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暑假后，十三岁的我进了北京第四中学初一上，那时我计划写一部《东北志》的书，并开始收集资料，从谢国桢的《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到张纶波的《东北的资源》、郑学稼的《东北的工业》，乃至于外人写的《日本在满洲特殊地位之研究》等，都在我收集之列——一个初一学生，有这种水平与气魄，洵属罕见。有这种程度的少年人，其骄傲自负，也洵属当然。不过我的骄傲自负，都在我心里，待人接物，我仍旧一片冲和。不但冲和，并且还常开人玩笑。有一次，我在班上恶作剧，搂住一位两眼含情脸蛋泛红的潘姓漂亮小男生大叫：“我爱潘金莲！”即属此类。
可惜搂“潘金莲”的好景不长，国民党在北方的局面江河日下，北京岌岌可危，爸爸这次学乖了，决定全家逃难。他计划分四批南下：第一批是爸爸自己，他先到上海打前站。他在东北时候，曾帮了一位台湾朋友翁镇的大忙，翁镇回到台湾，写信来劝为什么不直接去台湾呢？爸爸说他判断国民党虽战败，但剩余的力量，谅可维持和共产党“隔江（长江）而治”的局面，所以逃到上海，就差不多了。此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二二八事件的阴影，使爸爸感到不安，他对台湾不大放心。他不愿见国民党杀台湾人；他也怕台湾人报复，一阵乱杀，杀到他头上。所以，广义地说，我们一家也是二二八事件的受害人，我们不直接来台湾而落脚上海，在上海耗尽了机会和财力，最后仓皇来台，是一个错误的转折。
爸爸是坐飞机到上海的，接着妈妈、大妹、小妹、弟弟、老吴（跟了我们一二十年的老佣人，一位无家可归的老太太）第二批，也坐飞机到上海；然后是三姐、四姐、我第三批，为了省点钱，转到天津，坐轮船到上海；大姐、二姐原排在第四批，因为大姐刚考上辅仁大学医学系，刚选上系花，正在高兴，二姐在贝满女中念高三，毕业在即，认为可晚一点再走。这一决定，主要是四姑父的缘故。四姑父叫丁锡庆，是陈纳德的飞虎队要员（陈香梅《往事知多少》书中有一段特别提到丁锡庆），他跟爸爸说，如果局势急转，他有办法找到机票，使大姐、二姐立刻南下，爸爸当然相信。不料，局势急转的速度，也就是国民党垮台的速度，大大出人意料：北京被围城，北京被解放，除了有枪在手的高级国特如前调查局局长张庆恩等人之外，谁也搭不上飞机了！
等到我再见大姐、二姐时候，已经是四十四年以后，我请她们来台湾一游，垂老重逢，恍然如昨。
1948年冬天，我和三姐、四姐，先由北京到天津，准备搭船去上海。我们在天津住在旅馆里等船，三个都是初中学生，由五叔陪我们。天津的街道很干净，这个城给我的印象是清凉的。在这城里，我记忆不出任何一张面孔。记忆中，我好像住在一个没有人烟的死城。不过那时候，局面很乱，说天津是死城也差不多。为补办一些事，必须回一次北京，我就只身搭火车回去。在廊坊附近，火车开得奇慢，铁路是刚刚抢修好的，旧有的铁路被共产党给扒了，铁路两边，到处是劫后疮痍，一片战乱的景象。
在天津，最后等到了一班船——锡鳞轮。在码头上，已经是一片乱局。许多伤兵聚集在那里，五叔和一位伤兵谈战局，敬了伤兵一支烟，伤兵感谢得溢于言表。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战乱下的苦难百姓。伤兵口中的国共之争是内战，是兄弟之战。其实，要说内战，说兄弟之战，可有比这更具体的。当时河北省东边有两个兄弟，哥哥被国民党拉去当兵了，弟弟被共产党拉去当兵了，结果竟在战场上相对开枪，互相把对方打死了。梁秋水老人当时写了《冀东兄弟行》，有“兄弹弟腹穿，弟弹兄脑裂”的描述，原诗凄惨，我至今不能忘记。
锡麟轮很小，我生平第一次坐轮船，不断地在甲板上张望。船开出渤海，经过山东，远远的一片大陆，引起我一番对比：半个世纪前，爷爷那一代从山东北上，出发到东北；半个世纪后，我们这一代却绕山东南下，出发到江南。好像爷爷那一代的努力，都完全作废了，陶渊明“根株浮沧海”的诗句，正是准确的预言。
