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市面更坏了，是受了法国在越南的战事的影响。
法国凯觎越南，由来已久。同治元年，法皇拿破仑第二，以海军大举侵入越南。其时清廷正因洪杨之变自顾不暇，所以越南虽是清王朝的属国，却无力出兵保护，越南被迫订了城下之盟，割让庆和、嘉定、定祥三省。嘉定省便是西贡，法国人在那里竭力经营，作为进一步侵略越南、进窥中国云南的根据地。
同治十一年，越南内乱，头目叫做黄崇英，拥众数万，用黄旗，号称“黄旗军”。法国人勾通了黄崇英，规取“东京”，渡汉江。攻取广西镇南关外的谅山，广西巡抚是湘军宿将刘长佑，派兵助越平乱，同时邀请刘永福助剿——刘永福是广西上思州人，本是个私枭，咸丰年间，洪杨起事，刘永福却另有心胸，率领部下健儿三百人，出镇南关进入越南保胜。此地本为一个广东人何均昌所占领，为刘永福起而代之，所部用黑旗，号称“黑旗军”。既受刘长佑的邀请，复又受越南王的招抚，与广西官兵夹击法军，威震一时，但越南内部意见分歧，最后决定议和，所派遣的大臣三名，为法军拘禁，被迫订了二十二条的《西贡条约》，割地通商以外，承认受法国的保护。为了安抚刘永福，授职为三宣副提督。刘永福便在边境深山中，屯垦练兵，部下聚集至二十万之多，其中劲旅两万人，年龄在十七以上，二十四以下，一个个面黑身高，孔武有力，越林超涧，轻捷如猿，士气极其高昂，因而为法军视如眼中钉，曾经悬重金买他的首级。
自从《西贡条约》订立以后，越南举国上下，无不既悔且愤，越南王阮福时，决意重用黑旗兵。不道法国先下手为强，以重兵陷河内。于是在顺化的阮福时遂予黑旗军驱逐法军的任务。
越南有失，广西、云南便受威胁，而且法国已正式向中国提出通商的要求。朝中议论，分为为战、主和两派，主战派以李鸿藻为首，除了支持云贵总督岑毓英支持刘永福以外，且特起曾国荃为两广总督，部署海防。此外左宗棠亦力主作战，清议更为激昂，但主和派的势力亦不小.当然，李鸿章是主和的，驻法公使曾纪泽亦不主张决裂，但对其中的利害得失，看得最清楚的是曾经使法的郭嵩焘。这年光绪九年正月，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宝海，本已达成“中国撤兵、法不侵越”的协议，不意法国发生政潮，内阁改组，新任外务部长拉克尔是个野心家，一面将宝海撤任、推翻成议，一面促使法国增兵越南。于是朝旨命丁忧守制之中的李鸿章迅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节制两广云南防军。就表面看，是派李鸿尊去主持战局，而实际上并非如此。此中消息为郭嵩焘所参透，特意从他的家乡、湖南湘阴派专差送了一封长信给李鸿章，以为“处置西洋，始终无战法”，他说，洋人意在通商，就跟他谈通商好了。只要一答应谈判通商，越南的局势自然就会缓和。如今派李鸿章出而督师，大张旗鼓，摆出一决雌雄的阵势，是逼迫法国作战。法国本无意于战，逼之应战，是兵法上的“不知彼”。
如果真的要战，又是“不知己”，他的话说得很沉痛：“用兵三十余年，聚而为兵，散而为盗，蔓延天下，隐患方深。重以水旱频仍，吏治调敝，盗贼满野，民不聊生，而于是时急开边畔，募兵以资防御，旷日逾时，而耗敝不可支矣。”这是就军费者言，说中国不能战。
就算战胜了，又怎么办？战胜当然要裁兵，将刚招募的新兵遣散，结果是“游荡无所归”，聚集“饥困之民图逞”，是自己制造乱源。
接下来，他转述京中的议论：“枢府以滇督援甲厉兵，而粤督处之泰然，数有訾议，是以属中堂以专征之任。”看起来是因为岑毓英想打，而曾国茎袖手旁观，前方将帅意见不一，需要一个位高权重的李鸿章去笼罩全面，主持一切。事实上呢“京师议论，所以属之中堂，仍以议和，非求战也”。
李鸿章虽然在守制之中，但朝中情形，毫不隔膜，他在京师有好几个“坐探”，朝中一举一动，无不以最快的方法，报到合肥，知道恭王子和战之际，游移不决，而主战最力的是“北派”领袖李鸿藻及一班清流，尤其是左副都御史张佩纶。
因此，李鸿章纵有议和之意，却不敢公然表示，因为清议的力量很大，而且刘永福的黑旗军打得很好，更助长了主战派的声势，此时主和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迟迟其行，到上海以后，与接替宝海的新任法国公使德理固，谈了几次，态度不软亦不硬，掌握了一个“拖”字诀。
“拖”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这是李李鸿章自己都不知道的事，不过他在暗中大下功夫，想消除几个议和的障碍，第一个左副都御史张佩纶，他是清流的中坚，能把他疏通好，主战的高调不是唱得那么响，议和便较易措手。
