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载着文森特驶入这片在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域。对于在津德尔特秀丽的石楠丛旁长大的文森特来说，这儿的地貌堪比月球表面。平原上会蓦地升起一堆黑色锥体：毫无特色，突兀异常；说是自然形成的，则太过光秃；说是人工雕饰的，则体积甚为巨大。有一些表面已经萌出了嫩草；而另一些，还因为内部生生不息的热量而散着热气，像极了置放在平原上的大碗。“整个地区像是被一片巨大的溃疡腐蚀了一般。”某位来过博里纳日的访客这样记录道，
空气被地面不断慢悠悠吞吐的煤田熏成了烟灰色，乡村里满是不停喷出浓烟的高烟囱。在盘旋的浓烟中，整个地区显出病态，似乎在脓疮般的矿渣堆中抽搐、肿胀和坏死。
放眼望去，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棵树。只有一些小小的园子。在散发着热气的矿渣堆的进攻下，不论哪种植物，都只能在这儿栖身。曾有访客表示，即使在夏天，也很难见到绿色，所以“即使是窗台干枯的天竺葵沾满灰尘的叶子，也令人心生渴望”。冬天，雪花一旦落下就成了灰色。融化之后，原本的灰泥也成了黑色，化作一层厚厚的、黏脚的柏油泥浆。连溪水也难以幸免，变得黑乎乎的。即使天气晴朗，矿渣堆呼出的灰色蒸汽和烟囱吐出的灰烟也会悬浮在空中，地面和天空混沌不清。夜晚则遁入一片杳无人烟的死寂。当地人把这个地方称为黑乡。
沿着下陷的道路，每隔一英里，就是一个毫无独特之处的城镇，统统由砖瓦灰泥建成。在这儿，文森特见到了真正的博里纳日人：来自黑乡的浑身黑乎乎的人们。“从黑煤窑里爬出来的人全身乌黑，”他告诉提奥，“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刚清理完烟囱。”不止男人，一家子都沾满了煤窑的污渍。孩子也在煤矿干活，因为只有他们才能钻进煤矿的裂缝；妇女当然也在煤矿干活，因为她们要赚钱养家。下工后，男人们蹲在他们摇摇欲坠的村舍的门槛前抽烟，女人们——她们被称作“后天的女黑人”——拉着“老相十足”的孩子去舀水洗澡，那是一天中摆脱浑身漆黑的时刻。
马卡斯煤矿，7号井
但清洗对于男人们来说已经不起作用。煤矿中的刮痕和擦伤已经永久地镌刻在了他们原本白色的臂膀和胸膛上，像“带蓝纹的大理石”一样。他们全身上下都是劳作的伤疤：疲惫消瘦的身子（平均寿命只有45岁）、饱经风霜的脸庞、对被矿井夺去生命的亲人的回忆和对孩子要遭受同自己一样终日不见天日命运的绝望。就像爱弥尔·左拉写的那样：“人人都要吃饭过活。”据说，每个早晨，当丈夫和儿女与妻子和母亲道别的时候，他们掩面而泣，“就好像再也回不来了似的”。
这群“可悲、落寞的人”一齐向矿井进发。冬天，凌晨的第一缕自然光亮还没出现，他们已经提着灯火前往一个邪恶的发光的地方。红焰舔舐炭炉，蓝焰在熔炉中劈啪作响。在博里纳日的每一个煤镇，煤矿侵吞了一切。煤渣堆积成山，烟囱高耸入云，铁架台令人眩晕，你可以远远望见几英里外的矿区，闻到它的气味，听到转轮震耳欲聋的声响、大型引擎掏人心肺的脉动和铁器雷鸣般的敲击声，起伏刺耳的铃音遍及整个矿场，似乎永远不会停止。左拉的小说《萌芽》以境外的法国矿区为背景，描述了高墙、煤渣沟和臭气中的矿场每天早上“像恶魔”一样吞噬了上千名工人，“并挣扎着消化腹中饱餐的人肉”。
然而，文森特却在他的新工作中汲取了新的能量。据接待文森特的牧师所述，在布鲁塞尔一度自我折磨的文森特出现在博里纳日时倒是“清清爽爽”，“处处彰显着荷兰人的整洁”。为了免去讲法语的博里纳日人读文森特荷兰姓氏的困难，他索性自称为“文森特先生”。
怀揣着父亲的推荐信和满满的热情，法语尚可的文森特很快在小瓦姆谋得了一个职位。小瓦姆是分布在马卡斯和夫拉姆利矿区辐射范围内的城镇群中的一个。那儿的小教会刚刚建造了自己的教堂，按规定，需要公派一名牧师驻扎于此。当地福音传道会同意给文森特六个月的试用期担任“实习牧师和教义问答师”。他们提供的工资很微薄，他们让文森特同附近帕迪拉日的教义问答师同住了短短一段时日后，便将他安置在了当地富有的农夫让·巴蒂斯特·丹尼斯的家中。后者与五个儿子同住在小瓦姆一处“精致的宅子”里。
文森特很快为教会的孩子们开设了教义问答课，给他们读《圣经》，带领他们吟诵赞美诗，用自己绘制的圣地地图讲圣经故事。晚上，他走访教徒的住所，和他们围在一起祷告。他还探望病中的教友。在给提奥的信中，他写道：“很多教友都疾病缠身，我刚刚探望了一位病重的老太太，她个子小小的，却充满了耐心与信念。我给她念了一章《圣经》，还同他们一起祷告。”起初的几封家信中洋溢着踌躇满志。“这是他感兴趣的工作，”安娜一边写一边小心翼翼地抱有一线希望，“他很喜欢那儿。”这些起初的反馈似乎也触动了早已疲惫不堪的父亲。1月，他给提奥去信写道：“他似乎很有抱负，干得不赖，我们真为他高兴。”
