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7日起，我开始受第八期预备军官训练，后来在野战部队中担任陆军排长，做到1961年2月6日退伍。这段军人生涯，是我人生中的重大转捩。
9月7日早上八点半，我搭公路局汽车南下，在台中的好友张世民、张光锦、姚嶂、李述古、韩昭先、张仁龙送行，张光锦还特别送我一支圆珠笔，我用那支圆珠笔做起点，在艰难之中，辛苦留下了一天都不缺的日记，一共一年半之久，这是我一生中最长最完整的一段日记。
我编在风山陆军步兵学校第三总队第二大队第九中队第五号，在头发剃光、穿上军装以后，就面临了所有入伍训练的折腾与折磨。首先是整理内务，把棉被叠成豆腐块，有人为了清早起来，没办法把棉被快速折出棱角，宁愿不盖棉被，冻着睡；有人洗澡时不愿露小鸡，竟不脱内裤穿着洗，怪态百出。
同学中很多是国民党，可是无法辨别谁是谁不是。入伍不久量衣服，未几宣布有些人的衣服要重量，特报出学号，带队而出。我为人警觉，他们一走，我铁口断定这些人都是党员，后来证之果然。
队中第四号是台大中文系的孙玉华，他是队中国民党的大员，离我最近，负责暗中打我的小报告，我以玩世之态对之。有一次写诗给他，内容是：“见了二娘呼婶婶，见了悟空喊大爷，退役以后饿不死，衡阳街口擦皮鞋。”退伍时得知，他在小报告上，并没写我的坏话，也没写别的同学坏话，这种东北人孙玉华的忠厚，是南方人国民党所不及的。
入伍训练的活动不全是武的，也有文的，例如讲演比赛等等。讲演比赛，当然我讲得最好，但是内容思想有问题一箩筐，当然没上名。陈汉卿说同学们要给我第一名，可是指导员于建业却扬言要禁我的足。郑清茂告诉我，队长刘勤跟他们党员说：“李敖当然说得对呀，可是这是军队呀！”
虽在军队，我仍展示出我又守原则，又粗犷，又狡猾的一面，我曾声言：“大丈夫要能软能硬、软中带硬、软硬兼施、能屈能伸、粗中有细，方能在军中混……”（编者略）
军中编制学共产党，在队长以外，设专查思想的指导员，也就是政工人员。指导员于建业是山东即墨人，脸黑即如墨，为人有趣而阴险，常在和我嘻嘻哈哈中较劲。有一次专题讨论会，大家要写有关“五大信念”的心得，他跑过来半真半假地对我说：“人家都说你不是好人！”过会儿又来看我写的东西，叫我一一讲给他听，他一一反对：“这些话，根本都不能说！”“你对社会专挑毛病，跟马克思一样！”我做了一个戴帽子的手势说：“吓！帽子上来了！”他说：“你看，马克思自传就是你这个样儿！”我说：“我没看过，不知道是怎么个样儿。”他又改口说我心很仁慈。指导员那时三十七岁，是个不得志的老政工，疯疯癫癫的。他公然说：今日自由中国马克思之批评者为叶青，李敖之批评者是他于建业，其心态可见一斑。
在半年受训期间，国民党千方百计，拉同学入党，最后，使出撒手锏，说不入党的会被分发到金门前线，而那时的金门是八二三炮战的极危险地带。在这种撒手锏的威胁利诱下，仅有的少数非党员同学，也大都入党了，可是我不为所动。指导员对我说：“李敖你不怕去金门？”我说：“我不怕。”他说：“你很优秀，我们国民党没拉到你，很可惜。”我说：“你们拉到一个贪生怕死，为了怕去金门而入党的李敖，才真可惜呢！”他说：“你不入党，你在台湾活下去，会永远不方便。”我说：“我准备死在金门，没什么不方便了。”他听了，摇头而去。好玩的是，最后我竟没有给分发到金门，反倒是一些临时搭入党巴士的同学给分发到金门。他们得知后，气得跑去质问指导员，指导员说：“前线需要忠贞的人，把李敖送到前线，他会影响民心士气，所以还是你们去好一点。”气得有人把党证都给撕了。我一生以我不是国民党为荣，我对为了不做国民党而付的一切代价，从不逃避。这个例子，就是最惊心动魄的，也是最有趣的。