另一个是驻法公使曾纪泽，他不主张交涉决裂，但并不表示他主张对法让步，尤其是在从俄国回到巴黎以后，眼看法国的政策亦在摇摆之中，主战的只是少数。因此特地密电李鸿章及总理衙门，建议军事援越，对德理固的交涉不妨强硬。李鸿章对曾纪泽的意见，不置可否，但却致书郭嵩焘，暗示希望他能影响曾纪泽。郭嵩焘与曾纪泽的关系很深，而且驻法是前后任，他的言论一定能为曾纪泽所尊重。
就在这“拖”的一两个月中，法国与越南的情势，都起了变化，法国的政策已趋一致，内阁总理茹斐理向国会声称，决心加强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同时派出九千人援越，另遣军舰十二艘东来，水师提督古拔代陆军提督布意为法军统帅。
越南则国王阮福时去世，由王弟阮福升继位，称号为“合和王”。由这称号，便知他是愿意屈服于法国的，即位只有一个月，便与法国订立了二十七条的《顺化条约》，正式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而又仍旧尊重中国为宗主国，原来每年进贡，取道镇南关循陆路进京，今后改由海道入贡。
这一法越《顺化条约》，促成了法国政策的一致，同时也赋予了法军名正言顺得以驱逐黑旗军的地位。因此，越南政府中的主战派大为不满。弑合和王而另立阮福吴，称号是“建福王”。
尽管已到天津回任的李鸿章仍与法国公使在谈判越南的主权，而事实上中法双方剑拔弩张，开仗几不可免，尤其是特命彭玉鳞办理广东军务，消息一传，上海的人心越发恐慌。其时在九月中旬，正当螺蛳太太由上海回到杭州时。
就在她回到杭州的第二天，江宁派了个专差来，身穿红装，风尘满面，但头上一顶披满红丝穗的纬帽，高耸一粒红顶子，后面还拖一条花翎，身后跟着四名从人，亦都有顶戴。他们是由陆路来的，五匹高头大马，一路沙尘滚滚、辔铃当当、威风凛凛，路人侧目。一进了武林门，那专差将手一扬，都勒了马，其中一个戴暗蓝顶子的武官，走马趋前，听候吩咐。
“问问路！”
“喳！”那人滚鞍下马，一手执缰，一手抓住一个中年汉子问道：“来、来，老兄，打听一个地名，无宝街在哪里？”
“啊！你说啥？”
原来那武官是曾国藩的小同乡，湖南话中湘乡话最难懂，加以武夫性急，说得很快，便越发不知他说些什么了。
还好，那武官倒有自知之明，一字一句地答道：“元宝街。”说着还双手上捧，作手势示意元宝。
“喔、喔、喔，你老人家是说元宝街！”那人姓卜，是钱塘县“礼房”的书办，不作回答，却反问：“请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江宁？”
“不错。”
“这样说，到元宝街是去看胡大先生？”
“胡大先生？”那人一愣，旋即想到：“不错，不错，胡大先生就是胡雪岩胡大人。”
卜书办点头，趋前一步，手指着低声问道：“马上那位红顶子的人，是什么人？”
那武官有些不耐烦了，天下人走天下路，问路应是常事，知道而热心的，详细指点，知道而懒得回答的，说一声“不清楚”，真的不知道而又热心的，会表示歉意，请对方另行打听，不知道而又懒得回答的，只字不答，掉臂而去。象这样问路而反为别人所问，类似盘查，却还是第一次遇见。
卜书办看那武官的脸色，急忙提出解释：“你老人家不要嫌我罗嗦，实在是马上那位大人一品武官，我不敢怠慢，晓得了身分，好禀报本县大老爷，有啥差遣，不会误事。”
原来是这样一番好意！那武官倒觉得过意不去，但却不知如何回答——那专差本名高老三，投效湘军时，招募委员替他改名“乐山”来谐音，“仁者乐山”而又行三，因而又送他一个别号叫“仁叔”。
这高乐山原隶刘松山帐下，左宗棠西征，曾国藩特拨刘松山一营隶属于左，时人称为“赠嫁”。刘松山在西征时，战功彪炳，左宗棠大为得力。左曾不和，在才气纵横的左宗棠眼中，曾国藩无一事可使他佩服，唯独对“赠嫁”刘松山，心悦诚服，感激不已。因为如此，左宗棠对刘松山，亦总是另眼看待。这高乐山原是刘松山的马弁，为人诚朴，有一次左宗棠去视察，宿于刘营，刘松山派高乐山去伺候，彻夜巡更，至晓不眠，为左宗棠所赏识，跟刘松山要了去，置诸左右，每有“保案”，在“密保”中总有高乐山的名字，现在的职衔是“记名总兵加提督衔”，在“绿营”中已是“官居极品”，但实际的职司，仍是所谓“材官”，仅奔走之役，在左宗棠的部属中，他的身份犹如宫中的“御前侍卫”。
但一品武官不过是个“高等马弁”，这话说出去，贬损了高乐山的红顶子，所以那蓝顶子的武官含含糊糊地答说：“是左大人特为派来看胡大先生的。”
“我就猜到，”卜书办又拍手、又翘拇指，“一定是左大人派来的。好、好、好，元宝街远得很，一南一北，等我来领路。你请等一等，等我去租匹马来。”