到上海后，我们全家住在工地附近，准备迁入新居。新居是一排小公寓中的一、二、三楼。三楼是六叔顶下的，一、二楼是爸爸顶下的。地点在上海虹口提篮桥附近，对面就是上海监狱，当然是个很烂的地点，但这一小房子，却已占掉爸爸全部积蓄的大部分，所以不得不严事紧缩。因为六叔和我们两家十九口人中，谁都没有职业，这当然是很令人担心的。当时物价又波动得大，所以爸爸就买了可供几个月吃的面粉，堆在家里，买来美国救济品（大多数是大罐牛肉酱式罐头）作为主食，准备长期苦撑待变。
虽然严事紧缩，但是有一笔钱，爸爸却一定要花，那就是我的学费。爸爸坚持我的学业不可中辍，于是我就在姐妹们都没钱念书的时候，独自上学了。那时缉规中学正好有春季班，我在1949年1月25日考取，又从初一上念起。
缉规中学原名华童公学，是第三个成立中国童子军的学校，历史悠久。胡适在上海落魄的时候，就曾在这个学校教过书，后来因为喝醉了酒，打了警察，才自动辞职。这个学校后来为纪念清朝在上海的头儿聂缉规（曾国藩的女婿），就改名缉规中学。我第一次走进这学校的时候，它漂亮的建筑大大吸引了我，因为它比起北京四中我的母校来，的确太贵族了。它的建筑既优雅又精致，十里洋场的学校，与文化古都的学校，风格完全不同，贫富也完全不同。
注册以后，2月15日开学，一上课我就傻了，因为老师学生多讲上海话，我不懂上海话，使我非常不方便。尤其英文课，上海地区小学就念英文，英文课本是沿用几十年的“英文津逮”，内容比北京四中的“正中英语”深，我简直跟不上。英文老师是女的，讲的一口又快又阿拉的上海话，这下子我英文不懂上海话也不懂，上课时候简直受罪。幸亏每天回家爸爸为我恶补，过了一阵，总算稳住局面。在班上我的国文、历史成绩突出，使老师对我另眼看待，同学也不敢低估我，所以还勉强不受上海佬的气。不料好景不长，一天中午休息时间，我正在教室刻图章，马面班长过来说侮辱我的话，我说你给我停住，再说我就不客气了。可是他还说，我就随手举起刻印刀来，他边退边说，我就来个“小李飞刀”，他一跑，刀正好扎进他的脚心，他立刻疼得大哭大叫起来。大家赶忙把他抬到医务室，我也跟在后面，只觉得脑里昏昏的，心想这下子可闯了大祸。训导主任长得人高马大，过来问我：“是侬干的？”我点点头，他哼了一声，掉头而去。后来马面班长给送到医院，住了好几天，费用全由我负担。学校方面，说我行为粗暴，以刀伤人，记大过一次。
在上海那段日子，我专心念书，没有任何游乐，我没去过电影院，只是应邀去了一次王家桢家。王家桢字树人，吉林省双城县人，是张学良走红时候的红人，他早年在北大念书后转日本庆应大学，1930年做外交部常务次长，1931年出席国联，1945年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国民党抗战胜利接收东北时，做东北生产管理局局长。他的太太是我老姨父李子卓的妹妹，算是和我家有一点“诛九族”也诛不到的远亲关系。在1948年6月18日姥姥死后，在北京局势恶化前，我家搬离了内务部街老宅，就住到他家的后院。他有两个儿子叫大弟、小弟，年纪跟我接近，我们常在后院一起爬树。有一天，我到前院去，正好碰到一位客人来，这位客人，不是别人，就是爸爸参加那个秘密抗日团体的领袖——马占山将军。马占山将军字秀芳，吉林省怀德县人，短小精悍，外号“马小个子”。他做磨坊工人出身，后来入伍，骁勇善战，直升到黑龙江省陆军步兵第三旅旅长（相当师长，因为东北军没有师编制，只以旅做作战单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在嫩江桥战役里，孤军抵抗，日军死伤一百零八名，村兵少将兵败切腹，消息传来，全国振奋，因为这是中国人对日本侵略的第一次公然反抗，也是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第一次公然藐视。