1960年3月3日，我从步校出发下部队。上车前指导员把一牛皮纸袋交给带队同学，其中是我们思想考核资料，要这位同学转往新单位。在路上，我们很技巧地偷拆了这口袋，在我的资料卡片上，赫然有十字评语：“思想游移，媚外思想甚重。”——指导员跟我周旋半年，最后以此十字为谥，政工人员之可怕，由此可见！而我在半路后，得窥他们如何害人，想来也不无奇趣也！
下部队时，就看出人情关系来。同学中有背景的，就留在第二军团，或留在师部，或留在团部……可是没背景的如李敖者流，就下放到连部做排长——大家同车南下，可是先下车者，就看出来头来了。
我下部队，一直派在十七师四十九团。一到即派往四二炮连做副排长。不久又自四二炮连调到团部连做搜索排排长，去“搜索集训队”报到。有个老兵叫曹梓华，永远是笑嘻嘻的。他告诉我一个故事：“我们有一次被共匪俘虏，女匪干热烈招待，劝我们留下来一起打国民党，我们不肯。她们就放我们回来，临走让我们大吃大喝，还送路费。最后说：‘你们回去后，国民党还是会把你们抓来当兵的。下次在战场上见到我们，在瞄准时候，请瞄高一点。’”——共产党化敌为友，高明细腻有如此者！
我后来又调到第四连做兵器排排长。我曾戏描连中“官长部”如下：一、连长——想做生意。二、副连长——想升官。三、指导员——想结婚。四、干事——想洗鸳鸯澡。五、第一排排长——想说相声。六、第二排排长——想打炮（搞妓女）。七、第三排排长——想弹子房小老太婆。八、兵器排排长——想退伍。九、行政官——想八仙山盗林。“官长部”以外，“士兵部”更是形形色色。年轻的阿兵哥多来自农村，有的奇笨无比。射击瞄准，竟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要睁两眼全睁，要闭两眼全闭。气得老兵班长只好找来一块胶布，把这种阿兵哥一只眼贴住，才能放枪。有一次教放枪，教了半天也教不会，老兵班长气得大骂：“你到底懂不懂？”阿兵哥说：“懂。”老兵班长说：“懂你妈妈偷和尚！”还有的阿兵哥，一踢正步就紧张，踢时左手与左脚同出，右手与右脚同出，笑死人了。阿兵哥的程度如此，阿兵哥的岳父大人也不后人。有阿兵哥叫林成，他的岳父写信来，信封上写“林成愚婿安启”。至于老兵班长更妙，我排中有阿兵哥叫张中尾，读《青春花朵》一类书，老兵班长郑金海不准他读。原因是书中有“月经”二字。郑金海性好训话，部队解散后，他的班却常常不解散，他要过训话瘾后才解散。另有老兵说：“耶稣是玛利亚人。”老兵如此，老军官亦不后人。我听到军官们聊天，其中有“‘李’振宁”“‘杨’政道”“诺贝尔奖‘学’金”等说法，程度如何，由此可知。
当时军中硬性规定：自大陆随军来台的战士即所谓老兵，不准退伍，也形同不准结婚，整个连中，只有一个人有钱讨老婆，就是伙夫班长。因为伙房油水最多，可以揩油致“富”也。有的老兵拼命想成家，蓄意“买”个残障女人、高年寡妇或山地姑娘。有人真的“买”到了，那是靠他们多年累积的储蓄和不可思议的财源。有一次一位老兵摊出他的储蓄——一捆捆钞票——在数，数完一捆，朝床上一丢，说：“这捆可买条大腿！”又数一捆，又一丢，说：“这捆可买只胳臂！”有朝一日，整个的老婆，就在这样分解结合中凑成了。在他数钱的时候，面露得意之色；在旁围观的老兵们，面露羡慕之色，那种对比的神情，令人心寒。但单从那一画面上看，却是喜剧镜头。