文森特的新教会刚从瓦姆分离出来，只能在一个叫作杜比比沙龙的舞厅里集会。这个舞厅能容纳上百人，在这个福音传道盛行的地区，早已作传教之用。在丹尼斯家中的小阁楼里，文森特为每个周日一拨拨来到杜比比沙龙的工人和农民准备布道。这一次，他重新拾起里昂牧师的信条，讲道：“基督不也同我们一样吗？一样是神色悲哀、满脸疲惫的工人。还有谁能比木匠的儿子，更了解劳苦大众生活的艰辛？他为了履行上帝的旨意在简陋的木匠铺里勤勤恳恳劳作了30年。”
为了找寻灵感，文森特只能望望每个早晨如行尸走肉一般在他窗外列队经过的矿友：男人女人穿着一样的“矿井碎棉布服”，木底鞋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哗啦作响。14个小时过后，他们回来了——“像是没有自由身的奴隶，这样的情形日复一日，毫无例外。”
很快，心底炽热的火焰就驱使着文森特加入了鱼贯进入地心的灰色队伍。
“那真是个黑暗的地方，”去过最破旧、最阴冷和最危险的马卡斯煤矿之后，他写道：“那儿有穷矿工住的棚屋、被黑烟熏得骇人的树、荆棘栅栏、粪堆、灰堆、废矿堆。”他穿过巨大而复杂的矿区来到了矿井站：遮着帆布的棚屋、歪歪扭扭的房子、排水泵塔、炼焦炉、鼓风炉。远处，运输煤渣的马匹拖着煤渣和下脚矿吃力地攀上黑山。他也许还穿过了衣帽间，那儿有座巨大的煤炉，在入井前给矿工们带来如左拉所说的“透彻肌肤的温暖”。
但来到矿井站，他仍然大吃一惊：这是个砖混建筑物，上面全是一个个肮脏的、激烈颤抖的窗口，发动机抖动着，铁臂搅拌着，仿佛要到筋疲力尽才肯罢休；沉重的大桶隆隆滚过铁皮地板的轰鸣声和头顶黑漆漆的电缆的哀鸣声混合在了一起。电缆通过油腻腻的滑轮穿过发动机巨大的转轮。滑轮像瘦骨嶙峋的教堂尖塔一般从架在矿井站上的角铁架上悬吊下来。滑轮发出的尖利的摩擦声，预示着铁笼子将一筐筐煤源源不绝地从地心运送上来，又满载着矿工沉入地底——左拉曾写道，他们“仿佛被矿井站这张血盆大嘴大口大口地咽入腹中”。
接着，铁笼子像“一粒石子”般坠入地下635米的深处。矿工们赤脚站立，提着煤气灯，蜷缩在空煤车上，井壁上的引路灯“像特快列车的铁轨一般在身后掠过”。空气变得越来越阴冷，水也开始从井壁淋到铁笼子上，一开始是涓涓细流，很快便洪水泛滥。他们已经深入到了三个废弃的矿层以下，矿工们把上面的世界称为“上头的地狱”，井口的日光缩成了一个光点，好似夜空中的星星。
井底的雕凿厅里，走道往各个方向四散出去，寻找潜藏的煤层，有的直径只有几寸，像打褶的帐幔一般折叠在地下岩洞里。当文森特沿着这些黑漆漆的小道蹒跚地往远处那片哐哐当当的开凿声走去时，木质的覆顶和支架越来越低矮狭窄——他把这些隧道比作“大烟囱”。地上的水坑汇成水池。相比寒风刺骨的矿井，没有一丝风的地道温度骤升。最后，他猫着腰，耐着“如铅般沉重、让人窒息的闷热”穿过了及膝深的积水。
文森特不时听到从前方隧道传来的沉闷轰响，“像是隆隆的风暴”。数秒钟后，一具幽灵在黑暗中现形：一匹拖着矿桶满载而归的马。他只得贴在锯齿状的、湿滑的墙上让其通行。矿工们羡艳饲料充足的马匹。它们始终待在温暖舒适的地底，“享用新鲜稻草带来的干爽洁净”。再深一点儿的地方，马匹无法进入，就由矿井的童工搬运矿桶，就像左拉描述的那样：男孩子们扯着嗓子喊着脏话，女孩子们“像超过负荷的母驴一般哼哼唧唧，全身冒汗”。
最终，他来到了矿工们跟前。走道没有就此到了尽头——而是分化成几个错综复杂的小烟囱和几条窄到不能再窄的隧道。“似乎永远没有尽头。”他说道。每条隧道的终端，都有一个矿工独自在黑暗中劳作。文森特把这些小小的壁龛称作“地底牢笼”，或是“隔离的地窖”。“在每一间这样的牢笼中，”他向提奥解释道，“都有一个矿工穿着粗亚麻服，像脏兮兮的烟囱清扫工一样，就着苍白的光线埋头劈矿。”
文森特于1879年1月在马卡斯煤矿的逗留是他在博里纳日两年生活的顶点。在此期间，他还会在同年3月再次来到地底，但那时他已经开始了一段更为冒险的“地狱之旅”。这样的“地狱之旅”文森特还会于十年后在阿尔精神病院的囚禁生活中体验到：真正地坠入黑乡。
然而，好景不长。文森特在杜比比开始牧师生涯几周后，多洛斯给提奥去信说：“我们又开始为他担心，生怕会有麻烦事。”博里纳日人不买他们新牧师的账，文森特对他们也没有多少好感。文森特本以为矿工是一群以“快乐的天性”对抗黑暗与死亡的人，但却必须面对无情的现实：他的教徒们是一群沉默的、排外的人。他刚到这儿时，把他们描述成“单纯淳朴”的人。但久而久之，他们变得越来越“无知、缺乏教养、敏感多疑”。
他常抱怨听不懂他们“噼里啪啦冒出来”的奇怪方言。他试着提高自己巴黎腔法语的语速——此举却造成了更多的误解和争执。发现多数的教徒不识字时，他似乎很惊讶。作为“一个有教养的体面人”，他哀叹连连。在这种“未开化的环境”中，他无法找到“共鸣”。矿工也把他们的新牧师看作陌生人。他的布道聆听者寥寥，他很快便难以支撑下去。文森特感叹道，他自己缺乏“矿工的性情”，他“永远都不会明白如何与他们相处，赢得他们的信任”。
