。
赵蕤常会从当时尚未命名的这种“杂报”上得知朝廷的动态，像是“壬午，上幸凤泉汤，癸未还京师”、“三月丁卯，上幸骊山温泉，丁辰还”以及就在李白前来投师之前整整两年，朝廷所发起的一项变革。
那是开元四年间的事，至今赵蕤已经不太记得确切的时日，大旨是皇帝下诏：员外郎、御史、起居舍人、拾遗、补阙等等供奉官不必再受“铨选”。换言之，这些清要官只要有了一个“出身”—无论是通过科举、门荫、杂色入流或者是军功晋升；总之是具备任官资格之后，不必再像先前那样，还得通过身、言、书、判或是武艺比试之类的考选煎熬，便可以“进名敕授”，由朝廷直接任命了。
先说“铨选”。礼部所主持的进士、明经诸科考拔出人才以后，还得转由吏部铨选；也就是进一步接受官僚体系内部所举行的考核，在这个阶段，有所谓“身言书判”之目。
其内容，要求先撰写判文，必须“楷法遒美，文理优长”。笔试通过之后，还有口试；察其身言，“身必体貌丰伟，言须言辞辩正”。四者都合格了，再由吏部上于尚书仆射，由仆射转门下省反复审核，过程相当繁复。以此，取得进士、明经资格的“出身”之后，竟然历一二十年而不能得到一官半职的士子，也所在多有。
赵蕤之所以对这一道“供奉官不必再受铨选”的朝命印象如此深刻，乃是与他自己的抱负有关。
试想：“进名敕授”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序？“敕授”之权在天子，而向皇帝“进名”，则按例是由宰臣访择、举荐。一旦通过权臣之“知名保举”，直达天听而平步青云，省却了多少低声下气、委曲求全的挫辱？又绕过了多少烦苛冗长、摧折志气的压迫？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初唐时期，“荐举”还是一种尚未制度化的选官方式，所选者多可以担任五品以上和一些台、省的清要官。这样的活动名为荐举，实为征辟。不能受知于大吏者，大约也就只能终老于岩穴之间，难有陇头之望。
大唐立国之初，亟需人才，官不充员，因举荐而得官的很多。武则天执政后，为了驱逐开国功臣集团而大量扩充官额，也透过刻意宽弛的铨选考核，每年任官数万，数量是此前此后的好几十倍，致有“士无贤不肖，多所进奖”的怪状。影响，不只是扩大官僚行列，更要紧的是所提供的官职，多属专门负责铨选官吏的职位。
《新唐书·选举志》上有十分关键性的描述：“长安二年，举人授拾遗、补阙、御史、著作佐郎、大理评事、卫佐凡百余人。”第二年，长安三年（也就是李白四岁那年）甚至到了凡是举人，都给予“试官”职的地步。再过一年，更大举任命考官：“引见风俗使，举人悉授试官，高者至凤阁舍人、给事中，次员外郎、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之起，自此始。”以及：“李峤为（吏部）尚书，又置员外郎二千余员，悉用势家亲戚。”
荐举为寒门小姓之家的子弟带来取官的机会，满朝蚁聚蝇钻的官僚，却都要领取俸禄，造成国家用度极大的耗损。终玄宗一朝，表面上的确是承平日久；然而即使历经休养生息多年，天下财力逐渐恢复，仍须面对和收拾武氏当年“欲收人心，进用不次”所缔结的恶果。
玄宗皇帝一方面要尽量清除官僚体系之中原先“武韦集团”余孽，或者至少遏阻其扩充势力；另一方面，釜底抽薪之计，则是调整铨选制度，限缩其权柄；另外扩大举荐范围，使新皇帝所能信赖、倚仗的大臣能够访查更多具有贤能之才的亲信，才能涤汰武氏盘根错节所布置的官僚集团。
于是，将台省清要之官从原先的铨选制度中移出，并一再下诏不拘资格地拔擢士人，都是为了此一涤汰的目的。从试图减轻朝廷财务负担的角度而言，皇帝想借增加官额来巩固集权，犹如饮鸩止渴。
不过，扩大荐举的方向，给了赵蕤一个想法，或许他还能有机会介入帝国的弈局。
他仍旧是东岩子—一个冷眼深心、洞察熟虑的隐士；这个隐士也是一个能够掌握天下动静的纵横家。他的战场应该在长安，原本只能迢递悬望、帷幄运筹的京城，可是如今出现了一个可以替他远征千里、万里之外的少年。
赵蕤明白：自己或许注定将要老死于蓬草岩穴之间，身名两埋没，功业一荒芜。而经由当今皇帝特别重视的荐举，却得以让这个天资秀异而不耐烦冗的李白在功名场上出一头地。李白会带着赵蕤的魂魄，扬长直入大唐帝国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