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19世纪50年代来到津德尔特牧师公馆，兴许会见到从阁楼窗口探出的小小脑袋在张望着熙熙攘攘的市集。你首先会注意到那个长着一头浓密的红色鬈发的小家伙。底下的那张脸甚是怪异：椭圆形的脸蛋，眉头高耸，下巴突出，双颊肿胀，大鼻子，浅眼窝，下嘴唇永远一副往外撅起的样子。若是与他有过一面之缘，牧师深居简出的大儿子多半会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
见过他的人会立马意识到他与母亲何其相似：一样的红头发，一样粗犷的容貌，一样结实的体格。文森特的脸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雀斑，一双小眼睛泛着蓝色或绿色。它们时而锋芒毕现，时而空洞茫然。在陌生人面前，他拘谨而敏感，脑袋总那么不自然地耷拉着，还不时出于紧张而摇晃两下。待母亲忙碌地张罗茶点招呼客人，闲聊着海牙皇室的近况时，文森特会笨拙地离开客厅，退回阁楼窗台前自己的领地，或者孤单地继续做些其他的事。在客人们眼中，他是个怪男孩。
那些更亲近、更熟识的人也许会觉察到端庄的母亲与怪异的儿子之间还有其他一些相似之处——一些比红头发和蓝眼睛更深刻的东西。他遗传了她忧郁的人生观，以及她那狐疑的眼神。两人在生活情趣和精巧之物上都颇有品味——比如插花、编织和家庭装饰（包括后来对画笔、钢笔、纸和颜料的喜好）。儿子继承了母亲对阶级特权的迷恋，基于阶级和出身对自我和他人有近乎严苛的期待。文森特性情躁动，不擅交际，却爱开玩笑，还像母亲一样讲话迂腐，带点儿势利习气。和母亲一样，他常感到孤单无助，忧心忡忡。他是个严肃焦虑的孩子——确切说来，压根就不像个孩子。
两人都一样闲不住，雷厉风行。自从母亲教会文森特写字，他手中的笔就没有停歇半刻。早在识字之前，他就习惯了在纸上涂涂画画。写字从来都可以带给他纯粹的书写快乐。他写字的状态也同母亲的一样亢奋，仿佛眼前最大的敌人是懒散，最莫名的恐惧是虚度人生。“要么大干一场，要么去死。”文森特时刻警醒自己。
他永不停歇的双手追随着母亲接触了艺术。安娜希望孩子们能像自己一样拥有良好的教养——这在津德尔特这个偏僻的小镇里确实是个挑战。艺术的熏陶当然是不可缺少的。女孩子们像妈妈一样学钢琴。每个人都上了声乐课。安娜还决定让大家接触绘画——不是小孩子的小打小闹，而是真正的艺术训练。那么，一切就从文森特开始。有那么一段时间，安娜还拿出自己的业余画作来指导和激励儿子。有时，安娜艺术圈里的朋友巴库曾姐妹来到津德尔特，三人还会结伴去镇上写生。
《谷仓和农舍》，1864年2月，纸上铅笔，
英寸×
英寸。
那些写生的日子，文森特也许并没有尾随三人之后，但之后的种种都清晰地表明，他尾随母亲的步子踏入了艺术的世界。学习诗歌时，他埋头于一遍又一遍的誊写。而今，他仍一如往常地苦心钻研，试图用手中的绘画指导读物和油彩创作出人生第一批作品，其中包括一幅他在1864年2月为父亲的生日而作的农田风景。安娜用自己的作品让文森特描线、上色：大多是一些她喜好的装饰性花束。有时候，他也会拾上铅笔和画板走出门外，试着徒手勾勒他眼中的世界。他最早的模特之一是家里的一只黑猫。他想要捕捉它攀上一棵光秃秃的苹果树的样子。但据母亲回忆，这张素描画得如此糟糕，以至于完成伊始便被失望透顶的文森特毁掉，从此他再不愿在牧师公馆尝试徒手创作。后来的文森特总用一个词嘲笑自己童年时代的作品——“一团乱麻”，并解释道：“只要艺术灵感没有积淀流淌起来，一切作品都是荒唐可笑的。”