当现实惨淡得难以接受时，文森特总会深深跌入自己的幻想。他激动地捍卫这片腐朽土地的“富饶”，以及博里纳日人的“魅力”。他将矿渣堆比作席凡宁根可爱的沙丘。他表示：“来到这里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就像走在石楠丛中。”即使是去矿井的那次经历也没有影响他对“本真”的坚持。在炼狱般的马卡斯煤矿逗留的六个小时被他称为“一次十分有趣的旅程”。他对这次经历的描述中充斥着冷冰冰的专业术语（如梯段工作面、挂料、垂直凿、水平凿），像极了自然学家对甲虫或鸟类的描述，却没有一个表达愤慨或同情的字眼。提到矿井的“坏名声”时——“很多人或因毒气，或因瓦斯爆炸、水渗漏和塌方死在了里面，没能走出来或再进去”，他还坚持认为矿井中的生活比上头萧瑟村庄的生活来得好，坚持认为“就像到岸的水手思念大海一样，无论面临什么样的危险与困苦”，矿工们一定更青睐他们不见天日的工作，而非上头那个“凄凉死寂的世界”。文森特的臆想中充斥着意象。从萧瑟的风景到受伤的矿工，什么都能让他联想到自己喜欢的画作。毒雾像“伦勃朗的画”一样能创造“一种奇幻的明暗对比”。他认为马蒂斯·马蒂斯一定能以“憔悴、饱经风霜”的矿工为原型创作一幅“绝妙的图画”。他想象着，如果哪个艺术家能将矿工在他们幽暗的囚室里劳作的样子临摹下来，“那一定是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作品”。
文森特对现实中身边的苦难熟视无睹，却对钟爱的书籍中描绘的受难景象饱含怜悯。他对《汤姆叔叔的小屋》有感而发：“这本书对于横行的奴隶制的阐述堪称精妙绝伦，对那些重大议题的处理饱含智慧、爱与热情，对受压迫的穷苦奴隶显示了极大的关怀。”对于博里纳日矿工的遭遇（即使在工作环境恶劣的大环境下，这个地区仍算得上臭名昭著），他从未记录过只言片语的非议，却认为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实属“旷世之作”，褒奖后者对于工人阶级的遭遇感人肺腑的描绘。他甚至承认自己更偏爱临摹书里或是画里受压迫的穷苦阶级，而不是现实中触手可及的劳苦大众。“一幅莫夫、马蒂斯或是伊斯雷尔的作品，”他认为，“兴许比现实和自然更能说明问题。”
他宣讲自己的幻觉。文森特所在的地区常常发生劳工起义。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完成《共产党宣言》之后的30年来，博里纳日的矿工发起了一场横扫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一波波血腥的游行和野蛮的镇压引发了一场工会运动。俱乐部、合作社、互助会等结成瓦姆团体，支持工会运动，立志铲除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毒瘤。
但文森特却只将矿工们视为基督教徒中的英雄，丝毫没有将他们看作受害者。他们的苦痛，就像他自己的苦痛一样，只会让他们更接近上帝。在他看来，他们需要的是托马斯·坎佩斯，而不是卡尔·马克思。他劝诫他们不要反抗，而是要庆贺自己的苦难——为享有苦难而欣喜。“上帝的旨意在于要效仿基督，必定要谦卑地行于世上，”他在布道时说，“不求顶立于天，但求谦逊待物，从《福音书》中学习如何谦卑恭顺。”他来到这儿，期望矿工们就像“行走在黑夜”中的人们，拥抱坎佩斯倡导的宁静而疏离的人生信条——在文森特看来，这是对可怜人和受压迫者（譬如那匹驮着垃圾车的老马）的终极关怀。
尽管游行、罢工和“反动言论”此起彼伏，文森特自己甚至也参与了一些，但这没有改变他的愿景。“上帝之子，流放在人世，”在他在杜比比使用的那本卷角的赞美诗上，他画出了这些句子，“张开你们的眼睛，多一点耐心，上帝会赐予你抚慰。”但在这里，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三年来薪水降了三分之一，成百上千人死于爆炸和塌方以及不知名的疫病，文森特宣扬的信条只是让他与这群他渴望安抚的“可怜人”更为疏离罢了。
对此，他只想出了一个法子：为病人布道。每年，上百个工人不是在博里纳日的矿井里被烧伤，就是因毒气、矿渣和恶劣的卫生条件而受伤。伤者和垂死的人不会质疑文森特的臆想，更不会过多地考虑他布道的内容。他们欢迎这个陌生的荷兰人为他们做别人不情愿做的事。“那儿伤寒和恶性热病肆虐，”他向提奥报告道，“一家人全染上了热病，孤立无援，病人们只能由其他病人照顾。”
文森特投入了这场无私的奉献。他走访染上了斑疹伤寒症的家庭，帮忙干杂活，连日守夜。出现矿难或是爆炸时，他赶往现场救援。他还救助了一名“从头到脚全身烧伤”的男子。他时常自费购买石蜡和橄榄油，用来制作亚麻绷带。据说，他“没日没夜”地工作，坐在病床前祷告传道，当病人康复时，“疲惫不堪的他却激动喜悦地跪倒在地”。
但不久之后，文森特再次自暴自弃。除了稀粥、糖水和不涂黄油的面包，他什么也不吃。他衣衫不整，邋里邋遢，经常在寒冷的冬天不穿外套。像在阿姆斯特丹和布鲁塞尔时一样，他认为他的食宿“太过奢侈”，便很快搬到了附近一座废弃的茅草棚屋里。他拒绝舒适的床，睡在了“硬木”床板上。他把心爱的绘画挂在棚屋的墙头，深深地陷入了自己的世界里：白天，照顾伤病员；晚上，阅读，抽烟，研习《圣经》，在诗歌簿上写写画画。文森特瘦得不成样子，丹尼斯的妻子生怕他也会染上猖狂横行的伤寒病。