伍不能退，婚难以结，性欲问题，就靠“军中乐园”。“军中乐园”就是军中妓院，也就是营妓。营妓在中外历史上虽然间或出现，但像国民党这样三民主义统一妓院了的，却是古今所无。国民党在大陆溃败之时，裹胁几十万中国壮丁，这些壮丁在战场上幸未成为炮灰，却倒霉地在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岛，成了国民党祸国殃民的筹码。国民党扣住这些人，说要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不准退伍，他们白天只好打野外；不准成家，他们晚上只好打野炮。打野炮就是解决大兵的性欲问题，大兵们太穷，逛普通民间的窑子是逛不起的；并且军民不分，也易滋纷扰。于是国民党的败军之将，得到败军之首蒋介石的点头，就搞起败军之兵专用的妓院来。令下之日，举凡国民党驻军之地，就有“军中乐园”随侍在侧，以我在十七师初任排长时的调查一家为例，规定都是“每人只限娱乐一次，每次不得超过四十分钟，逾时侍应生可以拒绝之”。四十分钟，实在包括“娱乐程序表”中“娱乐”“洗涤”“整容”“离室”四程序……（编者略）按妓女和老鸨等关系，是按每四十分钟接客一次抽成的，既然妓女肯多接，自然皆大欢喜，只是趴在身上的老兵不欢喜耳！……（编者略）种种纠纷，常常层出不穷就是了。可见程序表中，以“娱乐”这段程序，最为麻烦。
老兵告诉我：1951年，宜兰东南员山附近的下深沟“军中乐园”开办时，阿兵哥们都怯于公然上门，结果入场券要存在指导员手里，要去的人，偷偷找指导员索票，后来才蔚为风气。
……（编者略）
“军中乐园”引起的性病问题很严重。十七师中流传一个笑话，老长官尹俊（后来做到警备司令，蒋介石归天之夜，正陪姨太太睡觉，蒋经国临时找不到他，从此被黜），一天晚上私行查哨，正好碰到一个哨兵在“打手铳”（手淫），被抓到后，哨兵吓得半死。尹俊说，明天开朝会时我叫你名字，你就给我站出来。第二天开朝会，尹俊喊哨兵名字，哨兵硬着头皮，应声而出，以为必受严罚。不期尹俊当众颁发奖金给哨兵，说：“这哨兵不逛‘军中乐园’，而以‘打手铳’代替，这样才卫生，卫生啊卫生，应该嘉奖！”顿时台上台下，哄成一片，咸谓大老粗尹俊真是快人快语、妙人妙事。
“军中乐园”虽然要求阿兵哥要带卫生套，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有一次，蒋经国（当时身份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问一个得了性病的老兵：“你为什么不戴保险套？”老兵夷然答曰：“报告蒋主任，你穿袜子洗脚吗？”蒋经国闻之语塞。
男色问题也有所闻，“捅屁股”（鸡奸）一词且成日常用语。有一次下山打靶，第六连偷走我们的机枪靶，我越河索回，他们一个排长老羞成怒，破口大骂：“捅你们第四连的屁股！”我的排副是老士官，挺身和他理论，我笑着说：“第四连的屁股这么多，你捅不完。”大家大笑。军中有好男色的军官士官，阿兵哥就大倒其霉……（编者略）
一年半的军中生涯，我见过不少另一阶层的人物，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一个极有代表性的老兵——张永亭。张永亭当年并不老，比起连中的充员阿兵哥来，他是老士官、老战士，够得上老；但比起更老的四十岁的士官来，他还算年轻的。他是河北人，从小流亡，饱更忧患，甚至弄不清自己到底几岁，只觉得大概三十五六。他没念过书，只勉强写出自己的名字及日用的几个字，也不会算术，他不知道六八四十八，虽然知识程度很低，人倒也有北方汉子的精明。
张永亭个子不高，但横着长，很魁梧厚实，孔武有力，会摔跤，全连没有他的对手。一摔跤，你就发现他只有二十多岁；但一看他的脸，你就肯定他有五六十岁。他的脸，皱纹又多又杂乱，可谓满面风霜，但是黝黑得毫不匀称，深一块浅一块，非常难看。我问他为什么这么难看，他说本来好看，有一次连中枪毙一个可疑的老百姓，那老百姓怪怪的，很邪门儿，五花大绑后，老是回头看他这刽子手。他很忌讳，就对那人说，你他妈的不要回头看我，等会儿我一枪包你痛快见阎王，不为难你，让你死得痛快，别再回头了。可是一枪把那人撂倒后，那人临咽气前，还是回头看他一眼。那一眼，看得他浑身发麻，从此脸上的颜色就变得大花脸似的。