文森特对母亲的情感深邃而细腻。后来的日子里，一见到妇人和孩子，文森特承认，他就会“双眼湿润，心像要融化一般”。任何与母亲有关的活动或场景——插花、缝纫、摇摇篮，甚至依偎炉火而坐——总隐隐闪现在他的脑海和他的艺术中。文森特对于母亲孩童式的依恋一直延续到了青年时期。他总间歇地被想要赢得或者赢回母亲青睐的念头所困扰。他对母亲的形象倍感亲切，还渴望在别人的生活中扮演母性的角色。在他去世两年以前，他曾凭“记忆中的影像”为母亲创作了一幅肖像。与此同时，他用同一个调色板里的油彩，为自己绘制了一幅自画像。
除了这份特殊的依恋，或者因依恋而招致的必然的失落，文森特成了一个顽劣和坏脾气的孩子。家史上特别提到，他不时脾性大发。文森特的某次爆发搅得他的祖母（她曾一手养育了11个孩子）心烦意乱，忍无可忍，竟在打了他一耳光之后将他撵出了门。事隔多年，连安娜也抱怨说：“再没有比文森特更磨人的孩子了。”家史本该慎重措辞，现在却是通篇的批判，记录着文森特的累累“劣行”。在家人眼里，他“乖戾”、“任性”、“刚愎自用”、“极难相处”，他就是个“怪里怪气”、“性子暴躁”的“异类”。甚至在60年后，他家的女佣还能清楚地记起文森特那副“爱找麻烦”、“硬要跟你作对”的样子，认为他是“梵高家最不好对付的小孩”。
文森特很聒噪，像公鸡一样好斗。一位亲属抱怨他的字典里从没有“规矩”二字。他常漠视母亲组织的（拜访镇上有钱人家的）出行，而是花上大量的时间与仆人们待在一起（他们同住一间阁楼）。事实上，文森特多数的顽皮行为似乎是冲着他那位阶级意识强烈、喜好规矩的母亲去的。一旦她称赞了他捏的泥象，他偏要将它砸个粉碎。安娜和多洛斯也尝试过给儿子一些惩罚，但是收效甚微——不论你如何查阅家史，文森特都被认为是受到最多也是最严厉惩罚的那一个孩子。“好像他有意添乱，”多洛斯只能哀叹，“真让我们伤透脑筋。”
文森特的挫败感和疏离感与日俱增——如同父母的虔诚和顺从，他的这些情绪也伴随了他的一生。离开津德尔特多年后，他依然抱怨：“家庭就是一群兴趣相左的人的致命组合。个个貌合神离。只有当其中的两个或多个需要联合起来妨碍别人时，他们才会暂时抱作一团。”
尽管文森特仍一如既往地对他的家庭及其繁杂的日常琐事抱有深情，想要逃离的念头却日渐强烈。家庭之外，自然在召唤着。相比牧师公馆空间的狭隘、氛围的幽闭，周遭的田地和旷野是如此诱人。自记事起，文森特就会出门四处游荡，穿过谷仓，穿过雨水井，越过山谷，穿过家里晒衣服的场地，穿过花园大门，径直来到地里。津德尔特的多数农田面积都不大。但对于梵高家的孩子来说，它们是一个小小的花园，被黑麦和玉米垛包围着，一望无垠。梵高家的孩子们把这些花园叫作“欲望的土地”。
文森特走的那条小路穿过草地之后通向一条名叫格罗特比克的溪床，里面淤积着厚厚的泥沙。一到酷暑，冰凉的溪水沁人心脾，他就会赤脚踩在柔软、精细的泥沙上。出门散步的父母偶尔会跋涉至此，但孩子们是坚决被禁止靠近水源的。文森特却百无禁忌，他甚至能往西往南走到田地的尽头，走进荒野的怀抱：在那儿，覆盖着石楠与金雀花的沙地沼泽延绵不断，低洼的湿地上长有密密麻麻的灯心草，以及孑然挺立的松木。
也许就是在这些行至旷野的远足中，文森特发现了祖国独特的天空与光线：那海洋水汽与变幻云朵的奇异组合令世代的艺术家迷醉不已。“这是世上最和谐的国家，”1887年，一位美国画家这样形容荷兰，“绿松石般纯净的天空下，一切都披上了柔和的太阳赋予的橙黄。”
除了天空和光线，荷兰人长久以来都以好奇心和观察力闻名（荷兰人发明了望远镜和显微镜）。津德尔特多风的沼泽地为文森特特有的观察力提供了无尽的视野。当年通过临摹母亲的画作而练得的一丝不苟，而今完全倾注在了上帝的杰作上。他细细凝视着荒野上生命流转的瞬间：一朵野花的绽放，一只昆虫的生产，一只鸟儿的筑巢。据利兹回忆，他的日子就这样流逝在了对“灌木丛中小生命的观察和学习中”。他可以坐在格罗特比克的沙堤上，几小时几小时地观察着水虫的经过。麻雀从教堂塔飞过玉米捆，落脚在黑麦掩映的巢穴里，他一路紧跟着。他也穿过高高的麦田，沿途“不折断一根茎秆”。他当然也会巴巴地在鸟巢边看上半天。就像利兹说的那样：“他的脑袋瓜就是为观察和思考而生的。”多年后，文森特在给提奥的信中写道：“我们都喜欢在幕后窥视眼前的风景……也许这种癖好自布拉班特的童年就已扎根在我们心中。”