武林门是杭州往北进出的要道，运河起点的拱宸桥就在武林门外，所以城门口有车有轿有骡马，雇用租赁，均无不可。卜书办租赁了一匹“菊花青”，洋洋得意地在前领路。
那匹“菊花青”是旗营中淘汰下来的老马，驯顺倒很驯顺，但脚程极慢——马通灵性，为人雇乘太久，出发时知道负重任远，一步懒似一步，因为走得越快越吃亏，及至回程，纵不说如渴骥奔泉，但远非去路可比，昂首扬鬃，急于回槽。那匹菊花青，正是这样一个马中的“老油条”。
当书办的，十之八九是“老油条”，这一下“老油条”遇着“老油条”，彼此得其所哉。卜书办款款徐行，后随五名武官，亦步亦趋，倒象是他的跟马。杭州的文武官员，品级最高的是“将军”，其次是巡抚，本身虽都是红顶子，但出行的随从，从无戴红顶子的。
因此，卜书办满脸飞金，得意之状，难描难画，尤其是一路上遇着熟人，在马上一会儿抱拳扬臂，一会儿弯腰点头，同时一定要高声加一句，“我带他们去看胡大先生。”有几次得意忘形，几乎掉下马来，急急扳住马鞍上的“判官头”，才能转危为安。这样丑态百出，惹得路人笑逐颜开，而高乐山的脸色却越来越难看了。
快到元宝街时，卜书办在转角之时，向前扬一扬手，示意暂停，自己却双腿夹一夹马腹，催快往前，直到胡府大门前勒住了马。
“老卜，”胡家门前的下人中，有一个认得他，“你来作啥？”
“我来报信，两江总督左大人，派了红顶子的武官来看胡大先生，一进城门，是我领路来的。”
“在哪里？”
“在后面。”
那人抬眼一看，果然有五匹马在后面，红蓝顶子在明亮的秋阳中看得很清楚。这一来，胡家门前的十几个人都紧张了。
原来左宗棠派红顶子的戈什哈传令是常事，但当初是陕甘总督，公私事务派专差只到上海转运局。直接派到胡家却是头一回，少见自然多怪，顿时便有机灵的，不看热闹，抢先报到上房。
螺蛳太太一听吓一跳。原来胡家为了红顶子，花了好大的气力，胡雪岩本身是道员加按察使衔，三品顶戴蓝顶子，倘或胡雪岩肯做官，放一任实缺的道员，左宗棠保他加布政使的衔，是一定办得到的事，无奈胡雪岩只能做一个“官商”，如果真的“商而优则官，”必须“弃商从官”，不但“做此官，行此礼，胡，雪岩受不了那种拘束，而且也决不会是一个出色的官。这一点不但他本人有自知之明，凡是爱护他的，亦莫不认为胡雪岩要是真的去做官，便是舍长就短，最为不智。
因为如此，要摆官派，只有拿钱来做官，本身捐官有限制，到三品便是“官居极品”，但父母的荣衔，却是花钱可以买体面的，十余年来每逢水旱灾荒，胡雪岩总是用胡老太大的名义，捐银、捐米、捐棉衣、捐药材，好不容易才得了个“一品夫人”的封典，胡雪岩“子以母贵”也能戴红顶子了。
红顶子是如此珍贵，在螺蛳太太的记忆中，红顶子的文武大员登门拜访，没有几次，每一次都是事先得到信息，如何迎接、如何款待、如何打发从人，都要好几天筹划，临时郑重将事。象这样突然来了个红顶子的武官，自然要吓一跳，紧张得有些不知所措了。
但胡雪岩却是司空见惯的，高乐山又是熟人，不妨从容以礼款接。当下先交代了螺蛳太太一番，换了官服到花厅相见。
一个称“雪翁”，一个称“高军门”，平礼相见，又到走廊上向高乐山的从人，请教了姓乐，寒暄了一阵，另外派人接待，然后说道：“请换便衣吧！”
话刚说完，已有一名听差，捧着衣包，进屋伺候——官场酬酢，公服相见是礼，便衣欢叙是情，但总是客人忖度与主人的交情，预料有此需要，自己命跟班随带衣包，象这样由主人供应便衣的情形，高乐山不但是第一次经验，而且也是闻所未闻。
不过，想到胡雪岩以豪阔出名，那么类此举动，自亦无足为奇。当下说道：“雪翁亦请进去换衣服吧！”
“是，是，换了衣服细谈。”
等胡雪岩换了衣服出来，只见高乐山已穿上簇新的一身铁灰的结夹抱、上套珊瑚扣的贡缎马褂，头上一顶红结子的青缎小帽，而且刚洗了脸，显得容光焕发，神采奕奕。
“衣服倒还合身？”
“多谢，多谢。比我自己叫裁缝来现制还要好，我也不客气了，雪翁，多谢，多谢！”说着高乐山又连连拱手。
“左大人精神还好吧？”
听这一说，高乐山的笑容慢慢收敛，“差得多了。”他说：“眼力大不如前，毛病不轻。”
“请医生看了没有呢？”
“请了。”高乐山答说：“看也白看！医生要他不看公事，不看书，闭上眼睛静养。雪翁，你想他老人家办得到吗？”
“那么，到底是什么病呢？”
“医生也说不上来。左眼上了翳，右面的一只迎风流泪。”
“会不会失明？”
“难说。”
“我荐一个医生。”胡雪岩说：“跟了高军门一起去。”
“是。”高乐山这时才将左宗棠的信拿了出来。
信上很简单，只说越南军情紧急，奉旨南北洋的防务均须上紧筹划，并须派兵援越，因而请胡雪岩抽工夫到江宁一晤，至于其他细节，可以面问高乐山。
