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那年，龙应台就想过：将来要做一个不需要向别人敬礼的工作。在进入一个等级分明、令出必行的体系之后，她一度仍不按规则出牌，多有“突围”之举。譬如，她曾拒绝为配合马市长剪彩办美展、搞演出，此举虽也得到市长支持，但长此以往别具一格，市长也要承受来自整部机器的压力。
文化圈中人说，因为文人气质和率真性格，龙应台常有随兴之举，有些人却“不爱看她那个调调”。再加上“傲慢”或者初期工作方法的简单粗糙，她确实得罪了一些人。原“二二八”纪念馆馆长叶博文先生就曾将与龙应台的“冲突”写在一本书里。市长时期的马英九对龙应台的“礼让三分”，也让一些人不那么舒服。
那时候的龙局长雀跃着想施展理想。她每天工作16个小时，自述“整天顶着头盔上战场”。王小棣曾见她伏在市政府大门边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什么，一问，正要出门，有些事还没想好，想到就写下来。王小棣对我说，当年文建会的工作是相当粗糙的，而龙应台确实做了一些事情。
翻开台北市文化局2003年编写的《东倒西歪，三年有成——台北文化一千天》，可查龙局长的事迹：台北的文化地景开创了许多“第一”，包括第一个国际艺术村、第一个驻市艺术家高行健、第一个华人世界的国际诗歌节、第一个古迹专业演艺厅（中山堂）、第一个专业艺术电影院（台北之家）、提倡修复并开放许多名人故居（包括钱穆、林语堂等人的故居）、第一个公私合营模式的美术馆（台北当代艺术馆）、制定第一个“树木保护自治条例”。她还推动了老巷弄老房子的拯救，其中包括夏铸九教授与我见面的紫藤庐，那是哈耶克弟子周德伟的故居。
王小棣对龙做事的韧性印象深刻：在拍摄与《大江大海》有关的一部纪录片时，龙跟着叙述者踩着碎石子路一路小跑到码头，穿着平底鞋，跑了将近半小时，当时她57岁。
在“受尽了政治的折磨和实务的历练”之后，龙应台终于发现做官不能像作文那样“理直气壮”，而理直气壮，是1986年《野火集》横空出世时的动人之处。
夏铸九说，有过“不那么愉快”的局长经验，如今的龙应台已“不那么简单”，她知道什么时候该斩钉截铁强硬，什么时候该动用柔软示弱。
元智大学艺术与设计系主任阮庆岳说，龙应台此番重新上阵，信仰的底蕴大约未变，对权力的诱惑也应傲骨犹在，真正的挑战还是落在她沟通的技巧与能力上。
上任第一天，龙应台走了16个“立委”办公室，跟“立法院”院长王金平谈两个人童年都待过的乡下新竹，很快又去拜访各部各会。“这些方面我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政府机构里，每一个部会都是本位主义的，对于其他部会在做什么是没有理解的，全世界都一样。如果想让社会进步，一定要合作。”龙对我说。
9月22日，我看到她与“交通部长”毛治国、艺大校长朱宗庆站在一起，站在火车站起舞的学生中间。我听到她说感谢。
龙就任之后提出的第一个设想是“让文化从村落做起”。她想知道，台东县达仁乡、南投县中寮乡等收入最低乡镇的孩子，跟台北市信义区的同龄孩子，能否享有同等的文化权？这个命题来自她的早年经历，当年她到台北念书，发现同学听的音乐、谈的话题、见的事情，她通通不知。但缩小贫富差距这件事不是“文化部”能独立完成的，要跟“教育部”“经济部”合作，才能让以下这些行动不浮于表面：云门舞集到乡下庙前的广场上演出，画家、作家下到偏乡中小学去交流，装满书的文化列车开到苗栗乡下人家的门前去播种，乡下孩子到台北的博物馆来开眼界……
眼下的台湾媒体非常乐意向公众报告一个“放柔身段，有所妥协”的龙应台。但她说，我没有变。“一个人所抵抗和所坚持的，汇成一个总体，就叫作信仰。但信仰，依靠的不是隆重的大声宣告，它藏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流露在举手投足间最寻常最微小的决定里。”
“部长”龙应台，充满细节。9月19日，圆山饭店，台北电视节。龙应台在致辞中照顾到远道而来的欧美客人，插入大段英文讲话。她特别建议第一次到台北的外国人去孔庙看看，去西门町转转，“We have a lot of gay bars，台北是对同性恋最宽容的城市之一”；她反复提及Chinese speaking world。这些细节，提示了她的视野和角度，可能是未来作为的立足点。
媒体人邱立本曾经发问：内战心态还在两岸华人中存在，怎样超越？台湾之行也令我感受到：内战心态也在台湾党人中存在，怎样超越？
2012年中秋前夕，龙应台笑着说：“闽南谚语讲，‘欢喜做，甘愿受’，只要我在，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