然而，即便在这些孤身一人的路途中，文森特仍有法子违抗，甚至激怒他的父母。
安娜·梵高与多洛斯·梵高也同样热爱大自然——以19世纪典型的闲暇阶层那种寻找舒适和抚慰的方式。一本他们喜欢的书籍曾这样承诺：“如果你无所保留，敞开心扉，你会发现自然是个称心如意、可以倾诉的友人。”他们在有150年历史的哈勒姆森林度蜜月。那儿的春天鸟语花香，有着神奇的治愈力量。在津德尔特，他们俩会去草地上散步，一路指点如画的风景：云朵的形状、池塘中树的倒影、水面折射的旖旎光亮。在繁琐的日常生活中，他们时常为落日停顿片刻，或者偶尔出门看看风景。他们信奉那个时代盛行的自然与宗教的神秘结合：自然之美与永恒的“弦外之音”交相呼应，需要用心膜拜聆听。
但文森特不论四季、无视天气、孤身一人长时间地消失在旷野则另当别论了。虽然他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或借口，最令父母担惊受怕的还是雨夜的远行。文森特偏偏对草地散步或者花园小憩毫无兴趣。他总是偏离寻常道路，潜入体面人士绝不敢涉足的无人之境——天晓得，在这些地方你只能碰上零星几个挖泥煤和收石楠的穷苦农民，或者放牧的牧羊人。一想到要和下层人等接触，就足以让安娜与多洛斯惊恐起来。有一次，他一直走到了卡尔姆特豪特，一个离比利时只有六英里远的边境小镇——只有走私贩才会走这条路——深夜才到家的文森特衣服脏得不成样子，鞋子破烂不堪。
最糟糕的是他总孤身一人上路。当时一本热门的家教指南坚决抵制任何没有监护的“郊区远行”，一不留心，“孩子们就消失在了林间，发现了那些能够荼毒他们思想的东西”。然而，文森特却越来越频繁地穿越乡野独自跋涉，越来越少地与玩伴嬉闹。在同学们眼里，他“很孤僻”、“是个异类”、“与其他孩子从来没有交集”。在某个同学的印象中：多数时间里，“文森特都是一个人待着，会离开镇子在外游荡几个小时”。
他把孤僻带回了拥挤的牧师公馆。
在津德尔特牧师公馆挤满婴儿和孩童的岁月里，文森特必定是体验到了某种乐趣，并由此催生了他后来对婴孩的喜爱。他与他们分享阁楼房间，与他们一起游戏，给他们读书，无疑在某些方面还扮演了家长的角色。即便当时他在父母眼里是个捣蛋的孩子。但当弟弟妹妹不再年幼，纷纷摆出一副大人的架势时，亲密的关系就慢慢不复存在了。大妹安娜，不论长相还是行事越来越像他们的母亲：严肃、苛刻和冷酷（其中一个儿子形容她像“北极”一样冷酷）。当少年叛逆的文森特把家庭搅得一团糟时，小他六岁的妹妹利兹出落成了一个多愁善感的姑娘。她喜欢音乐，喜欢自然，写的信十分情绪化，充斥着“啊，唉”等哀伤的字眼，常常含着热泪感慨家庭的温馨团结。这样的利兹当然无法原谅威胁家庭团结的文森特。最小的妹妹威廉米娜（小名惠尔）比文森特小九岁，降生在牧师公馆最拥挤的那段岁月里。在这群“金丝雀”般的手足中，惠尔是文森特唯一的安慰。这个小蹄子还在牙牙学语时便爱在他膝边耍闹。孩童时甚为乖巧的惠尔在成年后颇具艺术天分和远见。在所有的妹妹中，她是唯一能欣赏文森特艺术的那一个。
文森特早年最亲密的伙伴无疑是弟弟提奥。1857年，文森特刚过四岁，提奥呱呱坠地了。提奥的出生令文森特感受到了无私父性的萌动。兄弟俩一道玩耍，难舍难分。文森特教他打弹弓，堆沙塔。冬天，他们滑雪，玩雪橇，在炉火边对弈。夏天，他们玩“跳沟壕”或者其他文森特为哄弟弟开心而自创的游戏。