日本鬼子感到太没面子，发动对马占山将军的总攻击，由多门中将总指挥，展开大规模的陆空作战。因为众寡悬殊、武器悬殊，马占山将军在11月19日，转入游击战，在拉哈车站击毙日军八百人，东北义勇军之名震动中外。1933年，马占山将军被逼将部队从满洲里撤入苏联，他先由苏联转欧洲，再由欧洲回上海，全国欢迎这位抗日英雄，如痴如狂。马占山将军给中国人带来了信心和希望，这是八年抗战的最大基础。在这基础上，马占山将军的孤军抗日，证明出两点：第一，他告诉中国人，我们肯打、能打，打不过也要打，而打游击是对付日本人的最好战术。他孤军抗日后，在关内，各地青年在国民党“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1937年8月8日国民党文告中自承）的政策中，纷纷请缨北上，要加入义勇军，甚至一·二八抗日的非国民党嫡系部队十九路军，也自动要求北上；在关外，各地义勇军风起云涌，拥众从几千到几万，武器从猎枪到丈八蛇矛，与日本鬼子苦战不懈。据日本鬼子统计，从九一八事变后，到1945年日本投降，十四年间，光在前十年就出动“讨伐队”达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九次，平均每天出动近五次，来剿义勇军。日本鬼子阵亡的骨灰，每年运回达十万具！十四年间，东北二百三十个县中，孤军抗日之事，此起彼落。日本鬼子虽然严刑峻法（以家为单位，家长酷刑处死，男丁充矿工，女眷做营妓），但是平均每天游击战仍有二十起。东北同胞的孤军抗日，比起其他各地的来，更早更久更艰辛。可是在国民党的钦定历史中，却一笔带过或不成比例，这是太不公道太不公道的！第二，马占山将军孤军抗日的坚苦卓绝，得到世界公论的同情。他向国联李顿调查团提供的证据，最后使日本鬼子被国联宣布为侵略国，使中国得到世界公论的支持，使世界知道中国人不可侮，中国人还是肯跟日本鬼子干的，中国人还是有出息的！
可是，马占山将军的孤军抗日，显然使不抗日的蒋介石进退维谷，显然抢了蒋介石的风头，而为蒋介石所不喜。所以，他虽是第一号民族英雄，但一直被冷冻、被迫害；他的手下，从东北撤到新疆的时候，被残杀。抗战期间，他遥领黑龙江省主席，实任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驻节在陕北榆林和绥远五原。蒋介石歧视他，使东北挺进军只有两三千人，装备之差，首屈一指。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私心自用，没道理地把东三省改为东九省，使马占山将军连空头主席都不可得。他带着残部，在凄凉中奔回东北老家，可是在半路上，共产党拦住了他，消灭了他的追随者，在左右不逢源中，他黯然到了北京。后来蒋介石在东北与共产党作战失利，有人建议，何不派马占山将军回东北号召呢？于是给他一个空头名义，让他回到东北。1947年4月16日，马占山将军万里荣归，一下火车，群众一拥而上，包围了他，他们大喊：“马将军万岁！”把他抬了起来。在东北同胞的内心深处，他们知道除了马将军，没人值得喊万岁。四天后，东北同胞开大会欢迎他，十万人到场欢呼。马占山将军才六十岁，可是多年流亡，人已苍老，他满脸皱纹，满脸风霜，对着每一张苦难的脸、折磨的脸、马首是瞻的脸，他泪下，十万群众也泪下。泪尽胡尘的东北遗民，又重新学会了流泪，他们流汗欢迎接收大员，但是流泪欢迎马将军！那时东北同胞在饱受日本、苏联的折磨以后，正受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折磨。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带头贪污舞弊，买大豆、运高粱、炒金钞、占公车生意等等，不一而足。马占山将军无能为力，最后百无聊赖，回到北京。那天正好来看王家桢，使我有缘相会，我见他走进来，心里无限崇敬。