丹尼斯和教会的其他成员认为牧师住在棚屋里十分不成体统，对文森特“癫狂的传教方式”相当恼怒。文森特援引坎佩斯的“天父却没有枕头之处”为自己辩护，却被视为亵渎神明。不论是茅草棚内怪异的苦行僧生活、拒绝听从他人建议的顽固古板，还是对病中的教徒近乎狂热的救助，都让教会对文森特的传教方式极为不满。布鲁塞尔福音传道会开始召集巡查员审查新牧师的任命——这显然是要将他解雇的信号。新生活开始后仅一个月，文森特再一次要立即面对失败。
这个消息早在埃滕的意料之中。文森特信中提到的可怕的伤亡、猖獗的疫病和造访矿井的经历只能让父母更焦虑。多洛斯担心“一心一意照顾看护伤病员”的文森特会忽略自己的宗教职责。安娜为文森特的形象备感忧虑，因为“那个地方那么脏”。他们还从丹尼斯夫人那儿收到一封信，此信详细地告知了他们“文森特在茅草棚里头的可怜日子”。安娜向家人报告道，文森特的信“证实了我们的忧虑，他真的没有床，没有铺盖，也没有地方清洗”。文森特用一副蔑视的态度回应教会中的质疑声——“这与他们何干”，并再次用坎佩斯的话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即使大风大浪，暴风骤雨，耶稣还是平静地前行。”
多洛斯明白事不宜迟，冒着风雪，2月26日就匆匆出发去博里纳日。一到那儿，巡查员黎塞留牧师已经静候在那里，也已经听说了对新牧师的各种怨言。黎塞留牧师最后表示，文森特身上表现出了“令人遗憾的传教狂热”，他们已经对这位任意妄为的年轻牧师进行了“有力的劝说教育”。但这次教育显然没有说服文森特搬离棚屋，因为当父亲找到他时，他还在那儿。据目击者所述，文森特“躺在稻草芯的麻袋上，消瘦而憔悴，模样骇人”。
文森特“像个孩子一样任人摆布”。第二天，在灰蒙蒙的大雪中，多洛斯带着儿子踏上了造访当地牧师的悔过之旅。文森特岌岌可危的命运取决于他们的裁定。凭着播种者锲而不舍的精神，多洛斯向文森特讲述着“如何才能进步，如何应对变故，如何激发新的力量”。他让儿子起誓从此会好好顾及自己的形象，对教会掌权人言听计从，只把小棚屋当作“工作坊”。
但没人相信这一套在文森特身上可行。“他太顽固，听不进任何建议。”安娜已近乎绝望。文森特描述了自己臆想中的父亲到来的情景，并寄给了提奥。“他应该很难忘记博里纳日，”第二天，他写道，“没人能忘记这个新奇、非凡又别致的地方。”但多洛斯一离开，就有人撞见文森特往丹尼斯家吐唾沫。在给父母的信中，他轻描淡写地写道：“也许，事情在变好之前总会变糟。”
爆炸来得很突然。地质形成阶段便贮藏在地心的能量由于长期的开凿、矿灯的明火和空气的进入造成了泄漏。每一把挖矿锄的打击、每一块岩石的掉落和每一车煤矿的装载都令无色无味的气体在矿井里沉积下来。只要一丁点儿火星——兴许来自一盏故障了的矿灯，兴许来自矿桶扶手的摩擦——就会将其引爆。这就是发生在1879年4月17日的夫拉姆利阿格拉比矿井的爆炸事件。那儿离瓦姆仅两英里。
甲烷独有的蓝色火星激发了这一系列连锁反应。爆炸摧毁了承重墙，窄小而坚实的走廊通道把人猛掷到地道尽头，在煤矿岩面将他们砸得粉碎。有经验的老矿工一听到气流（他们称之为“爆炸性气体”）的声音，便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们立马卧倒，因为紧随其后，在他们头顶将掠过一道喷灯似的火焰。旋风吸走了每一个缝隙的煤尘，并将它们抖散在空中，恰好被那道火焰点燃。由于有风，煤尘可以将小小的甲烷火星变成无人可逃的地狱。大火像穿过枪膛一样咆哮着窜入矿井。在气压的冲击下，顶梁挣脱了支柱，飞得老高，又引起新的坍塌；扶手被扭断，空矿桶像子弹一样在地道中乱窜。大火以上千英里的时速占领地道，随着熔炉的爆炸，所有东西——工具、马匹、男人、小孩——一律被烧焦。
当风与火触及传动轴时，矿井口“像试验巨型大炮一般”炸开了花。操作铁笼子的起吊工立即被烧成了灰。很快，未点燃的大团气体冲到了附近的通风井口，顿时在矿场建筑群的中央滚成了火球。挑拣棚中的姑娘被烧得认不出模样。井口爆炸了一次又一次，往空中猛掷了上百吨煤炭和岩石，遇难矿工身上被剥离的衣衫在上升的气流中狂乱起舞。
几英里外就能看到巨大的“火柱”，巨型的黑烟团为周边的乡村送去了这场地心惨剧的信号。女人和孩子们都拥到路上，急匆匆地追着空中扩散开来的黑点。几小时后，先到矿井的人还可以感受到地动山摇的余波，还可以听到低沉翻滚的轰隆声。人们很快占据了整个矿场，“眼巴巴”望着黑脸的幸存者气喘吁吁地爬出来，看着担架络绎不绝地被抬往医务室或是教堂。愤怒的咒骂和悲痛的呜咽交织在一起，烧焦的尸体堆得老高，这次灾难的严重性不言而喻（共有121名矿工丧命）。警察最终只能关闭矿区以防愤慨和极度的痛苦酿成暴乱。