胡雪岩心想，这少不得又是筹械筹饷，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自己并未受两江总督衙门的任何委任，倘需效劳，纯粹是私人关系，这一层不妨先向高乐山说明白。
“高军门晓得的，左大人说啥就是啥，我只有‘遵办’二字。不过，江宁不是陕甘，恐怕有吃力不讨好的地方。”
“是的。”高乐山答道：“左大人亦说了，江宁有江宁的人，胡某替我办事，完全是交情，论到公事，转运局是西征的转运局，我只有跟他商量，不能下札子。这就是要请雪翁当面去谈的缘故。”
“喔，不晓得要谈点啥？”胡雪岩问：“是钱，是械？”
“是枪械。”
“嗯，嗯。”胡雪岩稍稍放了些心，“不谈钱，事情总还好办。”
“雪翁预备哪天动身？”
“这还要跟内人商量起来看。”胡雪岩率直回答，他所说的“内人”，自然是指螺蛳太太，接下来又问：“左大人预备派哪位到广西？”
“是王大人。”
“王大人？”胡雪岩一时想不起来，左宗棠手下有哪个姓王的大将。
“是，王阆帅。”
“幄，是他。”
原来高乐山指的是王德榜，他踉高乐山一样，有个很雅致的别号叫阆青，是湖南永州府江华县人，这个偏僻小县，从古以来也没有出过什么出色的人物，但王德傍在湘军中却是别具一格，颇有可称的宿将。
此人在咸丰初年，毁家练乡团，保卫家乡颇有劳绩，后来援江西有功，早在威咸七年，便叙文职“州同”，改隶左宗棠部下后，数建奇功，是有名的悍将，赐号“锐勇巴图鲁”，赏穿黄马褂，同治四年积功升至藩司，从左宗棠征新疆，功劳不在刘松山叔侄之下，但始终不得意，藩司虚衔领了六、八年，始终不能补实缺。
原来王德榜是个老粗，当他升藩司奉召入觐时，语言粗鄙，加以满口乡音，两宫太后根本不知道他说些什么，因而名为藩司，当的却是总兵的职司。光绪元年丁忧回籍，六年再赴新疆，不久左宗棠晋京人军机，以大学士管兵部，受醇王之托，整顿旗营，特地保荐王德榜教练火器、健锐两营，他的部下兴修畿输水利，挑泥浚河，做的是苦工而毫无怨言，因而亦颇得醇王赏识。
左宗棠当然深知他的长处，但他的短处实在也不少，只能为将，不能做官。这回彭玉麟向左宗棠求援，他想起王德榜，认为可以尽其所长，因而奏请赴援两广，归彭玉麟节制，并答应接济军械，找胡雪岩去，便是商量这件事。
了解了经过情形，胡雪岩心里有数了，“高军门，”他说，“你在这里玩两天，我跟内人商量好了，或许可以一起走。”
“如果雪翁一起走，我当然要等，不然，我就先回去复命了。左大人的性子，你知道的。”
“你想先回去复命亦好。哪天动身。”
“明天。”
当下以盛筵款待，当然不用胡雪岩亲自相陪，宴罢连从人送到客房歇宿，招呼得非常周到。第二天要动身了，自然先要请胡雪岩见一面，问问有什么话交代。
传话进去，所得到的答复是，胡雪岩中午请他吃饭，有带给左宗棠的书信面交。到了午间，请到花园里，又是一桌盛筵，连他的从人一起都请，厅上已摆好五份礼物，一身袍褂，两匹机纺，一大盒胡庆余堂所产的家用良药，另外是五十两银子一个的“官宝”两个。额外送高乐山的一个打簧金表，一支牙柄的转轮手枪。
“本来想备船送你们回去，只怕脚程太慢，说不得只好辛苦各位老哥，仍旧骑马回去了。”
“雪翁这样犒赏，实在太过意不去了。”高乐山连连搓手，真有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之概。
“小意思、小意思！请宽饮一杯。”
高乐山不肯多喝，他那四个部下，从未经过这种场面，更觉局促不安，每人闷倒头扒了三碗饭，站起身来向胡雪岩打千道谢兼辞行。
由于红顶子的关系，胡雪岩自然开中门送客，大门照墙下一并排五匹马，仍是原来的坐骑，不过鞍辔全新，连马鞭子都是新的。胡雪岩自己有一副“导子”，两匹跟马将高乐山一行，送出武林门外，一路上惹得路人指指点点，都知道是“胡大先生家的客人”。
高乐山走后，胡雪岩与螺蛳太太商量行止。
“第二批洋款也到期了，我想先到上海料理好了，再到江宁。”胡雪岩说，“好在王阆青也不过刚从京里动身，我晚一点到江宁也不至于误事。”
“不好，既然左大人特为派差官来请，你就应该先到江宁，才是敬重的道理。至于上海这方面，有宓本常在那里，要付的洋款，叫他先到上海道那里去催一催，等你一到上海，款子齐了，当面交清，岂不是顺理成章的事？”
“上海的市面，我也不大放心，想先去看看。”
“那更用不着了，宓本常本事很大，一定调度得好好的。”螺蛳太太说：“你听我的话没有错，一定要先到江宁，后到上海，回来办喜事，日子算起来正好，如果先到上海，后到江宁，万一左大人有差使交派，误了喜期，就不好了。”
