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冰冷的心
这幢建筑在布鲁塞尔的上空若隐若现，宛若逝去已久的帝国。即使在自我迷醉的一个世纪中，布鲁塞尔司法宫的宏伟依然体现了高水准。面对这一幢建筑，诗人魏尔伦曾说道：“它带有几分米开朗琪罗的风格，还有些许皮拉内西的意味，同时也有一丁点的疯狂。”在1880年10月，当文森特抵达这里时，这幢有如巴别塔的建筑正快要完工。
但是，毋庸置疑，这幢建筑必须规模庞大（在19世纪，这可是最大的单体建筑），因为布鲁塞尔这座城市需要在一些方面证明自己。借着庆祝独立50周年纪念日的契机，再加上从众多非洲殖民地滚滚而来的巨额财富，比利时这一年轻的国度开始大兴土木，力图将自己古老的都城升格为一座世界级的大都市——多少个世纪以来法国或荷兰在这里的统治性地位将会被彻底逆转，布鲁塞尔将成为盛誉和奢华的中心，甚至可以媲美巴黎。国王勒普尔迪二世为布鲁塞尔作出的巨大贡献，完全不亚于豪斯曼男爵为法国首都作出的贡献。遵照他所颁布的命令，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大片城区，现在都被夷为平地，以腾出空间，重新修建全新的林荫大道，届时道路两旁将大楼林立，全是资产阶级的住宅楼以及商业、政府和艺术部门奢华的全新办公地点。在老城区外部，莱奥波德建造了一座乡村公园，这座公园面积巨大，欲与巴黎的布洛涅森林公园一较高下；此外，一座巨大的露天广场也已修建完毕，1880年的纪念日庆典就在这一广场举行，盛况空前，完全不亚于在巴黎举办的国际博览会。
长期处于巴黎阴影之中的布鲁塞尔，竟曾因此而获益不少。由于国内接连不断的政治动荡，一波又一波的法国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沦落为难民，然后逃亡到布鲁塞尔这个讲法语的避难所。卡尔·马克思和其他社会主义的创立者来到布鲁塞尔，在这里著书立说并公开发表，从而得以避免身陷囹圄。同样是在这里，无政府主义者保罗·蒲鲁东（“财产就是偷窃！”）得以免受牢狱之灾。文森特肯定也知道，维克多·雨果也正是在这里开始了长达20年的流放生活——这也是这位作家文学生涯中成果最丰硕的时期。同样，由于象征主义的“离经叛道”，为了躲避迫害，夏尔·波德莱尔也逃到了这里。带着自己的隐秘情人阿尔图尔·兰波，魏尔伦也把这里当作旅居之地，这位诗人在此完成了《无字浪漫曲》的最初手稿。在文森特到来之前，布鲁塞尔早已举世闻名，大家都笃信这里是一块福地，在离开家园故土之后，禀赋超常的才俊们可以来到这里，开创全新的命运。
在这座城市，希望能够被重新点燃，并有机会重新开始。来到这里时，文森特同样带着开创全新人生的决心，并发誓为此不惜一切。在信中，昔日的苦难踪迹全无。唯有他入住的小旅馆的名字——沙勒罗瓦的致友人旅馆（沙勒罗瓦是比利时煤矿区的首府）——才透露出他在黑乡的落魄遭遇。这家旅馆位于杜米大道72号，在旅馆楼上的小房间里，可以俯瞰火车站，在这里，文森特心中的创作激情再次沸腾。“我正以坚定的意志努力向前，”到达之后，他向提奥保证，“我们必须像迷途的、绝望的人们那样全力以赴。”
泡在楼下的咖啡馆里，文森特依靠这里全天候免费提供的面包和咖啡度日，完全投身到巴尔格课程最后一个阶段的学习之中，这个阶段的课程教授如何临摹拉斐尔和霍尔拜因伟大的用线条绘就的肖像画。同时，他还会回到更基础的炭笔绘画练习，但依旧是像以往一样匆忙地应付了事。他也尝试用钢笔临摹更多自己喜欢的米勒的画作，但结果却令人十分沮丧（“这没有看起来那样简单。”他抱怨道）。他仔细研究一本大部头的解剖书籍，对照着书上看上去有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比例的颅骨和有肌肉的四肢的图解，开始临摹，前面、后面以及侧面，直至自己对“整个人体”都了然于心。随后，从兽医那里，他还找到了一些关于马、牛和羊的插图，学习掌握动物解剖。他甚至还研究了相面术和颅相学等伪科学，因为他深信，艺术家必须了解“如何通过头颅的形状和特点来表现人物的个性”。
自己的这些艰苦努力，文森特都一五一十地向父母和弟弟提奥汇报；努力工作，就是想要表明自己已经洗心革面，从而改变家人对自己的看法，并且向家人表明自己能掌握人物画的奥妙。“如果我取得进步，画工见长，”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那么一切都走上正轨，是迟早的事。”他还将自己的作品寄给他们（“这样他们可能会知道我在努力”），同时还向家人可怜兮兮地诉说自己的勤奋和真诚。在所有的信中，他不是反复提及眼前的任务有多么困难，就是承诺自己终究一定能成功。“总而言之，进步是实实在在的，”在1881年新年，他写道，“现在我的进展应该能够更快了。”