在一个从来都将爱意藏着掖着的家庭里，文森特在弟弟身上花费的大把心思赢来的是后者的依恋，不，照妹妹利兹的说法，简直算得上是“仰慕”。在提奥眼里，哥哥“简直不是普通人”。几十年后，提奥在信里回忆道：“我对他的崇拜难以想象。”从小，兄弟俩合住在二楼的小卧室里，甚至可能是同床而眠。在后来的日子里，这个贴着蓝色墙纸的秘密空间仍能清晰地浮现在提奥眼前。也许就在这里，面对一双崇敬的眼晴，文森特口若悬河，神采飞扬，一副技巧娴熟的演说家的模样。
但无论怎么努力，文森特也无法让提奥变成另一个自己。随着年岁的增长，两人的差异越来越大。提奥像父亲，是个面容精致的小个子。而文森特的身板和容貌都越来越粗犷。提奥的金发和文森特一头狂乱的红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俩都有一双忧郁的眼睛，但在提奥精致的脸庞上，这样的忧郁并不慑人，反倒增添了几分柔情。提奥的身板并没有文森特的壮实。同其余几个兄弟姐妹一样，他小小年纪就常常感冒生病，还染上过几次时疫。
差别最大的还是兄弟俩的性情。一个忧郁多疑，一个阳光外向；一个羞涩，一个像父亲一样“热心”（利兹形容提奥“生来就是一副热心肠”）。一个整日忧心忡忡，另一个从来都“欢乐如雀”。多洛斯说，即使遇上了不顺心的事，提奥还是和往常一样快活——快活得能“对着高歌的鸟儿吹起口哨来”。俊俏开朗的提奥身边自然有许多朋友。而在朋友们眼里，文森特总是那么孤傲，那么郁郁寡欢，而弟弟却总是那么逗趣。连梵高家的仆人都觉得哥哥“甚是怪异”，弟弟“还算正常”。
与哥哥截然不同，提奥十分信奉使命说。不论在厨房还是在花园里，他很快成为了母亲的特别助手。母亲昵称他为“我天使般的提奥”。在文森特惹是生非，给家庭制造麻烦之前，善解人意的提奥早已扮演着和事佬的角色。（“你不认为我们应该取悦每一个人吗？”提奥发表了这番最不像“文森特”的感慨。）多洛斯也倾注了一生的精力将这个与他同名的儿子教导成了他口中的“骄傲和欢喜”。在信中，更是将他唤作“我们的向日葵”。
提奥·梵高，13岁
兄弟间的情义终究弥合不了分歧。当文森特与家人渐行渐远时，提奥却成了家中的宠儿。（“亲爱的提奥，”母亲总在信中说，“要知道你就是我们的宝。”）文森特试着联合弟弟反叛父母——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一直执拗地尝试了多年，但并没有说服弟弟。小兄弟俩激烈地争吵起来，像学校里其他闹别扭的男孩子们一样，稍有不合就会引发一场斗嘴。（“我没有逞能，你才逞能！”“太过分了！”）眼见两人越来越合不来，父亲生气地训斥他们是《圣经》中为长子继承权反目的雅各和以扫。
兄弟俩的关系已不如往常。少年文森特开始了他深入旷野的孤独之旅。他们还记得，文森特甚至不和他们“打个招呼”就溜出花园，提奥也不会问一句：“能带上我吗？”就像利兹说的那样：“形同陌路。”
孤独定义了文森特·梵高的童年。他后来写道：“这是一段阴郁荒芜的岁月。”与父母、妹妹、同学，甚至提奥越来越疏离的文森特转而投向了自然的怀抱。他的行动诠释了他之后的宣言：“我要接受自然的洗礼，涤荡身心。”在文学中，他找到了自然的治愈力量。他读过很多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譬如海因里希·海涅和约翰·乌兰德。他尤其喜欢比利时作家亨利·康西安斯。康西安斯曾有一文引起了文森特的强烈认同：“我心灰意冷，跌入深渊。在荒野游荡三月，抛开世俗的牢笼，挣脱社会的锁链，沐浴在上帝完美的造物中，我的青春再次绽放，焕然一新。”
然而，像所有文森特仰慕的浪漫主义者一样，他还在自然的广阔与疏离中品尝到了危险。在这片无垠中，除了满足，还有自我无限的渺小；除了闪现的灵光，还有无尽的迷失。文森特的自然总给他带来双重效应：流连其中，让他得以整顿身心，但又时刻提醒着他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在这个世界中，自然好比家庭，家庭好比自然，何其形似。究竟是他选择了与上帝的造物相伴，还是世界选择了将他抛诸脑后？终其一生，渴望被大自然抚慰的文森特反而被更深的孤独感包围。伸向自然的手终究还是挣扎着指向了他的家庭，指向了现实世界，即使这个现实世界自童年起就对他避之唯恐不及。