在天津的李鸿章，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张佩纶才高志大，资格又好，决心要收他做个帮手。张佩纶的父亲在李鸿章的家乡安徽做过官，叙起来也算世交，便遣人专程将他接了来，在北洋衙门长谈了几次。原来李鸿章也有一番抱负，跟醇王秘密计议过，准备创办新式海军。他自己一手创立了淮军，深知陆军是无法整顿的了，外国的陆军，小兵亦读过书，看重懂书面的命令，中国的陆军，连营官都是目不识丁，怎么比得过人家？再说，陆军练好了，亦必须等到外敌踏上中华国上，才能发生保国卫民的作用，不如海军得以拒敌于境外。因此，李鸿章已悄悄着手修建旅顺港，在北洋办海军学堂。这番雄图壮志，非十年不足以见功，而且得在平定的局势之下，方能按部就班，寸寸积功。
这就是李鸿章力主对法妥协的原因，忍一时之忿，图百年之计。张佩纶觉得谋国远谟，正应如此，因而也作了不少献议，彼此谈得非常投机。
“老夫耄矣！足下才气纵横，前程远大，将来此席非老弟莫属。”
这已隐然有传授衣钵之意。张佩纶想到曾国藩说过，“办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他当年遣散湘军，扶植淮军，便是找到了李鸿章作替手。想来，李鸿章以湘乡“门生长”自居，顾念遗训，找到他来作替手。这番盛意，关乎国家气运，当仁不让，倒不可辜负。
由于有了这样的默契，张佩纶在暗中亦已转为主和派。同时有人为李鸿章设计，用借刀杀人的手法，拆清流的台——将清流中响当当的人物，调出京去，赋以军务重任，书生都是纸上谈兵，一亲营伍，每每偾事，便可借此收拾清流，而平时好发议论的人，见此光景，必生戒心，亦是箝制舆论的妙计。
李鸿章认为是借刀杀人，还是登坛拜将，视人而异，象张佩纶便属于后者，决定设法保他督办左宗棠所创办、沈葆祯所扩大的福建船政局，作为他将来帮办北洋海军的张本。此外就不妨借刀杀人了。
但这是需要逐步布置，徐图实现的事，而眼前除了由张佩纶去压低主战的高调以外，最要紧的是，要让主战的实力派，知难而退，这实力派中，第一个便是左宗棠，得想法子多方掣肘，叫他支援彭玉麟的计划，步步荆棘，怎么样也走不通，这就是李鸿章特召邵友濂北上，要商量的事。
“左湘阴无非靠胡雪岩替他出力。上次赈灾派各省协济，两江派二十万银子，江宁藩库，一空如洗，他到江海关来惜，我说要跟赫德商量。湘阴知难而退，结果是向胡雪岩借了二十万银子。湘阴如果没有胡雪岩，可说一筹莫展。”
“胡雪岩这个人，确是很讨厌。”李鸿章说：“洋人还是很相信他，以致于我这里好些跟洋人的交涉，亦受他的影响。”
“既然如此，有一个办法，叫洋人不再相信他。”邵友濂说：“至少不如过去那样相信他，”
“不错，这个想法是对的，不过做起来不大容易，要好好筹划一下。”
“眼前就有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便是胡雪岩为左宗棠经手的最后一笔借款，到了第二期还本的时候了！
当邵友濂谒见李鸿章，谈妥了以打击胡雪岩作为对左宗棠掣肘的主要手段时，胡雪岩不过刚刚到了江宁。
原来胡雪岩与螺蛳太太商量行程，螺蛳太太力主先到江宁，后到上海。
胡雪岩觉得她的打算很妥当，因为由于螺蛳太太的夸奖，他才知道宓本常应变的本事很到家，这样就方便了，在南京动静要伺候左宗棠，身不由主，到了上海，是宓本常伺候自己，即令有未了之事，可以交给宓本常去料理，欲去欲留，随心所欲，决不会耽误了为女儿主持嘉礼这一件大事。
于是，他一面写信通知宓本常与古应春，一面打点到江宁的行李——行李中大部分是送人的土仪。江宁候补道最多，有句戏言叫做“群‘道，如毛”。
这些候补道终年派不到一个差使，但三品大员的排场，不能不摆，所以一个个苦不堪言，只盼当肥缺阔差使的朋友到江宁公干，才有稍资沾润的机会。
胡雪岩在江宁的熟人很多，又是“财神”，这趟去自然东西是东西、银子是银子，个个要应酬到。银子还可在江宁阜康支用，土仪却必须从杭州带去，整整装满一船，连同胡雪岩专用的座船，由长江水师特为派来的小人轮拖带，经嘉兴、苏州直驶江宁。
当此时也，李鸿章亦以密电致上海道邵友濂，要他赴津一行，有要事面谈。上海道是地方官，不能擅离职守，所以在密电中说明，总理衙门另有电报。关照他先作准备，等总理衙门的公事一到，立即航海北上。
公事是胡雪岩从杭州动身以后，才到上海的。但因上海到天津的海道，费时只得两天一夜，所以邵友濂见到李鸿章时，胡雪岩还在路上。
这南北洋两大臣各召亲信，目的恰好相反。左宗棠主战，积极筹划南洋防务以外，全力支持督办广东军务的钦差大臣彭玉麟。李鸿章则表面虽不敢违犯清议，但暗中却用尽了釜底抽薪的手段，削弱主战派的力量及声势。第一个目标是左副都御史张佩纶，因为他是主战派领袖大学士李鸿藻的谋主，制服他亦就是擒贼擒王之意。
就压制主战派这个目的来说，收服张佩纶是治本，打击胡雪岩是治标。