他买了新鞋和新衣服。“它们的样式不错，就我所知，穿在我身上比穿在其他任何人身上都更合适。”他骄傲地汇报说。为了获得父母的赞同，他甚至还在信中寄去了一块西服面料样品，以一种新近才有的时尚感指出说：“人们经常穿这种面料的衣服，尤其是在画室中。”为让家人放心，他还补充说，“我还添置了三套内衣”，并且“每周去公共浴室两至三次”。
因为父母的另一抱怨，文森特又开始结交“益友”。差不多一到布鲁塞尔，他就汇报说遇到了“几位也是刚刚开始学画画的年轻人”。弟弟提奥曾经在这座城市工作过差不多一年时间，他还催促弟弟介绍些熟人给自己。在到达布鲁塞尔之后，位于法院山路58号的古庇尔画廊，是他最早探访的地点之一，这里毗邻皇家美术馆——莱奥波德为了炫耀而建造的又一全新的宏伟建筑。至于此行的目的，文森特是希望能够获得提奥之前的老板施密特经理的帮助，以便可以“认识一些当地的年轻艺术家”。收到提奥的回信以及附上的介绍信之后，文森特立刻就去拜访这些人。他向威廉·罗劳夫作了自荐，罗劳夫是现居布鲁塞尔的荷兰旅外画家的领袖；他可能还见过维克多·奥尔塔，这位比利时的年轻建筑家刚从法国回来，正准备进入布鲁塞尔学院学习。很有可能，提奥还将文森特介绍给了另一位荷兰流亡画家——艾德里安·简·马蒂尔。这一系列的四处交游，文森特都急切地向父母炫耀，并且还保证，一定会与泰斯提格、施密特，还有森特伯伯这些特别受家人欢迎的亲朋好友重新建立联系。
在文森特新近认识的所有人当中，最让父母满意的是安东·杰拉德·亚历山大·里德尔·范·拉帕德；在文森特的生活中，拉帕德也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不管是在信件还是在言谈之中，文森特总是直接将他称为拉帕德。）和文森特在布鲁塞尔认识的所有其他人一样，是提奥先认识拉帕德的。不久前，当拉帕德在巴黎的让—莱昂·热罗姆的画室做学徒时，提奥在那里和他结识。让—莱昂·热罗姆不仅是顶尖的沙龙艺术家，同时也是阿道夫·古庇尔的女婿。像提奥的很多朋友一样，拉帕德是安娜·卡本特斯理想中的“有着良好教养的伙伴”。拉帕德出身贵族家庭，是家中幼子，父亲是乌特勒支的一位律师，家境殷实。他上的是符合自己身份的资产阶级学校，与符合自己身份的社会圈子交往，夏天的休假方式也同样不失身份，不是在洛斯德莱特湖上泛舟，就是在巴登巴登之类的时尚温泉度假。
1880年10月底的一个上午，文森特来到拉帕德在布鲁塞尔北部特拉维西尔街的画室。这间画室设施齐全，在那里，出现在文森特眼前的是一位帅气、养尊处优和沉着冷静的年轻人，他那年22岁，小提奥一岁。除了在财富、相貌和社会地位上的明显差异，在其他方面，二人更是天差地别。由于从小到大，一直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拉帕德养成了一些良好的品质，他沉着冷静、生性善良、平易近人。他始终热衷于加入各种俱乐部，常年累积下来的经验，使得他能够轻松地应对各种社交场合，头脑冷静、心绪沉稳的他总能得到朋友们的喜爱。然而，文森特喜欢挑衅，易怒而且又自以为是；平常与人在一起，从来都不会感觉到舒适；激烈的情感总是容易失控，任何对话都会被他搅得不欢而散。多年来，文森特一直都只生活在自己头脑中的世界里，这使得他对社交礼仪一无所知，并且还极端地认为，任何社交行为不是去攻击别人，就是被别人攻击。
拉帕德无可挑剔的风度还表现在他的聪明才智上，他从不过于好奇或有过多奇思妙想。他看报纸时“漫不经心”，在涉及一些思想性问题时，总只是泛泛地谈一下，通常更倾向于自己阶层的传统智慧。这与文森特完全不一样，文森特在智识问题上可谓是离经叛道，并且经常表现出像火山爆发一般的热情。
安东·里德尔·范·拉帕德
多年后，拉帕德在回忆他们的初次见面时，认为文森特“情感激烈”，并且“非常狂热”，而文森特则觉得拉帕德“举止优雅”而“肤浅”（对提奥，他有着同样的指责）。拉帕德抱怨文森特“不太好相处”，文森特则指责拉帕德“令人恶心地傲慢”。然而，就在第一次见面告别时，文森特已经下定决心——他将自己更大的野心寄托于一种全新的生活之上——一定要赢得这位年轻同胞的友谊。“虽然不知道我这样的人是不是能够同他相处和一起工作，”他羞怯地说，“但毫无疑问，我肯定会再去看他。”
在随后的几个月之中，他带着这位新朋友——在哈利·格拉德威尔之后，这还是第一次——去乡村长途漫步。在拉帕德那间宽敞明亮的画室里，他是常客。他们还一起到布鲁塞尔的红灯区拉马洛区去寻欢作乐，在那里，文森特之前生活中的自我禁欲主义现在显然被抛到脑后。拉帕德尽管最初对文森特有所保留，并不敞开心扉，但最终，还是对这位怪异的新朋友热情起来。这种游移不定的胆怯让他最初想要加入海军，后来又去了四所不同的美术学校上学，但没有在其中任何一所学校完成学业，现在则在文森特暴戾的热情之中找到了安全感。据拉帕德的一位朋友所说，他还不是十分成熟，并且“总是对自己不满意”，所以他自愿地臣服于文森特的激情，在文森特情感爆发时，他则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有时会躲避他，但从不会去挑战他。