我下部队，当的是排长，并且是“前瞻师”中兵器排排长。“前瞻师”是火力强大的新编制的师，兵器排中就有强大火力，机枪以外，有七五炮，有六○炮。排长以下，有排副一名，下率七五炮组长、六○炮组长，及各班班长与士兵，成员极为复杂。例如排长是预备军官大学生，排副到班长都是老兵，多是三十开外的老士官，阿兵哥中也有老士官，有韩国回来的“反共义士”，有就地补充的台湾兵——充员。与我平行的，又有常备军官，分任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排长，有干事（政工）；在我上面的有连长、副连长、指导员（政工）。这些人马中，除了充员和我可在服役期满允许退伍外，其他都是不准退伍的，都要强迫当军人，强迫他们为台湾的安全和反攻大陆的口号，没有止境地贡献青春，牺牲自己。正因为身份悬殊，怀抱各异，再加上我不是国民党员，所以夹在其中，非常难以自处。幸亏我豪迈而圆滑，所以上上下下，日夜相对，尚能处得来，甚至可说处得不错。像张永亭因是河北人，我在河北住了十年，与他较亲，所以他与我最熟，熟到可以佯骂他，揍他一拳的程度，但我对别人却很客气。
张永亭是一个“兵油子”。部队中有“兵油子”被送到“顽固队”管训者，但张永亭绝对不会，他虽然“油”，却属“良性”。他的“油”，只限于“拖死狗”的层次，缓慢、邋遢、懒惰、嗜赌、借钱不还、出操时偷溜回营房睡觉等等，等等。他并不发生严重的抗命行为，也不欺负充员。他做七五炮组长，却颇有独来独往的味道，大而化之，一切由班长和阿兵哥去搞，他有点无为而治——像我一样。由于他不大管事，又呈“拖死狗”的局面，所以人人都不怕他，并且还没大没小地开他玩笑。大家最吃不消的，是他的一双大脚，奇臭无比，老兵们都说生物中，死人最臭，而张永亭的大脚，就是死人的脚。因为他是一组之长，所以睡在门边第一张床，这下子可好了，清风自门而来，臭气由门而起，而他又贪睡，睡必脱鞋，鞋一脱下，与脚对臭，全连都当其冲。好在终日奔波，大家的脚也未尝不臭，无从计较，只是张永亭的，以一当十而已。
张永亭不但摔跤第一，脚臭第一，枪法也是第一。他的枪法，全连无出其右，但在射击训练时，却每每相左——他并不好好放枪。他懒洋洋的，拿起机枪，在一尺距离内，朝土堆集中射击，然后挖开土堆，清出弹头，包在一起，到外面当废铁卖——你政府抓老子来当兵，给老子这么可怜的军饷，却舍得花大钱去造枪炮子弹，老子就给你浪费一下，变成废铁吧！这就是他的心理。这种靠卖废铁赚外快的，也不只军人，射击训练时，前面靶场远处，就有不少穷苦的老百姓等在那边，炮声一停，枪声一歇，他们就蜂拥而上，去挖弹头，因而误炸误伤之事，时有所闻。尤其许多穷苦的小孩子，因无知敲废弹而发生的惨剧，更复不少。
张永亭是老兵，阅战已多，自然受过伤。但有趣的是，他的伤，都在背上、后腿上，全身正面却没有。原来他逢战必逃，走为上计，所以虽有受伤的光荣，无奈全在背后，因此我常常笑他。有一次他连赢三次摔跤，我以他为本排增光，买双喜烟重重赏他。他那天真开心，当众大谈从军史，最后向阿兵哥们指着我说：“头一次上战场没有不害怕的，我们的排长，你们平时看他张牙舞爪不可一世，可是他若上战场，前面砰啪枪一响，他后面扑哧屎就来了！”由于他说话滑稽，表情生动，大家笑得直不起腰来，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一般说来，预备军官在部队，学问有余，经验不足，我给它的素描是：“白白的、傻傻的，一副近视眼镜，经常总是遮在低戴的帽檐底下，背有点儿驼，走起路来大摇大摆，谈吐之间总是脱不掉他在大学时代的那种书袋气，站在队伍前面，慌手慌脚，喊口令像踩了鸡脖子，一点没有叱咤风云的味儿。”