可是首当其冲的胡雪岩，却还睡在鼓里，到了江宁，先到他自己所置的公馆休息。
胡雪岩在通都大邑，都置有公馆，但一年难得一到，江宁因为左宗棠的关系，这年是第二次来往。这个公馆的“女主人”姓王，原是秦淮“旧院”钓鱼巷的老鸨，运气不佳，两个养女，连着出事，一个殉情，一个私奔，私奔的可以不追究，殉情的却连累老鸨吃了人命官司，好不容易才得无罪被释，心灰意懒再不愿意吃这碗“把势饭”了。
既然如此，只有从良之一途。这个王鸨，就象《板桥杂记》中所写的李香君的假母那样，虽鸨不老，三十出头年纪，丰韵犹存，要从良亦着实有人愿量珠来聘。
但秦淮的勾栏中人，承袭了明末清初“旧院”的遗风，讲究饮食起居，看得骚人墨客，而看中她的，腰有万金之缠，身无一骨之雅；她看中的，温文尔雅，不免寒酸。因而空有从良之志，难得终身之托。
这是三年前的事，江宁阜康新换一个档手，名叫江德源，此人是由阜康调过来的，深通风月，得知有王鸨这么一个人，延聘她来当“胡公馆”的管家，平时作为应酬特等客户的处所，等“东家”到江宁，她便是“主持中馈”的“主妇”。当然，这“主妇”的责任，也包括房帏之事在内。
王鸨为胡公馆的饮食起居舒服，且又不受拘束，欣然同意。那年秋天，胡雪岩到江宁，首先就看中了她的裙下双钩，纤如新月，一夕缱绻，真如袁子才所说的“徐娘风味胜雏年”，厚赠以外，送了她一个外号叫做“王九妈”，南宋发生在西湖上的，有名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女”的故事，其中的老鸨就叫王九妈。
这王九妈已得到江德源的通知，早就迎合胡雪岩的喜好，除饮食方面有预备以外，另外还打听了许多新闻，作为陪伴闲谈的资料。
这些新闻中，胡雪岩最关切的，自然是有关左宗棠的情形。据说他衰病侵寻，意气更甚，接见僚属宾客，不能谈西征，一谈便开了他的“话匣子”，铺陈西征的勋业，御将如何恩威并用，用兵如何神奇莫测。再接下来便要骂人，第一个被骂的是曾国藩，其次是李鸿章，有时兼骂沈葆祯。这三个人都是左宗棠的前任，有好些旧部在江宁，尤其是曾国藩故旧更多，而且就人品来说，左宗棠骂李鸿章犹可，骂曾国藩则不免令人不服，因此，曾国藩的旧部，每每大庭广众之间批评他说：“大帅对老帅有意见，他们之间的恩怨，亦难说得很。就算老帅不对，人都过去了，也听不见他的骂，何必在我们面前罗嗦。而且道理不直，话亦不圆，说来说去，无非老帅把持饷源，处处回护九帅，耳朵里都听得生茧了。”
胡雪岩心想，也不过半年未见左宗棠，何以老境颓唐至此？便有些不大相信，及至一问江德源，果然如此，他说：“江宁现在许多事办不通。为什么呢？左大人先开讲，后开骂，一个人滔滔不绝，说到时候差不多了，戈什哈把茶碗交到他手里，外面伺候的人马上喊一声‘送客’。根本就没法子谈公事。”
“这是难得一次吧？”
“哪里？可说天天如此。”江德源说，“左大人有点‘人来疯’，人越多他越起劲。大先生亦不必讲究礼节。‘上院，去见，不如就此刻在花厅或者签押房里见，倒可以谈点正经。”
原来督抚接见“两司”——藩司、桌司以及道员以下的僚属，大致五天一次，“衙参”之期定在逢三、逢八的日子居多，接见之处，称为“官厅”，而衙参称之为“上院”。胡雪岩到的这天是十月十七，原想第二天“上院”，如今听江德源这一说，决定接受他的建议，当即换了官服，坐轿直闯两江总督的辕门。
辕门上一看“胡财神”到了，格外巴结，擅作主张开正门，让轿子抬到官厅檐前下轿，随即通报到上房，传出话来：“请胡大人换了便服，在签押房见面。”
于是跟班打开衣包，就在官厅上换了便服，引人签押房，左宗棠已经在等了，胡雪岩自然是行大礼请安，左宗棠亲手相扶，延入客座，少不得有一番寒暄。
胡雪岩一面说话，一面细看左宗棠的眼睛，左眼已长了一层白翳，右眼见风流泪，非常厉害，不时拿一块绸绢擦拭，于是找一个空隙说道：“听说大人的眼睛不好，我特为配了一副眼药来，清凉明目，很有效验，”说着，将随手携带的一个小锦袱解开来又说：“还替大人配了一服膏滋药，如果服得好，请大人交代书启师爷写信来，我再送来。”
“多谢，多谢！”左宗棠说：“我现在多靠几个朋友帮忙，不但私务，连公事都要累你。上次山东闹水灾，两江派助赈四十万，藩库只拿得出一半，多亏你慷慨援手。不过，这笔款子，两江还无法奉还。”
“大人不必挂齿。”胡雪岩原想再说一句：“有官款在我那里，我是应该效劳的。”但话到口边，又缩了回去。
“这一回越南吃紧，朝命彭雪琴督办广东军务，我跟他三十年的交情，不能不助他一臂之力，而况我奉旨筹办南洋防务，粤闽洋面，亦在我管辖之下，其势更不能兼筹并顾。可恨的是，两江官场，从曾湘乡以来，越搞越坏，推拖敷衍，不顾大局，以致于我又要靠老朋友帮忙了。”