在子女教育问题上，文森特父母的信念始终十分坚定。为了取悦父母，文森特向布鲁塞尔学院递交了入学申请。在刚到布鲁塞尔后不久，经理施密特先生就建议他这样做，但当时这个建议立即遭到了他的否定。他狡辩说，自己已经学过巴尔格的课程，完全可以跳过学术训练的第一步。无疑，在历经这么多次失败后，接受更多的学校教育让他觉得有些畏惧。他说，自己真正需要的，是坐在画室里，直接与经验丰富的艺术家一起工作。但后来由于罗劳夫的推荐，同时为了和拉帕德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因为拉帕德当时也是这所学院的学生，他很快就改了主意。
他申请了“古代石膏雕塑临摹素描”课程，并安慰自己说这至少能提供“一间温暖而明亮的屋子”，以便挨过布鲁塞尔可恶的冬天。学院并不收学费，但学生都要经过挑选。在焦急地等待申请结果时，文森特认识了一位“穷酸的画家”，他可以在透视技巧方面给自己提供指导，每次课两小时，每次收取1.5法郎。文森特告诉父母：“没有任何的指导，我无法成功。”即使只是这一番话，父母已经喜出望外，马上同意支付课程所需的全部费用。
1881年，文森特之所以决心洗心革面，“钱”无疑是首要原因。前些年，大家对他的全部指责中，最严重的一条莫过于说他无法养活自己。毕竟，正是为此，父亲总是在不断地敦促文森特，希望他能够早日自食其力。那些回忆带来的痛苦和屈辱，使他将托马斯·坎佩斯忘得一干二净。自抵达布鲁塞尔的那一刻起，想要自食其力的决心就一直在他的心中。在由沙勒罗瓦的致友人旅馆寄出的第一封信中，他写道：“尽快学会创作一些像样的、能够卖出去的画作，才是我的目标，这样我就可以开始从工作中直接得到些许酬劳。”他将古庇尔画廊作为自己在布鲁塞尔的第一站，这一象征性的举动意味着他将重新回归家族的商业传统——“我现在已重回艺术界。”他宣称。他向提奥吐露了自己的希望：“只要努力工作……也许森特伯伯或者科尔叔叔就会出手相助——即使不是为了帮助我，至少也会帮帮父亲。”
整个冬天，他不断向父母保证：“以绘画为生，我绝对没有问题……好的插画师现在轻而易举就能够找到工作……这样的人现在供不应求，这些职位的报酬也都很可观。”他还特意提醒父母留心插画师在巴黎的高额收入（“一天10到15法郎”），在伦敦以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他们的工资和在巴黎一样高，甚至还会更高”。他还向父母和提奥证明，要想达成这唯一的目标，自己的每一份努力、每分钱的花费都不可或缺。钢笔画是“很好的前期准备，如果之后要学习蚀刻版画的话”。透视和动物解剖课程的学习能帮助他“成为一位更出类拔萃的插画师，这样就能找到稳定的工作”。为了证明自己全新的资产阶级式的真诚，在信中，他使用了大量商业语汇：材料上的花费将带来“丰厚回报”，自己在训练上的“投资”最终将带来可观的“收益”。
曾经一度，他甚至鼓足勇气进行过一次“销售拜访”。他手里拿着文件夹，拜访了约瑟夫·克里斯皮尔斯，此人是之前他在基督教会学校的一位同学，后来参军入伍。在克里斯皮尔斯的部队所驻扎的要塞，文森特冒失地闯入训练场，要求见自己的老朋友。几十年后，在回忆起这一幕时，克里斯皮尔斯说道：“当时有一个中士走过来，说有人要见我，然后就看到梵高等在那里，手臂下夹着一个大文件夹。”文森特给他看了自己仅有的几幅完成了的画作，那些都是在离开博里纳日之后，他反反复复地描画的以矿工为题材的作品。如果文森特能感觉得到的话，他心里应该明白，克里斯皮尔斯并不怎么欣赏这些作品。“那些小人很僵硬，看上去都十分奇怪！”克里斯皮尔斯回忆了当时心里的想法。
但这些怀疑对文森特毫无影响，他也无法接受任何妥协的办法。不久后，憧憬能够过上资产阶级生活的文森特又开始大肆挥霍。为了加快绘画事业的进程，也为了能够和像拉帕德一样的年轻艺术家们并驾齐驱（自己起步晚，他非常清楚），文森特很快开始在绘画上投入更多的钱，数额之大超过了父母的负担能力。父亲多洛斯已同意每月寄给他60法郎，但是仅是致友人旅馆的房租这一项，就得50法郎。尽管口口声声地宣称自己很节俭——“你们不要以为我在这儿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但事实上，在花钱上，文森特一向都大手大脚。在头几个月里，他一共买了四套西装（其中一套是绒面呢的——“穿着这种面料的衣服，你可以出席任何场合”）。他又重新开始收集画作，并且又收集了12张米勒的版画，还指出说这些是“有用的收藏”，因为“很有可能，我将来某个时候会从事木刻版画的创作”。以极快的速度，他不断地耗费着各种绘画材料，画一次就能把几十张昂贵的画纸用个一干二净。对于这一令人吃惊的花费，他后来一直为自己辩解说：“花费得越多，我创作的速度也就越快，进步就越大。”