难以想象的是，文森特·梵高并没有参与到阿格拉比矿井一幕幕的苦难与安抚中去。当天没有，接下来几天也没有见到他的人影。没了爹的孩子和没了娃的娘绝望地痛哭流涕，其他人还在焦急地等待着家庭成员生还的消息（五天之后，全部幸存者才被救援完毕）。有消息称，上百名矿工被困在掉落的岩石后面。营救人员能清楚地听到伤者的嚎叫。矿上的每个家庭都知道“爆炸余留的毒气”会造成多么恐怖的后果。那些残留的气体可以在几分钟内让任何一个人窒息。受困的矿工齐声歌唱，以免“被淹没在毒气”中。被围困在黑暗中的矿工命悬一线，吟起希望的赞美诗。这样的景象，一定会令文森特感动。
灾难过后便出现了大批大批的送葬队伍。他们有的泣不成声，有的高声抗议，乘着黑火车弯弯曲曲地穿过这片裹上了寿衣的大地，这一场景比文森特幼年时仰慕的画作《穿过玉米地的送葬队伍》还要萧瑟得多。不单单是博里纳日，整个比利时都陷入了哀悼。十年前，比利时伤亡最惨重的矿难引发了工人的抗议，也促使当时无能的政府作出了敦促改善煤矿安全环境的决定。这股浪潮甚至波及了埃滕。“这是场可怕的事故，”在给提奥的信中，多洛斯说道，“那些可怜人——眼睁睁被活埋，压根没有及时被援救的希望。”但对那个敏感和不安分的儿子，多洛斯却感觉到了潜在的危险。“我希望这件事不会让文森特太难过，”他又说道，“他生性怪异，对这些苦难的人们毫无抵抗力。希望上帝庇佑他，让他一切顺利！”
但事与愿违。父亲一走，文森特立即又开始了他那目空一切、凭空臆想的传道方式。用一位目击者的话来说，他又开始了“疯狂的苦行”。他散尽了所有的衣物和仅有的一点钱财，连只戴了一次的银表都送了人，连内衣都被撕毁做了绷带。3月，他退回了父亲寄来的食宿费，显然，那时他已搬回了棚屋。为回应黎塞留牧师的要求，文森特暂时有所收敛，但却更为激进地追求中世纪式的宗教虔诚，他拒绝可口的食物和温暖的眠床。他赤脚在雪地里行走，穿矿工们穿的粗麻布衣服。他不再洗澡，认为使用肥皂是种“罪恶的奢侈”。大部分时候，他都与老弱病残待在一起，宣布要为“减轻他们的苦难”而牺牲自我。
4月的矿难之后，多洛斯和安娜脑中曾闪现过这样的念头：在救援重建中，文森特兴许能“有一些变化”。但对于这些，文森特却绝口不提。但倘若要说真的“有什么变化”，只能说，夫拉姆利的这场灾难让文森特更迅速地跌向了人生谷底。
7月，福音传道会宣布终止文森特的牧师资格。正式声明只提到了文森特遭到开除的唯一原因：拙劣的讲道能力。原话是：“卓越的演讲能力是担任教会首领不可或缺的要素。一位福音传道者倘若不具备这样的技能，便意味着无法履行他的主要职责。”但他的父母——包括他自己——都明白其中的真正原因。“他誓不向福音传道会妥协，”多洛斯写道，“什么也改变不了他的决心。他主动提出要经历痛苦的磨练。”
福音传道会给了文森特三个月的时间另谋他职，但不允许他在瓦姆继续传教。由于教会上层的厉声警告和百般非难，以及他越来越古怪的行为，整个教会将文森特视若仇敌。开会时，他们羞辱他，公开嘲笑他的古怪行径。在他最钟爱的教义问答课上，孩子们也不把他放在眼里，不止辱骂他的父母，还叫他“疯子”。他也不能回家，一想到他又得一败涂地地回家，他就感到羞愧内疚。“我们让他回家，”多洛斯写道，“但他压根不想回来。”
文森特拜访了亚伯拉罕·彼得兹，作为挽救自己比利时传教事业的最后一搏。后者曾帮助多洛斯为文森特安排了布鲁塞尔福音学校的学习机会。还在学校的时候，文森特就在彼得兹位于梅赫伦的教堂里帮过忙。8月1日，身穿矿工粗布服的文森特开始了另一段长距离、自虐式的流浪。两个晚上的风餐露宿之后，文森特靠着一双淌血的脚来到了彼得兹面前。开门的姑娘看到文森特“邋遢可怖的样子”尖叫着走开了。彼得兹劝说文森特回埃滕，但遭到了固执的文森特的拒绝。“他似乎下定了决心，”彼得兹将事情告知了多洛斯，“他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没能说服文森特的彼得兹不情愿地开了封介绍信，让他去拜访博里纳日一位名叫弗兰克的牧师。他住在奎斯梅，一个距离瓦姆仅四英里的矿业城镇。作为一个独立的福音传道者，弗兰克没有所属的教堂和教区，也不能给文森特支付薪水。他不过是个孤独的流浪汉，谁愿意听，他就向谁传授上帝之道。文森特会成为弗兰克的“助手”。但这样的结局对于雄心勃勃的文森特来说是可耻的。第二天，他就回到了黑乡。
现在，文森特只能向一个人求助。一抵达奎斯梅，他便潦草地写了一封短信，央求提奥来一趟。
文森特陷入臆想和绝望越深，他就越渴望弟弟的出现。“我不是铁打的，也不是没心没肺，”他写道，“像所有人一样，我需要友好的关系、亲密的陪伴……没有这些，我就是一具躯壳。”他把自己比作困在孤独中的囚徒，把提奥称为“他活下去的理由”。只有他们的手足情，才让他感到自己的生命“尚存星星点点的美好”，“不是毫无价值，无足轻重的”。
但文森特的渴望并不能填补两人之间的鸿沟。自从提奥去年11月从巴黎凯旋而归后，两人就再没见过面——也是在那个时候，文森特落魄地远走布鲁塞尔。六年来，两人第一次在圣诞节思念彼此，那时文森特正在小瓦姆。他们的通信时有时无，措辞拘谨。几个月来的通信没有只言片语提到博里纳日的风波，只是反复央求提奥来一趟。在弟弟提奥面前，文森特一直把自己描述为传播“本真”的使者，而黑乡则是那片充满个性、感伤，而且如诗如画的“奇幻”土地。
