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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带灯说

佛前燃三支香,贾平凹指间燃一支烟,香和烟总在续,屋里便烟气腾腾。

秦汉以降年代各异的陶罐、石佛、石狮子、石蛙、木雕的人面麒麟占了厅堂,继而踞在高处或蹲伏角落。一黑一银两只狐剩了张皮呆卧在木楼梯的扶手上,敛着神气。贾平凹笑:原有好多,都叫些女狐狸给拿走了。这屋子跃层,门开门闭马铃先响,高处有匾“上书房”,颇有些鬼气。

贾平凹用家乡陕西丹凤县棣花村的方言说话,说了60年。用普通话写作,写了40多年。最早补过一次金牙时、恋爱时、成名后被邀来邀去发言时,他曾经努力学说普通话,终没有成。渐渐,他把说,渗进写,怀着野心。日常,他仍称“口笨”,唯说开说兴时,那言语中有金子在闪。

闭了门窗,拉上窗帘,竖上“我家主人在写书勿扰”的门神,燃起香和烟,他是很能让笔代为言说的。他的笔,像是注入了他精气的女子,会孕育人和故事。这一次,娩出一位叫带灯。

这几年下去,我不爱和人打招呼。一打招呼,地方领导要接待,特别累。说话啊,照相啊,应酬啊,吃饭啊,耽误时间。我不会开车,叫朋友开。这一次(2010年春)也是,早上从西安走的,到那儿都天黑了。深山,木(没)去过,不停给她打电话,问咋个走。走了一天,最后翻过一道山梁,看她在路边一个饭店门口站着。

她,是带灯的原型,在小说中本叫“萤”。20年前在四川耀县的一座水库旁写《废都》时,贾平凹就留意过那些星星般闪烁的萤火虫,如留意着随他一同来到人世的小亲戚。荧光微而发自本身,自我照亮,这是他喜欢的意象。

萤大学毕业下乡当了干事,在乡野间常常仰望星空,怀想些不着边际的事。有一夜,她看到萤火虫青白色的光在草丛树枝间明灭,心想“它这是夜行自带了一盏小灯吗”,从此改名叫带灯——就像贾平凹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主人公一样,这带灯的魂里,有他一份。

现实中的带灯是综治办(即维稳办)主任,终日里面对上访户和大小纠纷,却别有怀抱,三年前不知从哪儿弄来贾平凹的手机号码,给他发出第一条短信。

我以为她是个业余作者,就复了信。她却接二连三地发信来。要是平常,我也要烦了。但她的短信写得好得很,我竟有点盼它来。

贾平凹手机里存着现实中带灯发来的许多短信,他用家乡话缓缓诵读,品咂其中之味:一早,带灯做完一两件事,带些吃的到河滩看书。像小鸡啄米一样吃完两块钱的瓜子,遇上洗白菜冻了手正放胳肢窝里捂的村妇。村妇招呼她:你美透了,来晒暖暖儿。带灯应:太阳好心暖你,你偏把手放水里,怨谁。她这才发现河下边像是有人在洗衣服,打得卿卿哐哐的,跑去一看是人们在浆粉条,男的怎么做女的怎么做。大家说着羡慕她,她想自己就像那野外开的芦花,旁人看着挺好,也不怕冷,可风一来,絮子呼呼地就被吹跑了……这清澈细腻的场景和语言,不事雕琢不含机巧的天成之态,令贾平凹觉得美,更令他相信了这广袤大地上,确有他亲近的那一路天才,是冬雪夏雷,是四季转换。

她每天给我发,这几天又是一堆。她就拿一烂手机,躺那儿眼睛不看都能发,那人聪明得很。她每天做啥事,怎么过的,咱都知道。她那屋里不收拾,她也不化妆收拾自己,每天乐哉得很,拿个包,装上一瓶矿泉水、几本杂志、一些吃的,骑个摩托就下乡了。累了,找个坡爬上去睡一觉——有天中午跟她从人家出来,走到山梁上,累得很,我说在这儿打个盹儿,她抱来一堆豆秆,往地上一铺,我拿件衣裳盖了头,她就跑到下边草窝里睡去了。平时有闲,太阳晒着翻翻杂志,要么胡想,想的全是19世纪欧洲大诗人那种,星空啊,白云啊,太阳月亮啥的。她心性高,谁都看不上,但环境就是那环境,永远走不出的大山。在那环境里,竟然有这户(种)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人,是很奇异的事。