在经济上，文森特捉襟见肘。在这些支出之中，模特是最大的一项。在博里纳日，文森特偶然遇到一些质朴的村民，这些村民允许他“偷偷地观察”他们的劳动过程。自那以后，对自己艺术训练中的这一特权，他就有了一种无法满足的渴望。当其他艺术生要等上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开始写生时，文森特在上木炭画练习课时，就已经把第一位模特带到致友人旅馆楼上的小房间里了。“几乎每一天，我都会有一位模特，”在宣布成为一名艺术家之后的几个月，文森特开心地汇报说，“一位年老的搬运工、一名工人或一位男孩，为我摆出不同的造型。”他指导模特们摆出各种他想要的造型——坐着的、走动的、铲东西的、提着灯笼的，大声斥责他们的笨拙，然后一遍又一遍地描摹。然而，和在博里纳日不同，在布鲁塞尔，必须向模特们支付报酬。“模特实在太贵。”他抱怨说，尽管他争辩说为了“让自己画得更好”，仍需要更多的模特。
模特们还得要穿衣打扮。2月，节节攀升的开支已经让父母烦恼不已，但文森特仍在汇报说自己在搜罗一些衣物“给模特穿，以便于自己绘画”。他将所需要的服装列了一张长长的清单，其中包括“工人装”、木屐、无边呢帽、矿工帽、渔夫穿的油布雨衣——“还有一些女士的服装”。为避免父母反对这笔开支，文森特先发制人，老早就坚称：“画那些穿着适当衣服的模特，是通往成功的唯一途径。”有了这些模特们，就还得有一间画室，他补充说。致友人旅馆（那个月他已经连那儿的房租都付不起了）的那个昏暗的小房间完全不够用。他说：“只有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像模像样的画室，我才能完成这一切。”
不断攀升的需求，让父母苦不堪言。多洛斯每月寄给他60法郎，这已经超过了他当牧师挣得的那份微薄工资的三分之一。当父母与文森特提及这一问题时，他总是情绪激动，否认自己在这方面有任何的铺张浪费，并刻意提醒他们自己在过去的日子中如何地省吃俭用。再一次，来自埃滕家中的那熟悉的哀叹声传到了弟弟提奥的耳朵里：“由于文森特所带来的痛苦，忧郁笼罩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头。”
这次，为了减轻父母的痛苦，提奥已经有能力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提奥最近刚升职，现在终于有能力挣到足够的钱，他向父母承诺：从今往后，哥哥的开支将由他来承担。“你愿意负担文森特的生活开支，解决了这一困扰，这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在给提奥的信中，父亲说道，“我想你明白，这一举动极大地缓解了我们心头的焦虑。”这一承诺将带来无法想象的后果。
对文森特的慷慨相助，与其说是出自手足之情，还不如说是提奥的家庭责任感使然。尽管他在去年夏天果断地插手文森特的事情，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件事，他和哥哥的关系降到了冰点。文森特一声招呼都没打，就去了布鲁塞尔，这一举动肯定伤到了处处小心谨慎地为哥哥考虑的提奥。文森特先去拜访古庇尔画廊的经理施密特一事，也增添了全家人的尴尬和焦虑。当时提奥立即回信给文森特，让他远离古庇尔画廊（以一场悬而未决的法律争端为借口）。文森特请求弟弟向施密特施压，让施密特为自己的全新事业添砖加瓦，而提奥有意地对文森特的这一请求置之不理。1880年的最后两个月，兄弟之间没有通过一封信，甚至在圣诞节时也没有，连续两年他们俩的生活没有任何的交集。
1月，文森特十分愤怒，给提奥寄去了一则斥责性的新年问候：“已经很久没收到你的来信了……我之前寄给你的一封信，也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或许问一声你是否还活着并不为过吧。”他称弟弟的沉默是“奇怪的、无缘无故的”，他怀疑个中缘由可能是：“他是不是害怕因为和我来往，在古庇尔画廊那些体面的先生们面前他会颜面尽失？……或者是他害怕我会向他要钱？”在一次轻率而又不恰当的行为后（在给弟弟的信中，他写道，“你至少也该等到我真的试图从你那儿无理地攫取些什么的时候，再跟我决裂”），他试图收回之前说过的话，以减轻自己的语言造成的伤害（“我给你的上一封信，是在我气昏头的时候写的……让我们都把它忘了吧”）。在提奥将第一笔钱（法郎或是荷兰盾）寄给文森特之前的几个月里，兄弟关系在未来十年里戒备、怨恨和冲突的基调就已经定下了。
在3月底的某一天，责任正式被转移。父亲多洛斯到布鲁塞尔告诉了文森特这个好消息。但在慷慨资助的同时，提奥提出了条件。像上次在蒙斯闹僵了的那次会面一样，提奥再次要求文森特找份工作，并且强调说找到工作后他必须自食其力。他劝文森特将经济困顿视为人生道路上的机会，而非“障碍”。为削减支付给模特的费用，提奥将一个四肢可活动的旧人体模型送给文森特，供他摆姿势画画。他再三邀请文森特到巴黎，两人一起生活可以降低生活开支。为了让这一提议更有诱惑力，他称如果这样，文森特就能得到汉斯·海耶达尔在绘画上的指导，这位年轻的挪威画家近来刚在巴黎社交圈崭露头角。“那正是我需要的。”文森特妥协了，因为一直以来，他都渴望着能有人为自己找一位导师。