正因为预备军官给人的印象如此，所以老士官未尝不作弄这种上级，甚至在崇拜、嫉妒与歆羡中，有自卑的反射。当然有的他们会看走眼。潘毓刚非国民党，被分发到金门当排长，老兵们说预备军官没种，一天共产党炮弹打来，潘毓刚突然召集大家，到碉堡外面训话，这时外面炮弹齐飞，大家吓坏了，可是潘排长却若无其事。此后人人说我们排长真勇敢，人人都服了。我在部队，也属潘毓刚此类，颇有悍气。那时我受海明威影响颇深，向往那种文人的武人式勇敢，逢难不避，有苦先尝，对一己的阳刚之气，颇为自雄。有跳降训练、突击训练机会，无不自动请求参加。可是营长一律不准。理由是：“我们老军官出事死了，死就死了；你们预备军官出了事，对上面、对外面不好交代。”就这样的，我失去了一些耀武扬威的机会。不过有一次，我的勇敢却给我闹出十七师建军以来最大的笑话。甚至说是中国陆军史、世界陆军史中最大的笑话，也不为过。笑话是这样的：1960年7月23日，举行“连测验”，清早4点，在黑暗与冷风中，我与连长坐吉普绕过台南县新化，在新化镇南边五甲势地方的甘蔗林中接受命令，并勘察地形。到了9点30分，攻击发起，我勇敢过度，性急如火，一听前面枪声，又阻于眼前小山，看不清情况，就下令全排，跟我向左沿小路绕到山前，我率七五炮组带路，六○炮组尾随，仍不顾枪声，朝前攻去。顿时前后枪声大作。张永亭立刻一屁股坐在地上，撒起赖来，不干了，他大叫前后山上正在相对射击，我们夹在中间，这仗怎么打法？这时裁判赶来，指责我，说你这排长怎么这么性急，你们连的第一二三排都还在后面，你这兵器排怎么跑到前面来了？我抬头向右细看，果然山上是我方部队。按兵力配备，兵器排是炮排，理应殿后支持，如今这么快就跑到前面来了，如此变换阵地，也变换得太神速了，这次洋相可出得太大了。从此每逢玩笑，排长们就笑我“七五炮打冲锋”，虽勇气过人，但所用武器，并非冲锋所用——冲锋都是用步枪上刺刀的，怎可用起好几个人才抬得动的七五炮来？这一糗事，我终生难忘。因我影响了“连测验”成绩，对连长俞克勤，我至今愧疚。而张永亭临阵一屁股坐在地上罢战之态，我每一想起，就会失笑。张永亭的伤都在背上、后腿上，正符合中文中“败北”的正解。“北”者即古之“背”字，人在逃走时只见到背部，故“败北”即是“败背”，今闽南语中尚有“败背”之词，就是它的古义与原义。而“北”字另有两人以背相对之形，在篆字中尤其明显，明寓两人乖违之意。张永亭毕竟很优待我这排长，在“七五炮打冲锋”之时，他没“败背”，只是“败北”；没有逃亡，只是坐下向排长乖违一番，对比之下，我真自我陶醉呢！另一方面，多年后我看《巴顿将军》电影，看到巴顿将军用手枪打飞机，以司令官指挥交通的那种荒腔走板的气势与奇趣，我对我当年的荒腔走板，才稍有自解与自嘲。我想巴顿杀得性起，用“七五炮打冲锋”的戏剧性动作，也许大有可采吧？
有一次大家聊天，谈到“反攻大陆”。张永亭半开玩笑说：“反攻大陆后第一件事，就是回到老家，掘掉自己的祖坟——祖坟风水不好，害得我一辈子倒了大霉。”我反问了一句：“如果回不去呢？”他说：“回不去吗？那我退伍后，老得不能动了以后，我就脱掉裤子，跳河自杀——自杀前我会向我妈说：‘妈，我光着屁股来，现在光着屁股回去了！’”我听了这话，想起《旧约·约伯记》“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之语，深感张永亭对人生彻悟之深，颇有古趣。