我后来知道,她爱看《读者》,爱短散文,爱写个诗,也不是啥现代诗,从前诗歌朗诵那种诗。我跟她说,你那诗不好,你平白如话想啥写啥我觉得有意思得很。她本来分配到乡小学教书,后来给县委书记写了封信,书记没见过她,看了信就特批,调她到乡政府,可见她多能写。开始最吸引我的,是这个人,神秘,做那么泼烦的事,文笔心境却那么好——谁写得好,咱就喜欢去看一下,到底是个啥人啥环境么。当时也没想写个啥东西,就想多看看,多了解些情况。

饭店就是小说里写到乡干部常在那儿吃饭的那个。它离乡政府远一点,原先总在附近街面上吃喝,群众意见大得很,后来县上有人来就改到那儿,能做点野味儿。

到那儿一看,一个中年妇女,看外表也不像是很灵秀的那户人。她点菜,点这样那样,我说最简单地一吃,就对了。附近村上她熟,叫老伙计(朋友,农村男性间的称呼,带灯用来称呼跟她要好的村妇)蒸了一筛馍拿来,那馍有(圈出一海碗口)这么大,挺好吃(咂了下嘴,仿佛滋味返来)。吃完我们开车她骑摩托,往乡政府去。她摩托技术好得很。乡下路瘦,她骑个摩托哪儿都能去。路过一个三岔口,那里搭了台子正演戏。看了阵戏,到她家,就在乡政府旁边,谝了谝(陕西人说谝闲传,即聊闲话),就快半夜了,我就住到县上,有个二三十里路。这是第一天。

连着几天,我们一早从县里出来,把她接上,跟着她到处跑,到她认识的农户家里,看、听、吃饭。晚上回县里吃最好的饭,就是牛肉面,或者是烙饼子加牛羊肉汤。她并不总在农民家吃饭,包里常带两个粽子,吃了不饥。

跟记者不同,贾平凹不用录音笔,也不拿纸笔记,全记在心里。在小说中,他得假装“不在现场”,附体各色人物,借了他们的眼耳口鼻,再现那世间活剧。

带灯无须介绍他是谁。农民认得带灯主任,拿眼看一下她身后的男人,也不多问——跟自己长得差不多,气也不盛,穿着干净齐整,是县里来的小干部吧。

她这个综治办,伸缩性大得很,干部每人包几个乡,你就跑去吧,所以不去办公室也不碍事。她带着我跑,也算工作么。我不想叫乡长知道,也是怕给她惹事。咱无力帮助人家,不要影响人家工作。当然后来乡政府知道我去过。

那是初春,樱花正开得浓。它跟日本那观赏樱花不同,结果子的。我这一路过去,都是樱桃树,花比叶子多,一堆一堆的白花。风一吹,到处都是花瓣。从没见过这么多,美得很。

这就是小说中故事展开之地,樱镇。

带灯给贾平凹说乡里的工作安排、领导讲话和会见,讲她面对的那些上访事件和上访者的故事,好像永远都说不到头。那些翻滚的舌头、言语、动作,在小说中活了——尖锥锥叫起来;苍苍嗓子说;边说边拍着屁股上的土,土扬起迷了人眼……

看这位出场:六斤从塄畔上跑下来,一边跑一边在手心唾了唾沫在头上抹,脚下的一块土坷垃就先滚了下来。——贾平凹跟人讲过杜甫的“牵衣顿足拦道哭”:一句诗,四个动词夹住三个名词,拍成电影可拍十来分钟。

听这段子:换布(某村村长,跟兄弟拉布合开钢材铺,是樱镇的英武人)给自己买了个手机,也给媳妇买了个,可是很少有人打给他俩。晚上两口子睡下了,换布打给媳妇,媳妇接了:谁呀?我!啥事?把腿取下去!

俯瞰清明上河图般徐徐展开的图景——

这边一人坐在石头上解开绑腿捏虱子,骂着孩子,抬头瞧见一人,高声喊话:生了没?生了!生了个啥?你猜!男娃?再猜!女娃?啊你狗日的灵,猜两下就猜着了!

那边灵堂上传来唱腔:我坚强勇敢勤劳忠诚的舅啊……敬酒者捏着酒盅:我把我喝醉,让我难受着,来表达个心意!

