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间我初到长沙时，就写信给广西柳州的朋友，问他柳州的生活状况，以及从长沙到柳州的路径。当时我有三种主张，一是返沪，一是入川，一是赴桂。返沪路太远，入川路太难，终于决定赴桂。还有一更重要的原因：久闻桂有“模范省”之称，我想去看一看。所以决定赴桂。柳州的朋友覆我一封长信，言桂中种种情状，并附一纸详细的路径。结论是劝我早日入桂，表示十分的欢迎。然而长沙也是可爱的地方，虽曾被屈原、贾谊涂上一层忧伤的色彩，然而无数的抗战标语早已给它遮住，如今不复有行吟痛哭之声，但见火焰一般的热情了。况且北通汉口，这实际的首都中的蓬勃的抗战热情，时常泛滥到长沙来，这环境供给我一种精神的营养，使我在流亡中不生悲观，不感失望，而且觉得极有意义，极有希望。所以我舍不得离开湘鄂，把柳州朋友的信保存在行囊中。直到五月间，桂林教育当局来信，聘我去担任“暑期艺术师资训练班”的教课，我方才启程入桂。桂林与柳州相去只有一天的行程，若赴柳州必经桂林。与我的初衷并不相背。且在这禽兽逼人的时候，桂人不忘人间和平幸福之母的艺术，特为开班训练，这实在是泱泱大国的风度，也是最后胜利之朕兆，假使他们不来聘请我，我也想学毛遂自荐呢。我就在六月廿三日晨八时，率眷十人，同亲友八人，乘专车入桂。
从长沙到桂林，计五百五十公里，合旧时约千余里。须分两天行车。这么长的汽车旅行，我们都是第一次经历。这么崎岖的公路，我们在江南也从来没有走过。最初大家觉得很新奇，很有趣味。后来车子颠簸得厉害，大家蹙紧了眉头，相视而叹。小孩中有的嚼了舌头，有的震痛了巴掌，有的靠在窗口呕吐了。那些行李好像是活的，自己会走路。最初放在车尾，一会儿走到车中央来了。正午车子在衡阳小停，车夫教我们到站旁的小饭店去吃饭。有多数人不要吃，有些人吃了一点面。一小时后，车子又开，晚七时开到了零陵，零陵就是柳子厚所描写过的永州，然而我们没有去玩赏当地的风景，因为时候已迟，人力已倦，去进牢狱似的小客栈，大家认为无上的安乐窠，不想再出门了。
夜饭后，我巡视各房间，看见我家的老太太端坐竹凳上摇扇子，我妻拿着电筒赶来赶去寻手表（她失了手表，后来在草地上寻着），我心中就放下两块大石头。第一，因为老太太年已七十一岁，以前旅行只限于沪杭火车。最近从浙江到长沙，大半是坐船的。这么长途的汽车旅行，七十年来是第一次。她近来又患一种小毛病，一小时要小便一二次。然而她又怕臭气，茅厕里去了两次就发痧。今天她坐在汽车里，面前放一个便桶。汽车开行时，便桶里的东西颠簸震荡，臭气直熏她的鼻子，然而她并不发痧，也不疲倦，还能端坐在凳上摇扇子，则明天还有大半天的行程，一定也可平安通过，使我放心。第二，我妻十年不育了，流亡中忽然受孕，怀胎已经四个月。据人说，三四个月的胎儿顶容易震脱，孕妇不宜坐汽车。然而她怀了孕怕难为情，不告诉人，冒险上汽车去。我在车中为她捏两把汗。准备万一有变，我同她半途下车求医，让余人先赴桂林，幸而直到零陵不见动静，进了旅馆她居然会赶来赶去寻手表，则明天大半天的行程，一定也能平安通过。这更使我放心而且欢庆。
大肚皮逃难，在流亡中生儿子，人皆以为不幸，我却引为欢庆。我以为这不过麻烦一点而已。当此神圣抗战的时代，倘使产母从这生气蓬勃的环境中受了胎教，生下来的孩子一定是个好国民，可为未来新中国的力强的基础分子。麻烦不可怕。现在的中国人倘怕麻烦，只有把家族杀死几个，或者遗弃几个给敌人玩弄。充其极致，还是自杀了，根本地免了麻烦。倘中国统是抱这种思想的人，现在早已全国沦亡在敌人手里，免却抗战的麻烦了！这里我想起了一件可痛心的事：去年十二月底，我率眷老幼十人仓皇地经过兰溪，途遇一位做战地记者的老同学(2)，他可怜我，请我全家去聚丰园吃饭。座上他郑重地告诉我：“我告诉你一件故事。这故事其实是很好的。”他把“很好”二字特别提高。“杭州某人率眷坐汽车过江，汽车停在江边时，一小孩误踏机关，车子开入江中，全家灭顶。”末了他又说一句，“这故事其实是很好的。”我知道了，他的意思，是说“像你这样的人，拖了这一群老小逃难，不如全家死了干净。”这是何等浅薄的话，这是何等不仁的话！我听了在心中不知所云。我们中国有着这样的战地记者，无怪第一期抗战要失败了。我吃了这顿“嗟来之食”，恨不得立刻吐出来还了他才好。然而过后我也并不介意。因为这半是由我自取。我在太平时深居简出，作文向不呐喊。逃难时警察和县长比我先走，地方混乱。我愤恨政府，曾经自称“老弱”，准备“转乎沟壑”，以明政府之罪。
因此这位战地记者就以我为可怜的弱者，他估量我一家在这大时代下一定会灭没。在这紧张的时候，肯挖出腰包来请我全家吃一餐饭，在他也是老同学的好意。这样一想，我非但并不介意，且又感谢他了。我幸而不怕麻烦，率领了老幼十人，行了三四千里戎马之地，居然安抵桂林。路上还嫌家族太少，又教吾妻新生一个。这回从长沙到桂林的汽车中，胎儿没有震脱，小性命可保。今年十月间，我家可以增一人口，我国可以添一国民了。十年不育，忽然怀胎，事情有点稀奇。一定是这回的抗战中，黄帝子孙壮烈牺牲者太多；但天意不亡中国，故教老妻也来怀孕，为复兴新中国增添国民。当晚我们在零陵的小旅馆里欢谈此事，大家非常高兴。我就预先给小孩起名。不论男女，名曰“新枚”。这两字根据我春间在汉口庆祝台儿庄胜利时所作的一首绝诗。诗云：“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这孩子是抗战中所生，犹似大树被斩伐后所抽的新条。我最初拟即名之曰“新条”。他（或她）的大姐陈宝说，条字不好听，请改“条枚”的枚字。我赞成了。新枚虽未出世，但他（或她）的名字已经先到人间。家人早已虚席以待了。
第二天，又是八点钟开车。零陵以西的公路比前愈加崎岖。有时汽车里的人被抛到半尺之高。下午三时到桂林，全家暂住大中华旅馆。新枚还是安睡在他（或她）母亲的肚子里，也被带进大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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