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底，日本海军陆战队潜入上海，同驻沪第十九路军交战。消息传出，W.H.奥登写下诗句：
啊，我听到，在我的周围，与上海涌出的
游击战那遥远彼岸的嘟哝声交织的
“人”的声音——“告诉我们在疯狂中存活下去的路吧！”
20岁的大江健三郎读到，心底震撼。因为诗人在批判现实政治的同时，关照了人的存在和灵魂——这是文字的职份，他以为。十多年后，大江健三郎写出了中篇小说《告诉我们在疯狂中存活下去的路》。
物理学有个概念叫做界面（interface），意思是异质的两个物体相衔接的区域。我想，每个人的内心与表象，灵魂与外部现实之间也有一个界面，它是一种隐匿的保护层。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身心分隔，拥有自己的秘密。记者、作家、画家、音乐家，应是尝试说出这些秘密的人。人物特稿的使命之一就是尝试开掘人物的内在世界，将被界面隔开的两部分打通，建立起它们之间的因果和出离因果，将那些似乎被遗忘被切断的事物联结起来，将那些无意识或下意识的语言行动纳入理解。每一次采访，光线、气息、节奏、契机都是微妙的，若是能触摸到那层界面，穿透它，甚至只是在上面游走，都是空山雪霁、云卷云舒时刻。
一个人的内心真实不是伸手就可以拿走的现成之物，它常常是被视而不见、藏在意识的褶皱里，或者已经悄悄流走却又意外重现的东西。
君特·格拉斯画过一幅水彩：他的打字机，漂亮的蓝。画上有一节短诗：
我已用旧的打字机，
让我如何不停编织谎言，
即便如此，每当改稿之际，只是一个打印错误，
都将成为设法接近真实的证人。
在这里，你可以听见记忆中存着的痛苦往事在出声。2006年，格拉斯在自传中交待了自己在少年时代曾是纳粹武装党卫队队员的历史，将自己暴露在可能来自整个欧洲的批判平台上。无论一个人怎样掩饰、假装遗忘，心里总残存着一些真实记忆。撒谎和忏悔同时存在。有时候，它们会自我启动，有时候，确实需要一些辅助，需要一盏照亮它们的灯。
这种时刻经常出现：言语繁盛，却无法抵达内心，无法在倾诉与倾听之中建立一种神思张悬。怪提问愚笨、耐心不济、录音笔僵硬吧，或者根本气场不对。
他的眉梢眼角，他的固执神态，他的叹气或沉默（沉默也是语言），偶尔露出的狡黠的笑，不假思索的语言惯性，精心为之的率性豪情；也许还有邋遢的衣衫，身上的烟味，掌上的茧子，以及某些节点上突如其来的走神……如何表现那些平静又迟钝的悲哀，那更像是意志力的乐观，那如影随形的孤独，还有他身后那个迷宫般的背景？世界好像旋转木马，感觉来来去去，交替、重叠、对峙，常常在不兼容的情况下同时涌来……人物特稿写作因此有了更复杂更辽阔的叙事空间，想象力、辨析力、平衡感、自我怀疑，都是质感所在，落到笔端，谨慎加精确，有时候，还需要一点点天马行空。
画家弗朗西斯·培根那些扭曲融化了人脸的三联画肖像一直吸引着我，引我看进去。用培根评价1926—1932年毕加索风格的话来类比：“一个从来无人探索的领域被打开了，那是一种有机的形式，和人的形象相连相系，却是一种全然的歪斜变形。”一张人脸歪斜变形到什么程度依然是他自己？一张脸在疾病、狂喜、仇恨里，依然可辨吗？“我”的边界在哪里？
人之存在是个谜。它被消解在人们对确定性的期待里，确定性让人安全，让生活容易，确定性对于谜一样的本质没有好奇心。所以，尽管有这么多历史的磨难，人们有了相对丰富的经验，下一回合却依然蠢笨，好像跟苦难初初相遇。
尼采的想法：在发生的那一刻，一个现象会显现出它的本质。但事情发生时，你多半不在那里，你只是一个不具有侦探资质的事后追踪者。怎样克服后见之明、主人公过滤性的回忆以及时间性的失真？我觉得没有办法。怎样告诉读者“事情要比你想的复杂”，“这个人也是”？只能在采访时为它们之外的可能性留出空间，在写作时避开这个行业里已经生成的某些腔调，比如高度仿真——具有上帝之眼，比如把人物的言行命运和年代紧紧捆绑在一起——人，纷纷沦为年份的注脚。
如果手艺不差，你的生命和情感会在他人的故事里得到延展，他人的经验也成为你的（终究隔了一层的间接经验）。然而确实，这种机会增多了：在探索对象的同时，我能感觉到重新认识了自己——都是有弱点有挣扎同时在不断自洽的人，以这具肉身，去追求高一点的东西——真是悲喜交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