为了填补空虚，文森特开始收藏——这项活动不间断地跟随了他颠沛流离的一生。似乎是为了捕捉和留住这份自然的陪伴，文森特开始搜集各式生长在溪坝和草地上的野花，并加以归类。他还利用对候鸟的知识来搜集鸟蛋。等鸟儿飞去了南方，他就搜集鸟巢。搜集甲虫是他热衷的第一个颇具破坏力的爱好。他用渔网把它们从溪里捞出来，用水把它们从灌木丛里冲出来，灌在小瓶子里带回牧师公馆，任妹妹们对着他的战利品发抖尖叫。
文森特一生中最为痴迷、最为孤独的爱好诞生在阁楼。在那儿，他彻夜研究他的收藏，并将其归类：识别各类野花，并记录最稀奇的那朵野花的生长地；研究画眉和八哥，雀类和鹪鹩的巢穴的区别（“像鹪鹩和黄莺这类真正的鸟儿堪称艺术家。”他最后总结）。他做了许多小盒子来展示他的甲虫收藏，小心翼翼地在每个盒子里钉上标本，然后齐整地贴上每个种类的拉丁语名字——“那些长得可怕的名字，”利兹回忆道，“文森特一个不漏全记了下来。”
1864年10月的一个雨天，多洛斯·梵高与安娜·梵高将他们气愤、孤僻的儿子架上了自家的黄色马车，往北13英里来到了泽文伯根镇。那儿，在一所寄宿学校门口的台阶上，他们与11岁的文森特道别后便驱车离开了。
安娜与多洛斯曾打算让他们的大儿子在津德尔特接受教育，最终却以失败告终。文森特七岁时，他们径直将他送到了市集对面新成立的公立学校。就像一位愤怒的家长指责的那样，新学校大楼建成以前，津德尔特的教育状况简直“惨不忍睹”，布拉班特省的其他地区亦是如此。多数本地家庭甚至不准备将孩子送去学校（津德尔特的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或者索性送孩子去上开办在私人场所的托班，那儿只能接受天主教教育，上课时间也要随农忙随时调整。
但在安娜眼里，教育和散步、衣着一样，是特权，是应该履行的阶级义务，也是成功进入上流圈子的必要准备。安娜与多洛斯有理由相信文森特会成为一个好学生。他不仅聪明，而且准备充分（七岁已经能读会写）。但文森特的顽皮立马冲撞了严厉的校长简·德克斯。顽劣的孩子都会吃到他的耳光。同班同学们还记得，文森特“一淘气就会挨揍”。于是，他开始长期逃学。
安娜与多洛斯花尽心思挽救儿子岌岌可危的学业：家庭教师、夜校，甚至是暑期班。但无一见效。1861年10月底——文森特入学仅两年零四个月后——他就从津德尔特公立学校退学了。学校没有教他规矩和纪律，反而纵容了他的顽劣。他偶尔露面，愈发桀骜不驯。安娜开始埋怨学校。她坚持认为，是“乡下男孩们带坏了她的儿子”。她断定，那些下等的天主教蛮子和身为天主教徒的校长德克斯——所有“这些坏榜样”——要为文森特与日俱增的叛逆行为负责。
接下来的三年里，挫败的父母尝试在家教育文森特。他们高价聘请了一名家庭教师，并将她安置在了二楼。由每天给当地所有新教家庭的孩子们上宗教课的多洛斯来设定课程。每天有一部分时间，文森特会在父亲的阁楼书房里学习一些索然无味的宗教诗歌（却是多洛斯的最爱）。在别处，宗教诗歌几乎已经在荷兰教育中绝迹。哪怕极有耐心的牧师本人还是对付不了自己这个难以管教的儿子。1864年，梵高夫妇决定将文森特送往寄宿学校。
普罗维利寄宿学校占据了镇公所与泽文伯根新教教堂中间的窄街。赞德街两旁排列着比津德尔特的任何楼房都更精致的宅邸，但独属A40号楼最为出类拔萃。前门和一楼的窗户饰有精致的彩色玻璃窗格。墙面用了石头——一种在津德尔特罕见的建筑材料——来装饰：压顶石、石柱、石花彩、石雕水果、石制阳台。石檐深处探出六只石狮子的脑袋。当安娜和多洛斯将儿子丢在学校宏伟的大厅里时，两人深信他们终于将文森特带上了正道。