我家转到上海后，王家桢一家也转到上海。大弟、小弟约我去玩，三个小男生参观了全国最高的国际大厦、金门大厦，大概上下电梯多坐了一两次，引起开电梯的上海佬怒目相向，上海佬的势利眼，我至今记忆犹新。王家桢请我吃饺子，王伯母最后留下盘中的三个饺子不吃，说要留在盘子里，吃光了太难看。王家桢手不释卷，那天他手中拿着的一本厚厚的翻译小说，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的。此公面貌不凡，亲切中有庄严，令人印象深刻。与王家桢分手后四十年，我应邀到世界新闻学院演说，讲完在人群走出时，一个熟悉的面孔在旁叫住我：“我是世新的老师，我叫王素梅，是王家桢的女儿。”我没想到王家大姐竟跟我相逢孤岛之上！前后四十寒暑，得见父女两代，人世际遇，岂不奇哉！
我在上海唯一常去的地方，就是商务印书馆等几家书店。我早在北京时候，就对商务印书馆等几家书店向往不已，到了上海，亲自去看，十分过瘾。商务印书馆楼上有风渍书大廉价，每本书后面盖个蝴蝶图章，证明为廉价品。我买了不少，大部分是“现代问题”丛书和“新时代史地”丛书。去这几家书店，我必须过桥进入黄浦滩。有一天早上，我在黄浦滩边目击了抢购黄金的热潮，那幕镜头令我终生难忘。原来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政府突然公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了“金圆券”，规定金圆券一元，折合旧法币三百万元，相当美金零点二五元，同时限期收兑金、银、法币。老百姓不准私存黄金，抓到了要要命，于是全国黄金，尽入公有。中国老百姓真好欺负，1935年，实行法币那一次，首先领教了蒋介石政府的厉害。抗战以后，蒋介石政府不能保护人民，老百姓沦为敌伪遗民，日本鬼子为贬低币值，将法币兑换日本军用票或伪钞，兑换率从军用票一比法币二点一，滚成一比十点四，最后禁用法币，全用伪钞。不料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府又将伪钞以伪钞二百比法币一的显然不公道的兑换率，回吃老百姓一口。到了金圆券一元比法币三百万元出现，前后几年，老百姓的私有积蓄全给一一兑光。金圆券最初发行的四十天内，蒋介石政府以纸易金，兑换到黄金美钞逾三亿美金，这是全国老百姓多年战乱的最后劫余，等于大家掏空腰包，都爱国了。金圆券发行同时，又实行限价，物价限以8月19日为准，为保限价成功，蒋介石政府分在上海、天津、广州派经济管制大员督导，检举或查抄投机居奇，扣押或枪决奸商巨贾，雷厉风行，耸动中外。但是，正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所说的，这是想用警察力量推翻经济定律，必无成功之理。很快的，全国就发生了抢购物资的风潮。上海的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被抢购一空，人心惶惶，天下大乱。金圆券高速贬值，贬值得物价不但早晚不同，甚至一小时内都不同。市面商店本来挂上牌子，上写“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同”，后来变动太大，价目表要随时改贴。我在饭店吃碗面，进门的价钱和出门就不一样。前一次价目表上的墨汁还没干，新的价目又贴上去了。这种目睹怪现状，真两千年所未有也！