夜了,麻子去妇女家睡,妇女要二十五元钱,麻子掏出五十元找不开,妇女说笨死了,明天再来就不用找了。

侯孝贤的电影里,常常一个镜头中的两三组人物同时对着话行着事,好比跟一个人说着话,眼睛的余光能看到周围。在中国画里,这叫散点透视。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如河水裹着各种泥沙浮草一齐流。好的艺术家触摸到了时间是流,并尝试表现它。

再品一品乡野智慧——

天气就是天意;

人嘴里有毒,不敢说满话;

跌倒了不要马上爬起来,看看地上有没有什么可拾的;别人唾你是恨你,擦了更恨你,唾沫不擦也会自干的;

蜘蛛网如何地摇曳,但从来没破过;

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

改革么,就和睡觉一样,翻过来侧过去就是寻着怎么个睡得妥;

庙可能是另一个综治办……

跟《废都》《秦腔》《古炉》一样,《带灯》中有名有姓的人物百多位,鲜灵灵带着泥土气:陈小岔、马水平、王后生、张膏药、朱召财、王随风、郭三洛、李存存、阮互助、陈碌碡……贾平凹说,没费神多想,农村的人名基本就是这样;要说讲究,《古炉》里那些人名比《带灯》讲究。

小说里多次出现农民招呼带灯来家吃饭的场景:话语热且快,手上却不见动作,言外之意很是丰富——

农民有他质朴的一面,更有他狡猾的一面。他见面招呼乡干部,背过身可能骂他们,不把他们在眼里看。实际上乡政府干部老到这家去吃饭,这家在村里很荣光,见人说谁谁又到我家吃饭哩。起码说明他乡政府还有熟人嘛,这种心理。那些小虚荣、小势利,都有。但当出现一些矛盾、危机,乡干部去解决的时候,那就蛮横无理。

小说里,带灯说:我现在才知道农民是那么的庞杂混乱肆虐无信,只有现实的生存和后代的依靠这两方面对他们有制约作用。

2011年正月十六,贾平凹的家乡发生了一起恶性械斗事件。械斗双方是村里两大势力,一方是村长率众打手,所持器械是钢筋、铁棒和砍刀之类,另一方是霸占河道建沙场的当地一大家族,抄的是杀猪刀。械斗导致两个人终生残废,其中一人右眼被摘除,五人重伤,数人轻伤。这些人,贾平凹都认识,事后少不了走动双方处理遗留问题。在村口路旁,他与乡亲们议论起来,感慨唏嘘;提起笔来,仿佛借了天眼正看着行凶——

拉布又是一阵钢管乱抡。元老三再没有动。……元老三已是断了线的提偶,胳膊是胳膊,腿是腿,两眼眶蹦出了眼珠子……拉布只说玻璃球要掉下来他就踩响个泡儿,眼珠子却还连着肉系儿,在脸上吊着。……这一次打,也就一二分钟,拉布没有说一句话,元老三也没说一句话。

我没有亲眼看到,但打架看到过么。听人讲过“文革”时武斗,也是大场面,吓人得很。人打红了眼,都差不多。

连任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的贾平凹很想写一写这个事。他知道老家正在修一条铁路、建一条高速公路,还引进了一座大工厂,昔日的宁静正在破碎。他又去了关中平原以北地带,以及甘肃的定西,比照发展中的速富和封闭中的贫瘠。

春天的樱花,冬天的血,洇成一片。外表干练内心文艺的带灯,一心讲政治求进步的中层干部,可敬可怜可气可悲的农民们,伴着裂变中的农村无所不在的争讼矛盾,慢慢拢成了一个故事。

2012年,初稿写成,贾平凹又去了一趟“樱镇”。那是玉米棒子成熟的初夏,没见樱花。他又跟着带灯跑了许多村子、人家,看、听、吃饭,再回西安修改。陕西籍评论家、前茅盾文学奖评委李星甫一读完,说出三字:疼痛感。