但提奥了解真相。提奥也从越发失望的父母那儿一次次听闻了他们忧心忡忡的哭诉。当文森特被小瓦姆教会开除时，提奥的同情心也已经被消耗殆尽，他冷漠地安慰母亲：“他已经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8月的第二周，来到蒙斯的火车站后，他准备和文森特摊牌，多洛斯总害怕文森特受刺激而三缄其口。两人漫步长谈。提奥告诉文森特，他已经“萎靡”太久，是时候该“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不该再靠父母，应该自己养活自己。也许他可以继续原来在多德雷赫特的售书员工作，或当木匠学徒、剃头匠、图书管理员。妹妹安娜认为他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烘焙师。如果他想继续接触艺术，他可以当个“发票抬头和名片刻字师”。提奥表示，不论他走哪条路，都能终结他那终日闲荡、一事无成的生存状态。
坎佩斯宣扬的“清贫与牺牲”的戒律，被提奥驳斥为“愚蠢而不现实的宗教主张”，只能让文森特越来越“无法看清事实的真相”。当文森特试图提起八年前兄弟俩在赖斯韦克运河边的誓言时，提奥应声喝住：“打那以后，你就像变了一个人。哥哥，你已经不是原来的你了。”提奥最后的一番话显然是在为他们的父母鸣不平。他提出了对兄长最严厉的指控：他已经“给我们和我们的家庭带来了太多痛苦”。
显然，最后一番指控击中了要害。其他几项指控，他完全可以躲闪和招架。事实上，提奥走后，他确实也这么做了。他给提奥去了一封信，言辞中傲气不减，满纸诡辩，义正词严，故作姿态。但让父母伤心失望的罪名，文森特却无力推脱。他承认：“也许全是我的错。”
只有一种方法能平息怒气。信一寄出，文森特便徒步到了蒙斯，搭上了北上的第一列火车。挣扎了一年之后，对家的渴望终于战胜了回家的羞耻。文森特决定动身回家。
“我们听到有人喊‘爸，妈’，接着，他就突然出现在了门前。”安娜告诉提奥。除了衣服和食物，他们只给了他质疑的眼神和幽怨的沉默。“他瘦骨嶙峋，”安娜写道，“满脸倦容。”这并不是文森特一直以来期待的对归家儿子的热情欢迎。屡次失望和费尽周折之后，父母对儿子谨慎地保持着距离。但在文森特看来，这种谨慎意味着冷漠，便也赌气一声不吭。这样冷冰冰的气氛，让三人不禁想起津德尔特牧师公馆的那些争吵和不快。“他整天都在读狄更斯，其他什么也不干，”安娜写道，“他也不说话，你问他什么，他才给些奇怪的答案，其他什么也不说……原来的工作和未来的计划只字未提。”
为了打破沉默，多洛斯和文森特漫步到普凌桑那格去看望森特伯伯。安娜希望“也许那样会让文森特开口”。但这五英里的路途让情况变得更糟。多年的失望已让多洛斯心灰意冷，父亲的责任感也已减弱。“到明天，文森特自离家到古庇尔画廊谋职已经十年了，我们太累了。”文森特回到埃滕前一周，多洛斯给提奥写了这样一封信。但文森特也满是愤懑，因为他一心认为自己的宗教抱负毁在了父亲的阻挠中。一面是为儿子的倔强扼腕叹息的父亲，一面是满腹怨言的儿子。在给提奥的信中，文森特写道：“一直以来，他们不遗余力，鞠躬尽瘁，精心筹划，似乎为我铺好了最光明的道路，但结果却是那么糟……倘若继续追随这些善意的‘明智建议’，我想，结果会是同样的下场。”
父子俩“剑拔弩张”，由谁先挑起这场争吵并没有记录，只知道文森特离开了家，逃之夭夭。
之后，他便杳无音讯。那一年，他没有给提奥写信，又或许，他写了信，信件最后不知所踪。显然那段时间，他所有的家信都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不知是因为父亲的抛弃，还是因为沉溺于自我，他又折返回了黑乡，开始了一生中最狰狞的噩梦。返回埃滕的前夜，他在给提奥的信中写道：
如果对你们来说，我只是个麻烦或者负担，那么我宁愿离开……我会被绝望折磨到心碎。我情愿早点死掉。
之后的六个月，文森特对自己百般摧残，令冷漠的博里纳日人都不忍目睹。他拒绝与奎斯梅的福音传道者弗兰克同住在后者相对舒适的小屋里。他又过起了苦行的生活：长时间以来，他食不果腹，风餐露宿，邋里邋遢，独来独往；困倦时，找一处谷仓，或者在野外席地而眠。他以面包皮和“冻伤的土豆”充饥。
弗兰克无法给他提供工作，更无法给他带来安慰（之后，他便再也没有提起这个人）。奎斯梅的所有教堂都不愿雇用文森特。他的坏名声自杜比比开始就已经牢牢地跟着他了。父亲寄去了一些钱，但文森特不是散给穷人，花费在分发出去的《圣经》上，就是寄回给了父亲。当他来到煤矿传教时，矿工们羞辱嘲笑他。文森特古怪的行为在他们口中是“离谱”和“令人震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要说是他避开人群，毋宁说是人们避开他。某个村民曾记得他咕哝着：“每个人都觉得我一钱不值。”