但对于哥哥索要更多生活费用的要求，提奥一口回绝——特别是，文森特坚持认为每月依靠不到100法郎生活“毫无可能”。与此同时，文森特全新的资产阶级梦想和他长期以来在金钱方面的窘迫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明显。范·拉帕德等朋友的意见对文森特极为重要。在他们看来，梵高家族可谓声名远播，叔叔和伯伯一个个都富甲一方，而他却总是如此“穷酸落魄”，对此，他们“深感奇怪和不可理解”——朋友们的疑问几乎迫使文森特放弃了先前的一切努力，要知道，他一直在努力作别过去的生活。他抱怨道：“他们以为我肯定有什么问题……不想再与我有任何瓜葛。”正是这些质疑造成的压力，最终驱使文森特放下尊严去寻找差事。他去印刷厂谋职，希望这份工作能让他有机会练习绘画技能，并且也许还可以学习平版印刷技术。可他却“四处碰壁”，他后来回忆说：“都说没有工作可以让我做，生意不景气。”不过，他最终的确找到了一份工作：为一位铁匠画炉子。
文森特对全新生活的渴望，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打击。在布鲁塞尔学院的经历在求职过程中毫无帮助，以至于后来他都懒得提及，也没有保存在那里创作的任何作品。要么被人拒之门外，要么在找到工作后没多久，他就不想干了。在学校里，在任何场合，同学们都对他避之唯恐不及。在学校的近千名学生中，他显然一个朋友都没有；后来一位同学回忆说，避开文森特是“因为和他在一起不一会儿，大家就会吵得不可开交”。
在古庇尔画廊，文森特的特立独行和不受人欢迎的状况，使得他很快成为“画廊里风言风语的对象”，这种情况反过来使他变得更为偏执。他将身边的人（如荷兰画家罗劳夫）对他的冷漠，归咎于父母和弟弟将自己抛到了一个错误的位置上。他诉苦说，“许多恶念和恶行我脑中甚至想都没想过，别人却因此而指责我”，那些一直留心观察他工作的旁观者“认为我疯了，可想而知，他们还嘲笑我”。他只能反驳说：“艺术家的行为举止，通常都是曲高和寡。”
每当有什么有损尊严的事情发生，而家里人，尤其是伯伯和叔叔们无法施以援手时，文森特心里就会愈发痛苦。神通广大的森特伯伯为什么就不愿为自己“铺好一条平坦的道路”？为什么富有的科尔叔叔经常愿意帮助其他插画师，对自己却不愿伸出援手？对家族成员，难道他们就不应该同样发发“善心”吗？三年前文森特在阿姆斯特丹放弃学业时，他和科尔叔叔有过争吵，但“仅那么一次争执，就足以成为他从此永远与我为敌的理由吗？”他考虑过写信，但又怕他们根本就不会看。想去登门拜访，又怕无法得到他们的礼遇。当父亲3月来看望他时，文森特恳请父亲代为出面调停：让伯伯和叔叔们能够“对我刮目相看”。
有一次，文森特鼓起勇气给泰斯提格写了封信。几个月以来，他一直期待着夏天能去海牙，修复和这位老雇主的关系，并且重新和那位事业有成的艺术家，表妹夫安东·莫夫建立联系，同时“和那些画家们交流交流”。但泰斯提格似乎是代表了整个家族，毫不留情地拒绝了文森特的请求。他谴责文森特，说他“意图依靠伯伯和叔叔们的慷慨资助生活”，并且称其“没有权利这么做”。对于文森特想到海牙来的请求，泰斯提格斩钉截铁地回应说：“不，绝对不行，你已经失去这一权利了。”对于文森特所追求的艺术梦想，泰斯提格更是讽刺地建议说，他最好还是去“教授英语或是法语”，情况应该会更好。“有一件事他确信无疑，”文森特痛苦地回忆道，“那就是认为我绝对无法成为艺术家。”
最终，文森特决定回家休整，他所有的斗争都是家庭斗争。这一决定毫无疑问是受拉帕德的影响，因为拉帕德计划在夏天回家度假。到目前为止，他全部的工作几乎都是在特拉维西尔街的画室之中完成的，所以当拉帕德离开布鲁塞尔时，他也不得不回去。将这位年轻的朋友视为榜样，文森特也想成为像他一样的绅士艺术家。如果拉帕德可以划船，外出写生，在备受家人关爱的情况下度过夏天，为什么自己就不行呢？有一段时间，他计划去一处幽静的避暑胜地（这些地方被他称为“乡下”），并计划和另一位画家同住。但是除了拉帕德，没有人愿意加入文森特的计划，而单独去的花费又高得令人望而却步。文森特无奈道：“对我而言，或许这个夏天哪儿都不要去，待在埃滕最省钱。”
事实上，在文森特的心中，始终有一个十分明确的目的。在布鲁塞尔的寒冬里，他倍感孤独，这使他更加急迫地想要实现自己长久渴望的、同家人和解的心愿。回家前夕，他写信给提奥：“和家里人重归于好，我觉得十分必要。”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完全改变当他还在黑乡时家人对自己的负面看法——他将其称为过去的“痛苦与耻辱”。他想象如果能够重新在埃滕获得自己的位置，他就又能够从这里和伯伯和叔叔们建立联系，伯伯和叔叔们自然也会接纳他。
但回家绝非易事。自去年冬天之后，他就已离开那里，那时父亲试图把他送进吉尔的精神病院。在之前的那个夏天，他待在博里纳日，没有回家，因为在他看来，父母更希望他不要出现在眼前。即便现在，他都请求提奥向父母求情，让他们不要担心自己会再次让他们蒙羞。“至于衣着，我愿意让步，”他说，“或者做出任何事情以便迎合他们。”