农民和农民之间,大量的是为了盖房占地,或者一棵河道树在那儿争,多少年解决不了。农民和村干部之间,为的是救济款为啥迟迟不发,救灾时为啥这间房不给我算,还有干部以权谋私——小说里有一章列了各村还有哪些问题木解决,有些真是很小的事,但总是拖,越拖越多,越拖越复杂。一部分人确实是有冤屈、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也有一部分人,长年上访之后,上面有了批示,下面一些干部想快点了事就木原则地给补贴,这样一来人就看样:闹有好处。好些人就不劳动了,倾家荡产全押在上访告状,老实变无赖了。这些老上访户也很辛苦,你跟他说,我赔你5万块钱,他说,不,我要50万。这边不停地闹,那边不停地堵,越堵越要上访,你这儿不管我跑到省上,省上不管我跑北京。上边呢,层层下压,你要把人给我控制住;下边吧,磨,应付,但实际上应付不过去,所以基层维稳队伍整天忙乱的就是堵窟窿,是个循环。

带灯十几年不动窝,经验丰富,所以叫她当个主任。她会讲理,脑子快,好多话能把你镇住,也交了许多农民朋友,再难的事她会处理。年轻一点刚上手的,跟农民木办法打交道。我看她对农民,该压的时候压,该哄的时候哄,该给好处还得给,见机行动,很有办法。

那天路上走来个人,满脸通红,头发胡子全奓着。我说,哎呀,这人像水浒里边人。跟我同去开车那人爱照相,但山野空旷,你突然跑到人跟前照相不好。带灯就招呼他,过来过来,啊,给你弄那个低保,照个相。那人一听,高兴得,呼呼跑上来抹抹脸让照。她有办法。

跟农民打交道得有几套本领,早些年会照相,最好是一次成像那种,马上有人给你管饭吃;有人拿个空胶卷照,就那把农民高兴的。会扎针开方看个病,一下关系也近了,农村缺医少药么。再就是把烟拿上,给大家散烟——我老家从前发生过,几个土匪在那儿坐着,一人散烟,少发一个,那土匪站起来拿枪把人打死了,伤了面子哩。在农村,人和人交往不认大原则,得小恩小惠,啥都跟你说。如果你啥都没有,说我来采访,往外掏笔记本,那人都走完哩。

你说得对,带灯是个异数。大部分村官乡干部是想着干几年要走要提拔的,带灯没想过离开那地方,她对生活挺满意:丈夫孩子都挺长脸,每个月能挣两千多块钱,到村里还有点小权威——她有时也检点,对农民说话是不是太嚣张了。大部分基层干部很少有看书的,没那时间,也没那心境。小说里写到县里给新装了视频会议设备,发现有乡干部在沙发上亲嘴(不知视频是双向的;后来再开视频会,干部连水都不敢喝了),这都是真事。但国家政策往下落实,最后就落到乡干部这一层,他们得干实在事。1949年后,好些国民党高官变成统战对象,进了政协,底下那些伪保长全枪毙了,为啥,成天和百姓打交道,积着怨哩。

和农民打交道,说易也难,到头来还落不下好。许多东西木办法贯彻下去,下边问题太多了。常常上面一尺,到省里一尺五,到县上两尺,到乡村就三尺了。

平常木事乡干部可以到村子里喝酒吃鸡,但该干还得干,尤其有个水灾旱灾啊,那是真辛苦。他们好像是风油精,头疼抹头,脚疼抹脚,受气挨骂经常的。当地干得好的很快就被提拔走了,剩下大量的是人浮于事,忙于应酬。现在指望下面热气腾腾、热火朝天,这不可能。以前有段时期大伙热气得很,也没有上访,今天有了自由,却大量的上访,农民和基层行政组织互相扯着,好多乡镇干部也是慢慢扭曲了,巴结上司、弄虚作假,对下张口骂人,脾气暴戾。带灯实际上是靠她那些跟环境反差极大的精神上的东西在支撑着,把自己从俗世烦乱中拽一点出来,我觉得她可贵也就在这儿。她的精神是高贵的。

该怎么办呢?带灯和助手竹子对起一番话——

这个世上啥能起作用?权呀!

咱是不是有权?有呀,到村寨办事不都说我们是镇政府的!