文森特的想象力也一道枯竭了。他“丢开了”写信的笔，也丢开了绘画的笔。他也不再以收集画作为乐。在他乞丐式的生存空间中，还有哪里能容纳俗世的乐趣？他的精神生活仅限于随身携带的几本口袋大小的书籍。这些书籍似乎映照着他的人生。从狄更斯反乌托邦的《艰难时世》到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文森特都可以从中看到过去那些可怕的影子。一年前，他还读过米什莱对法国大革命透彻的描绘。现在手边的则是雨果的《一个死囚的末日》，讲述了恐怖时期不公正的法律制度荼毒人命的故事。“我们都被判了死刑，”雨果总结道，“但生时要历受的刑罚却各有不同。”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提亚》则更为残酷，重演了特洛伊人的种种悲惨命运。这出最为野蛮残酷的希腊悲剧充斥着亲仇相杀——杀婴、弑父、弑母，罪恶的儿子逃出了家门，被复仇之神所追逐。
最后，让文森特难以自拔的是莎士比亚充满虚无主义的《李尔王》。在重新提笔写的第一封家信里，他惊呼道：“天哪，莎士比亚太美了，还有谁能比他更神秘。”
对于文森特这样一个着迷于苦难救赎和真爱至上的读者来说，《李尔王》意味着无限延宕的希望。寇蒂莉亚的死让维多利亚时期的观众难以接受，所以结局常常被改编成皆大欢喜的收场。在这出悲剧中，父亲李尔王因为错误的决定尝到了悲剧的苦果，他自称“是个犯罪无多、遭报太深的人”。文森特竟在这样的情节中感受到了奇异的愉悦和抚慰。起初，他对剧中“高贵而忠诚”的肯特伯爵抱有特殊的好感。后者假扮成仆人却因正直和坦率而受到惩罚。但渐渐地，他开始对遭背叛的葛罗斯特之子埃德加青睐有加。埃德加受到了李尔王的驱逐，为继续服侍瞎眼的父亲，乔装化名，假扮成疯子隐居在石楠丛中的洞穴里。可怜的埃德加为了逃脱内心的折磨，像拾荒人一样，“身着褴褛的衣裳，饮死水潭里的绿沫，居无定所，食不果腹”。
那个冬天，不论风暴还是雨雪，在那片萧瑟的土地上，都能看到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文森特赤脚游荡的身影。丹尼斯那样的旧相识嘱咐他：“你需要清一清你的脑子。”石楠丛中偶遇的农民干脆就叫他“疯子”。这时，文森特会说：“耶稣基督何尝不是疯子。”——别人更坚信他是疯了。他总不停地摩擦双手，似乎要竭力擦去一些顽固的污点。邻居们经过他睡的那个谷仓常能听到呜咽的哭声。据说，他已经“完全顾不得体面”，像埃德加一样“赤身裸体，风餐露宿”。李尔王对埃德加说：“只有你才保全着天赋的原形；人类在草昧的时代，不过是像你这样的一个寒碜的赤裸的两脚动物。”对李尔王的话感同身受的文森特看到一位工人用麻布袋做了一件衬衣，上面用钢印印上了“易碎”的字样。一位村民回忆说：“他甚至都没笑，而是以怜悯的口吻把这件事念叨了好多天。”在诗歌簿上，他短促、有力地圈出了下面的诗节：
我心悲戚……
我的上帝，为何将我抛弃，
我心悲戚，远离你的庇佑，
日夜心惊胆战，祈求你的圣名，
但你神圣的声音没有回应我的哭喊；
仍由我的人生坠入无尽的深渊。
自我折磨的那些时日里，自杀的念头在文森特脑中挥之不去。7月，看到下了火车站台的母亲，文森特突然感到“十分悲伤”。后来他说：“以为这将是见她的最后一面。”一个月后，福音传道会正式宣布文森特没有通过试用。文森特给提奥写了一封绝望的信：“我的人生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这个世界对我只有冷漠。”
文森特也许并没有尝试过自杀，但冬天还没有结束，他便开始了一次无异于自杀的旅行。3月初，营养不良、衣着单薄的文森特又一次离开了博里纳日，向西行进。怀揣着口袋里的几个法郎，火车能带他去哪儿，他便把哪儿当作目的地。抵达法国边境后，他开始徒步。也许他曾想过去西北100英里外的加来。在那里，跨过20英里的英吉利海峡便是他记忆中的英国。早先，他曾在绝望中给艾尔沃思的斯莱德-琼斯牧师写过信。那儿是他唯一出色地完成过传教使命的地方。但斯莱德-琼斯牧师的回信中鲜有鼓励的言语，只是建议文森特或许可以在博里纳日建一系列的“小木屋教堂”。文森特福音传道的抱负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
不论这趟旅程算不算得上是引领文森特逃离黑乡的明星，它都远远超出了自我惩罚的限度。他后来回忆道，冰雨鞭打在脸上，身无分文，“像流浪汉一样游荡，找不到一个可以歇脚或填肚子的地方”。他睡过货车、柴堆、干草垛，醒来全身覆满了寒霜。他试着找工作——他说：“我什么都愿意干。”但没人愿意雇这样一个陌生的流浪汉。“我在异国没有朋友也得不到帮助，”他回忆，“十分悲惨。”在折返之前，他走到了距离出发地40英里的莱斯。在回程中，他在莱斯附近的库里耶尔镇作了短暂的逗留。因为朱尔斯·布莱顿在那儿有个画室。文森特一直都很喜欢布莱顿的诗和画。在古庇尔时，他还亲眼见过艺术家本人。但那已经过去很久了。而今，他只站在画室门外，一副落魄的样子，没有敲门的勇气。
三天后，身心崩溃的文森特回到了黑乡。他后来承认：“差点在那趟旅程中丧命。”