原本打算一直待在布鲁塞尔，直到拉帕德在5月离开，但是家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强大了，文森特无法继续等待。一听到提奥将在复活节（4月17日）去埃滕，他忽然就离开了自己在致友人旅馆的房间，乘火车北上（他离开得太突然，因此不得不在节日之后再返回，去取回留在那里的东西）。一如平常，文森特总是通过所见到的图景来认识生活——而现在，他借助的则是头脑之中想象的图景。去埃滕的途中，他全部的想象力再次完完全全地聚焦在一幅非常特别的画面之上：播种者。一回到家，他就坐下来再次临摹米勒的这幅作品，这幅作品是新生活的象征：在父亲看来，这也是在面对失败时永不放弃的象征。似乎是想在父母小心提防的目光下展示自己的新技能，他精心地描绘熟悉的人物，以成千上万道纤细的笔触、无穷无尽的影线以及交叉影线来模仿蚀刻版画的形式，一遍又一遍地涂上阴影，以近乎疯狂的方式来证明自己之前的全部努力。
文森特几乎没有停下来享受回家的快乐，只是说：“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我很高兴，这样，也就可以在这里安安静静地工作一段时间。”他带着重新燃起的动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回家途中的构想之中。每天只要不下雨——但在埃滕潮湿的春天，这样的日子少得可怜，他就兴致勃勃地穿过树林和石楠丛，寻找合适的位置以便能够安稳地坐在折叠椅上。他穿戴着一套适合一位在乡下避暑的年轻艺术家的服饰：一件松垮的、被剪去了直领的衬衫，还有一顶时尚的毡帽。天气寒冷时，他穿上一件外套。
椅子、装有纸张的文件夹和一条长木板，是他出门时的必备之物。工作时，他是如此专注——用拳头握着一支木工铅笔就像是握着一把刀——以至于需要用那条长木板来防止纸张被撕破。在树丛和灌木丛前面、在村庄和谷仓的外边、在能俯瞰磨坊和草地之处、在路边和教堂墓地里，都可以发现文森特的身影，他坐着一动不动。在他的写生中，有正在吃食的动物，以及放在原地的工具——犁、耙和独轮手推车。在埃滕（是津德尔特的两倍大小，但更加贫穷），他甚至进入店铺练习画透视图。天气不好的时候和某些晴朗的日子里，他待在室内，疯狂地“练习”：临摹更多米勒的作品，“以巨大的热情”匆忙地复习自己的巴尔格课程，一位那个夏天的访客回忆道。“我希望能画出尽可能多的习作。”他向提奥保证。数年之后，根据埃滕牧师公馆的女佣的回忆，文森特有时彻夜不眠地画画，“有时，他母亲早上起床下楼来，会发现他仍然在工作（画画）”。
《播种者（仿米勒）》，1881年4月，纸上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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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了实现自食其力的愿望，文森特说，自己现在最需要做的是画模特。“任何人只要掌握了画人物，”他写道，“就可以大笔地赚钱。”如果精通人物素描，就能够画好画报上经常出现的那些作品——尤其是以美丽的乡村生活为题材的画作。由于米勒和布莱顿等艺术家的大力推动，在流行文化之中，这类画作已成为主旋律——它们已经成为没有归属感的资产阶级的挚爱，这些人四处寻找新的神话，以便替代过去的宗教慰藉。文森特关于风景、内部结构、农家庭院和工具的习作，对米勒作品的临摹，以及那些绘画练习，全部以此为目标。“我必须不间断地画掘地的人、播种者、耕地的男男女女，”他向提奥解释说，“仔细端详乡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并将它们形诸笔端。”
文森特一心想要实现这一目标，为此，他不断在埃滕乡间四处漫游，寻找模特。起初，就像在博里纳日一样，他画在田地里劳作的劳动者。他大胆地闯入农舍，描绘劳作的妇女。但他总无法迅速、灵敏地捕捉他们正在从事的活动，需要他们摆姿势才行。有时他劝说劳动者们在现场摆出自己需要的姿势——在田地里、在院子里或在农舍中，拿着铁铲或扶着犁，然后保持姿势不动。可以的话，他还会将他们带到牧师公馆，利用那边的一间废弃的外屋，他整理出了一间画室。在这里，大拱形的窗户能提供充足的阳光，文森特让他们保持各种姿势：站立、弯腰、蹲着和跪着。他通常从侧面进行绘画，这样就可以避免透视缩短的挑战。他常给他们一些道具：耙子、扫把、铁铲、放牧人的弯钩和播种者的背包。一开始，文森特要求他们重新摆出之前他在田地里为他们画素描时的姿态，以便让他能够将线条画得更清晰并调整比例。同一个模特经常要扮演几个不同的角色。他用做巴尔格练习时所需要的那种很大张的纸，他消耗这种纸的速度，可谓是近似于疯狂。