咱把镇政府挂在嘴上,累死又能解决多少事?上访还不是一个接一个的?带灯说:起作用的东西应该是看着并没用场才对吧。

原先,每个村子除了有党支部、行政这条线来管,还有家族来管,有祠堂,有庙,村里还有些老者、有权威的人。咱俩闹矛盾了,要么到庙里去发誓,那有心理作用,要么请上了年纪的人来断,现在都没有了,只有法制,但法制又不健全。社会在转型,有好多漏洞。如果都依法治理,不需要什么综治办。现在农民觉得政府就是法制,屁大点事都来找政府,在那儿闹腾。但有些问题归法管,不归政府(行政机关)管,政府只好用权力来压制一些事情。现在越维稳事情越多,关键就在这儿。

维稳办也好,综治办也好,本来应该是在老百姓和政府之间、在法律边缘地带起润滑作用的,但它现在不仅润滑不了,反倒干硬起来。干硬之下起了摩擦,肯定疼痛。每次北京开会,层层驻防,一旦发现上访户,由属地领回。书里写市委书记到樱镇视察,带灯她们24小时值班不歇气,老上访户人盯人控制住,跟那是一样的。

考察各级领导干部,这一项是显的,实行一票否决制,直接影响升迁。跟交通肇事一样,干部有扣分记录。这就有了专门销号的,怎么能给你把记录销了。

还有民间。到北京领回一个人,路费吃喝是5000块。北京城周围就专门有人用依维柯小车给你县上拉回十几二十人来,一车塞得满满的。县上一看,都是咱的人,掏钱,一人5000。那人拿了十来万劳务费,走了,下回又给你弄一车来。

买火车票实名制,一到窗口,票还没买,人就被领走了。

村乡县省,一层层的人,成天忙得呀,就是弄这些事。维稳人员到北京领人,一天补助是300块钱,到省上150块钱,县上50块钱。据说每年的维稳费用挺高。关键是这些钱花了,问题还在么。

带灯说:实际上村民自治化是化解矛盾的有效方式,上级往往把问题搞大搞虚搞复杂,像人有病多数是可以自愈的。

贪官多还是刁民多?那是相辅相成的。有了小商小贩,就有了城管,水平差不多,啥人治啥人么,你让更大的官来治,恐怕治不了。

现在一般权力机构的,只要有点权,都在敛财,这是可怕的。二者是共生的。

西安大街上,可见各路顶极豪车,多从陕北来。那是作家路遥的家乡。神木、府谷、吴旗,有煤有石油,俨然中国科威特。当地人告诉我,陕北人如今不拼车了,拼的是飞机。有位油老板,晌午在海南,傍晚有个局,驾着私家飞机就来了。还有段子,说陕北人在西安接听老家来电——在哪儿呢?我在西安。干吗呢?买房呢。那给我捎几套。据说,常有陕北人一出手就买一栋楼,所以“捎几套”。如今陕北好些地方,常有地震性塌方事件——地下被掏狠了。而掏空了地下撑满了荷包的人,大多迁移到别处去了。

对么,就是争个资源。那些能人、有头脑的人,知道要占个先机,就富了。现在是抢,有靠财势抢,有与官结合了抢。在农村没矿没油的地方,沙就成了争夺的对象。沙从河里淘上来,成本只是一些机器、人工和运输,所以挣钱厉害得很。但河道只有那点,于是就打。我跑过几个地方,都有为争沙子械斗的。县城里还有沙霸,比如盖这栋楼,只准用我的沙,别家的沙进不来。从产到销,都要斗。

拼命淘沙,你占一段,我占一段,河道被剜成一个一个大坑,河滩上一片狼藉,洗沙机成天在响,鸟也不来了,带灯也木法在堤上看书了。淘起的沙一堆堆占了河道,遇上雨季,水流不畅,加上两边堤岸根基松了,就会决堤。我老家这样,带灯那地方这样,走哪儿都是这样。如今咱国家的中小河道,都叫人给分了。

小说中,带灯转发过一个段子:一只兔子在前边跑,后边有百人追逐,不是一只兔子可以分成百只,因名分未定。

太白文艺出版社编审孙见喜告诉我,沙场也有职能部门如河道管委会管理,采用招投标方式分段承包给个人:淘沙段发生决堤洪涝的,由承包人负责;因淘沙造成河水变深而有人不知深浅溺水身亡的,由承包人负责;……由承包人负责。

住在城里的人,就看见起楼,那楼是怎么来的?钢筋是铁矿炼,水泥是开山把石头磨成粉,沙是河里淘上来,运到城里垒起来,等于把一个地方的山搬到另一个地方,那边弄得一塌糊涂,这边道路、高楼、公园拔地而起。