在文森特富丽堂皇的新住处，大批教员负责照料一小群学生：20个男孩和13个女孩，都是布兰班特省高官、乡绅、富商和磨坊主的子女。除64岁的创立人简·普罗维利及妻子克里斯蒂娜、儿子皮特，还有两名校长、四名助理教师和从伦敦引进的一名家庭女教师。学校在小学和中学两个分部均开设了丰富的课程。作为一名神职人员，多洛斯显然享受了特殊待遇。文森特的学费给一个日渐庞大的家庭和贫穷教会带来了沉重负担。
但文森特只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父母驾着马车离开的那一刹那，他的心中就填满了孤独。之后的日子里，他会时不时地回想起学校门前那个挥泪道别的场面。“我站在普罗维利寄宿学校的台阶上，”12年后他在给提奥的信中提道，“天下着雨，道路两旁依稀有几棵树，我望着小小的黄色马车驶过草坪，消失在路的尽头。”然而，再多的不舍与感伤也掩盖不了一个事实。11年来这个家庭一直在强调团结的重要性，文森特这下却被牧师公馆这座小岛抛弃，从此漂泊无依。多年后，他把泽文伯根的自己比作被弃于客西马尼园的基督，迫切需要父亲的拯救。
在普罗维利寄宿学校的两年里，文森特的恐惧成为了现实。对于一个人前沉闷、私下情绪化的敏感男孩来说，没有什么比毫无情感隐私的寄宿学校更令他六神无主的了。即使作为年纪最小的学生，11岁的文森特也没有受到任何特殊优待。作为新来的那个带乡村口音、脾气暴躁、行为怪异的红发佬，文森特在青春期的忧郁中越陷越深。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文森特仍认为寄宿学校的经历比精神病院的禁闭岁月更痛苦。在圣雷米的精神病院里，他曾这样写道：“我感到格格不入，就好像回到了12岁那年在寄宿学校的日子。”
为了扭转被放逐的局面，文森特开展了激烈的“斗争”——就像他在未来的日子里经常干的那样。于是，几周以后，多洛斯赶来学校安抚这个郁郁寡欢的儿子。文森特这样记录了这场泪眼汪汪的重逢：“我兴高采烈地搂住了父亲的脖子，这个时刻我好像觉得父亲来自天堂。”但多洛斯没有把儿子带回津德尔特。文森特只有等到圣诞节才能和家人相聚。十年后，妹妹利兹还清楚地记得文森特假日回到牧师公馆时欢呼雀跃的样子。在1875年给提奥的信中，她这样写道：“还记不记得文森特从泽文伯根回来的日子？那堪称最最美好的时光。”
最终，文森特还是被迫回到了泽文伯根。接下来的两年里，多洛斯不时前去探望，文森特也依然在假日回津德尔特与家人团聚。最终，在1866年的夏天，面对雪花般飞来的思乡信，面对跃然纸上的歇斯底里和黯然神伤，文森特的父母终于心生怜悯，束手妥协。文森特终于可以离开泽文伯根这个富丽堂皇的牢笼。
但旅程的终点依然不是津德尔特的家。
安娜与多洛斯决定将这个自闭的孩子从普罗维利寄宿学校转移到蒂尔堡学校的原因至今仍不得而知。也许多洛斯在蒂尔堡通过亲戚找到了路子。当然，学费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不像普罗维利寄宿学校，蒂尔堡学校享受了高等资产阶级学校的特权。这是一所受新法律保护、由政府出资建立、以传播世俗资产阶级价值观为宗旨的公立学校。
尽管学费低廉，蒂尔堡学校的校舍比普罗维利寄宿学校的校舍更宏伟。1864年，荷兰国王捐赠了城镇中心的王宫和花园，用以建造中学。学校建筑本身就是男孩们的噩梦。一座怪异、森严、矮胖的建筑，四面有角楼和雉堞状的堡垒，与其说是宫殿，不如说是监狱。作为一所全新的高等资产阶级的学校，蒂尔堡学校聘请了大批杰出的教员。由于多数教员并非全职，所以学校的课程从天文学到动物学应有尽有，甚至还吸引了一些声名显赫的学者纷纷从莱顿、乌特勒支和阿姆斯特丹远道而来。