“是。”胡雪岩很沉重地答应着。
“王阆青已经出京回湖南去招兵了，打算招六千人，总要有四千支枪才够用。江宁的军械局，为李少荃的大舅子搞得一塌糊涂，交上海制造局赶办，第一是经费尚无着落，其次是时间上缓不济急，所以我想由转运局来想法了。雪岩，你说呢？”
“转运局库存洋枪，细数我还不知道。不过大人既然交代要四千支，我无论如何要想法子办齐。”
“好！”左宗棠说：“我就知道，跟你商量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最痛快不过。”
“光塘”胡雪岩称名谦谢：“承大人栽培，不敢不尽心尽力伺候。”
“好说，好说。还有件事，王阆青招来的兵，粮饷自然由户部去筹划，一笔开拔费，数目可观，两江不能不量力相助。雪岩，你能不能再帮两江一个忙？”如果是过去，胡雪岩一定会问：“要多少？”但目前情形不同，他想了一下说：“回大人的话，现在市面上银根紧得不得了，就是不紧，大人要顾到老部下。如今我遵大人的吩咐，要多少筹多少，到了陕甘接济不上时，就变成从井救人了。”
所谓“老部下”是指刘锦棠，而胡雪岩又是西征转运局的委员，在他的职司有主有从，如两江筹饷是额外的差使，行有余力，不妨效劳，否则他当然要顾全西征军为主。
左宗棠了解到这一点，便不能不有所顾虑，想了一下说道：“这样吧，明天我再找藩司来想法子。如果真有难处，那就不能不仰赖老兄拔刀相助了。”
“大人言重。”胡雪岩问道：“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请示。”
“请示”便是听回音。左宗棠答说：“很快、很快，三两天之内，就有信息。”
于是胡雪岩起身说道：“我听大人的指挥办理，今天就告辞了。”
“嗯，嗯。”左宗棠问：“今天晚上没事吧？”
胡雪岩知道要留他吃饭，急说道：“今天晚上有个不能不去的饭局。”
“既然如此，我不留你了。我知道你事情多，不必来看我，等有了信息，我自然会派人来请你。”
于是胡雪岩请安辞出。接着便转往秦淮河河房去赴宴会，在座的都是江宁官场上提得起来的人物，消息特别灵通，胡雪岩倒是听了许多内幕，据说李鸿章已向总理衙门正式表明他的看法，中国实力不足，对越南之事应早结束，舍此别无良法。
但总理衙门主张将法国对中国种种挟制及无理的要求，照会世界各国，以明其曲在彼。如果法军来犯，即与开战。李鸿章虽不以为然，无奈他想谈和，连对手都没有，法国的特使德理固已转往日本去了。
“中国的若恼是，欲和不敢和，欲战不能战。”督署的洋务委员候补道张凤池说：“现在是彼此‘耗’的局面，就不知道谁耗得过谁了？”
“那么，照凤翁看，是哪个耗得过哪个？”
“这一层很难说。不过，在法国，原来只有他们的外务部长最强硬，现在意见已经融洽了，他们的内阁总理在国会演说：决心在越南打到底。而我们呢，朝廷两大柱石，纵不说势如水火，可是南辕北辙，说不到一起，大为可虑。”
所谓“朝廷两大住石”，自是指李鸿章与左宗棠。在座的虽以两江的官员居多，但其中跟李鸿章渊源甚深的也不少，谈到李、左不和，是个犯忌讳的话题，如果出言不慎，会惹麻烦上身，所以都保持着沉默。
只有一个人是例外，此人是山东的一个候补道，名叫玉桂，蒙古旗人，原来在两江候补，署道实缺，也当过好些差使，资格甚老，年纪最长，大家都叫他“王大哥”。此人理路很明白，勇于任事，本来是应该红起来的一个能员，只以心直口快，妨了他的官运。这回是奉山东巡抚所派，到江宁来谒见左宗棠，商议疏浚运河，哪知来了半个月，始终不得要领，以致牢骚满腹，一提到李左不和，忍不住要开口了。
“左、李两公，勋业彪炳，天下仰望，朝廷酬庸有功，封侯拜相，过去的战功是过去了，可以不谈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何必呢？”
这明明是在说左宗棠。八座咫尺，忌讳益甚，更没有人敢置一词。
有了三分酒意的玉桂，只当大家默许他的议论，因而就更起劲了，“如说打仗，兵贵神速，倘或一天到晚说空话，正事不只，到得兵临城下，还在大谈春风已度玉门关，各位倒想，那会弄成怎么一个局面？”
听得这番话，座客相顾失色。有跟玉桂交情比较深的，便很替他担心，因为这话一传到左宗棠耳朵里，就一定会找上他去，如果只是痛斥一顿倒还罢了，就怕找了他去质问：你说“兵临城下”是什么兵？是法国军队吗？一怒之下，指名严劾，安上他一个危言惑众、动摇民心士气的罪名，起码也是一个革职的处分。
于是有人便乱以他语：“玉大哥、玉大哥，今宵只可谈风月，喝酒，喝酒。”
王桂还想再说，作主人的张凤池见机，大声说道：“玉大哥的黑头、黄钟仲吕，可以醒酒，来，来，来一段让我们饱饱耳福。”
“对！”有人附和：“听玉大哥唱黑头，真是痛快淋漓。快，快，‘场面’呢？”