我退伍前不久，在去高雄的车上，碰到张永亭和他的女朋友，吓了我一跳！那女人长得黑胖结实、粗眉大眼，还有胡子，比魁梧厚实的张永亭至少还重一倍以上，煞是吓人，天下竟有如此女人也！第二天我跟张永亭说：“你好容易赢了几个钱，为什么不逛逛窑子？何必还跟有夫之妇乱扯，又多花钱，又划不来。”他答道：“我没钱时，她跟我来，不要钱；现在有钱了，就不理人家，怎么好意思？”——这就是张永亭的男女伦理，也是他的淳厚处。
由于我和他较亲，他与我最熟，所以我日记中，就留下了这些记录：1960年8月14日：“张永亭夜来央我帮其赎手表（求我向行政官说项，准其借钱），并说此后一定不赌了。我说：‘羊忘不了吃草，狗改不了吃屎。’你能不赌么？他妈的不要再啰唆，这个忙不帮，这二十元拿去，算我送你的，拿去明天吃杯老酒，在河边打自己几个嘴巴子，死了这颗心吧！（后来他走了，还连说明天再找我来赎表。阿周等怪我送他钱，我以其可怜，终不忍也。）”8月15日：“晚饭后永亭笑嘻嘻来，竟拿我送他的二十元做老本，又把手表赢回来了，这小子真烂污！”8月16日：“张永亭他妈的手表又输掉了。”
我在部队，对张永亭不但熟得可以佯骂之，并可逼他为我做事。张永亭有次向我抱怨说：“我当兵这么久，没给人擦过枪，现在给你擦了好几次枪了。”可是抱怨是说着玩的，他还得照擦不误。
最难忘的是在连中第一次长行军，两天走九十二里，从高雄县的仁武，直走到台南县的拔林。第一天由5点20分走起，走到午间，大家都走累了，我这书生，比起他们来，当然更累。突然张永亭走过来，端着由民家讨来的一盆热洗脚水，要我洗脚，老兵徐菊生（后来在金门被跳雷炸死）在水中放了些盐，两人的行为，使我深为感动。那时我刚派到连上不过十三天，就能带兵带得如此成功，连长都看得赞美不置。还有一次在雨中演习，我在狭路上吃饭，头上是雨，饭盒盖住一半，边吃边流入雨水。饭后躲到三角茅棚，脱衣扭干，两手白皱像死人的。这时张永亭出现了，原来他竟偷偷违反军令，冒雨溜回营房，自动替我取来干内衣来换——一个自己背心经常穿一周而不换洗的家伙，居然对北方老乡的排长如此细心照料，张永亭的异行，由此可见一斑。
1961年2月6日我在澎湖退伍。头天晚上，大家为我做惜别之宴，排副亮出兄弟们合资送我的钢笔。散席后张永亭等惜我之去，难过溢于言表，我与他们谈到夜深。第二天清早，官兵集体送我上车，张永亭随车送我到码头。我得知张永亭昨晚只有十元了，为了要送我，特地去赌，可是一下子就输了五块，再也不敢继续赌了，乃最后赏了他十元。同时退伍的施珂（河北人）也送了他十元。头天晚上台湾阿兵哥周忠明送我“川资”，我谢绝了，所以十元送张永亭后，余款仅够回家的火车票了。
一年半前，带着失望的心情我走出大学，进入军队；一年半后，带着解脱的心情我退伍归来，重返文明。回首前尘，深感军队生活更凝固了我的思想与悍气，因为不是国民党党员，我在野战部队中吃过一般预备军官不太容易吃到的苦，可是我很坚强。一年半从戎投笔的生涯在我的生命里掺进新的酵素，它使我在突然间远离了学院，远离了书卷，远离了跟民间脱节的一群。在军队生活里，我接触到中国民间质朴纯真的一面，而这些质朴与纯真，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早已是教科书上的名词。这段经验使我愈来愈感到大学教育的失败，在退伍归来，我写着：“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得愈冷淡。太多的理智恰像泰戈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可是太不可爱了！”虽然如此，我还是得回来，待从头收拾“冷冻机”，不退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