凭借金钱和令人惧怕的热情，他四处雇请模特。“强迫他们为自己摆姿势，”一位村里人回忆说，“模特们对他有些畏惧。”看到牧师的这位“奇怪的”儿子在路上迎面走过来时，当地居民就开始躲避。“他总是目视前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新任务之中。“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总会感觉不舒服。”一个当地居民回忆说。在画室里，就像在逼迫自己一样，他不知疲倦地向模特提出各种要求。一遍又一遍地画相同的姿势，当业余模特们坐立不安时，他就大声呵斥。“他可以数小时连续地画，”一位模特说，“直到捕捉到想要的表情。”他自己解释道：“让人们懂得如何摆姿势，真是一项极为艰难的任务。”他称模特们“极度固执”，当他们坚持穿自己呆板的节日盛装时，文森特嘲笑说这一举动是“乡下人的顽固”，因为“这种衣着既不能展现膝盖、手肘、肩胛，也不能展现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富有个性的凹陷或凸起”。
有一段时间，文森特的辛苦努力似乎得到了所有人的赞赏。与上一次待在此处的那段时间形成了鲜明对比，现在看上去，埃滕的牧师公馆更像是个家了，里面的居住者现在才真正地像一家人。房子宽敞又舒适。房子的正面十分引人注目，后面的房间虽简朴，但高高的屋顶使得房间开阔而舒适。因为开有不少的窗户，夏天在房间里就能够享受从各个方向吹来的微风。在背面，有一个惬意的玫瑰花园，在房子和爬满藤蔓的墙壁之间。墙边，有座木凉亭。在仲夏，凉亭被茂盛的植物所覆盖。傍晚时分，家人们总是坐在这里，在树荫下吃三明治。下雨天，他们则围坐在客厅油灯下的圆桌四周。
夏天，科尔从布雷达的学校返回家，妹妹利兹从苏斯特贝赫来访。妹妹惠尔今年19岁，也从英格兰回到了家，她是第一个坐在椅子上让文森特画人物肖像的人。“她很擅长摆姿势。”文森特汇报说。由于提奥不在，文森特找到两位年轻人作为自己的新伙伴，简·卡姆和威廉·卡姆，他们是周边鲁尔镇牧师的儿子。卡姆兄弟俩都是业余艺术家，他们不仅在文森特出去写生时跟着他，在画室里也会仔细地看他工作。“他希望自己的画作没有任何的纰漏，同时有商业价值。”数年后威廉回忆道。“他谈论玛丽斯和莫夫，”简回忆说，“但大多数时候还是谈论米勒。”
看到儿子有卡姆兄弟这样令人放心的朋友，听到儿子反复保证要“自食其力”，甚至长期以来已经绝望的多洛斯和安娜也开始长吁一口气。在那年夏天，在父母给提奥的信中，再没有出现对文森特的批评和担心。父母很乐意将牧师公馆的外屋提供给文森特，这里之前是一所主日学校，现在则让了出来，这样文森特就可以在里面同当地农民进行那些奇怪的仪式，因为文森特坚信（并且强烈申辩）这是他从黑乡走出去的漫长旅途之中的重要一步——为了长子平平安安地回归“正常生活”，父母从来没有停止过为此进行祷告。
当安东·范·拉帕德6月到来的时候，似乎所有的祷告都有了作用。这位带有贵族姓氏的年轻绅士的到访，让文森特和父母对全新的生活浮想联翩。在他到来的那一天，文森特领着这位尊贵的客人走了很长一段路，向邻居们炫耀。拉帕德周日陪他们去教堂，这座教堂由中世纪的避难所改造而成，他坐在前排靠边的长椅上，这一排是专门预留给牧师的家人的。在这个位置，所有来参加集会的人都能够看到他。当文森特带他去普凌桑那格拜访正在病痛之中的森特时（由于病得太重，森特当时无法接待他们），这也就意味着这位绅士得到了这一家庭最高级别的认可。
朋友获得的关注以及父母对自己的认可，让文森特心花怒放。“梵高那时神采飞扬，”简·卡姆回忆拉帕德的来访时说，“相比平常，他看上去要开心得多。”带着折叠椅和手中的画夹，文森特带领着自己这位新的“追随者”（他也这样称呼提奥）参观自己在埃滕所有喜爱的乡村景点：东边莱斯波士区那个又深又神秘的树林、南边那个“臭名昭著的”海克村（那是一些像“吉卜赛人一样的”难民与其他一些“乌合之众”的家园，文森特经常在那里寻找模特），还有西边被称作巴塞瓦特的人迹罕至的沼泽地。
在沿途的不同地点，两人之间的深情厚谊都得到了生动体现，文森特在他之后的人生之中不断地试图重新演绎这一幕（最难忘的是在阿尔的黄屋子之中），两人并排坐在各自摇摇晃晃的椅子上，一起共同作画。
一旦开始绘画，角色就会彻底地颠倒过来：拉帕德带头，文森特则亦步亦趋。父母越对这位帅气的绅士艺术家赞不绝口，文森特就越渴望学会这位朋友温文尔雅的艺术风格。还在布鲁塞尔时，文森特就对拉帕德用铅笔和钢笔所画的树木、远景和风景图饰赞赏不已，认为它们“非常巧妙和迷人”。他采用拉帕德最喜欢的技巧、芦苇笔和墨水，以及他特有的短促轻快的笔风，来表现自然神韵之中无穷无尽的多样性。事实上，文森特来埃滕的荒野，部分是为了模仿自己这位年轻的伙伴；同许多刚刚起步的艺术家一样，从年龄稍长开始，拉帕德每个夏天都会去乡下写生。