但这些对文森特来说并没有什么两样。不论泽文伯根还是蒂尔堡，不过都是在延续他的流放。如果一定要找出有什么不同，只能说他将保护壳越垒越厚，把怨恨之火发泄到了家庭作业中（就像后来发泄在艺术中一样）。尽管文森特抗议说在普罗维利寄宿学校“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他还是被蒂尔堡学校的一年级顺利录取，而不必像多数申请者一样从预科开始读起。1866年9月3日一开学，学校密集的课程立马耗尽了他富余的精力。他必须把曾经的狂躁都花在荷兰语、德语、英语、法语、代数、历史、地理、植物学、动物学、几何学和体操的学习上。最后一门课程由步兵团的一名中士执教，包括队形操练和“手势发令表演”。不过即便当文森特肩扛国家提供的学员枪，从有如城堡一般的校门口向威廉广场行进时，他满脑子想的依然是格罗特比克荒野里的甲虫和黑麦丛中的雀窝。
蒂尔堡的日子似乎都在恍惚与出神中溜走了。文森特一生的信件里对此没有只言片语的提及。当他的同学们都在为繁重的学业挣扎时，文森特却用背诵长篇的法语、英语和德语诗歌来打发他的孤独时光。到1867年7月，排名第四的文森特升入了二年级（总共五个年级）。然而，无论课业多么优异，似乎没有哪门功课曾打搅过文森特的内心世界。
连美术课都没有。
执教美术课的康斯坦丁·于斯曼魅力非凡，是蒂尔堡的明星教员。作为荷兰颇有威望的艺术学者，于斯曼编写的艺术教育课本首屈一指，能让投身艺术的年轻人更好地应对新工业时代的挑战。他55岁才在蒂尔堡担任教职，并致力于推进学校的美术教育，但那时文森特还没出世。在1840年出版的一本小小的绘画手册的影响下，一场成熟的运动应运而生，风靡一时。于斯曼认为，荷兰的黄金时代取决于美术教育：通过艺术的辉煌推进经济的腾飞。他声称，受过绘画训练的学生不仅“眼光更为精准”，头脑“更为专注”，而且具备了“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文森特于1866年秋天第一次走进的课堂便展示了于斯曼对美术教育一生的思考。每个学生的工作台和绘画板都排列在教室中央的大台子上，那儿展示着每日的最佳作品——可能是一个鸟类或松鼠标本，也可能是一只石膏手或石膏脚。于斯曼在教室里四处走动，以独特的方式轮流关注每位学生。在过去枯燥沉闷、以讲台为中心的教育体制中，这种新的教育模式惊世骇俗。于斯曼宣称：“教师必须能够随时调整以适应课程需要和因材施教。”学生们都觉得他的课程“启发良多”、“鼓舞人心”。
于斯曼将他在著作中倡导的从新视角思考艺术的理念践行到了课堂上——看待艺术要用新的视角，创造艺术亦是如此。传统艺术教育注重的绘画“技艺和技巧”遭到了于斯曼的炮轰。他敦促学生们致力于寻找“表达的力量”。谙熟实用艺术的于斯曼引导学生们认清周遭司空见惯的意象中所包含的所谓“艺术”，譬如植物学图谱和地图。他轻巧地避开了技术性的精准，而是鼓励他的学生们“描画物体给人的印象而非物体本身”。“比如画一面墙，”他说，“一个画家如果绘出每一块石头上涂上的每一抹石灰，那么他就大大背离了艺术精神：他至多是个砌砖匠。”
讲到喜爱的风景画，于斯曼不免要带领学生们出门写生。在他看来，“造物主壮丽的自然”是“一切美的源泉”。于斯曼同样强调艺术透视的精神维度。他认为，艺术教育的首要目的在于“培养敏锐的观察力”。没有什么比这个目的更为重要——我们需要放眼去“看”，而不是机械地去“透视”。研习其他种类的艺术品也是于斯曼教学方法的重点。他在用作课堂讲解的大批复制品上花费了大量时间。他还鼓励学生多去博物馆和展览馆，培养“艺术嗅觉”。他认为：“没有这种嗅觉，就不可能创造出美与高尚。”
学生们随时可以找到他，因为于斯曼就在学校附近安了家。家里摆满了他收藏的书籍、期刊，还有他的画作——大多是一些阴郁的布拉班特乡村风景画和黑漆漆的农舍内景。在学生们的要求下，这个快活的老单身汉总时不时地讲起他年轻时在巴黎画风景画的岁月，讲起他如何在沙龙大获成功，讲起他与一大批显赫艺术家的友谊，以及他旅居法国南部的日子。