金圆券发行不到三个月，11月11日，蒋介石政府全无办法了，出尔反尔，又准人民持有金银外币了，并同意以金圆券兑回，但是比率却高于三个月前政府买进的五倍！用的是抗战期间黄金储蓄和美金公债的老套，失信于民，自不消说。但是老百姓即使大吃亏特吃亏，也宁要黄金，不敢再领教金圆券。于是，向黄浦滩中央银行挤兑黄金的大浪潮，就立刻展开。上海那时戒严宵禁，老百姓只好在头天晚上，藏身在黄浦滩四周，或在陋巷里，或在舢板内，等待清早五点的解除宵禁。清早五点一过，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就从四面八方蜂拥中央银行，争取优先兑换。顿时万头攒动，水泄不通。上海警察局派出精锐部队——“飞行太保”，骑在马上，挥动皮鞭打人，可是都无济于事，每天被挤死踩死挤伤踩伤的，随处可见。我去买书，经过黄浦滩，已无法在马路上通过，只有踩着舢板，绕水而行。这种目睹怪现状，也真两千年所未有也！从货币学观点看，金圆券的发行，根本是违背金融基本原理的。政府在根本没有现金银准备金的情况下，大肆发行，是典型的卖空；收兑黄金美钞，又是典型的买空。买空卖空于先，自然出尔反尔于后。最后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作戡乱，以慰民望”的大道理，抢运到台湾，作为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金了。国民党说这些黄金安定了台湾人事，却不说这些黄金丢掉了大陆民心，真会说话啊！
由于战乱遍地，一群群最叫人痛苦的受害者出现了，那就是难民中的难童。难民们在大江南北逃难，许多难童在逃难中丢失了，流落在都市街头。据1949年上海《大公报》统计，慈善团体光在1月9日那天，就收到小孩尸体一百五十五具！10日那天，又收到一百六十六具！这真是惨绝人寰！当时漫画家张乐平以难童为主题，画了《三毛流浪记》，引起大众的重视。宋庆龄在4月4日以“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义，为张乐平举行“三毛原作义卖展览会”，又举办“三毛乐园会”，以收入所得，救济难童。当年的三毛们，是战乱中的孤儿，流亡到十里洋场，流浪在十字街头，靠着一个破洋铁罐——他们唯一的家当，在垃圾堆里捡吃的，或乞讨，或擦皮鞋，或推车子，或偷东西……不管怎么辛苦，怎么奋斗，怎么讨生活，结局却大都是路毙街头。张乐平在1947年年初的一个刮北风晚上，从外归来，路过一个弄堂口，看到三个难童，紧紧地围在一起，中间有一堆小火，他们靠着这点火，取暖求生。张乐平在他们附近站了许久，心里很难过，但力不从心，没办法帮助他们。回家以后，躺在床上不能入睡，心想这三个难童，究竟能不能熬过这一夜呢？第二天清早，他又走过那弄堂，可是三个难童中，两个已经冻死了。张乐平说：“我想到这样冻死的儿童何止千万，我作为一个漫画工作者，决心用我的画笔，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提出严厉的控诉。”自此以后，他从1935年就已定型的三毛画像，便改成了难童的面貌。他的三毛漫画，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也包括了十三岁的我。这一感动，在三十三年后，我出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八期里，犹有余波。在该期封面，我刊出了一幅姐弟难童图片。图片中一个穿破烂黑衣的小女孩，背上背着弟弟，坐在马路边睡觉，两脚赤足，左手下垂，右手拿着一个破洋铁罐，画面凄楚感人。这张照片，是当时在上海的外国记者拍摄到的，收入美国出版的《1949年年刊》（YEAR 1949 SECOND ANNUAL EDITION）。不料在我重新刊出后，国民党警备总司令部管制出版的政工头子曹建中处长却大表不满，他警告四季出版公司的叶圣康说：“这种照片，都是李敖捏造的，用来丑化政府！你们替他发行，可得负责任！”叶圣康转告我后，我哈哈大笑，说：“这些无知的武人，根本不要理他，叫他来找我好了。”后来此事不了了之，我却有感于台湾朝野对人间苦难的陌生，才有这种“误会”。