贾平凹和父母家人

城里栽下许多大树,都是乡下来的,如今乡村里的老树名树都叫人给挖走了。有主人自己挖了卖的,也有偷树的,一觉醒来门前那棵桂花树不见了。城里栽一棵树,乡下要破坏一堆,不是挖一棵就能活一棵的。长成一棵树,不容易。还有河道里的大石头,都叫人给运到城里来,成了公园石、小区石。走在西安城里,我能认出这棵大柳树是从陕北榆林来的,那块大石头是从陕南哪个沟洼里来的。

我说这就像一碗汤,汤上漂些油花花,你一嘴把油花花子吸完了,汤里没油了。

都在兴建新城镇,地方领导要业绩么。建一个新城,要消耗周围多少资源,没人想过。到最后,农村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要物没物,剩下一堆废墟。

年轻人、长年待在城里的人,不注意这些问题,他光看到城里房价高、交通拥挤、就业竞争大。在我看,这些都不是严重问题。在更广大的农村,中国社会基础性的一些东西在变在塌,会危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有天下观的人,会全盘看。看了之后,心情沉重得很。有时候想想,心里会害怕。

写《带灯》,是想把问题挪出来,有些话只能隐约说,咱也开不了药方。农村现在是什么样,人和人之间,包括农民和村镇干部、干部和干部之间是怎么相处的,他们的精神状态,我能感受得到。基层干部都像带灯这样,也好着来。可都是带灯,也解决不了问题。我写,也解决不了,但起码表达我不乐意么。

带灯说:老虎之所以是老虎,它是气场大,不用小伎俩,走路扑沓扑沓的,连眼睛都眯着,而小动物没有不机灵的,要么会伪装,要么身上有毒。

带灯说:人和人之间赤裸地看待。

带灯说:我随性而动很不一样地走着自己的路,这不对呀,活人不能像艺术品越特别越好。我知道我有担当能作为,而我向前走的时候必定踏草损枝践藤踩刺,虽度过了灾难踏上了道途却又有了小草枝条的呻吟,这呻吟触及我的心让我摇摇晃晃镇静不了自己。所以我也很孤独地存在着,被别人疑惑,也恐惧着也讪笑着也羡慕着也仇恨着也恭维着也参照着,看我好像很需要很离不开他们而又超然他们,谁都有机会实际上谁都没有机会。

我书里有一个没挑明的,就是上一辈村长带了几百人,阻止建高速路,保住了樱镇的环境;另一个地方开了矿,富了,可后来矿掏得差不多了,地也塌了,虱子乱飞,好多人得了硅肺病或者死在那儿。到了这一辈,樱镇也要发展,引进了大工厂,但面临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你闹不清他给樱镇做了好事还是做了瞎事。

带灯说:饮鸩止渴,才懂得什么叫循环经济。长辈为了风水宁肯让贫困着,后辈为了富裕终使山变残山水变剩水。不开发是不是最大的开发呢?我不知道。

贾平凹也说不知道。整个转型期的中国问题似乎都无解,一切秩序和价值都在混乱、摇摆和矛盾之中。作为一个作家,贾平凹说,只能提前思考一些东西。他的思考里又分明有些知道——

《古炉》写成时,他便说:在我们身上,除了仁义礼智信外,同时也有着魔鬼,而魔鬼强悍,最易于放纵,只有物质之丰富,教育之普及,法制之健全,制度之完备,宗教之提升,才是人类自我控制的办法。

他忽地说起:政治家应该多看文学作品。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也常这么说。我想起后记里那句“不能女娲补天,也该杞人忧天”,不免问:哪年入的党?回:1984年。在历时三年的走访和写作过程中,他没有跟任何人交流过见闻和想法,怕惹麻烦。

我也想过,如果发不了,就不发了,但我要记下来。作家都知道,当下难写。眼面前的事,你写得走样没走样,大家都看着;好多局限,你也不敢突破;还有,写当下,往往就没有文学性了。我的作品,大量都是写当下生活的,当然要求你在写法上有些啥变化。