如果你有好奇心，那么他会和盘托出。但文森特却对所有这些不感兴趣。他再没有提及于斯曼和他的美术课。多年后，他甚至抱怨：“要是当时有人告诉我什么是透视，我就可以少走些弯路。”即便在他试图回忆早期的艺术熏陶时，他也没有提及于斯曼的课和自己在蒂尔堡创作的作品。
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多年后，封藏在岁月深处的那些所见所闻无疑会在不知不觉中重新浮现在文森特的脑海里：编辑复制品的快乐、被忽略的日常意象中所蕴含的艺术、阴郁的布拉班特风景画和内景画、对艺术实用价值的坚持、表达重于技巧的信条，以及对于真正的艺术亦可以靠勤勉实现的笃信。所有的这一切坚持在沉睡20载之后，都会再次显现在他的脑海。
文森特的几个同学（到了二年级，人数锐减到了九个）也许还算符合安娜“理想同伴”的标准。但九个人中，似乎没有哪个能与这个只活在自己世界中的乡村怪男孩成为朋友。同学们都生在蒂尔堡，长在蒂尔堡，唯独文森特来自他乡；同学们都与家人住在一起，唯独文森特孑然一身。当放学铃声响起，只有文森特需要冒着雨雪回到一个不属于他的家里。文森特寄居在汉尼克夫妇家里。可想而知，一个闷闷不乐的13岁男孩介入一对年过半百的夫妇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文森特此后再也没有提到过他们。
情感依托的阻断让文森特坠入了越来越深的乡愁和怨恨中。蒂尔堡和津德尔特之间20英里的路途——比泽文伯根远两倍——让家人的探望和回乡之旅都变得颇为艰难。当他抵达布雷达的火车站时，要是黄色马车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时有发生，那么文森特就必须跋涉三小时才能回到牧师公馆。即便是在短暂的假期里，弟弟妹妹能见到文森特的机会也越来越少，因为疏离感驱使着他踏出牧师公馆的大门，或者索性在书堆中埋头不起。
但每次一回到学校，思乡病又会袭来。即使回了家，也终究要告别离开，这成了一个残酷的恶性循环。在一张摄于蒂尔堡学校的照片上，文森特坐在第一排，双手环抱，双脚紧紧交叉在一起。他耸着肩，身体前倾，将军帽护在膝头。其他同学则靠在台阶上，摊开四肢，舒展身体，随意地张望着两旁。而文森特不是这样。他永远垂头撅嘴，一副愠怒的样子，他蹲坐在自己的地盘内，闷闷地望向镜头，好像正从一个隐秘、孤独的堡垒里暗中侦察眼前的世界。
文森特·梵高，于蒂尔堡学校的台阶上
1868年3月，学期结束的两个月前，还有数周就满15岁的文森特走出了蒂尔堡学校。
也许，他在中途并没有搭乘火车，而是全程徒步回到了津德尔特。如果是这样，那便是他初次开始那些漫长、孤独、自我惩罚式的出走，这成为了他生命的转折点。当他提着包出现在牧师公馆的门口时，家人们报以何种欢迎并无记载。对于出走，文森特并没有合理的解释。不论父母如何疼惜他们所花费的心血——学费、寄宿费、差旅费——以及失败的羞耻和他人的嘲笑，文森特却只是满脸固执，无动于衷。毕竟，他达到了他的目的。他回家了。
接下来的16个月里，文森特在牧师公馆休养。一岁的小弟弟科尔的降临再次点燃了文森特的希冀。他拒绝为未来作打算，将连月来虚度时光的罪恶感置之度外，一味地把时间奉献给了格罗特比克的旷野，以及阁楼上的那个庇护所。他那富有的海牙画商伯伯兴许给他提供过一些工作，但被他一一拒绝了。他仍继续孤独地追求。
他一定也知道，他的将来和由此生成的内疚感无法永远回避，无法搁置。无论他多么坚决地跋涉在旷野之中，多么忘我地埋首于书和藏品之间，他迟早要面对家人的失望。尤其是父亲的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