警总的曹处长固然不知人间苦难，但是以关切人间苦难为职志的所谓台湾作家们，又知道多少呢？最谑画的对比是，居然有人以三毛为笔名，整天做的，竟是带领病态的群众，走入逃避现实、风花雪月的世界，这对苦难的真三毛说来，实在是一种侮辱。《三毛流浪记》问世四十年后，我感于三毛的那种悲悯、讽世与抗议的精神，湮没不彰；托名三毛的媚世作品，泛滥于市，乃请老友王小痴以漫画行家的水准，编辑《三毛三部作》一书，由李敖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三毛情结的又一余波了。
1949年1月10日，历时六十六天的淮海战役（国民党叫“徐蚌会战”）结束，国民党大将黄维、杜聿明等先后被俘。整个江北已经全部失守。局势的突变，使爸爸对国民党能守江南的信心，大为动摇，国民党欲求隔江而治皆不可得了。那时候人人逃难、家家逃难，爸爸的北大老学弟张松涵全家，也搬到我家楼下。张松涵是兴安省政府教育厅长，太太戴树仁是国大代表，跟国民党渊源都深，准备逃到台湾。临走前劝我们也去台湾，爸爸同意了。张松涵到台湾后，立刻代我们领了入境证寄来。于是爸爸和我立刻到市区买船票。我家临离上海前，储存的面粉等留给了六叔，又送了六叔一两黄金，所剩全部财产，只有几两黄金，全家九人，每人分不到一两，也就追随大官巨商，朝台湾逃难了。
当时上海已经是用银元的天下，银元有袁世凯像和孙中山像之分，叫“袁大头”“孙小头”，民间自动变成了银本位，金圆券没人要了。市面上的情形是“大头小头，叮叮当当”。爸爸和我在市面上加入客串银元黄牛，兑到船票票价，到船公司抢购，居然买到中兴轮的甲板上船票，非常高兴。上海的房子，以买价的十分之一大廉售，居然也卖掉了。于是一切准备停当，准备再逃难。
上船那天晚上，中兴轮全轮上下，已经挤得颇有黄浦滩挤兑黄金的密度，我背着我的藏书，终于挤上了船。当晚就睡在甲板的行李上。第二天清早，船开了，六叔赶来挥泪招手，就这样的，船慢慢开出崇明岛，远处已经依稀有炮声可闻。从上海到海上，我们又逃难了。
这段时期，爸爸有简略日记留存，极有史料价值：
4月23日
1.和谈破裂，南京人员大部撤退，做官是他们，跑也是他们，受苦的只有百姓。
2.墨林（指立法委员王兆民）、松涵相继返沪。
4月24日
1.松涵忙着找船票，墨林等均飞广东，余则人微囊空，不愿做人尾巴，甘愿做太平民，静候解放矣！
4月25日
1.松涵全家登船。
2.南京已解放矣！
5月5日
1.松涵来信，台湾生活容易，以个人之生活及已往经历，实无去台之必要，但为求一饱或短期内觅一工作，亦有考虑之余地也。
5月6日
1.入境证寄来。
2.决定暂去台寻生路。
3.托人解决房子，由北平而上海，家资已去了大半，此番再去台湾，则一切皆空矣！
5月7日
1.房子问题，居然意外收获，以六两半（指黄金）顶出，六弟尚落一住处，虽然比较顶来，赔累甚多，但以住处换住处，尚差强人意也。
2.购船票，必需金圆券，同敖儿去河南路换金圆券，等同银元小贩，在弄堂内石阶小坐，左手大洋，右手金券，共换得四亿多。
3.购二等票二张，三等票整票三张半票三张，共用去四亿三千多万。
4.通知松涵车票已购得，请到船码头一接，并代觅房子。
5月8日
1.解决木器、米面等项。
2.面十四袋、米四包（原注：二百斤）、零星用品，均交六弟暂用，以渡难关，并予黄金一两，使其安心治病。生此时代，离聚皆不由己，只有听诸天命而已。
3.送行李上船。
5月9日
1.六弟同（送）桂贞等上船，此番去台，为解决困难，在沪之日用家具能带者无不带走，东西多累人，信然。
5月10日
1.晚上船，挨过一夜。
2.次日早六弟岸上相送，以泪洗面矣！
5月11日
1.如期开船，一帆风顺。
2.船上人多得要命、热得要命，后悔来得无味也！
从这十天日记里，一幅乱世流民图已凄然纸上。我们船到海上后十三天，上海就沦入共产党之手——爸爸终于偿了追随国民党到天涯海角的夙愿，虽然追随得如此仓皇，如此狼狈！但是，这下子没问题啦，我李某人再也不“汉奸”啦！