安东·范·拉帕德，《萨比附近的巴塞瓦特（萨比附近的风景）》，1881年6月，纸上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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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文森特一直痴迷于肖像画，但拉帕德一加入，肖像画很快就被弃置一旁，他转而第一次专注于风景画。他俩都描绘通往鲁尔镇道路上的风景（路的两旁是一排排去了梢的矮小柳树），描绘莱斯波士区森林的边缘地带，还描绘巴塞瓦特沼泽地（画作的远景之中还可以看到萨比小镇）。
虽然主题相同，技法也一样，甚至观察的视角都一样，但在两人一起作画的这段时间之中，他们创作出来的作品却完全不同，差异之大有如二人性格上的悬殊。从他们在巴塞瓦特边缘所选取的视角，范·拉帕德的视线越过这片水汪汪的沼泽地，他用很重的铅笔阴影将遥远的小镇描绘为一座小岛，让它漂浮在一张明信片大小的白纸中间。用铅笔率性随意涂抹而出的芦苇和水草将沼泽地显影了出来，然后拉帕德用最浅的灰色描绘云朵。同样，文森特的视线也越过了这一相同的沼泽地远景，但同时还投向了下方。文森特的画纸要大得多，但他几乎将地平线推向画纸的最上端，将小镇放到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将自己的目光锁定在脚下盈盈的水面：芦苇、花朵、睡莲、叶子组成一个纵横交织的世界，各自都有不同的斜度或弧度，形状和阴影；用交叉影线画出来的各自的倒影，在明媚阳光照耀下的沼泽地的静止表面荡漾。以一种在任何练习册上都找不到的浓烈，文森特用一簇簇的点、随意的黑斑、漂浮的圆圈和蜿蜒的曲线填满了画纸的底部，呈现出一种深不可测的丰富性，他在格罗特比克河岸对此就已经熟稔于心。他还加上了一只鸟，这是来自他儿时记忆之中的一位拜访者，这只鸟从水面上很低地一掠而过，寻找那些无疑在铅笔线条之下蠕动着的生命。
《睡莲沼泽》，1881年6月，纸上铅笔和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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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夏天的另一幅写生中——拉帕德仍在继续使用自己简洁的笔法，以便对两旁长满树木的乡村道路和荒野的远景进行精确的呈现，文森特则在探索一种更奇特的、更令人意想不到的风景。也许是在自己的伙伴离开后，他无意之中走进了牧师公馆后面的花园，并且用自己炽热的目光注视着那黑墙衬托下的木凉亭。他曾经常常画自家的房屋或房屋的一些细节，作为纪念或备忘。那个夏天他的一幅素描可能也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因为他想要送给拉帕德或妹妹惠尔一份礼物，他们大概是在同一时间离开了埃滕。
在爬满藤蔓的墙前，一条木凳显得有些落寞，曲线状的两侧像是心绪不佳地低垂着。对面，一张金属椅子被推得老远，远到已位于藤架的影子之外，孤单得有些不自然。中间的地面上，突兀地遗弃着一个篮子和一只园艺手套。围绕这一鬼魅般的场景，文森特的狂想马上编织出一张生命之网，它比巴塞瓦特的沼泽地更令人眼花缭乱——就好像通过足够专注的注视，孤独的痛苦就可以缓解。藤蔓攀爬在墙上，就像一条条裂缝，杂草在脚下簌簌作响，花儿绽放在浓密的尖尖的叶子之间，松树灌木像是遭遇了爆炸一般，以密密麻麻的点和线条呈现出来的叶子遮蔽着天空。但是，这并不能安慰观察者，这一喧闹而冷漠的景象只是让这座被遗弃的凉亭显得更加空寂。这是自然之中的一个痛苦的矛盾，在今后的岁月中，文森特将一再回到这一题材。
拉帕德为期12天来访的结束，使得文森特的孤独感甚于之前，这位浪子也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和解。在这么多的追寻和苦难之后，难道他就不应该享有拉帕德享有的来自自己贵族家庭（尤其是他那位当律师的父亲）毫无保留的关怀吗？他重新坚定了自己的决心，要去赢回长期以来一直反对他的心。文森特定是从《高老头》的人物形象中汲取了力量，在那个暑假，他读过巴尔扎克的这本小说，书中的主人公体现了父亲的那种无私的关怀和宽容。7月，提奥回家看望父母——为此，安娜、惠尔和利兹都回到了埃滕，此时，家里人的偏爱显露无疑，如此鲜明的对比让文森特实在难以接受，他佯称生病，然后卧床不起。现在的提奥已经有一份新工作，古庇尔画廊在巴黎开有三家分店，而他现在的身份是其中一家分店的经理；衣锦还乡的提奥身着体面的西装，整个人身上洋溢着巴黎人的优雅风范，这一切都明确地提醒着文森特，要想挽回失去的东西，并非一日之功。
然后，就在提奥离开仅仅几周之后，文森特认为他发现了一个机会，可以取得与家人的和解，并结束自己多年的孤独。8月，他向凯·沃斯求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