一两周后，父母在埃滕亲眼目睹了儿子的境况。他也许自己一个人跛足走到了那儿（他抱怨这次失败的旅行后，“双脚几乎残废”），但更有可能的是多洛斯在得到了教会的消息之后，来博里纳日把儿子接回了家——就像他经常恫吓说要做的那样。在对文森特的前途“彻底灰心”之后，多洛斯终于将之视为他们“必须要跨过去的坎”，并决定亲自出面处理此事。
他决定把儿子送往精神病院。
埃滕往南40英里，跨过比利时边境就到了吉尔镇。自14世纪起，朝圣者们就来到吉尔镇为精神疾病寻找神奇的良方。他们认为，精神疾病源于魔鬼作祟。所有的朝圣者都会寄居在当地家庭，通常在那儿过上几年的乡村生活。到了1879年，朝圣者已经在几个世纪间把这个小镇再造成了一个纯粹的开放式疗养院：“糊涂王之城”。除了一些小诊所，这儿没有牢房，没有病房，没有围墙。一千名“疯子”——这是他们共同的名字——与上万户精神健全的家庭同住。多洛斯在广告上读到，他们向寄居的家庭支付租金，干些杂活，甚至还能做买卖，被当作正常人看待，虽然“他们的头脑时常不清醒”。
那个年代的公共精神病院环境大多十分恶劣。被收容者们无一例外地都被长时间囚禁，或者像动物一样被有偿参观和嘲弄。这个吉尔镇让多洛斯原本痛苦的决定作出得容易了一些。那儿可以定期探视，却不向公众开放。像所有维多利亚时期的家庭一样，梵高一家最担心的就是“疯子”的坏名声——不论对精神疾病的理解和治疗如何进步，这都是无法抹去的痛。整件事关系到提奥在古庇尔的前途，两个妹妹的婚事，甚至多洛斯在整个教会面前的尊严。
然而，多洛斯只有从医生那儿拿到“精神失常证明”才能把文森特送进精神病院。3月，文森特回家后的某一天，多洛斯约了尼古拉斯·约翰内斯·拉莫尔教授问诊，后者是海牙的“精神病医生”，还是精神病院的巡查员。据母亲后来回忆，文森特一开始同意去拉莫尔那儿“取点药”。但在临出门的时候，大约是觉察到了父亲的意图，他拒绝前往。文森特本人后来回忆：“我用尽全力抗议。”
文森特也许也知道，不用证明入住精神病院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召开家庭会议请求让文森特入院——这也是多洛斯最不情愿做的。
但现在，多洛斯主意已定。“父亲把家人们都聚集到了一起，”文森特多年后向一位朋友说起当时的情形，“就为了把我当疯子似的锁起来。”为了更好地监护这个刚满27岁的长子，多洛斯只得千方百计地证明文森特“生活无法自理”。他表示，文森特“精神错乱”，“极其危险”，认为追随坎佩斯的训诫、“选择苦行生活”的文森特已经失常。
春季的某一天，痛苦万分的文森特愤然离开了埃滕。他告诉父母，他“再也不想更多地了解他们”，一气之下回到博里纳日，那个曾经将他毁灭的地方。这次离家或许是为了逃避被送往精神病院的命运，或许是因为他认为父亲把他当作家庭的耻辱。一回到奎斯梅，他就给父母寄去了一本《一个死囚的末日》，如他所料，这让梵高夫妇惊慌失措。“雨果在为罪犯说话，”母亲甚是惊恐，“如果正邪不分，黑白颠倒，那么世界会成什么样子？看在上帝的分上，决不能那样。”
孤身一人在黑乡没多久，文森特的愤怒很快变成了绝望。没有完成一次成功的传道。教会拒绝他，上帝唾弃他，家人也早已放弃了他。吉尔之争甚至粉碎了和解的希望——在孤独困苦的前三年里，他心中一直还留存着这样的希冀。无家可归、身无分文、无亲无故、丧失信仰的文森特已经一头扎进了糟糕人生的谷底。自怨自艾令他痛不欲生。他埋怨自己的性格“畏畏缩缩，令人生厌……没有出息，一文不值”。他坦言有种“可怕的失望正在啃咬”他的心灵，“一波波的自我厌恶在胸中翻涌作怪”。“什么时候我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他痛苦地诘问道，“也许该离他们远远的才对。”
几乎一年没有和提奥通信的文森特，在深渊挣扎的文森特这才想起了他“亲爱的提奥”。“很久没有给你写信了，”7月，他在信中写道，“现在我遇到了麻烦，除了向你求助，我还能怎么办？”
之后便是如洪水一般滔滔不绝的倾诉：长信中有言辞委婉的抗议，有自哀自怜，也有坦白和恳求。但他依然坚决用“追随激情”为自己古怪的行为辩护。如果他看起来“派不上一点用场”，“成天无所事事”，那只是因为他“没有挣脱束缚”。如果他看起来很生气，那只是因为他快被“痛苦折磨疯了”——就像“用头猛撞围栏”的笼中鸟。然而，在一页页的故作姿态和晦涩诡辩中，一番言辞尤其引人注目：“人们时常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文森特的委婉措辞中常隐含着他最痛苦的自白，“但他一定生来就知道自己擅长某事！他一定知道他的存在并非一无是处！……怎样才能成为有用的人？在我身上，一定藏有某种潜质，但那又会是什么？”
提奥听到了哥哥的祈祷。当文森特再次提笔给提奥写信时，他已经找到了答案。一个月后，他在一封短信中谈起：“最近，我忙着画画，我要继续寻找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