从《废都》到现在,我也变了好几次。《浮躁》是传统写法,到80年代我就不想那样写了;《废都》是一种写法;《秦腔》《古炉》又是另一种叙事办法。它不倚重故事和情节,全靠细节推进。每次我看巴塞罗那队踢球,就觉得他们的踢法跟我的写法是一个路子:不停地传球倒脚,繁琐、细密,看得你眼花缭乱;它消解了传统的阵型战术、防守和进攻,不经意地,球进了。但也不能老是那样。老那样写,带出一种轻佻油滑的耍玩之气,我是警觉的。

这次写《带灯》,大概年纪到了,心性变了。好多年,我喜欢着明清到30年代的语言,清新灵动的,疏淡幽默的,有味得很;这些年我兴趣了两汉时期那种史的文风,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书里串着带灯写给元天亮的27封信,你说是散文也可以,它是当下故事的超越,坚硬现实的柔软,带灯就是这么活的。

我写作时间长,当年跟我同时出来的作家好多都不挪了,我还在挪。这中间出来几拨儿几拨儿人了,现在我跟“九○后”一块儿写作。你要不变,也木办法生存,要被淘汰么。当然每次变化不可能是截然,实际上都是些小变。人这一生干不了多少事,总要突破那难得很。

写起来也并不总自信着,也是惊惊慌慌,诚惶诚恐。大的起码改三遍,小的不停在补充。像《带灯》这后一半,前几天还在改,最后改的一句是带灯说她自己的命运: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再不改了,我怕人家(编辑)嫌烦。

读完后半部小说,我发短信问:这一回合,文学上最难把握的是啥?“中国文学的突破和提升”做到了哪一步?

很快收到答复,是书面语——

最难的是寻到中国特点,就是面对生活需要真诚地呈现出中国特别文化下的世情民情,写出中国的困境,为人类发展提供中国经验。既不是要极端维护也不是要极端批判。材料要围绕这点而选择,又要使故事真正来自生活,从地层深处蒸腾出来,而不是道听途说或在书斋编造。把握这一点很费劲。在表达上要有中国味,用淡淡的文字而浸渗浓浓的药力。

贾平凹的右手中指上有一粒玉米粒大的茧子,连着一处深深的凹陷,那是400多支他用尽的墨水笔着落和发力的地方。40多年来,他一直用手写,如同农民的锄头犁在地里。

他认定自己是土命,总听见地里有声音来:那么大的地,长满荒草,让贾家的儿子去耕犁吧。

他写了三米多高的条幅“中国文学”,配了镜框矗立在书桌前方,日日相对。他说,一茬作家有一茬作家的使命,他还得写农村,他是定了型的品种,譬如苜蓿,开着紫色花,无法开成玫瑰。

附:带灯原型发给贾平凹的短信

贾老师:我早上去城取点钱回来安排了人拆新房支的架板钢梁又给我妈送了拉肚子药然后来河滩吃了十几个我蒸了的沙李和两个煮鸡蛋和二块钱的瓜子捎带看书。象(像)鸡啄谷子一样吃完瓜子抑(仰)头见一伙计洗了一担老白菜叶子窝浆水把手冻的挟腋窝暖痛咧嘴说我你美透了来晒暖暖儿我说太阳好心暖你而你偏把手放水里怨谁。我也赞叹她把菜洗的白净我觉得我刚来就有个人影我没有抬眼看大约二小时了也许她觉得是干了承旧年接新年的一桩大事情吧就格外上破功夫洗。而河下方听见梆梆声象(像)早年槌洗被单的回音定睛看是开始了漏粉条的特色经济。我走下去见大海锅的热气和人气一块儿升腾女人用玉谷秆麦秆儿烧火男人双手从腰背后用屁股掮起百八十斤粉面袋飕飕的冲来这背法是外出打工引进的那人象(像)被引进的舞蹈一样演示、有的摩拳擦掌地和揉摔打着粉面更有技术人材(才)用擀面杖在急速搅动着摔手热的水溶进百斤粉面要兑的半斤白矾水说不兑矾太光溜捞不出来。象心忧炭贱愿天寒一样这些人盼望上大冻夜里冻冰的粉条在河水里泡开后韧劲大。我认为主妇受冻洗过冬菜就安然了全家老小而粉条挨冻就摇身立体的走出去。唉我咋总在路上想我是河畔的山芦花招摇优雅絮棉惹眼在这一切都潇(萧)枯破败时芦花独具太阳的暖色绒乎着而它不怕冷不惧风不畏雨而受不得飘柔温存的雪总是蓄泪淌水的卧旋儿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