文场、武场都现成，很快地摆设好了，“乌师”请示唱什么，张凤池便说，“玉大哥最拿手的是《探阴山》跟《上天台》。我看先上天台，后探阴山吧！”
“不！”玉桂答说：“今天我反串，唱‘胡子’，来段《斩谡》。”
等打鼓佬下鼓糙领起胡琴，过门一到，玉桂变了主意，“我还是唱《上天台》吧.”他说。
原来玉桂编了一段辙儿，想骂左宗棠如失街亭的那个蜀中大将，“言过其言，终无大用”，但想想身居客地，而左宗棠到底是年高位尊，过于嚣张，实在也不很相宜，所以不为已甚。
这些情形看在胡雪岩眼中颇有感触，回想当年左宗棠意气风发，连曾国藩都不能不让他几分，哪知如今老境颓唐，为人如此轻视，这样转着念头，一面为左宗棠悲哀，一面也不免兴起急流勇退的念头。
在江宁已经十天了，左宗棠始终没有派人来请他去见面。由于他事先有话，胡雪岩不便再去求见，只有托熟人去打听。但始终不得要领。
好不容易左宗棠来请了，一见面倒没有废话，开门见山地说：“雪岩，陕甘那面我另有部署，你把转运局的官款，拨二十五万出来。”
这笔款子自然是拨给王德榜的，不加商量，直接交代，胡雪岩除了唯唯称是以外，别无话说。
“这笔钱能不能在这里拨？”左宗棠问。
“大人要在哪里拨就哪里拨！”
“好，就在这里拨好了。你替王阆青立个折子。”
“是。”
“你什么时候回去？”
“我一直在候大人的命，既然有了交代，我想明天就走。”
“对了，你要回去办喜事？”左宗棠问：“令爱出阁，我已经告诉他们备贺札了。你我是患难之交，我不能去喝喜酒，中心未免歉然。”
“大人言重了。”
“我想再送点什么别致的贺礼。雪岩，你倒替我想想，不必客气。”
“是。”胡雪岩想了一下说，“如果有大人亲笔的一副喜联，那就真的是蓬荜生辉了。”
“这是小事。”左宗棠答说：“不过今天可来不及了，反正喜期以前，一定会送到。”
“大人公务太忙，我这个实在算是非分之求。既蒙大人许了，我把喜堂最上面的位置留下来了。”
这是变相的坚约，左宗棠不可言而无信，否则喜堂正面，空着两块不好看。左宗棠理会得这层意思，便喊一声：“来啊！”
“喳！”
厅上一呼，廊下百诺，进来一名亮蓝顶子的材官，站在他身旁待命。“胡大人的小姐出阁，我许了送一副喜联，你只要看我稍为闲一点儿，就提醒我这件事，免得失礼。”左宗棠又说：“你要不断提醒我。”
“是。”
“好！就这么说了。”左宗棠又问，“你是先到上海？”
“是的。”
“有什么事要我替你招呼？”
胡雪岩心里不放心的是，那笔到期还本的洋债，为限已近，但看宓本常并无信来，谅想已经办妥，就不必再请左宗棠费事了。
“等有事再来求大人。”
“好！”左宗棠说：“这回你来，我连请你吃顿饭的工夫都抽不出来，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大人太客气了。”胡雪岩问：“不知道大人在上海、在杭州，有什么委办的事没有？”
左宗棠想了一下说：“就是王阆青的那四千支枪。
“这件事，我一定办妥当。”
“别的就没有了。”左宗棠说：“就要你那句话，想起来再托你。”
胡雪岩告辞而去，又重重地托了那些材官，务必提醒喜联那件事。当然，少不得还有一个上写“别敬”的红包奉送。
一到上海，胡雪岩才失悔在江宁荒废的日子太多了。上海也仿佛变了一个样子，其所谓市面萧条，熟人一见了面，不是打听战事，就是相询何处避难最好？这些情形在江宁是见不到的。
做钱庄最怕遇到这样局势，谣言满天，人心惶惶。而且遇到这种时候，有钱的人都相信手握现款是最妥当的事，因此，钱庄由于存款只提不存，周转不灵而倒闭的，已经有好几家。阜康是块金字招牌，所受的影响比较小，但暗中另有危机，只是宓本常守口如瓶，不让胡雪岩知道而已。
但即令如此，已使得胡雪岩大为头痛。首先是供应王德榜的四千支洋枪，转运局的库存仅得两千五，尚少一千五百支，需要现购，每支纹银十八两，连水脚约合三万两银子，这倒还是小事，伤脑筋的是，他在左宗棠面前，已经大包大揽地答应下来，如果交不足数，信用有关。
“小爷叔亦不必过分重视这件事，将来拿定单给左湘阴看就是了。”
“应春，”胡雪岩说：“我在左湘阴面前，说话从来没有打过折扣，而且，这回也只怕是最后一两回替他办差了，为人最要紧收缘结果，一直说话算话，到临了失一回信用，且不说左湘阴保不定会起疑心，以为我没有什么事要仰仗他，对他就不象从前那样子忠心，就是自己，也实在不大甘心，多年做出来的牌子，为这件小事砸掉。应春你倒替我想想，无论如何要帮我一个忙。”
办军火一向是古应春的事，从来也没有说过一句客气话，忽然冒出来这么一句“无论如何要帮忙”的话，古应春心里当然也很不是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